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与序跋-中国民族文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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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从文学学科分类来说，“现当代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分属不同的二级学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往往合在一起并提。但是，尽管“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性质上来说，两者却有不同。反倒是“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明确的“当代”属性。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尚未达成普遍性的共识，因为操持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往往聚焦于主流文学的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则因为口头文学的比重较大、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起步晚、语种与审美传统多样等因素，而被大而化之地约等于民间文学，或者一种带有地方风情色彩的文学。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1949-1979）》李晓峰王莉王潇编著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很大程度上被书面文学主宰，讨论文学史时，以分期的方式划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单列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就显得尤为尴尬，因为分类的标准并不统一——在“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就包含了不同文化、不同年代、不同文类的成分。因而，要对这样一个学科进行系统性探讨，会面临方法论上的必要整合，创造出独有的理论话语范型，而不能完全照搬与挪用既有的其他文学话语范式。其中一条路径就是将其视作“当代文学”的一种，对其在当代呈现出的复杂面相进行剖析，这既符合历史的事实，对于现有的当代文学学科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拓展和深化。　　李晓峰历时十余年整理编著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1949-1979）》（全十卷），就是一种在当代视野中全面扫描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奠基性作品。李晓峰与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合作过《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两本著作，我们都是以当代文学作为切入口来讨论少数民族文学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相关理论问题。2021年李晓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十三卷）出版，这是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的作品，在该领域是标杆性的成果。2018年我们曾共同合作“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卷”，他负责前三十年，我负责后四十年。他认为那个项目篇幅容量有限，又另起炉灶做出这套书，将内容细分为文学理论卷、民间文学综合卷、史诗·叙事诗卷、神话·传说·歌谣·艺人卷、古代作家（书面）文学卷、当代小说卷、当代诗歌·散文卷、当代作家作品争鸣卷、戏剧文学卷、电影文学卷等共十卷。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梳理新中国前三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著作。　　从分类与结构来说，全书贯穿了统一的结构逻辑、跨学科整合视野和系统性分类原则。每卷均以“总论—分辑—解读”为框架，分辑下设“概述+文献解读+专题文献”，形成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递进式叙述。例如，文学理论卷通过总论引出政策文件、文学史编纂讨论，再深入民族形式的具体争鸣，逻辑清晰，便于学术研究的分层展开。各卷融合文学史、民族学、社会学视角，如古代文学卷中对《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的文史互证，作家作品争鸣卷中文学话语与时代政治文化语境的关系等，体现了多维度的学术视野。从文学理论、民间文学、古代书面文学、当代诗歌散文到当代小说和作家作品争鸣，对少数民族的特有文类如史诗、叙事诗、神话、传说、歌谣史料的钩沉，显示出其民族文学特有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则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无法被文字文化所化约的“泛文艺”特点。　　总体来说，这套书覆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个维度，形成了兼顾“政策导向—书写实践”“民间—书面”“理论—实践”“古代—当代”“创作—批评”的立体学术框架，该书每个具体分卷都有其侧重和焦点。　　从选材特点与学术价值上来说，在史料抢救与系统性整理中，体现出民族平等与文化多元的历史与现实，并着力打捞理论争鸣的思想史意义。　　十卷本中收录了大量政策文件、作家书信（如玛拉沁夫信件）、会议纪要（如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编者按”等珍贵资料，为研究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批原始资料。例如，对《百鸟衣》《草原烽火》《欢笑的金沙江》等经典作品的评论汇编，保存了不同时期的批评话语，成为文学接受史的重要案例。覆盖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壮、彝、白、傣等数十个民族，兼顾人口较多民族与人口较少民族（如仫佬族、撒拉族等），展现中华文学的多民族共生共荣、百花齐放的全新图景。古代文学卷中，蒙古族尹湛纳希、藏族仓央嘉措、维吾尔族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作家被重新评估，拓展了文学史叙事的版图。关于“民族形式”“奶子味”“文史互证”等议题的讨论，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与美学探索。因而，该书在原始材料的呈现和编排中，具有较为鲜明的方法论启示。如民间文学卷强调田野调查与口头传统整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式。　　