学术论文-中国民族文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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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研究民间口头演述的史诗进而创建闻名遐迩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学派的帕里和洛德二人都是古典学出身。1960年，洛德的《故事的歌手》出版，这是一部从古典学出发、落脚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著作，以其横跨语文学解析与田野作业的双重优势，革命性地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对于古希腊文学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认知，进而创立了解析民间口头诗学的范式。今天，这部书中的思想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21世纪的中国人文学界引起持续讨论，这是由于它为回应若干重要问题提供了烛照：古典学是否可以顺应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是否有可能大幅度拓展其论域？是否有可能更新其主要研究方法？

荷马《荷马史诗》资料图片

古典学对民间文学的影响
　　西方古典学作为一门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学问，一直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它以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前提，以研读传世经典为正途，以语文学分析为看家本领。在这门学问中，荷马史诗被视为西方文学传统的滥觞和最高典范，故而荷马史诗是由谁和怎样创作出来的——也即“荷马问题”，长期以来是古典学领域聚讼纷纭的焦点，还曾引发分辨派（荷马多人说）和统一派（荷马一人说）的持久争论。

　　青年学者帕里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接受了系统的古典学训练，熟稔语文学方法，其学位论文选择以荷马史诗为研究对象。帕里得出两个革命性论断：荷马史诗是“传统的”，而且必定是“口头的”，这不啻向古典学界和文学界宣布荷马史诗是由众多歌手口头创编出来的，天才的盲诗人荷马不存在。这一说法随即招致众多质疑，质疑的焦点主要是荷马史诗文本高度统一，结构精密，不可能出自不稳定的口头演述。帕里消解了荷马史诗的原创作者，将其降格为传统的传声筒，这颠覆了古典学关于荷马“轨范”（conventions）之高级审美和深刻内涵的总结。而这种总结的出发点，是与文学天才的伟大创造力相联系的。诗歌中的程式和重复等成分不是口头创编诗歌的专属特征，无法因此得出此乃口头诗歌属性等结论。
　　在帕里之前的几十年间，西方的人类学（聚焦“原始文化”）、民俗学（关注“民众知识”）、民间文学（重视“通俗文艺”）等新兴学科纷纷出现，开拓新领域，创立新范式，形成一片繁荣景象。布留尔关于早期社会的思维和心灵的研究、拉德洛夫对民间文学的大规模搜集和刊布给了帕里以启迪，他计划在荷马史诗的句法分析基础上用以今证古的“类比方法”，结合当代史诗演述的田野观察，推演荷马史诗在古希腊时代的演述情形。
　　于是，帕里带着他的学生和助手洛德来到南斯拉夫，从民间歌手口中录制史诗，进而通过现场调查，解决口头诗歌的创编问题。帕里超越他的前辈民间文学搜集者的地方在于他细化了案头准备并系统化了田野研究的技术路线。从格林兄弟搜集德国童话故事到拉德洛夫搜集中亚诗歌，基本上只是做了民间口头演述的文字记录和誊写，没有精细考察和验证猜想的步骤。帕里和洛德则立足古典学成熟的文本校勘理念、句法解析技术，利用考据索隐、深挖文义的功夫，建构起一整套口头诗歌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方法。可以说，是古典学方法给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
民间文学对解决古典学问题的作用
　　一般而言，对人类的知识和实践的研究，要么面对文献穷究义理，要么面对活生生的群体或个体，研究人的思想和表达、组织和行为等。人类创造和传承的信息如汪洋大海，而被文字写定的信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当仅靠文献材料无法解决问题时，就需要另想办法。中国学术界从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到后来的“三重”乃至“四重”方法的倡导都可看作超越囿限的尝试。田野研究是人类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领域的重要方法。民间文学具有过程性、场域性、具身性，仅依靠阅读记录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既然荷马史诗文本和其他历史文献无法为解决“谁是荷马”提供扎实材料，那么也只好深入民间，观察“当代的荷马”们的诗歌演述活动，以期对荷马史诗的创编机制、传承规律和接受效果，形成比较切近和深入的体认。
