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章-中国民族文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资源分类

　　AI的话题近来大热。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纷纷从各自理解出发，尝试探索其工作原理，揆度其辅助人类开展各类搜罗资讯、归纳要点、编制文档的能力。按我的理解，人工智能与语言的关系，大抵是工具与对象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同时可以理解为技术与人性的深度结合。　　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信息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处境。有人认为，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趋于成熟（约10万年到5万年前），人类社会的模型就大致按照“社会协作强化—生存空间扩张—生态干预升级”的路数发展。为了克服语言的局限性，人类克服种种困难，发挥各自聪明才智，先后发明了象形、表意和表音等不同的书写系统，使得“口说无凭”的语言有了符号化的形式。诚然，文字是一宗伟大的发明。没有文字技术，光靠口头传承知识，小到纳米技术大到航母巡游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话说回来，人类思想的深邃程度和知识的深广程度，也是和语言共生的，“语言和思维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没有语言的发展，就没有文明的进步，也不会有今天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成就。　　人类说话的能力（体现为“口头性”）很不简单，不过学术界对口头性的认识，是书写性形成之后很久的事情。有了书写技术，人们才重新认识口头性，研究口头传统逐渐成为人文学术的一个专门领域。至于文字，作为从语言中生长出来的符号系统，它的独立性和系统性都是相对的。当然，语言和文字的媒介属性不同。雅各布森说，音声符号在时间维度中展开，视觉符号在空间维度中展开。这种彼此不同的时空属性，就让这两种不同的信息技术具有不同的运作规则。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造力的涌现。　　在以往的人文学研究中，学者对语言的认知，倾向于注重其工具性维度，多少忽略了使用者在语言使用中留下的痕迹。比如语言的文学性使用。伟大的作家通常都被认为是语言的巨匠，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个性化语体风格，往往成为他们艺术造诣的重要表征。在个人风格之上，有时还会呈现出地域性聚集现象，如20世纪上半叶的京派和海派文学的形成。民间口头文学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在学术研究中，其地域的、方言的语体风格会被仔细标注，但极少有人会认为在无文字社会或口头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口头诗人也可能拥有其个人化的语体风格。思想家本雅明说，一个民间的故事讲述人就如同一个陶器工匠会在陶坯上留下痕迹一样，会在其故事讲述中留下自己语体风格的痕迹，所以故事讲述人本质上是一个“匠人”。本雅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即便是社会成员共享和通用的工具如语言，仍然会因为使用者的不同，而具有其工具的标准化和通用化之外的个体性因素。这触及语言的另外一个属性：语言是思维的外化形式，而思维是语言的内化运作。人的大脑不是一个容器，听到什么就能够复述什么。听来的信息要经过内化，消化吸收之后，才能再讲述出来。语言表达是身与心的同步调用。既然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存在，每次讲述当然也就是独特体验和感悟的表达。这也就是“帕里-洛德理论”所说的，口头诗人每次演述的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首歌”。　　在漫长的语言演化进程中，无数使用者的艺术创造力和诗性智慧都渐次沉淀在口头传统中，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语言传统的宝库。所以，迄今为止的人类语言，以其难以想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承载人类一切思想和知识成果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困惑。语言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又似乎是外在于个体的存在物，它以多种方式对人施加种种影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就推定，语言会影响使用者的思维模式和对世界的认知。这就是说，语言不仅是“载体”，是“物质外壳”，还是“塑造者”。　　当人们把脑海中的想法以文字形式写在纸上时，就是通过将语言符号化和外化，进入了信息传递流程。那么，在推进脑机接口的今天，语言的规律、符号的特性、介质的形态都发生了新的变革。语言能力是人类生物进化形成的信息交流方式，而书写技术和印刷技术则更偏重工具和技术进步层面。来到数字媒介技术时代，生物性和技术性之间的界限重新变得模糊了——脑机连接在方向上是打通生物性与技术性之间壁垒的试验。至于能否成功，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语言的深刻理解。人工智能的核心交互媒介是语言，语言在丰富性上是远大于文字的。举个例子：在口语交流中，特定表情和腔调配合特定语词，就会产生多种不同的意思。光靠识别和读取文字，人工智能无法正确理解说话者的意思。长期从事口头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语词艺术的演述中，那些言近旨远的表述，比兴的精妙用法，“传统指涉”（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抽象法则，“俭省”（thrift）的构造轨范，程式性“大词”（bigger word）的随时调用，都是口头艺术家的拿手本领。在这种本领的加持下，艺术家所营造的是一个多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意义是在“协商”和“共谋”的关系中完成传递的。表演者或旁敲侧击，或直抒胸臆，或皮里阳秋，或爱憎分明，听者或莞尔，或颔首，或捶胸顿足，或前仰后合，演述人的个中委曲，受众已悉数了然，交流达臻化境矣，这种了无滞碍的交流之默契，目前的AI显然还无法做到。　　总之，人工智能目前主要通过文字材料来理解世界，这面临很多挑战。人类的语言更侧重口头性、听觉、过程性、互动性等维度，而文字与视觉、空间、符号化等相联系，所以在言与文的两种交流之间还有鸿沟。若是让我展望的话，我认为AI的未来，在多模态AI（multimodal AI）系统中，通过大量视觉（如识别表情）和听觉（如分析语气）的训练和积累，应该能逐渐弥补目前AI在解读“弦外之音”等微妙处时的短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