从对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意义而言，该书通过系统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打破单一民族文学史的局限，重构了新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化和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历史叙事，促进了文学跨民族对话。因此，该书有助于推动形成“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的学术共识，为《中国文学史》的修订提供了新视角。各卷中“民族形式与地区特点”的讨论，既强调独特性，也探索共通性，为多民族文学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书通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以及不同文类的综合，一方面对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谱系进行更开阔的展示，如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神话、史诗、民歌元素（如傣族赞哈、彝族克智），这些资源可为当代作家提供创作素材和灵感线索。事实上，新时期以来，莫言、阿来、乌热尔图、刘亮程、李娟等作家的成功均与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些史料所显示的特性，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现代以来文学观念的不足，从而为进一步重估中国本土文学遗产的价值，拓展新时代整体性的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思路。　　应当指出的是，该书的立意并不局限于文学。编著者实际上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史料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知识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无法一蹴而就。　　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形态有其具体规定性，尤其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而言，数字史料建设不足，现存的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图片史料也相当匮乏。这套书则是以文献史料为中心辅之以部分图片史料，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对相关史料予以整全性的编纂，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分类和跨学科的视野，构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石。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空白，更在于推动文学概念和文学史观的转型，为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与理念创新提供资源。　　正如李晓峰在该书《总论》中所说，这套书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学建设的一个开始。一切史料都是特定史观之下的重新发现与发掘，在科技与人文融合的全球化语境下，史观亦随时代发生转变，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深度，完善史料体系。假以时日，我期待李晓峰能再接再厉，推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1980-2025）”，全面呈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风貌，使之成为重新认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刚]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子弟书

作者：吴刚

　　我和李芳相识已有十余年了。她研究的满族子弟书与我研究的达斡尔族乌钦关系紧密，因此平时交流较多。她的著作《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一出版，就送书与我。我读后，深感该书是一部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著作。
　　说其全面，是因为这本书涉及了子弟书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对子弟书的创制、文体、称谓、作者、题材、演出、文本、传播等问题都有全面研究，这在已有研究成果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离不开她的博士生导师黄仕忠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从文献普查入手，在全面寻访、汇集、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再深入探讨。”如今李芳的著作已经证明黄仕忠先生的这句话是正确的。
　　说其深入，是因为著作中每个问题都有足够的文献作为支撑，并得到深入阐释。对前面提到的子弟书基本问题，学界以往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只有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才能把握这些基本问题。李芳系统梳理了资料，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谈其深入，还因为这部著作是李芳用十余年时间对其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修订而成。其间，她还参与编纂了《子弟书全集》《新编子弟书总目》等书籍，在《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数篇子弟书研究论文，这些都促进了其著作质量的提升。