　　帕里和洛德的田野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他们从1933年夏季开始，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田野研究，一共采访了169位歌手，录制了3500张铝制唱盘，还在现场记录了大量采访人与歌手的对话。虽然他们最初的动机是通过以今证古的类比，探查被帕里推定为口头创编的荷马史诗在不借助文字而成为结构完整、语言丰富、情节起伏、故事感人的长篇韵文叙事的奥妙，但在实际的田野研究过程中，还是形成了不少关于口头诗学法则的总结。例如口头演述的文本没有所谓“权威本”，每次演述的都是“这一个”文本；口头诗歌的创编、传播和接受是在同一时空中完成的，其中受众也参与了意义的制造等。这些论断驳正了关于口头演述的文艺不可能产生长篇叙事的诘难，大幅提升了口头诗歌的艺术内涵和历史地位。一句话，口头创编的荷马史诗完全配得上它崇高的艺术地位。从民间诗歌演述传统的田野研究中得出的口头程式理论为理解荷马史诗和其他古代口头诗歌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模型。
古典学的范式转换
　　帕里和洛德的学术实践超越了解决“荷马问题”的古典学旨趣，推动古典学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从只关注精英的书面经典转向同时重视民间的口头传统；从将文学视为天才的创造物转向将文学理解为集体传承的文化实践；从文本分析走向了田野观察和实证研究。这一转换的实质是让古典学从一个高度封闭、壁垒森严的精英学科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具人民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研究为古典学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支撑。帕里和洛德的实践证明，深入活态口头传统现场可以获得仅凭典籍文献无法获得的文化理解深度。
　　中国既有深厚的古典传统，也有着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资源。从《诗经》中的“国风”到各民族世代传唱的史诗，从敦煌变文到地方戏曲，从村头巷尾的传说故事到仪式中的神歌，这些口头和书面交织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古典学与民间文学互鉴互融的深厚基础。进一步说，古典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本质上是文明传承中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二者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书面经典的形成离不开口传文化的滋养，口头传统的赓续也常常与书面经典虬结缠绕。帕里、洛德以卓越的学术实践证明了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进而深刻影响了晚近西方古典学的面貌。中国的古典学建设应当从这一国际学术趋势中汲取启示，走一条面向人民、服务文化建设的新路。这意味着在研究对象上，不仅应关注精英阶层的经典文本，也应重视民间口头传承的智慧结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应继承传统的语文学工夫，也应吸纳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在学科定位上，不仅应追求学术的纯粹性和自主性，也应自觉承担赓续文脉、服务社会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毛巧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文艺力量

作者：毛巧晖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12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纲要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以专章系统论述“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民族文艺以其独特的精神力量担当着不可替代的使命，它不仅是各民族情感与智慧的结晶，更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历史上，“诗骚传统”对少数民族诗人文化人格的塑造、多民族文人群体的交游唱和、文学经典的多民族传播与接受，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有的审美情趣与价值理念。如《诗经·小雅》中的《青蝇》一诗，以“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示警，不仅在华夏诸邦传诵，其所蕴含的劝善惩恶、维护群体和谐的价值观念也被各少数民族所认同，成为他们构建政治伦理、评判忠奸善恶的文化资源。汉代《白狼王歌》的出现，也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融、文化相通”的有力佐证。《白狼王歌》采用《诗经》雅言的三章四言体，诗中“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等诗句，表达了边地族群对中央王朝的“倾慕”之意。唐代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是日，南诏王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南诏王寻阁劝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作为君臣唱和的典型，其诗风、用典、格律皆与中原诗歌一脉相承。