[郭翠潇]寻找非遗“出圈”“出海”的内生动力

作者：郭翠潇

　　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受访青年感觉近些年非遗更火、更“出圈”了，爱上非遗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24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陕北说书随《黑神话：悟空》游戏火到海外；云南楚雄彝绣服饰亮相2024巴黎时装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融入了时尚设计，从传统赛装节的“乡村T台秀”走上了国际舞台。当这些“出圈”“出海”的非遗项目再次呈现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2024“青年文化跨年夜”主题传播活动的舞台上时，毫不意外地牢牢锁住了青年人的目光。

《彝绣·华服尚锦》节目中，表演嘉宾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主办方供图
　　就在不久前，另一个非遗“出圈”“出海”的重要事件受到了更广泛人群的关注和热议，那就是“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这个影响最为广泛的中国传统节日成为人类共享遗产。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非遗“出圈”“出海”，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积极发挥创造力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不断为其注入活力。这一“出”一“入”看似不太相关，其实是一体两面，都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
　　不论非遗“出海”还是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目的都是为了提升非遗的可见度。非遗“出海”是在空间维度上提升非遗的可见度，让创造传承于中华大地上的非遗被更多国家的人们看见；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是在时间维度上提升非遗的可见度，让世代相传的非遗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被看见。而提升非遗的可见度则基于对非遗功能和价值的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序言中有精当的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作用不可估量……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遗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我们较为熟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设立，也正是为了提升非遗的可见度，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促进对话。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最终目的是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因此，重视非遗“出海”，我们不应只重视其对中国非遗展示宣传的“名片”作用，还要重视中国非遗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对国际层面非遗保护的贡献，对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贡献。同样地，当我们倡导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在设计、制作、销售或享用非遗文创商品的时候，也更应关注这些非遗的创造传承社区和传承人能否从中受益。
　　当我们看到闪耀巴黎时装周的楚雄彝绣服饰绽放在2024“青年文化跨年夜”主题传播活动舞台之时，不应忘记这些华美刺绣的绣工可能是一位残障人士，可能是一位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非遗与创意产业的结合，不但整体上提升了非遗的可见度，促进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也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让更多不便外出务工的人群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促进可持续发展，建设人类持久和平，是激励非遗“出海”、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内生动力，也是非遗保护的内生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朝戈金：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作者：朝戈金