　　全面而深入还体现在李芳在该著作中对三个研究范畴，即雅俗文学、说唱文学、民族文学的总结。关于雅俗文学。一般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雅俗文学的转换是从俗到雅，即从民间到庙堂，从艺人说唱到文人之笔。但是，子弟书却相反。李芳总结说：“子弟书却是先由士大夫创造，唱响于高门大宅之后，方传播至民间大众耳中。”经过细致梳理，李芳认为，“子弟书的作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旗人士大夫，他们对民间曲艺形式毫无偏见”。她还对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爱新觉罗·奕赓）的清宗室嫡系子孙身份及其生平创作进行了细致考证，对洗俗斋（果勒敏）与清宗室的关系以及生平创作进行了细致探究。此外，她还对罗松窗、韩小窗、春树斋等子弟书作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进一步研究了子弟书作者的交流与创作观。由此证明，子弟书产生之初就是一条雅化之路，但其发展却是从雅到俗。在第七章《子弟书的演出》中，李芳把从雅到俗这一变化过程梳理得比较清晰。从雅到俗以及脱离表演走向文本化的变化规律，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关于说唱文学。李芳抓住了子弟书说唱艺术的本质，子弟书首要功能就是演唱，而其文本曲词是子弟书艺术形式的一个方面。因此，要对演唱进行研究。不过，遗憾的是，子弟书的演出早已不存在，文献亦少，这给研究带来很大难度，但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李芳从“旗人家庭内部之演出”“走票出内城”“沦落野茶馆”“瞽人谋生之手段”四个方面，论证了子弟书演出的四种变化，梳理了子弟书发生、发展、没落的过程。我觉得从京城民间说唱、满族及其相邻民族说唱中挖掘演唱资料，也许能够促进子弟书演出研究。子弟书的演出研究，对于研究当下民族民间说唱艺术规律也有重要作用。
　　关于民族文学。李芳认可子弟书最早由旗人创制，与满族的关系密不可分。早期主要作者、演唱者和欣赏者多为旗人中的满族人，后期仍然是满族人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而子弟书的创作，又有满汉兼和满汉合璧两种形式。李芳又说：“作为入关百余年后创制出的艺术样式，子弟书亦为满族文化逐渐融入汉文化之后的产物。子弟书的文本，多据汉文化中流行之戏曲、小说故事改编；其文本体制受弹词、鼓词影响；音乐体制则受到昆曲和花部戏曲的影响。”可以说，子弟书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只有在满族入主中原之后才能产生。由此，我们想到，中国古代宋词、元曲的产生，不都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吗？从民族文学角度研究子弟书具有重要意义。从子弟书汉族小说戏曲题材的来源角度阐述多民族文化融合，将是一项重要研究内容。《红楼梦》《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都进入了子弟书中，成为研究不尽的话题。李芳著作的各个部分已涉及民族文学，或者说无论哪一个论题都没有离开民族文学，已融入著作的问题当中了。对此暂不再讨论，单说其著作结构，对于研究达斡尔族乌钦、蒙古族乌力格尔等民族说唱就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一书文献考证力度大，正文中对文献的梳理以及六个附录都是考辨的用力之作。该书语言简练，不晦涩，长短相间，富于变化。
　　一个有深入研究意义的选题对象，犹如一座富矿，需要不断地去挖掘。子弟书研究就是一座富矿。李芳的子弟书研究已架构起宏观框架，并且推动了子弟书诸多问题研究。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子弟书作者的创作观、子弟书的现实生活题材、子弟书演出曲调、子弟书教育功能、子弟书作者、子弟书由雅变俗之后的消亡等。正如黄仕忠先生序言中所言：“不是没内容可写，而是内容太多，写不完。”我们期待子弟书及清代说唱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巴莫曲布嫫]全方位映射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转型的路线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述评

作者：巴莫曲布嫫

　　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积极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这一新型遗产概念为先导，从立法、技术、行政和财政等政策渠道多方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治理新时代。这一进程与中国于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的国际合作机制以来积极推动地方、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交相同步。因而，我们可以在整体上将这二十多年的历程理解为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朝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的关键时期。《管子·轻重己篇》有云，“夏至而麦熟，秋始而黍熟。”近日，崇文书局正式发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正是实践这一政策转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是长期耕耘于非遗保护领域的多元行动方向即将在金秋十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的一项郑重献礼。
　　
　　《大辞典》由前言、凡例、目录、正文、索引和附录六部分组成，共计6636个条目，320万字。从编纂体例上看，正文分为基本理论、制度机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五大部分。这一依类结构的内容安排从整体上“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构思”，举凡概念术语之阐释，制度机制之解说，实践行动之概总，代表性项目之撮要，传承人事迹之叙讲，皆体现了“科学性、权威性、专业性、实用性”并重的编纂方针。这里，我们仅结合“前言”中反复强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个关键定位来理解这部工具书之于中国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的当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政策为导向提供非遗本体知识体系的概念工具
　　
　　尽管非遗这一新概念的普及和推广仅有不到20年的时间，但非遗保护乃是一个立足当下、连接过去并朝向未来的动态过程。“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乃非遗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协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一方面需要对接非遗保护这一国际化的多学科互涉领域，另一方面也要体现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默会知识及其多层面的文化义理，从词目厘定到词条释文，汇总、规范并丰富了在这一政策领域激增的概念、术语和专用语汇，可谓集大成之作。这部辞书始终以立足于传统而致用于当今为目标，在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就以自觉担承起阐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目标为己任，举六年集体协作攻关之努力，不仅彰显了中国56个民族的非遗实践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生性联系，也从人类性的宏阔视野展现了保护存续于主权国家领土上的各种非遗项目对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和激发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政策框架和知识图景。