《南诏德化碑》虽是碑文，却文采斐然，以汉字书写，以儒家仁政思想为圭臬，阐述立国之道、华夷之辨与归唐之愿。　　放眼当下，各民族文艺作品中亦处处可见中华文化交融共生之迹。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创排的原创大型新编历史剧《解忧公主》以解忧公主离开长安、乌孙和亲、重回长安为主线，深刻诠释“舍我一人去，万家得团圆”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打造“金石交”文创品牌，将朱开沟环首青铜短剑纹样、辽代缠枝花纹等各民族共有文化符号融入铜银器、玉石雕刻等创作，以“金石”比喻各民族坚不可摧的深厚情谊。　　我国的文艺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文化与文明从“多元”内聚为“一体”发展的历史。从《诗经》《楚辞》的多元共生，到唐诗宋词的文化融合；从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的宏伟叙事，到锡伯族万里戍边的驻防题材文学；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锦护臂的出土，到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演绎，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民族文艺被赋予新的时代任务。回望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精品佳作正以饱满的激情书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篇章。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戍边史为背景，展现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在高原》描绘了汉族、藏族结合的茹玛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变迁，展现高原人对人生价值的追问与求索；阿克鸠射的报告文学《悬崖村》以“藤梯之路”“钢梯之变”“天梯之上”三个部分探寻凉山彝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彩调剧《新刘三姐》讲述了新时代壮乡儿女从“追梦”到“圆梦”，建设美好幸福乡村的故事……这些作品既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彰显中华文化的共同底色，在“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中，共同丰富了新时代的文艺图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依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资源，推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民族文艺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极具生命力、感染力的组成部分，它让“五个认同”具象为有血有肉的人物，让宏大的国家叙事融入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在润物无声中滋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当经由艺术演绎的历史以一种浪漫化、寓言化的形式呈现，通过共同想象和集体讲述，必将更有力地助推共同历史记忆的形成。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文艺的方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好“五个共同”的历史故事，让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壮阔史诗，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讲好“四个与共”的命运故事，用鲜活的笔触描绘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人们在审美体验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讲好“多元一体”的当代故事，聚焦民族地区的山乡巨变，书写各族人民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指向“我们是谁”的“元问题”追问，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民族地区的发展变迁中汲取创作灵感，从各族群众的奋斗故事中挖掘创作素材，让文艺作品真正成为人民心声的表达：一方面，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另一方面，要推动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多元”滋养“一体”，让“一体”统领“多元”，用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优秀作品，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经“多元”文化共生到内聚融合“一体”的历史嬗变。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上，民族文艺肩负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神圣使命。让我们以笔墨为犁，深耕中华文化的沃土；以文字为桥，连通各族儿女的心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文艺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甲央齐珍]德格地区格萨尔嘎尔羌姆的历史渊源与传承现状