　　
　　
　　
　　各位领导和来宾，敬爱的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会议请来两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强调在文物文创和文化的事业中，不能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非遗保护公约中有关于非遗的定义和范围的说法，不过这里我们可以把非遗简化为一句话：非遗就是老百姓的知识和实践。
　　我们都知道博物馆主要是陈列文物的。文物是人类文化艺术创造、工艺水平、科技能力的某种结晶。那我们后来在保护文物之外又推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就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属性上是过程性的，是实践性的，它是在物之外的关于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文化内涵的一种理解。
　　我们都知道，文物是客观的存在，它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产生在历史中，又幸运地保留了下来，让我们后来者能看到人类往昔的能力，艺术创造的能力，科技的能力等等。非遗不一样，非遗是与当下活生生的人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人就没有非遗。非遗的这种实践性和过程性，让非遗具有了更多的人性的温度。非遗是人民大众的知识和实践，这可以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密切结合起来。我们要去了解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艺术创造和精神追求，所以保护和研究非遗，在今天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文物是物质性的。非遗是理念和实践，所以是活态性的。过去，博物馆主要偏重于物的陈列；晚近我们在谈到非遗和非遗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人本身和人的实践性，这就让“物”具有了我们原来所没有观察到或者没有感受到的那样一些维度和特点。比如说，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一件古代乐器，我们看到了“物”；但如何制作、弹奏、欣赏这件乐器，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物之外能看到物的操演和使用，譬如通过由人来演奏乐器，弹奏出悦耳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在文物保护法之外，还要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我们才会意识到其实“物”只是我们看到的事物的一个方面。
　　于是，今天的博物馆观览热潮和非遗保护热潮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对人类创造的结果（例如文物）的保护，也看到了对人的活动过程的关注。而且这个过程中是有心灵，有审美观念，有情感表达。当然，非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跟工艺美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具体的成品，比如在座的铜雕大师朱炳仁先生制作了很多非遗的产品，它们是以物的形式呈现的。其实还有很多非遗项目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口头叙事，比如我们讲的故事，演述的史诗，举办的仪式和表演，这些都不是物，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在实物和意念之间，我们看到了人类活动的复杂性，精神的复杂性。一个文化的魅力，尤其是它的创造力，往往体现在这里。
　　当下，网红到处都有，自媒体很流行；他们的个性化体验和私人化叙事，与过去集体化的表达方式很不相同，带入了个体的眼光，个人的情感。因为更注重普通人的视角，也就更具有人性的温度。今天我们呈现关于文化和文物的理解，也应该注入更多人文的因素、人性的温度，从而让这些文物变得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更富有生命力。
　　今天我很高兴看到全国博物馆文创联盟的成立。以往的文创更偏重于某些特别精巧的物品，也注重这些物品的实用价值。今后在文物、文创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可能要更多考虑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看到的是精美的瓷器，瓷器背后有从高岭土到拉坯到上釉再到烧制等等一系列环节。这个过程以往在文物陈列中是不容易观察到的。今天有了高技术的加持，去体察这个过程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今后的大趋势应该就是多方面运用更新的技术手段，更全面地、比较完整地呈现人的精神风貌、人的思想感情和人的艺术创造的过程。面向未来的文创事业，不仅要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要有一个更长的全过程的发展需求，从呈现物到呈现人和人的活动过程。
　　晚近一些博物馆就很注重引入体验类活动。比如让观众去参加陶器烧制活动，大家从和泥开始，直到完成器皿的烧造。通过亲身参与制作过程来体验和体会人类创造的快乐，体会如何通过特定的观念给泥土赋予了温度和美。
　　我眼下特别希望文创联盟今后将传统的制度化的博物馆体系和晚近飞速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结合起来，进而和新技术手段结合起来，让我们能更好地、确定地、细致地去了解我们的先辈们和我们当代各族人民的伟大生活智慧和艺术创造。让我们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多少介入到生产的过程中、创造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极大愉悦和满足。同时，各民族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优秀文化遗产，只有通过更全面的技术手段得以记录、保存、呈现、传扬，我们的文化传承才能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2024年的中国与世界】朝戈金：在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拉扯中站稳脚跟