　　
　　以文治化，天下文明。“基本理论”部分基于文化研究的概念或术语解释，对充满活力且不断扩展的遗产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性指南。这个部分共收入188个词条，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为指引，从国际与国内的双重互补视角考察了若干遗产概念缘起的文化政策背景，归总了中文语境中特定术语及其语用迻译或曰本地化表述的学理依据，进而通过对举遗产领域的关键概念，对与非遗保护事业密切相关的核心术语进行了系统化归集和定向清理。编委会精心挑选的基本概念，从文明、文化、文化认同到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等，这些概念主要源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互涉领域，既有全球范围使用的概念工具，也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术语，但都与非遗保护工作中普遍使用的关键词、核心术语、知识单元密切相关，有助于形塑相关行动方共同遵循的话语系统和工作语汇。
　　
　　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的五十年间，有关“遗产”的各种定义层出不穷，这种表述上的繁盛实质上遮蔽了概念之间的种种颉颃，也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社会乃至主权国家对遗产的分类、认知、保护和管理方式。《大辞典》采用文化政策领域的循证方法来统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定义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同时通过交互参证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制度机制和行动领域，力图同时解释这一全球现象，由此引导读者从不同的文化公约进入遗产分类的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进程。比如说主编王文章撰写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词条，依据国际法的界定进行了对举，以法律文书为依循，从概念上厘清了“文化遗产”的政策语境及其广义与狭义之分。与此同时，该工具书还分列了由相关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专业委员会主导的其他遗产保护计划或工程，涉及文献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行动领域，由此也在不同的政策对比和法律矩阵中彰显了非遗保护的循证知证决策过程，同时阐明了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发展自主性概念工具以统摄非遗本体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尽管人们对这些概念、术语和语汇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但《大辞典》力图完成的中心任务是在学理层面聚焦使用既符合国内法又向国际法看齐的核心概念和政策语汇，理解并传达如何确保非遗这宗活态遗产的存续力，这一基本向度事关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和代代相传的默会知识和本地实践，而如何界定并描述“不可触摸的”非遗实践，则须结合国情并立足当下，做到深入浅出、化繁为简。诚然，有的概念超越了辞典体的简短定义，或对每个概念进行了扩展式讨论，但将其置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和理论方法论背景之中，有利于探索非遗保护及其政策语境中的专门化语用含义，亦实属必要。因而，大辞典列出的基本概念和专用术语概括了诸多关键词的基本定义，为从事非遗保护的专业人员和热爱非遗实践的普通读者提供了必备的理论常识和非遗知识。
　　
　　——以中国当代文化治理的基线行动建立自主性话语体系
　　
　　从“如何申遗”回归“如何保护”的话语实践，立足于文化政策和遗产管理的立场处理保护与“两创”的关系，同时基于建设新时代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知识生产、管理和服务等多重诉求，从文化政策切入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的一般性保护措施到将非遗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主流，成为《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一个基本导向。
　　
　　《大辞典》第二部分“制度机制”共收入99个词条，从国际法到国内法，从机构组织到名录体系，从分级管理到制度化建设，将非遗保护的基线行动即以遗产项目的确认和界定为始端，延展至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多重保护举措，彰显了政策、法律和法规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在不同行动方之间建立起来的功能互补型协作网络。因而《大辞典》从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提供了有关制度机制的连贯性和多样化的分层描述，集中对国际法和国内法采取了沟通并联的多重叙事方法，有助于廓清非遗领域的法律、政策、制度和基线行动的循证路线和知识生产进路。基于阐明文化政策制定的编纂理念，2003年通过的《非遗公约》和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规范性文本和通约性话语，还可以从中抽绎出中国特色的制度化建设方略（如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及传承与传播制度），赋予文化治理过程和结果的循证知证决策及其实践涵义，有助于阐明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互动意义、运作机制和影响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各种制度化措施。因而，这部分的词条对任何从文化政策视野进入非遗保护的行动者来说都是举重若轻的一个“路线图”，有助于理解“非遗中国”之于“文化中国”的内生性叙事关联。
　　
