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依据15篇藏族“灰姑娘型”故事,总结出了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三种传承类型,即“基本型”“复合型”和“两姐妹型”。笔者认为,“基本型”(即AT510A)是西藏“灰姑娘型”故事的基本形态;“复合型”是在“基本型”基础上复合了“AT403黑白新娘”等“真假新妇故事群”而形成的新形态;“两姐妹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灰姑娘型”故事,而是属于“灰姑娘故事群”中的一种形态。从影响来看,藏族“灰姑娘型”故事中,虽然“基本型”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复合型”才是占据其主导地位的主要传承类型。
关键词:灰姑娘型;西藏;基本型;复合型;两姐妹型
一、前人的搜集与研究
1. 搜集情况
现代学术意义上有关藏族“灰姑娘型”故事乃至藏族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与19世纪以传教士为主的大批欧洲学者进入受到藏族文化影响区域的学术工作密不可分。比如从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蒙古人居住地(如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和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搜集到的蒙古文和藏文《尸语故事》,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地区(如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等)搜集到藏文书面文本和口头记录的《尸语故事》及史诗故事等。但是这些藏族故事和故事集,从后来出版的国际民间故事研究的成果如阿尔奈-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1961)等著作来看,似乎并没有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足够的重视。换句话说,尽管这一时期已经搜集到相关西藏“灰姑娘型”的故事文本,但最终并没有被纳入世界民间故事研究的领域。
即便进入20世纪,尽管有薛尔登(A.L.Shelton)、赖卫(E.M.Lewett)等人搜集了口头传承的《西藏故事集》(胡仲持译,开明书店,1930)和《西藏怪谈》(远生译,世界书局,1931)以及1961—1990年日本的东洋文库搜集出版了多册拉萨口传民间故事集如《西藏民间故事》等,但这些故事集中并没有收入西藏“灰姑娘型”故事。因此,直至今天,国外学者除了仅仅搜集到《尸语故事》中西藏“灰姑娘型”故事的文献记录,似乎尚未搜集到口传的西藏“灰姑娘型”故事。
实际上,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真正搜集,源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藏族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从目前我国搜集成果来看,主要来自前后两个时期,即新中国初期和新时期的搜集。具体来讲,即20世纪50—60年代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而在各地展开的零星搜集工作,以及20世纪80—90年代基于“三套集成”而开展的大规模的搜集工作。经过这两个时期的不懈努力,这才取得了当下丰硕的成果。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杂志社和出版社,在发表、出版和翻译藏文古籍文献的工作中,也将此类型故事的西藏文本逐渐公开,从而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早期搜集(20世纪50—60年代)的口头故事主要以汉文形式呈现,如《金银花姑娘》(田海燕,1954)、《金娃措和银娃措》(陈石峻,1955)、《巴尔布的三姊妹》(萧崇素,1955)、《善良的三妹》(段宝林等,1956)、《奴隶的女儿》(泽旺仁增,1962);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故事如《赛洛错和玉洛错》(青海民院,1961)、《金花和银花》(王尧,1956、1962)等。这一时期,在藏文出版的故事集中,尤以《说不完的故事》中的《赛姆措与维姆措》为人所熟知。
尽管这一时期的搜集成绩非常显著,但这些故事文本也存在“整理”过多的缺点。比如钟敬文在给一些搜集工作者的“序言”中指出:
在这个异彩纷呈的领域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崇素先生以学者的眼光和文艺家的文笔搜集编著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当时的时代风潮和搜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目的(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密切相关。不过,也有一些作品坚持做到了“忠实记录和翻译”的原则,比如科巴和段宝林搜集的《善良的三妹》等。
到了后期(20世纪80—90年代),民间故事整理本的出版和口传故事的记录更加丰富起来。特别是口头传承的故事从更广大的范围中搜集起来,逐渐揭掉了西藏“灰姑娘型”故事的“神秘”面纱,从而清晰而美丽地呈现出其独特的面貌。这些文本包括收录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省区“三套集成”的省卷本与州县卷本中的众多故事,比如题为《两对母女》的三个文本(西藏卷,汉文)、《赛拉措与柔西甘措》(青海海南州卷本,藏汉文)、《赛拉措和额拉措》等;也包括出版于一般民间故事集中的此类型故事,如《母亲与女儿》(《拉萨民间故事》,藏文)等。
特别要提到的是,1980年西藏出版了收藏于西藏档案局的藏文手抄本《尸语故事》(21章本),其中的第11章就是典型的早期西藏文献记录中的“灰姑娘型”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集早在1964年由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和1967年法国学者麦克唐纳就以藏文和拉丁文对照各自母语译文公开出版。1983年在西藏出版了李朝群的汉文译本。
2. 研究概况
从研究方面来看,较早关注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学者是丁乃通。他在1974年撰写的论文《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中关注了泽旺仁增本、萧崇素本和田海燕本的这一类型故事;之后,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内所列“510A灰姑娘”中,除了采用上文提到的三个文本,还增加了陈石峻搜集的文本与王尧的译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资料的挖掘,国内外对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关注有所增多。比如萧崇素1987年的论文《“灰姑娘型”故事与中国民间童话》中,也提到了他搜集的藏族此类型故事的形态特征等内容。
但事实上,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真正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陈岗龙、林继富、刘晓春等学者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刘晓春从我国“灰姑娘”故事传播的类型特征方面,将西藏“灰姑娘型”列为一个独特的传承类型。我们暂且不论他对该传承类型划分标准的合适与否,但需要指出的是,他所采用的资料即陈石峻搜集的《金娃措和银娃措》,并不是典型的藏族“灰姑娘型”故事。林继富等则从比较汉藏“灰姑娘型”故事情节和文化因子设置的角度,讨论了藏族“灰姑娘型”故事中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他们认为造成汉藏之间主要人物形象差异的原因,于藏族而言主要由于藏族神圣的宗教仪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陈岗龙通过对蒙藏《尸语故事》的研究,特别是最近通过广泛分析世界范围蒙古族“灰姑娘型”故事的特点,阐明了普遍意义上的“灰姑娘型”故事的古老文化内核:两次婚姻代表了从“虚假的”群居婚到真正的婚姻仪式。同时在该文中,作者也深入讨论了西藏“灰姑娘型”故事与蒙古族相同类型之间密切的关系,比如小鸟复活为王妃时,二者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等。
最近所见一篇专门讨论西藏该类型故事的论文,是史文林(Wayne Schlepp)的《西藏的灰姑娘》。该文详细分析了《尸语故事》(21章本)“第11章”的故事情节要素。作者认为该故事及其情节要素具有独特的西藏文化内涵,比如宗教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中的“说教”与空行母思想等要素;同时他还强调,西藏的灰姑娘故事体现了世界性“灰姑娘故事群”早期发展变异中的重要特征,比如很少见于中国其他民族与欧洲,而仅仅出现在中东、伊朗和印度等地的弑母情节等。此外,近年来尚有诸多年轻学子从其文化内涵、民族特色等方面展开了比较研究,也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士毕业论文。
总之,相比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灰姑娘型”故事的研究,西藏“灰姑娘型”故事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二、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传承类型