作者：朝戈金

　　今天，随着人类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流动性”（mobility）的增强，“全球性”(globality)日益成为绕不开的话题。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的提出，就是对全球性的生动描述。
　　作为主要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学者，我经常会面对有不同来源但在内涵上又彼此相近的概念。例如folklore，民俗或民间传说。Vernacular，方言土语或土风的。Local，地方的，在地的。Indigenous，本土的，土著的。Aboriginal，原住民，土著的。Native，土著的，当地的。
　　格尔茨著名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一般指人们为适应当地的自然和文化环境而创造、使用和发展着的知识体系。这样说来，地方性知识就同时具有时间的和空间的维度。地方性概念的产生，大抵是因为有了超越地方性的视域，这就像有了外来者，才有原住民概念一样。今天，全球性越是膨胀，地方性的价值才越得到重视。技术的进步和文化朝向“标准化”的趋势，与全球性形成正相关关系，不过凡事都有个限度，急剧膨胀的全球性也会催生地方性的发展，激发人们对地方性的追求。
　　我国是地方文化书写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度。汉代的《越绝书》，晋代的《华阳国志》等是早期的代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类包含有地方文化书写内容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地方性这个概念，带有空间属性。而实际上支系性文化的形态和内涵要复杂得多。信仰体系、方言周圈、饮食特色、生计方式、族群范围等，都可以是支系性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大的自然或文化生态系统，也是这类文化研究的合理限域，如黄河流域文化或运河流域文化，藏彝走廊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不仅按照不同标准和理念分出诸多圈子来，在一个文化圈内部，往往还要分出层级来。列宁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是从阶级论立场出发的论断。在国外的文化研究中，还可见有高等次文化和低等次文化（high culture vs low culture）的区分，此外还有流行文化、亚文化、反（主流）文化等。这中间比较刺眼的是高等次和低等次的划分。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形成了精英/草根，官府/民间，上层阶级/下层阶级，雅/俗，书写/口传等的划分。进入现代，维度还有增加，理性/非理性，逻辑/前逻辑，现代/前现代等。不应该回避的是，在相当普遍的认知中，土著、地方性、土风、原住民（不久前还常用“原始”）等概念，往往与欠发达、人类文明较早形态等概念相联系。也有人用稍稍折中一点的说法，原住民等被视作 “弱势群体”，他们的文化则是“非主流文化”。
　　一种文化一旦被纳入这个框架中，基本上就会被贴上一个自动生成的可怕标签。这个标签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在需要时拿来作为侵占他人家园、剥夺他人权利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给野蛮人带去文明。
　　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抽走了善和正义，留下的是丛林法则、强盗逻辑和“胜利者”的傲慢。诚然，在20世纪中，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宗主国的直接控制，恢复了国家主权，获得了独立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希望看到那些曾经的罪行实施者忏悔。不过，借用那句著名的话：我们大家“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第61届联合国大会（2007年9月13日）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呼吁国际社会保障全世界大约3.7亿土著人的各项权利。当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是投了反对票的！请记住这一点：闯入他人的家园屠戮和掠夺后，殖民地宗主国富足了，掠夺者富足了，但那些土著人民的生活状况则是空前恶化了。然而，掠夺者们别说赔偿，就连摆出个歉疚的姿态都不屑。
　　太多的事情不断地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所以我对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共同善”（common good，德性伦理学意义上）就会获得生长不抱多大信心。终于，经过长久的拉锯和反复，在澳大利亚看到了要求公正和体现良知的力量稍稍占据了上风：向原住民道歉的“国家道歉日”（National Sorry Day）得以设立。是向前迈了一步，但远说不上是原住民的“胜利”，这只是对一个历史欠账的正式承认。
　　最后，在全世界日益增强的“流动性”让人们感到全球性无处不在。一边用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与全球各地的人进行即时沟通，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信息流通和文化多样性，一边要在过大年时团聚、祭祖、放鞭炮。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都隶属于某个文化传统，也就都有某种地方性。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生活在今天的地球村，也就都置身全球性当中。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要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