作者：甲央齐珍

[姚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表演艺术——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视域融合看中国保护实践的路径选择

作者：姚慧

[陈博涵]论元好问与汪元量易代之际的诗史创作

作者：陈博涵

　　摘要：战乱是影响文学书写的重要因素，先后经历13世纪南北方之乱的元好问和汪元量，在创作中以史家之笔关注现实，再次将诗史创作推向一个高峰。“诗史”在这个时代成为士人的创作理念，并在“存史”与“鉴戒”等方面呈现价值。元好问以诗存史、以诗记史的努力，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保护与责任意识；汪元量的诗史创作，坚持道德操守，流露着对宋亡教训的深刻反思。他们二人的历史书写是中国社会由乱趋治的一个侧面，尽管在政治立场和出处进退上，二人存在差异与局限性，但其创作都有持守正道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易代之际;元好问;汪元量;诗史
　　从蒙古太宗四年（1232）窝阔台再次南征金朝，到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命丞相伯颜节制诸路兵马南下伐宋，13世纪中后期的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了两次重要的政治变迁，一次是金元易代，一次是宋元易代。时代巨变往往夹杂着风俗浇薄与文化断续的问题，儒家士人此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有关现实主题的创作，将对历史的反思深深融入情感抒发之中。“诗史”原为描述杜甫诗歌的纪实性书写，但在这个时代，它却成为南北方士人在易代之际的一种特殊的创作理念，表现出“存史”与“鉴戒”两种价值。这里以北地士人元好问与南方遗民汪元量的诗史创作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不同地域士人面对“亡天下”的认知分野。　　一、元好问的存史意识　　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元好问由地方调任汴京，出任尚书省左司都事一职，又称为“省掾”。这一年，蒙古大军踏破河中府，迫近汴京，京城全面戒严，元好问也因此陷入围城之中。次年，他与同僚冯延登、刘祖谦在汴京共同商议编纂《国朝百家诗略》，但由于兵乱，这项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国朝百家诗略》就是《中州集》的前身，它的作者是魏道明和商衡，抄本就在商衡手中，而天兴元年（1232），商衡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牺牲，也使得这项工作难以继续下去。但初期的讨论，对元好问思考如何编纂《中州集》带来积极意义。天兴二年（1233），在蒙古人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金朝最后一任皇帝北渡黄河，出逃归德，元好问等人留守汴京，成为等待宰割的羔羊。随着汴京守将崔立的投降，金朝大部分的官员、百姓成为战争俘虏，并被蒙古大军押解北上。　　在此期间，曾参与编纂《国朝百家诗略》的冯延登、刘祖谦二人均死于战乱，元好问亦亲历了金朝灭亡的至暗时刻，他的老师赵秉文，好友李汾、李献能、雷渊、商衡、麻九畴、王郁，以及同僚蒲察琦、冯延登、刘祖谦等人先后谢世，让他倍感金朝文化断裂的危机感。因此，在元好问被羁管于山东聊城之后，他闭门不出，不断思考首次编纂《国朝百家诗略》时同僚的建议，并从“一代之诗”的角度重新建构金朝的诗歌总集。元好问说：“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1]1所谓“百余年”即指金朝的国祚，自完颜阿骨打建国的1115年至天兴三年（1234）金哀宗自缢而亡，共计一百二十年。但这百余年产生的优秀诗歌作品却在战火中散亡，所剩无几，若不及时加以整理，恐有文脉断裂的风险。元好问的历史责任感与保存一代文献的使命感由此得以彰显，他有意识地搜集金人诗作若干卷，并与《国朝百家诗略》合并，重新命名为《中州集》。“中州”指中原，以金据有中原而代指金朝。从地理范围上说，“中州”相对江南而言的，亦指称北方。在元好问的《自题中州集后》诗歌创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编纂《中州集》有为北方诗歌成就张目的意图。其诗云：“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2]133“0邺下”与“江东”相对，指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元好问借历史上的南北文学之论以映射当下的南北文学格局，在他看来，北方以气见长，南方以韵为高，若从华美与质实的角度而论，南方文学未见得优于北方。