那么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现实传承情况如何?根据笔者有限阅读所见15篇故事,可以概括出三种传承类型。这就是笔者所谓“基本型”、“复合型”和“两姐妹型”。其中“基本型”只有2篇口承故事,即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的《两对母女》和云南地区搜集整理的《奴隶的女儿》。其他两个类型中前者(复合型)占有5篇故事,后者(两姐妹型)占有8篇故事,比重相差近半。从传承区域来看,前二者(基本型与复合型)似乎“稳居”于西藏腹地,而后者(两姐妹型)似乎“流落”到了藏族文化的“边缘地区”。即前者以拉萨—山南为传承中心,而后者主要传承于康区和安多。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目前笔者有限阅读中所见记录文本呈现的现状而已。事实上,前两个传承类型,特别是“基本型”也广泛传承于安多和康区藏族中,笔者年幼时也曾从本村(属于安多的大小宗喀地区即河湟谷地)老人口中听到过与该类型相似的故事。这说明该类型在安多地区也早有广泛传承。同样,从云南搜集到的《奴隶的女儿》,也说明了它在康区早有传承。
在此,我们先列举三种传承类型各自的典型情节基干。之后,就其形态结构的变异特点稍作补充分析和解释。
1. 基本型
“基本型”,我们选择嘎玛桑培与巴桑旺杰讲述、传承于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的《两对母女》(文本之十一)作为代表。该故事由欧珠平措1990年10月采录于桑日县姜乡,由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根典次仁翻译。其故事情节如下。
母亲带一少女艰难度日,邻居女魔母女引诱少女留居其家,女魔之女乘机用石磨杀死了少女之母。
女魔母女抢夺其财富,并迫使少女成为女仆从事放牧、捡牛粪等劳役。
母亲变为黄牛帮助照顾少女健康、美丽地成长,女魔母女得知少女变美缘由后,女魔之女模仿放牧失败而准备杀掉黄牛。
黄牛告诉少女要取得自己头、身体和腿脚上的一撮毛,并将其藏匿于隐蔽角落。
邻国王子选妃举行歌舞表演,女魔母女安排少女分拣混杂的青稞和油菜籽,她们自己前去试运气。
一只鸽子飞来令少女从角落取出美丽衣饰穿戴后去看表演并告诫其早些返回,鸽子则帮助分拣混杂物。
次日,女魔母女又给少女安排了分拣混杂物的工作后去看戏,那只鸽子又来帮助少女并让她去看戏。
王子被少女美貌与高贵的举止吸引,迎入王宫举行婚礼过上了幸福生活。
女魔母女回家发现不见了少女,追赶飞向天空的少女母亲时坠入峡谷摔死。
上述“基本型”与世界各地其他同类型故事相比,最明显的差异是缺少了“试鞋”母题。产生这个情况,也不能排除讲述者的遗忘或翻译者的缺译等原因所导致的可能性。因为其他同类型故事文本如《奴隶的女儿》中,也保留着这个母题。不过《奴隶的女儿》中,虽然采用了“试鞋成婚”的难题,但总体上来看,“整理成分”似乎有点过多了。首先,它将“神鞋”设定为了王子自家的宝物;其次,它是在王子“射箭选妻”难题失败后,以又一“新难题”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设置不太符合民间故事“难题”设定的一般法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2. 复合型
复合型,我们选择次仁多吉1991年7月搜集于拉萨市尼木县同巴乡格派三村的扎西旺堆讲述的口承故事《母亲与女儿》作为代表。该故事与书面传承的《尸语故事》(21章本)中的“第11章”非常相似。由于书面传承本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而被大家所熟知,这里就选择该类型的口承记录本予以介绍。此外,属于该类型的故事还包括了《两对母女》的两个文本(即文本之九与十)与《巴尔布的三姊妹》(文本之三)。其故事情节如下。
富强王国中母亲带一少女艰难度日,受邻居罗刹母女蛊惑,少女以治病为由害死了自己母亲。
罗刹母女吃了其母并抢夺了她们的美丽衣服佩饰,少女成为罗刹母女之女仆从事放牧、捡柴劳役。
母亲转世为黄牛帮助少女健康、美丽地成长,罗刹母得知少女变美缘由后,令自己女儿模仿放牧失败而准备杀掉黄牛。
黄牛告诉少女要取得牛皮和四肢作为自己的份子,并将其埋藏于牛圈的门槛下。
王国中举行表演集会,罗刹母女安排少女做完家务后去放牧,自己则前去看表演。
少女做完家务去放牧时,在牛圈门槛下发现美丽衣饰和靴子,她穿戴后也去看表演。
少女担心被罗刹母女发现,着急回家抄近路过河时掉了一只靴子。
次日罗刹母女走后少女再去集会处,看见国王的大臣们拿一只靴子让女孩们试穿来选王子妃,罗刹女儿试穿失败,少女穿上靴子后被迎入王宫。
不久罗刹女儿入宫假装为自己过往虐待少女而道歉,并套取怎样服侍国王、王后、王子、大臣、王子之马和狗的办法,王妃知其假意,故意反说。
罗刹女儿借故与王子妃换衣比美之际,将其推入花园中水池,自己假扮王子妃回宫按照前番所教服侍,引起众人不安。
仆人饮马时被马带到花园池边,听到小白鸟问询前后王子妃哪位慈悲,并将此事汇报给了王子。