[屈永仙]从傣寨走上学术人生路

作者：屈永仙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生长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傣族村寨中。小学是在隔壁村上的，早晨天还没亮就踏着露水，一边走一边吃手抓炒饭，到学校门口时恰好吃完早餐。每年冬天，学生都提着小火盆来学校，放在桌子下烤手暖脚。尽管如此，鞋子也早已经被霜雾打湿，手脚生冻疮是常态。农村的孩子下午放学后要参加一些劳作，有时跟大人下田插秧，有时跟母亲上山背柴，有时与小伙伴一起捡水草、挑水浇菜等。小学要上晚自习，每天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回家，伴随着的只有那浩瀚的星光，这些童年往事恍如隔世。总之，青少年的时光就是在上学与下田、知识与劳作、校园与田野之间来回切换。在那种传统却带着野性的环境中，生命犹如野草一样也茁壮成长起来了。　　回忆过去，1990年左邻右舍聚集在我家院子里看亚运会转播的场景还在眼前，2000年高中时代步行半小时到电信大厦就为了花12元上1小时网的事还在眼前，2002年到北京上大学，路上还能看见木质地板的公交车，转眼又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80后”生人赶上了国家的许多好政策，大多数人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从山村小学一路走到北京，从本科读到博士，及至进入科研单位工作并获得公派留学资格，可以算是一个“天道酬勤”的例子。儿时曾经仰望天空梦想成为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后来梦想变得越来越务实了。从小生长在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立志做一个民族学者就变得自然而然了。如今我有幸在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南方民族文学，继承前辈学者的衣钵，继续做好民族文学研究，促进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这大概就是我此生的职责。未来再多的挑战，我都将持之以恒完成这份使命。　　如今，“80后”出生的人参加工作基本已有12年左右，回首我的这12年，是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也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例如，有了自己的专著《寻找傣族诗歌》，合著《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共性探讨》；也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如《傣族史诗的演述人与演述语境》《“金三角”中的傣—泰族群田野考察札记》《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文本形态与演述传统》等。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早期的论文大多发表在普通期刊上，后来慢慢被核心期刊发表，这也是一种进步。同时，要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不仅要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也需要走出国门与国际学者交流。我深感自己是一个幸运的“80后”，享受到了国家的许多好政策，勤奋学习与努力工作换来不少收获。　　2008—2020年是我国飞速发展的12年，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也一派欣欣向荣。在我所认识的“80后”学者中，绝大部分是勇于担当的，也有些杰出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科研单位的主力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也有幸承担了一些项目。通过这些学术课题和科研项目，增强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回首这十多年的工作，也算不负光阴，不辱使命。　　多年来，我虽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一路走来也遇到了许多难题。比起老一辈的学者，我们似乎缺少了一些沉着。像前辈学者那样手写论文，十年磨一剑的做法已经难以持续。然而，对年轻学者来说，最大的弱点应该是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方面的匮乏。一个杰出的学者，必定不能只放眼当下进行资料梳理，还要在历史纵向有所突破、横向有所创新。因此，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多读经典的书。　　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技术时代，学术成果可谓海量高产。有很多学术问题，其他学者已经做出了解答。如果只顾埋头写自己的文章，不关注前辈和同行的文章，就容易犯“炒学术冷饭”的问题。青年学者应该立足于前人的知识阶梯更上一层楼，而非原地徘徊。与此同时，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很重要，通过头脑风暴不仅会产生一些思想火花，来自不同学科的对话可以互相启发，而且很多学术问题需要不同学科间的团队合作。例如，许多南方民族史诗是“复合型史诗”，通常要在仪式中活形态地演述（唱）的。这就需要艺术人类学、民族志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观照。　　青年学者必须关注时代的发展，响应主流的话语。过去我们说我国有“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如今我们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它们都是与时俱进的命题。笔者多年来以傣族文学和文化为研究对象，傣族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中的，不仅与同语族的壮、侗、布依等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也与中原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不过，傣族因地处南亚次大陆边缘地带，与周边藏缅语族民族杂居为邻，还受南面传入的东南亚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在这样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才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傣族文化。　　因此，我要时刻反思自己，不断学习，提升学术能力。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央视隆重推出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观看这部剧相当于学习了一遍中国共产党无比艰难的诞生历史。一百年前，那些革命先辈与现在的我们年纪相仿，正当青壮年。他们为内忧外患的中国寻找出路，多少豪杰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最终找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在观看《觉醒年代》时，我无数次热泪盈眶，深受启发。其中有一个精彩片段，是课堂上师生们的讨论。做一个新闻工作者，什么是最重要的条件？有一个同学说博学最重要，知识渊博的人可以敏感捕捉和解读社会的各类事件。当时的青年领袖毛泽东则提出不同的说法，博学和知识固然重要，但比博学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新闻工作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论证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其中，三者中又以立场最为重要，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写出来的文章才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段话也适用于今天做社会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我们做学术研究也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为人民大众做学问。为民族文学科研事业奋斗，我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屈永仙]傣家的三代女子