　　非遗世代相传，且始终处于不断再创造的演进过程之中。有关非遗及其保护的认识和实践亦须与时俱进，且因地制宜。当今中国，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上既是多样化的，也是在地化的，不仅涵盖了广泛的行动领域，还创制和应用了符合多民族中国文化现实的保护方略。“实践活动”部分共收入72个词条，覆盖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两大基地”（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保护研究基地）、“四大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行动方式、实践范型和重大事件，包括对非遗研究产生过重要助益作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系列专题论坛，以及重要的节会、展会及标志性出版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调研时，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有效实施《非遗法》和《公约》，则依赖于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理念、措施和机制的深刻认识和会通理解；与此同时，随着非遗保护这一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各利益攸关方或称多元行动方的网络不断扩大，非遗本体知识的系统化梳理、规范化传播和服务型管理越来越不可或缺。因而，《大辞典》的编纂以政策导引和能力建设为优先考量，为建构中国非遗本体知识体系并提升其管理服务的可得性、可用性和功能性作出了积极探索，功莫大焉。
　　
　　——以释解活态性传承强化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
　　
　　2006年以来，国务院前后公布了五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尚无专书汇以释之。今有《大辞典》出版，庶以“引词”方式包举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目），共计3102条，占全书词目总量的46.75%。《非遗公约》将非遗领域分列为五大领域，而国家级名录则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类别进行词目归集，体现了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非遗本体知识分类策略与叙事方法；每一类别的词目以时间为序，词条的释文则以条目界定、入选国家级名录的批次、分布区域、历史沿革、技艺特点、主要价值、传承情况等维度加以高度概括，呈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活态遗产的流布格局，可为归类不同却有互涉关联的保护行动形成交互参考。
　　
　　这部分的词条同样基于循证依据，且不拘辞书类旧格，从知识汇集到分类编排，从词目厘定到定性叙述，将存续于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活态遗产呈现于以遗产项目引词的编纂模式之中，而非遗保护之深意也通过遗产项目的代表性、当下性、共享性、实践性和多样性加以界定、表述和阐扬，便与主要以释“名”或释“物”的《辞源》《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综合性辞书区别开来（比如从词条的定性语看，《辞海》第七版的“剪纸”“刺绣”等落到了“工艺品”上，而“史诗”“阿诗玛”等则落到了“文学作品”上），凸显了这部工具书旨在强调非遗作为活态遗产及其基本属性的指南性参考价值——正是从过程性实践特征入手，在词典学编纂工作中超越了“名—物”的传统释文模式，亦属首创之举。更为重要的是，沿着这些词条进入保护行动的落地实施，便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形成共同保护的国内合作机制，超越遗产项目的属地管理和资源竞争，切实开展经验交流以回应问题和挑战创造了更多的相关性和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则“取决于那些一代又一代将其传统、技能和习俗的知识传递给社区其他成员或其他社区的人”，也就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则取决于“过程”，即“保护的重点在于世代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过程”，而非作为结果的“产物”（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中国特色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一直是非遗保护领域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大辞典》收录了五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尽可能地增补了部分传承人代表，包括工艺美术大师、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省级传承人，共计3175条，约占词目总量的47.85%。作为人物类词条，不饰华言，不骋繁文，大多仅以数百字的释文便为读者摹绘出鲜活的当代人物群像，而从传承人基本信息展开其师承谱系、传承实践、主要成就和生平事迹，也颇有“讲故事”的言语风格，与一般辞书中的人物类词条及其释文也有截然不同的旨趣。
　　
　　今天看似突然激增的非遗“新知识”，实际上源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传承人始终是非遗保护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名字背后承载着各民族世代相传的默会知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像谭振山、桑珠这样的口头文学演述大师，既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讲述家，也是社区教育和生活实践的精神导师，更是整个社会的榜样。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如何让国人走近、了解并尊重传承人及其所在的社区和群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资源库来型塑文化对话的人物、时空、实践和事件。《大辞典》收录的传承人词条，将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资源：沿着大师们的脚步，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点燃精神世界的火花，将传统实践的当代意义注入到非遗保护事业的进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保护理念。
　　
　　翻查《大辞典》的最大收获或许并不是直接去查找核心概念或关键术语，而是一册在手便有机会接触到以前并不熟悉的非遗实践及其照亮的知识“盲区”，尤其是那些至今依然鲜为人知的代表性传承人会引领着我们进入非遗领域的诸多“陌生地带”。就笔者的初步检得而言，就有许多的新知识、新发现和新体认：随着一个个页面的打开，便会在字里行间延展开来的“文化旅行”中生出“学问在民间”的自反性思考。通过对全国各地、各民族非遗实践及其传承人的横断面扫描，这部辞书阐明了无论我们源自哪里，我们世代传承的非遗实践是如何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印证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为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专业支持
　　