元好问在另一首题诗中批评世俗只懂得追逐宣和年间的《淳化阁帖》，而轻视“长沙帖”，不识其中的高妙。诗云：“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2]1332“长沙帖”由精于书法的长沙人希白根据《淳化阁帖》进行摹刻，并增入一些晋唐法帖，摹刻水平之高得到了苏轼、赵构等人的赞赏。元好问以此阐发北方诗歌缺少知音的遗憾。　　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以诗存史”，抢救和保护一代文献。据胡传志研究发现，《中州集》的编选标准并不是诗歌水平的优劣，而主要依据作品在当时的流传状况。为此，他指出元好问的四条选诗标准：一是在入选率上，普通诗人的作品要高于成就突出的诗人；二是选诗时限以金朝前中期为主，不选在世的诗人作品；三是多选濒临失传的诗歌；四是尽量全部收录那些少量传世的诗人作品。[3]这便是元好问“以诗存史”的诗史意识，突出表现为文献的抢救与保护意识，他通过编选金代诗歌总集的方式，为诗人立传，并希望日后能够得到采诗者或史官的重视，传之久远。其诗云：“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2]1334在元好问眼中，战争对文献保存的破坏是最为严重的，不仅很多史料失于战火，甚至那些遗留下来的诗文也因无人问津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所以，元好问编纂《中州集》，其心态是复杂的，这里既有悲天悯人的历史感怀，亦有藏之山林、束之高阁的无奈。元好问不仅要“以诗存史”，还要借诗立传，为普通诗人扬名。他在《中州集》补写的诗人小传打开了诗歌编选体例的先河，清人王士祯称赞这些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4]690。在正史写作中，普通诗人很难进入史官的视野，但元好问《中州集》中的小传却成为《金史·文艺传》的主要写作依据，这体现出元好问“以诗存史”的史学价值。　　二、元好问丧乱诗的春秋笔法　　元好问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乱，一次是1214年的“贞祐南渡”，一次是1232年的“壬辰北渡”。这两次大的人口迁徙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主要迫于金元交战的压力，第一次是金人随朝廷决策而南迁，第二次是金人作为俘虏被押解北上，而后者牵涉金人的亡国之痛，更甚于前者。　　“贞祐南渡”是蒙古崛起之际对金朝的首次征伐而引发的政治事件，这场由成吉思汗主导的对金战争，是金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金主决意南渡之际，北方各地已陷入无休止的争战，人人自危，纷纷逃离家园。元好问南渡之际写的《过晋阳故城书事》是一首带有美刺意味的丧乱诗，内含褒贬，是鲜明的诗史作品。其诗云：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著唐明村。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2]18　　晋阳故城，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始建于春秋末年，后经历朝扩建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重镇。作为五代时期北汉的都城，晋阳曾多次遭遇北宋的围攻，直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国君刘继元投降宋太宗，晋阳遂遭遇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宋史》载，宋太宗灭北汉后，在晋阳周边建设新城，不久将城中百姓全部迁出，并用大火焚烧了旧城。次年，他又下令壅塞汾水、晋水，导致大水灌注晋阳，彻底将其摧毁。[5]62-64北宋君臣之所以如此操作，与他们的风水学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顾炎武记载道，在北汉皇帝刘继元投降之际，议论者认为宋朝的发祥地在归德，属于商星的分野，而太原属于参星的分野。从星象学说而言，参星在西，商星在东，二者在星空中此出彼没，彼出此没，不能同时出现，有对立、不和睦之意。所以，宋人认为北汉与宋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国家强盛，那么这里的老百姓自然就会臣服；如果国家衰落，最先反叛的就是此地。因此，他们建议宋太宗不要在此设置重镇，所以才有了平定晋阳之初的毁城之举。深谙历史治乱之道的顾炎武并不相信宋人的星象学说，他继而分析道，金人发祥于东北，长驱直入而据有中原，是所谓“衰而先叛者”在东北，而不在西北。宋太宗轻信臣下之言而忽略这个北方重镇的建设，是非常可惜的。[6]917　　逃难途中的元好问在经过晋阳故城时便回顾了宋人毁城的这段历史。在他的认知中，晋阳这座地势险峻的城市在唐之前是保护中原的重要军事屏障，而宋人并没有看到它的价值，而是极力打压这里的“戾气”以稳固自己的政权。元好问尖锐地指出：“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据上所言，北汉投降后，宋太宗在晋阳周边建设了新城，“万夫畚锸开连岗”就是对开建新城的描述，但这种新建是别有用心的，一方面宋人在为焚毁旧城做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新城街道规划上用尽心思，用“丁”字形设计，寓意钉住、镇压晋阳的龙脉。元好问认为，这种行为只能证明宋人的无知，他们的做法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好运，相反，东北崛起的金人彻底让宋人失去了中原。