作者：屈永仙

　　有一首云南民歌是这样唱的：“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么，火塘会熄掉呢……”每当听到这首歌，我总忍不住眼睛泛红，心中某个角落隐隐发疼，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的外婆，也想起了总喜欢千叮咛万嘱咐的母亲，还有在医院里被病人围绕的医生姐姐。
　　外婆的爱和礼物
　　外婆是生于旧时代的人，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雨。她嫁给了比自己小三岁的外公，外公曾经到腾冲读过高中，毕业后做过中学老师。那时候他算是凤毛麟角的人才，但因后来诸事不顺，人就没了心气，终日与火塘和烟斗为伴。外婆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养育了六个子女，顶起了这个家。
　　印象中的外婆总带着一种笃定的精神气，举止中有一股淡淡的高贵气质。她对子女和孙辈从来都不偏不倚，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爱。小时候每年最期待回外婆家拜年，她总站在门口热情迎接。离别的时候她准备了各种礼物，红皮花生、糯米包谷、红辣椒等，她会一路送到村口，两手牵着我依依不舍，最后总要掏出钱包里所剩无几的五元或十元钱作为孩子们的压岁钱。
　　外婆身体稍有不适就喜欢刮痧，看那瘦骨嶙峋的背总让人触目惊心。81岁那年，外婆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养老金，600元。她双手合十感激政府的好政策，感叹像她这样的老人也享受到了国家的福利。生活在旧时代的人免不了经受一些天灾人祸，外婆经常感叹那些悲痛的岁月，说“想死也死不了，想逃也逃不了”。
　　外婆生前送给我许多礼物，其中有一个铜壶和一个铜锅。铜壶是外公用来煮茶的，也是傣族风格的艺术品。经过几十年的烟雾缭绕它已经黝黑且变形了，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有几次我找到坐在火塘边的外公外婆，请他们讲述本地流传的民间故事，立于火炭中的铜壶煮着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铜锅也是傣族风格的器具，用来煮糯米饭最香。矮胖的锅肚稳稳地架在铁三角上，掀开盖子是晶莹剔透的已经熟了的糯米饭，雾气腾腾中是外婆慈祥的面孔。
　　母亲的坚韧守护
　　母亲是“50后”，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第一批人，她从年少时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与同伴们上山去挑柴火了，那时候村子与山林之间隔着一条槟榔江，水浅时就蹚过去，水深时则坐木船。当太阳升起时，她已经挑着沉重的柴进家门了。放下重担，又钻进厨房挑起水桶出了门，得到水井边采水，顺道把菜蔬都洗了。回家来烧一锅饭菜，开始忙其他家务。饭后稍作调整又与家人到田里耕作，砍甘蔗、割稻谷、种油菜，样样精通，浑身充满了干劲。她曾平静地回忆，快生弟弟的时候恰逢父亲在外地进修，她自己收拾了衣物，带了几枚鸡蛋独自前往医院，生下弟弟后又独自抱着孩子一路走回了家。
　　母亲是个坚韧无比的人，她四五岁敢从抢人者手中夺回弟弟的衣被；年少时学得一手缝纫的好手艺，因自由恋爱嫁给了家境贫寒的父亲；大字不识的她老了却能背诵一本佛经。她从小教育我们做人要低调诚恳、踏实本分、不偷不抢、不浪费粮食，更不能沾染抽烟喝酒不良习性。她在村里为人磊落，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因此深受村民信任，常常受托到城里采购村集体所需的器物。
　　记忆中，母亲最快乐的事大概是赶集，她常与女伴们步行4公里到镇上集市，然后淘来一箩筐好吃的东西：有山茅野菜和野果、手工做的糖糕和豌豆粉，都是我们爱吃的。集市上常常能遇到远亲近友，母亲总要和他们寒暄片刻，赶集宛如走亲戚一般。作为女儿，我常常成了她的小跟班，但是赶集的乐趣中也充满了耐力考验。
　　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几年小学，她却异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父母曾经表示：只要我们愿意学习，他们做牛做马做乞丐也要供我们读书。学期结束放假回家，母亲总会杀一只鸡欢迎我们，待到开学前期，再杀一只鸡为我们送行。临行前千叮万嘱要好好学习，然后才将学费交与我们。母亲的守护让我们远离负能量，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益之人。
　　姐姐是乡村医生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姐姐本来考上了高中，上大学未来可期。可是父亲却让她“子承父业”，去了卫校学医，毕业后她回到了家乡，成了救护乡里的一名医生。2010年她被德宏州推选为“优秀乡村医生”之一。
　　姐姐对自己所负责的村社情况了如指掌，20多年来她行走在傣族村寨中。某家孩子的出生日期，哪家孕妇的产检时间，这些资料就在脑中。有的老人生病了不能到医院来，她就上门为其开药打针。她也多次半夜三更紧急出诊。我每次到医院里寻姐姐，记忆中她总被一群病人围绕着，忙得连轴转。老人们喜欢她，孩童不怕她，一些病人专门等到她值班时来问诊。
　　姐姐继承了母亲的坚韧性格，为人厚道，勤恳努力地做一名良医。得益于姐姐救死扶伤的好名声，我每次回到家乡做田野考察时，访谈工作往往很顺利，乡民都会放下心里的戒备，有问必答。
　　外婆的慈爱和礼物一直温暖着我的心，母亲的坚韧守护使我受益终身，姐姐坚守乡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是我心中的榜样和骄傲。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傣家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