　　当前，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今年8月召开的2022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期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推进《“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落地见效，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再上新台阶。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文化政策领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提供多学科乃至跨学科专业支持尤显重要。
　　
　　自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2007 年首版，2013年修订）问世以来的15 年间，国内非遗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相关学科变得比以前更加互联。从201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改版上线，到2021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刊和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高校本科招生专业目录及研究生学位教育自主招生范围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话语系统正在走向成熟阶段。《大辞典》的编纂和出版，在全面继承《概论》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思考的同时，从理论到方法论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尤其是汇集了国内外非遗保护领域的概念术语、制度机制、行动方略，从话语、文本、过程、实践、研究等多个向度为全面建构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案例。
　　
　　《大辞典》的出版对日趋国际化的“遗产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互涉领域的兴起提供了一种临界性的知识谱型。这是对非遗保护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意义、赋值进行广泛涉猎的一次总结和概括，特别是关注到了21世纪以来遗产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文化政策演进和本地化实践的转型。围绕“非遗”和“保护”两个核心定义而发展起来的以人为本的过程性实践，为中国非遗保护锻造了一个逐步丰富的“工具箱”。因而，这部结构有序、界定清晰、释文简明、查阅方便的专科辞典得以面世，可谓正逢其时，这与主编王文章领衔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非遗研究团队2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不可或分，也有赖于国家社科基金和崇文书局的鼎力支助。
　　
　　综上所述，这部全新的辞书资料丰赡，从多方面实践了文化政策领域的循证知证研究方法，多有创获之见，倘若发现有若干遗珠也在所难免。例如，在“基本理论”和“制度机制”部分，多处述及文化或文化多样性，但未能纳入国际文化政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文献，如《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1982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在“保护”所涉词目中分列了《非遗公约》提出的九项具体措施，却忽略了与“保护”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存续力”及其面临的“风险”和“威胁”等关键词。这些术语在晚近的非遗保护领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总之，瑕不掩瑜，《大辞典》堪称映射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转型的重要坐标，也是全面记录中国非遗保护实绩的里程碑，当在非遗保护各行动方的书架上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朝戈金]各民族文学成果凝聚成中华民族文学书写——有感《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出版

作者：朝戈金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
　　
　　《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出版，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最新收获。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铸牢，就文学而言，就是各民族文学成果凝聚成中华民族文学书写。　
　　从学术研究来看，民族文学是滋养许许多多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沃土。精心梳理民族文学材料，发现学理性问题，展开学术研讨，推出思想成果，是一条非常有趣又有前景的学术道路。此次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既是文学文本，也是文学文献、文学史料。《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的出版为蒙古族文学研究构筑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将来必将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套丛刊的主编是内蒙古大学教授米彦青，他结合区域特色以及十多年来对蒙古民族文学史的持续关注，出版过多种学术论著。做中国文学的学者，即便不做民族文学，也应该对民族文学有所了解，这是一国版图之内发生的文学现象，有责任有所了解；这些文学是在长期互动中发展的，许多民族文学智慧是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融入整个文学洪流中，我一直都怀有强烈的信念，觉得民族文学能够提出新问题，产生大量的学术生长点，这些鲜活的文学让我们不断地领受到什么叫“文史不分”，什么叫“文艺不分”，什么叫“文学活动是生活事件”。比如这套丛刊选入了晚清诗人延清吟咏“太常仙蝶”的诗作。延清辑有《蝶仙小史汇编》《蝶史楹联》《来蝶轩诗》，《蝶史楹联》《来蝶轩诗》附于《蝶仙小史汇编》后，现有光绪刻本存世。在《蝶仙小史汇编》中收录了延清写作的“蝶仙小史初编自序”，详细描写了自己与“仙蝶”的奇遇：“癸巳（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六月，苦雨兼旬，青苔及榻。十一日午始晴，室中忽有巨蝶飞来，大如蝙蝠，色亦如之。四趺须缀双珠，两翅中各有一圆圈，作太极图形。蝶背细毛蒙茸，金翠掩映，四围亦隐隐现五彩色。仆人意欲捕之，蝶似有知，旋即飞去。翌日午忽又飞来，谛视之，仍前蝶也。回翔室中，集楹帖及簾旌之上，家人环观，毫无畏意。是日年儿入应岁试，比日晡出场，犹及见之。时完颜爱子修茂才身留宿室中，两经目睹，叹为奇遇。嗣质之友人，云系太常仙蝶。是耶非耶，未由辨之。所异者，凡蝶未有飞集室中者，而是蝶两次飞来，似非无因而至，不可不志，爰汇集。”这一事件具有奇异色彩，在清代京师文坛影响极广，达官显贵、名流硕儒均参与其中，是一个汇集多族、具有多元特点、极具意味的文学事件。《蝶仙小史汇编》记录了诸多清代文人对这一传说的描写，也收录了彼时文人与延清就“仙蝶”诗的唱和之作，是清代“太常仙蝶”奇闻的集大成式的文本。　