回顾这段历史，元好问是有所指的，他不仅批判了宋人毁城的消极举措使中原无可守之重镇，也委婉表达了对金人不能守住北方的不满，而这一切后果的承担者是中原的无辜百姓。“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这里有怨恨、愁苦，也有希望和期盼，是逃难途中百姓的一种普遍心声。　　1232年的“壬辰北渡”，是元好问经历的至暗时刻，也是其丧乱诗创作的一个高峰。“壬辰”即正大九年，金哀宗于该年先改元“开兴”，又改“天兴”，以期中兴国运，时距金亡仅两年。但当年发生在汴京城内的瘟疫，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彻底压垮了摇摇欲坠的金王朝。随着金哀宗的出逃和汴京守将崔立的投降，蒙古大军取得了征服金朝的最终胜利。壬辰之变后，蒙古各路将领在河南地区俘获了大量“驱口”，即战俘，这些人随军队被押解到属地，成为奴隶。　　金哀宗败走归德后不久，元好问作《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以记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2]620-628东狩，无疑是对金主向东突围的讳称。第一首交代金哀宗出逃后的一些传闻，“只知河朔归铜马，又说台城堕纸鸢”，是指金哀宗在东狩过程中得到一些属地军事将领的支持，是好消息。同时，元好问还听说金哀宗在蒙古军的追击下，已困守归德，这是不好的消息。皇帝的行踪本来就属于高度机密，而坊间传闻愈多，愈能显示人心不稳、大势将去的现实。元好问自己也有国祚将终的预感，其所谓“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与其《续夷坚志》所写的“历年之谶”相合，他说：“古人上寿，皆以千万岁寿为言。国初种人纯质，每举觞，惟祝百二十岁而已。盖武元以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乙未为收国元年，至哀宗天兴三年，蔡州陷，适两甲子周矣。历年之谶遂应。”[7]237在第二首中，元好问关注了城内外的战事，“干戈直欲尽生灵”“战地风来草木腥”，堪称史笔。作为文臣，元好问同样贡献了自己的军事智慧，他说：“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在其他三首记事书写中，元好问深刻描写了金亡之际的政治动乱与生存危机。“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使用两个典故以表明朝廷此时已经无可用之才。一个是说“无客”，即忙于救火的人很多，但唯独没有那个建议曲突移薪的人；另一个是说“何人”，即更找不到那些英勇的、奋不顾身的将士可以同舟共济。而现实中不断增加的却是战死的亡魂，元好问感慨道：“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在这个焦躁不安、人人自危的围城之中，与其悲伤，不如考虑如何保全生命。金哀宗出逃后，弃守汴京的舆情不断，元好问曾与同僚商议应对之策，同僚建议以死报国，元好问极力反对，他认为：“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8]2525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不应以“全节”为重，而是要做到以天下苍生为念，才算死得其所。天兴二年四月，身在围城中的元好问写信给时任蒙古帝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以期能够拯救汴京城内可用之才，他罗列了一个五十四的人名单，囊括了金亡之际的主要贤达，算是为保护金源文化竭尽全力了。　　元好问的《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等诗主要记述走出围城之际的所见所闻。癸巳年即天兴二年正月，汴京守将崔立在金哀宗出逃仅月余，便发动政变，自封太师，并于四月蒙古军入城之际，携众人在城外的青城向蒙古投降，元好问亦在随行人员之中，其《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诗云：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2]645　　关于投降的地点“青城”，元好问诗末注云：“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青城，在汴梁城东五里地，曾是金朝初期接受北宋二帝投降的地方，当时宋朝的皇亲国戚都是从这里被掳至北方的。吊诡的是，金朝末年，哀帝东迁，汴京守将崔立也带着金朝的后妃皇族来到青城投降。这种带有因果报应的阐释，让人们对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更易于接受世事的变迁。“谁谓神州遂陆沉”与“兴亡谁识天公意”为层层递进的关系，“谁谓”有追究人事之责的意味，“谁识”是在感慨人事之变，而“青城”则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元好问将自己的兴亡之感寄寓在“青城”这个历史建筑及其有关的历史事件中，以史喻今，蕴含褒贬，从而使情感表达更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　　元好问的丧乱诗以金朝后期两次大的政治事件为背景，以“史笔”客观记录了流亡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由于“壬辰北渡”涉及金朝的灭亡，其兴亡之感要明显强于“贞祐南渡”。