王子来到池边,小白鸟显出王子妃原身告诉了事情原委,与王子商定除掉罗刹女儿的方法后化为小白鸟飞走。
四月十五日王国举行大法事,小白鸟从彩虹中飞来变化为王子妃,假王子妃因嫉妒而现出原形,五位大臣将假王子妃推入九层深洞活埋。
王子和王子妃、国王和王后以及大臣和百姓全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子妃假扮罗刹女儿返家,以邀请罗刹母去王宫居住为借口,设计使其被坍塌的屋顶压死。
该文本与其他藏族同类型故事文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并未强调少女去看表演前完成“难题”的艰难程度(即分拣混杂物),而仅仅作为一般日常工作处理(不过,这里也明显表明了不让少女去看表演集会的安排——令做完家务后去放牧)。而在该类型的书面文本即《尸语故事》(21章本)中的第11章中,却如其他“灰姑娘型”故事一样——安排了“分拣青稞与白芥子”的高难度题。另一方面,它也缺少了书面文本中的诸多文化因素,比如“复活仪轨”等等。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之间的情节几乎完全一致。此外,《巴尔布的三姊妹》的前半段(第一回合)中,虽然人物设置类似与下文提到的“两姐妹型”——缺少了长辈父母的角色,但从故事整体上来看,依然属于由前后两部分内容组合而成(两个回合)的该传承类型。
3. 两姐妹型
两姐妹型,我们选择德格木刻本《尸语故事》中的《赛姆措与维姆措》作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搜集到的同类型口承故事,如《青海海南州民间故事》(州卷本)中的《赛拉措和额拉措》和《赛拉措与柔西甘措》也非常有特点。但笔者觉得,这些口承故事在主干情节的设定上,与其他同类型文本稍有差异,故在此选用书面文本中的典型文本为其代表。此外,属于该类型的故事还包括了文本之一至四,以及六与七。其故事情节如下。
国王为自己的两位公主安排一女仆服侍,魔鬼女仆意欲杀掉公主继承王位。
女仆借故带两位公主去湖边游玩之际,以比赛谁的碗浮于水面之诡计,迫使沉掉金碗的长公主跳湖自杀,又带上沉掉银碗的小公主逃往邻国。
长公主被龙王娶为龙王子之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邻国举办热闹集会,为三位王子射彩箭选妃,彩箭射中小公主却被魔鬼女仆抢走,小公主成为魔鬼王子妃的女仆从事牧羊工作。
魔鬼王子妃害死了大王子和二王子并吃了他们的心脏,又欲伤害小王子。
小公主受其虐待向淹死姐姐的湖诉苦求助,姐姐出湖安慰、赐食,生活逐渐转好。
魔鬼王子妃得知小公主健康成长的原因,模仿小公主去放牧并持斧欲杀其姐,令小公主照顾生病的小王子。
小公主担心姐姐性命在给小王子洗头时落泪于脖颈,在小王子询问缘由时,她说出了魔鬼王子妃的所作所为。小王子与小公主商定杀死魔鬼王子妃的办法。
魔鬼王子妃坐在动过手脚的座位上时,掉入九层深洞,小王子与小公主填土掩埋、建塔镇之。
小公主成为小王子之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上述情节结构与文本之一、二、四、六和七基本一致。但如上文提到,也有个别故事与该文本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赛拉措和额拉措》(文本之十二)中,并没有小公主的“婚姻”故事。故事的最后,小公主借给父亲洗头之际告诉了事情原委,与父亲设计杀死了魔鬼女仆,父亲和两位公主(长公主砍伤的头部被父亲治愈后)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赛拉措与柔西甘措》(文本之十三)中,人物角色设定中只有女主人公与女仆两位;家庭设定方面,也仅仅是富裕人家而并非王族;此外,在主干情节设定上,还采用了常见于其他民族的“灰姑娘型”故事中,女主人公死而转生为金纺锤、成为邻居家的姑娘、再通过神奇法术克服困难与王子见面,最终与王子设计杀死假王子妃的情节等。从这些“后续”复杂情节设置来看,它又与萧崇素整理的《巴尔布的三姊妹》类似。《善良的三妹》(文本之四)虽然也以婚姻作为少女成熟的叙事方式,但其中掺杂着“AT440青蛙王子或铁亨利型”故事;从故事后半段姑娘婚后生子、被大姐杀死又得以复活等情节来看,它又完全进入了“真假新妇故事群”的叙事模式。由此可见,该传承类型的藏族口承故事,也受到了其他民族“灰姑娘型”故事以及其他故事类型的深刻影响。
三、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形态确认与批评