　　什么是文学？它不断用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方式告诉我们，原来在教室、在课堂上关于文学的观念和理解过于书生气和书卷气了，我们所学的理论不足以应对文学面临的这些实际挑战。　
　　少数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今天仍然以多种方式存在，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仍然很好地保存在少数民族民众当中，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识别。在宗教信仰实践、语言文字使用、艺术创造欣赏、宇宙自然认知、生计劳作操持、社会人伦赓续等方面，都体现出他们惊人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不少文化已经长期为诸多族群所共享，不大容易看出渊源了。成书于北魏末年的农学史专著《齐民要术》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内容。拿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情况做进一步讨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在中华文学（文化）的大格局中，如何理解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它们首先是各民族人民通过语言文字对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受进行艺术把握和表达的成果。目前留下诗文作品的清代蒙古族文人绝大部分由清初入关，主要居住在京师，也有部分文人散居在各个驻防地方。他们是清朝统治倚重的重要力量，在疆域管控中常常被赋予重任。因而在清代蒙古族文人的书写中常见他们涉足边疆继而写作民俗风情的诗作。如延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使前往喀尔喀车臣汗部，祭奠札萨克多罗贝勒蕴端多尔济郡王，沿途见闻汇集而成《奉使车臣汗记程诗》三卷（宣统元年铅印本），写蒙古包有“一样团栾浑肖月，四围严密不通风”，写乌兰哈达（蒙古语，译言红石，指今内蒙古赤峰）有“山花破萼红围石，塞草盘根缘结墩”，写塞外物象之奇特。杭州驻防文人三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归化城副都统，写作诗歌时多以蒙古语及方言入诗，如“沙亥（沙亥，蒙言鞋也）无尘即珠履，板申（板申，蒙言房屋）不夜况华檐”以蒙语入诗，“尚嫌会面太星更（星更，绥远方言稀也），万里轺车我忽征”以方言入诗，将地域文化打并到诗作中。乾嘉边疆大吏和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任西藏办事大臣，驻藏八年，以“寺建青鸳古，经驮白马初。何如苍颉字，传到梵王居”展示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嘉庆七年（1802年）他因事被贬到乌鲁木齐，在疆七年，写玉石之丰富是“西极昆仑产，琳琅贡紫宸”，写回俗是“怪道花门节，刲羊血溅腥”。道咸时期诗人恭钊咸丰九年（1859年）任职西宁道，作《湟中竹枝词》30首、《续湟中竹枝词》10首，展示了湟中地区的民俗风情，如写婚俗“莲花小镫压鞍齐，有女于归正及笄。绝似明妃初出塞，红颜马上掩妆啼”，写饮食“茗鼎休夸蟹眼圆，居然真味饫腥膻。边城酥湩多于水，总和茶香一例煎”，写节日“一色朱竿架彩绳，雕花格子画纱灯。看灯人向街前走，数到牌楼第几层”。上述蒙古族文人的这类诗作在《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中并不少见，虽为蒙古族文人所写，但表现范围已超出了民族的限制，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多姿多彩的风貌通过诗笔记载了下来。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掌控也隐现在文本中，是清代诸族共处、文化共享的典型例证。　
　　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的。今天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主要指的是中国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基本特征。其实，若再进一步说，小而言之，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而言之，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概括一点说，中国境内这些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当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繁荣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资源。民族文学学科在理论建设、学科体系建设、学科规范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是富矿，充满了活态的、丰富的资源，是产生原创性思想的福地，期待着更多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从这里生长出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诺布旺丹]结集史诗经典传承中华文脉

作者：诺布旺丹

　　我国拥有形态各异、蕴藏丰富且传承久远的史诗传统。它们不同程度地彰显了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承和中华文化的创造精神。
结集经典彰显民族文化魅力
　　在海量的人类早期文化和精神遗产中，史诗便是少数几个荟萃诸多古老文明元素和人类原始文明基因的熔炉之一。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口传社会不同族群间本已存在的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神迹：跨越时空的同质性思维模式和人伦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以及人类创造性、创新性发展的智慧和勇气。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遥远的年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与史诗的文化样态中相遇。居住在地球不同空间中的人类，不仅找到了彼此交流之技，而且觅得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之道，由此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思想基础。正因如此，《格萨尔》史诗在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亦有流传，成为“一带一路”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互鉴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重要例证。