从以诗记史的层面上来说，元好问对金朝治道的褒贬显示出创作中的春秋笔法。无论如何，在文化遭受摧残的金元易代之际，元好问以诗存史、以诗记史的努力，均彰显着鲜明的文化存续意识，是对儒家士人精神的有力弘扬。　　三、汪元量诗史创作的批判性　　与元好问的经历相似，南方文人汪元量亦在13世纪的政治变迁中遭遇了亡国之痛，他的诗史创作在记录皇室北迁历史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宋亡的教训，流露出深刻的批判性。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德祐元年，元军在攻下襄樊军事要地之后，顺江而下，势逼临安。在这个过程中，以贾似道为首的宋军主力于该年溃于芜湖，继任者陈宜中亦未能挽救颓败之势。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临危受命，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受太皇太后旨意，与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等人赴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元军大营罢兵讲和。但此行人中，各怀私意，坚持抗争的文天祥遭遇投降派的陷害，被元军扣押。不久，他作为羁押之人，随祈请使一同奉表北上请降。临安城自此陷落，宋三宫亦被押解北上朝觐元帝。宫廷琴师汪元量就在被押解的人员中，也亲历了都城陷落以及皇室北迁的苦难历程，其所作诗歌堪称南宋“诗史”。　　汪元量诗史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批判意识，体现在对贾似道之罪的清算上，其中饱含着对宋亡的反思。南宋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抵抗蒙古入侵的鄂州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南宋末期皇室眼中的肱股之臣，士人眼中的再造师相，影响朝政近十五年。德祐元年，他又临危受命，在丁家洲与蒙古大军交战，之后兵败鲁港，死于漳州木棉庵。不久，南宋朝廷宣布投降。因丁家洲大战直接关联着南宋的亡国，贾似道在死后饱受非议和谩骂，一变为误国误君的权臣。元人修史时，径直将其列入《奸臣传》，反映出宋末元初世人对贾似道的一般态度。　　汪元量身在宫廷，相对而言较易获得朝廷抗元的信息。他在《贾魏公雪中下湖》中写道：“冻木号风雪满天，平章犹放下湖船。兽炉金帐羔儿美，不念襄阳已六年。”[9]9该诗作于咸淳八年（1272）襄阳城破前夕，作者对贾似道战时只顾享乐，未积极组织援救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继而在《醉歌》说：“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9]28从汪元量的角度来看，襄阳之战的失败要归咎于贾似道的消极抵抗。同时代的北方人士胡祗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此人（吕文焕）为宋将，守坡围五年，人心无动摇，镇静如一日。外援不至，仓库将空，又闻与贾似道有隙，不敢弃城内归，故束手出降。”[10]227从咸淳三年（1267）到咸淳九年（1273）的襄阳之战，是元朝国家统一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战役，与先前几次伐宋不同，元军此次吸取蒙哥汗以蜀为突破口的战略教训，改由破襄樊而平宋的方针。元军对襄阳围而不攻的打法，大大削弱了襄阳的抵抗力，直至城破投降。襄阳被围之际，士大夫赵顺孙曾向宋度宗上疏指出襄阳失守的危害性，他说：“今所谓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时可以复襄，今日之事与端平异，不亟援襄，祸至无日。”而一旁的贾似道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书生之“腐语”：“襄纵不守，何至不可立国？遽以亡言，不亦甚乎？”[11]123-124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贾似道并未意识到襄阳防务的重要性，他还完全沉浸在鄂州之战后的战略布局之中，甚至还向皇帝提出了“弃襄以全鄂”的策略。贾似道的一意孤行，招致朝野上下的反对，左丞相江万里就多次建言出兵救襄，吏部侍郎王应麟亦上书陈说襄阳对于长江防务的战略意义，太学生汪斗建更是率同舍生七十余人伏阙上书反对贾似道不积极驰援襄樊的策略。这些反对的声浪中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元军由襄阳而下的企图，而贾似道等人却将战略重心放在别处，这是导致襄阳失守的重要因素。这一事件也成为朝野痛斥贾似道专权误国行径的焦点，汪元量所谓“声声骂杀贾平章”既指代襄阳守将吕文焕言说，又指难以平息的民愤。　　襄阳失守后，贾似道的个人威信遭遇滑铁卢，当朝廷再次命其出师建督时，汪元量作诗道：“奏罢出师表，翻然辞庙堂。千艘空宝玉，万马下钱塘。□许命真主，欺孤欲假王。可能清海岱，宗社再昌唐？”[9]9很显然，这首诗的基本态度是消极的，他大胆质疑贾似道再建当年不朽之功的可能性，并认为即使接受出师，也有欺骗圣上之意。其《鲁港败北》一诗再次以“欺孤”为诗眼，表达对贾似道消极抵抗的强烈不满，其云：“夜半槌金鼓，南边事已休。三军坑鲁港，一舸走扬州。星殒天应泣，江喧地欲流。欺孤生异志，回首愧巢由。”[9]10这首诗以丁家洲大战为写作背景，“鲁港”在今安徽省芜湖市南，是漳河进入长江的港口。从汪元量获悉的信息来看，贾似道此次出师已经失败，并经由鲁港乘船逃往扬州。