上文中我们依据故事文本的情节结构,罗列出三种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传承类型。那么,在划定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传承类型时,我们到底需要观察该故事形式结构方面的哪些因素呢?或者说,我们区分传承类型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划定传承类型时,除了考虑故事的情节基干这一主要因素外,还需要顾及故事的缘起(即为什么要讲述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设定(或原生家庭)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如何确认藏族“灰姑娘”故事类型的基本形态问题,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基本型”和“复合型”两个传承形态中,到底哪个才是该“灰姑娘型”故事的“最初形态”呢?本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可能关系到“灰姑娘型”故事中“原型”形态的确认乃至一连串故事文本的去向问题。
1. 基本型与复合型——基本形态的确认
在我国,自钟敬文(1991)概括出“灰姑娘型”故事的八条主干情节后,其“复合型”就自然而然地被确立成了“完全型”(即完整的故事形态)。之后,金荣华(2013)通过编辑中国各省卷本故事集成中的类型索引,虽然沿用了AT分类中的“510A灰姑娘”的类型名称,但依然沿袭了钟敬文总结的结果,最终将其完全固定了下来。事实上,不管是钟敬文还是金荣华,他们对此类型完全形态的理解,依然是持保守态度的。钟敬文用“或无以下情节”的方式将两部分内容连接了起来。金荣华虽然也以“有时这则故事还有尾声”的方式,表示出一些犹豫;但从总体描述风格来看,实际上他依然将其直接划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即将此完全型看作了其基本形态。这种确立和划定,对我国学者认识该故事类型,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他们确认“完全型”(复合型)为灰姑娘故事的基本形态,也有其合理的事实根据。因为从整个中国乃至亚洲晚期传承的该类型故事文本的数量来看,其中占据绝对优势的仍然是该“完全型”的故事。
但我们知道,不论是在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7),还是在阿尔奈-汤姆森的《民间故事类型》(1961),甚至是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中,都将该类型限定在少女经过“试鞋成婚”过上幸福生活作为故事的结束点。而并没有与“AT403黑白新娘”“AT408橘子姑娘(三个橘仙)”“AT433D蛇郎”等属于“真假新妇故事群”中的故事类型复合而成的情形,确认为其“基本形态”。
那么,“AT510A灰姑娘”(基本型)仅仅由于是欧洲地区的主要传承类型,从而才被设定为其基本形态的吗?事实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即便是在亚洲地区,也可见到该传承类型(即基本型)故事文本大量存在的历史与现状。比如自9世纪汉文文献记载的《叶限》,到晚近搜集自我国各地、各民族与东南亚的该类型的众多文本中,它同样占据着一定的数量。特别要指出的是,该“基本型”也大量传承于与藏族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东北部。比如20世纪80年代搜集于青海省湟中县的回族故事《川草花与马莲花》和甘肃省合水县的汉族故事《白女和黑女》等,就是典型的例证。而且,从青海省民间故事集成卷本中关于《川草花与马莲花》传承区域的图示可见,该故事广泛传承于多民族杂居的大小宗喀地区(即河湟谷地——湟水与黄河流域的青海省东部与甘肃省的东北部地区),乃至于整个西北地区。
由此,我们认为,确认一个故事类型的基本形态,还应该考虑到该类型设定的“缘起”问题。也就是说,确认一个独立的故事类型应该要考虑该故事的“教育意义”。那么单纯的灰姑娘故事,实际上想要表达的仅仅只有一个目的:讲述可怜少女如何经历艰险磨难通过结婚成人的故事。鉴于此,我们认为“AT510A灰姑娘”(基本型)才是该类型的基本形态,而并不认为以讲述“两个目的”方式复合而成的“完全型”(复合型)是其基本形态。
2. 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基本型与复合型的形态确认
尽管我们从上面举例可知,藏族的“灰姑娘型”故事中的基本型只有两个例子,而且在情节结构上也并不是那么完美,但它仍然是存在的。而流传于西藏腹地的“灰姑娘型”故事,主要是由基本型(AT510A)与“黑白新娘”(AT403)、“蛇郎”(AT433D)和“橘子姑娘”(AT408)等类型——即“真假新妇故事群”复合而成的复合型故事。这类故事例子较多,而且也完全符合钟敬文等学者确定的中国“灰姑娘型”故事的“完全型”。因此,我们认为“AT510A灰姑娘”是藏族“灰姑娘型”的基本型(基本形态),而把两个部分内容(即AT510A与“真假新妇故事群”)复合而成的类型,称之为复合型,认为它是基本型的发展形态。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在亚洲地区不知何故,二者(基本型与“真假新妇故事群”)很早就复合在了一起。而且这种“复合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亚洲地区成了压倒性的主流传承类型。特别是在藏族的“灰姑娘型”故事中,这种复合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有可能受到了印度故事的影响。因为印度的“灰姑娘型”中,在第五条“与王子的结婚”和第六条“盐巴的价值”之后又增添了一条(第七条),“当王子来迎娶新娘时,继母隐藏女主人公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子,但是鸟、猫等揭穿了替代者”。可见其中也包含了“真假新妇故事群”中的故事内容。