不过，由于《格萨尔》史诗流传年代久远、传承范围广、体量庞大，以往的搜集整理工作仅限于局部或某个时间段的文本，一直未能全面、系统、完整地得以搜集和整理出版。四川出版集团、喜马拉雅文库、四川民族出版社及四川美术出版社积十年之功，推出300卷的传世之作《〈格萨尔王传〉大全》，它是迄今最全的《格萨尔王传》藏文文库，诠释了我国在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文本类型上，它不仅包括口传、半口传和源于口传的文本，还囊括藏族传统意义上的各种手抄本、铅印本、木刻本、分部本，以及新记录的版本等。在地理范围上涵盖青藏高原《格萨尔》所有“核心流传区域”，在内容上涵括作为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基本面貌。其中的最大亮点，是收集编印众多优秀民间说唱艺人的各种口头演述本，展现了《格萨尔王传》的丰富性及活态特征。这套书2021年荣膺“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不久前召开的“格萨尔百部汉译工程启动仪式”正式确立：由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国力量将其中100部翻译成汉文，于2023年出版发行。
体量宏大反映史诗全貌
　　所谓“活态史诗”，是由艺人、文本和语境三重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其兴盛衰败与三者内在结构性互动有着极大关联，任何一方的缺失均会造成活态史诗的终结。当下，《格萨尔》之所以是活态的，就是因为其赖以生存的这三大要素仍然保存完好并依然有效互动，发生生态性关联。在这个结构体系中，篇帙浩繁的文本是承载《格萨尔》史诗的本体和核心，是产生一系列《格萨尔》文化的滥觞和母体，即“作品”本身。文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衡量和把握《格萨尔》内在价值的重要参照系。因此，对它的挖掘、抢救、辑录和整理，成为国内外学者和社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现代意义上的《格萨尔》学术研究肇始于近代。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帕塔宁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将蒙文版《格斯尔》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至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陆续涌现出俄国的帕拉斯、帕塔宁，德国的弗兰克，法国的达维·尼尔、石泰安，蒙古国的策·达木丁苏伦等一批研究专家，他们通过当时收集到的文本，向外界介绍这部史诗。在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民族学学者任乃强、韩儒林等对史诗进行了最初的发掘、评述和翻译，而大规模的抢救保护工作则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成立了《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在《格萨尔》流传的7个省区相继成立了相应机构。这标志着《格萨尔》抢救和保护被赋予了国家意义上的学术使命，并正式纳入国家文化建设内容，从此开启了对史诗进一步抢救、保护与研究的序幕。仅就《格萨尔》文本而言，直至晚近，从民间收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289种；出版135部藏文分部本；搜集到大量的《格萨尔》唐卡及相关文物；蒙藏《格萨（斯）尔》录制优秀说唱艺人的音像资料1万多小时。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体量，学界普遍以“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170多部文本”来描述。然而，这一记录随着这套书的出版发行被彻底改写，书中共收录104部古本、珍本等手抄本和196部艺人新近演述本，共计300部、2000多万诗行，另有相关附件文本34部。它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格萨尔王传》藏文文库，基本反映了《格萨尔》史诗全貌，成为党和政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例证。
诗性智慧展示文化的边缘活力
　　无论是书中辑录的古本，还是现代誊录本，无一例外均源自作为文盲的史诗艺人的口头创作。如此体量庞大的史诗文本是如何创作的呢？在欧洲古典学中，因《荷马史诗》创编引起的“荷马诸问题”讨论由来已久。其中，在前文字时代，如此长的史诗如何被创作保存便是重要问题之一，围绕此问题引起西方学界跨越数个世纪的争鸣。就《格萨尔》而言，当我们走近史诗演述艺人时，发现一位艺人能够口头演述的文本多达几十部，甚至上百部。譬如，西藏艺人桑珠老人生前一共说唱完成49部，近46万诗行；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格日坚赞，素有“写不完的格萨尔艺人”之称。他能撰写的史诗诗部约120部，已撰写完成并出版30部。什么因素造就他们引人注目的叙事才能？这便是艺人独特的文化创造力，诗性智慧是这一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直至今日，诗性智慧仍然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观照世界的主要方式。这里的民众在一种超验的想象和神话性思维形态中，延续着人类古老的诗性智慧。这种隐喻性、想象化的思维方式，把他们带入特定的生命情景中去，造化出“贯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奇迹，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边缘活力”。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境内的德尔文部落，现有400多户共900余人均从事牧业生产。这里的人们将祖先追溯到格萨尔王。格萨尔是该部落的保护神，敬拜格萨尔是他们世代不变的信仰。《格萨尔》史诗是他们族群记忆的重要载体，传承《格萨尔》是部落成员的天赋使命，唱颂《格萨尔》也成为该部落生活世界中的神圣传统。这里的男女老少均可说唱《格萨尔》，并常常以在大众场合吟诵说唱《格萨尔》为荣。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尚保留着千余年前史诗时代的流俗。置身于此，不由得会感到时空穿越到那个人神互动的诗性灵动时代。显然，没有断裂的文化体系、空灵的自然语境、质朴的人文气质，以及诗性的思维方式，共同为艺人天才般的创造力提供了艺术灵感、生命价值和道德空间。这套书的出版，便证明了这一文化创造力在当下的活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创作精神在当代的实践。
（作者单位：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朝戈金]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

作者：朝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