“星殒天应泣，江喧地欲流”流露出锥心般的亡国之痛，而“欺孤”一词，再次令人看清贾似道那种为人不齿的误国误君行径。丁家洲大战失败后，世人对贾似道的评价出奇地一致。如文天祥认为：“三百年宗庙社稷，为贾似道一人所破坏，哀哉！”[12]125释文珦评其：“顺逆人兽心，成败翻覆手。鬼神不相容，子孙岂能守。”[12]94汪宗臣作诗讽刺说：“宋亡感激忠义多，遗臭如君枭獍恶。”[12]175程朱理学的发达，使宋人的人物品鉴夹杂着浓厚的道德倾向。我们固然不能将亡国的罪责一概放在个人身上，但这种聚焦化的批评趋势确实彰显了宋人亡国情绪的集中释放，这也反映出中国文化注重“人伦道德”建设的现实。汪元量所谓“欺孤”的史笔意义即在于此。　　德祐元年，贾似道兵败鲁港后，随即遭到贬谪，身死木棉庵。次年，元军兵临杭州城下，驻扎在郊外的皋亭山，引起了宋廷内部极大的不安。汪元量诗云：“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垂泪湿铃鸾。童儿空想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若议和亲休练卒，婵娟剩遣嫁呼韩。”[9]12这里确实写出了南宋朝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亡时刻，宫廷内外的万马乱嘶意味着宋兵在积极准备最后的抵抗和防守，而宫中的垂泣之声则渲染了紧张与恐惧的氛围。汪元量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引用多个典故委婉表达了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一是以徐福入海的典故，说明愿意追随已在逃亡中的皇室；二是用张巡骂贺兰进明的典故，寄寓亡国之恨；三是借古代和亲公主的策略，表达罢兵讲和的愿望。而实际上，此时宋廷的投降主义倾向是占据主流的，在他们派出文天祥、吴坚、贾余庆等人和谈后不久，便奉上了传国玉玺和宋恭帝的降表。这一事件标志着南宋国祚之亡，也直接带来了皇室勋贵及后宫人员的北迁，身为宫廷琴师的汪元量亦在同行之列。　　汪元量的《醉歌》组诗描写了南宋投降，元军入杭的过程，被宋末士人刘辰翁称为“江南野史”。①前两首反思襄阳之战，批评贾似道误国，接着叙述元军破襄阳后，顺江而下，直至临安，他说：“淮襄州郡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在元朝强大军事震慑下，谢太后不得不接受对方纳土投降的要求，随后元军主帅伯颜整军入宫。汪元量写道：“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元军入城后，与金朝汴京之破的惨烈不同，不仅宋宗室得到了优待，临安城也基本平静，其言：“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又言：“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然而，这毕竟是亡国之耻，汪元量的书写不可能没有私人情感的宣泄，如其使用“尽”字表达了对满朝高官的讽刺。再如，在谢太后签署归降表时，汪元量诗云：“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其使用“臣妾”一词，并不讳称太后之名，是蕴含春秋笔法的。　　四、结语　　13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金元易代和宋元易代的两次政治变迁后，终于走向大一统。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元好问和汪元量以诗记史，从微观视角完成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叙事。由于他们二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处进退不同，其诗史观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元好问以诗存史、以诗记史的苦心孤诣，意在彰显他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然就其在元代早期所遭受的非议而言②，这种文化上的努力确实有遮蔽失节之嫌。尽管汪元量坚持了高尚的气节操守，但他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对皇室的过度同情以及追求独善其身的思想倾向，与其本有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仍难以统一。无论如何，元好问和汪元量在易代之际“亡天下”的绝望中，都找到了自己持守正道的生存智慧，一个在现实的妥协与隐忍中保存文脉，一个在激进的批判中坚持道德操守，二者都对中华文脉的传承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陈博涵（1981-），男，河北曲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民族文学，中国文学思想史。　　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WXB002）
（原刊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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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连荣高木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