总之,正如以前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关敬吾,我们也坚持认为:单纯的“灰姑娘型”故事(基本型)就是少女以“结婚”作为成人的通过仪礼的反映,其也是基本型故事被创造、长期流传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在西藏主要传承的复合型“灰姑娘”故事中,第一个回合是,母女家庭中母亲被害死去,通过转世成为黄牛神奇地帮助处于女仆地位的少女令其获得幸福婚姻生活。实际上,它讲述的正是“少女通过婚姻成人”的故事。第二个回合是,已婚女子靠自己的神奇复活或转世,联合王子杀死冒充者而最终获得幸福的家庭生活。其中讲述的正是“真假新妇”之间“嫉妒和复仇”的故事。因此,可以说它是由两个类型结合而成的“复合型”故事。
3. 两姐妹型——“灰姑娘故事群”
同时,在确认“灰姑娘型”故事的类型时,我们觉得还需要强调可怜少女的“原生家庭”的背景因素。在“原生家庭”中,以母女为主而母亲死后女儿寄人篱下艰难成长的过程,是该类型故事的核心情节;相反,若以父女为主或双亲缺席受同辈女仆(或坏姐姐)控制下的少女的成长,则呈现出另一类少女成长故事的特征。
我们所谓的藏族“两姐妹型”从其“原生家庭”情况来看,就属于后者。即在人物关系设定上(原生家庭),它是父亲与两个女儿的家庭或双亲缺席状态下的女仆(或坏姐姐)与少女。小女儿得到成为龙子妃的姐姐的帮助,与小王子合计杀死伪新娘(假王子妃),最终成为王子妃,过上了幸福生活。因此,我们认为“两姐妹型”故事不应该属于“灰姑娘型”故事或者说在其中不够典型。而只能说,它属于以讲述可怜少女经历艰险磨难赢得婚姻而得以成熟为主题的“灰姑娘故事群”(The Cinderella Cycle)中的故事型式之一。
一直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两姐妹型”也是“灰姑娘型”故事,因此给予了广泛关注。但我们认为,这个故事似乎仅仅讲述了复合型故事的后半段内容。当然,“两姐妹型”与完全反映“争夺丈夫”的“真假新妇故事群”中的故事还是有所不同。前者(两姐妹型)依旧是未婚少女的主人公讨回自己命定的新郎的故事,而后者则是已婚妇女夺回自己的丈夫的故事。即前者仍然属于“少女通过婚姻成人”的故事,而后者则属于“同性嫉妒—复仇”为主题的故事。
或者也可以说,在后半段,这两类故事之间才有了部分重合,即主干情节方面存在类似内容。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依然是两种故事。因为,对于听众或读者来说,相较于故事情节的相似性,主人公“原生家庭”的设置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在其后续发展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进展和变化更令人期待。
结语
从藏族传承的“灰姑娘型”故事文本来看,主要表现为三种传承类型,即基本型、复合型和两姐妹型。
基本型的故事文本虽然也能在藏族见到其身影,但数量相对较少。不过,我们依据“灰姑娘型”故事“创立”的初心和缘起(以母女为原生家庭中的少女在母亲“灵魂”帮助下经历艰险磨难通过幸福婚姻得以成熟)认为,它依然是该类型的基本形态,而且在藏族中它也顽强地坚守着其独特个性和传承阵地。
复合型(完全型)是基本型与“真假新妇故事群”用两个回合的方式结合而成的新形态。虽然数量不多,但它占据着主导地位,即它是藏族“灰姑娘型”故事的典型样式。也即,这种完全型“灰姑娘”在藏族中的传承情形,也与它在我国其他民族甚至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总体表现特征相一致,即不仅传承广泛久远,而且一直占据着“灰姑娘型”故事的核心位置。
两姐妹型虽然在藏族中搜集的数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它并不属于典型的“灰姑娘型”故事。事实上,它更靠近“AT403黑白新娘”等“真假新妇故事群”,即与复合型故事中的后半段内容比较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它属于以“少女经历磨难成婚而得以成熟”为主题的“灰姑娘故事群”中的一种故事型式。
作者简介:李连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木立子,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外籍专家。
(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5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