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边垣——纪念《洪古尔》出版七十周年 2020年 02期

作者： 斯钦巴图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垣在新疆狱中搜集和编写，195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是中国《江格尔》第一个印刷文本，但边垣的生平却鲜为人知。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找到边垣早期档案，从中发现线索找到他的亲人和遗物，证实“边垣”是边燮清的笔名；查阅他后期档案，探寻与《洪古尔》文本化过程相关的信息，并利用新资料，解决了《江格尔》研究史上一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东巴叙事传统的研究范式与多维观照 2020年 02期

作者： 杨杰宏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国内少数民族的叙事传统被当作“文学文本”加工利用，忽略了其作为文化传统的整体性、活态性及其多元化文本特征。东巴叙事传统所具有的仪式表演、口头演述、诗歌舞画融一体的叙事特征决定了其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基于共时性、历时性两个视角，对不同文本、不同文类、不同民族的叙事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从以书面文学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多维度研究。这种多维度的研究范式不只是少数民族叙事传统研究的新路径，也是促进口头诗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长点。

史诗文本化过程与功能型诗部的形成：基于蒙古文《格斯尔》“勇士复活之部”的文本分析 2020年 02期

作者： 玉兰

蒙古文《格斯尔》是由独立流传的单部及多部本组合而成的长篇史诗，在组合、编纂过程中，一些诗部体现出不同于传统史诗诗部的非典型特征，这些非典型特征往往隐含着其形成原因和特殊的功能。“勇士复活之部”就是一部结构、主题、情节均体现出非典型特征的诗部。文章对其结构进行分析，提出此章非典型结构的形成是以独特的功能为导向，即该结构促使叙事内容和抒情诗歌的传统功能发生了转变，使其简单情节成为独立诗部的同时，在蒙古文《格斯尔》传记体书面文本形成过程中，亦发挥了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以及回归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逻辑功能。

上古帝王神话的叙事谱系与意义转向 2020年 02期

作者： 闫咚婉 段友文

神话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源头，对于上古帝王神话谱系的研究，是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把钥匙。上古帝王神话叙事谱系在发展中表现出横向的空间秩序、纵向的帝系结构、自由的审美书写三种历史形态特征。与之同步的是谱系意义的转向，在多元浑沌中建立秩序的需求演变为轴心时代自觉的政治建构要求，并最终发展为当代社会自由的审美追求。借助神话叙事的视角，在对其形态及意义的论述中可以进一步透视其中暗含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及民众心智三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只有以历史性、审美性及民间性为立足点，对帝王神话叙事谱系予以整体观照，方可直触这一话题背后隐含的诗性智慧。

论中国当代鬼传说之情节结构 2020年 02期

作者： 陈冠豪

鬼传说必须使用的核心结构为“异常事件”和“解释”，二者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文本内部逻辑的自圆其说，更可强化叙事的真实性与恐怖感。此外，鬼传说也存在“辅助结构”，即用以陪衬核心结构的分支情节，依内容可分为“回声”“布景”“休止符”三种。视不同的叙事需求，辅助结构可择一或任意地与核心结构进行组合搭配。通过交叉验证古今鬼传说的核心结构和辅助结构，可看出我国鬼传说在情节使用上的传承现象。

他者与自我：东西方文化中的空行母 2020年 02期

作者： 索朗卓玛

空行母作为藏传佛教的神祇，被一些西方学者描述为“女权主义者的圣骑士”和“阿尼玛”。从本位文化中去体认和检验西方学人的空行母观，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用“文化的位移”“文化的接受”和“前理解”等来阐述。西方人的空行母研究有助于对本土文化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我们熟视无睹的事象所做出的细致阐述，弥补了我们尚未注意和研究的民族宗教、文化现象。

元末明初偰氏五进士的文学交游与影响 2020年 02期

作者： 杨绍固

元末进士偰逊为避红巾之乱携家入高丽，家族成员遂成为高丽的归化人，偰逊儿孙有四人考中高丽-朝鲜进士，成为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文坛名人。半岛文人对偰氏五进士的汉语诗文创作感到耳目一新，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创作灵感，在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上进行了模仿。半岛文人熟悉偰氏的家族、民族文化后，对其作品进行了品评。偰氏的文学交游跨越了民族、国家间的藩篱，客观上为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元好问碑志文的文体观 2020年 02期

作者： 余敏

元好问重视碑志文，积极为金元各类人物撰写碑志。金哀宗天兴年间，是元好问碑志文体功用观的形成期。元好问的碑志，由对个人的纪德褒美转到存一代之史，从对个人命运的哀挽，扩大到对整个时代的伤悼，这是文学史上碑志文功用观的一次提升。碑志文最难做到适当得体，元好问碑志行文以事实为依据，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在颂美与史实之间取得平衡。正因为此，他的碑志文做到正大明达，法度谨严，成为典范。

从乌尔恭阿《石琴室稿》看清中期宗室诗歌的转向 2020年 02期

作者： 黄斌

乌尔恭阿是清中期重要的宗室诗人，较之前期宗室诗人而言，他无论是在个人英豪性情的抒写上，还是在融入民族历史与地域风情的创作手法上，皆有长足进步，是满族文学“写出真我”这一重要诉求所结的硕果之一。乌尔恭阿早年学宋，中年兼取宋、明，晚年面对日衰的时局，他推隆诗道，这在本质上与中唐韩、柳诸子救衰之旨相同，故其诗有中唐风味。乌尔恭阿在宗向与诗风上的转变，揭示出清中期宗室诗歌有向“宋”转、向“宗”转、向“道”转的三种趋势。

《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编者考 2020年 02期

作者： 李振聚

《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编成于民国初年，保存了一百种子弟书的目录，是子弟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结集。但编者署名曰金台三畏氏，姓氏长期未明。今可考得《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的编者为满洲镶黄旗的蕴和，富察氏。入民国后，满人冠姓、更名、改籍。蕴和始以富察氏之富为姓，以字号竹泉为名，籍隶宛平，改名作富竹泉。他的《自题画石》一诗，为人引据为曹雪芹佚著，在红学界中引起轩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绿棠吟馆子弟书选》一书对子弟书的编排和分类上有创新之处，在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郑文焯词的艺术风貌与词史意义 2020年 02期

作者： 杨柏岭

清末名家郑文焯论词，主情致、风骨并尊而尤重风骨。其生平简淡，旁通群艺，养成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艺术化人生态度及创作心理；遣词用语延续本色词艺术传统，擅长发挥各类感觉间的张力，抒写人生冲突性感受；由清丽到清寒的冷色调，源自他清独体验，呈现出一种由人境、物境至仙境的层深创构的词境特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貌。盛唐以后“移风骨之赏于情致”的诗歌审美趣味，转移至新兴的词体艺术之中。随着词史演进，移情致之赏于风骨，又成为词学批评风尚，郑文焯词学彰显出鲜明的词史意义。

论郑文焯词之学问化趣尚 2020年 02期

作者： 唐何花 魏中林

郑文焯是满族词人之翘楚，由于其学者与词人的双重身份，加之学术风气的影响，他在论词时崇尚“学问”。在词学思想上，他主张以“清空”之体发经籍之光，即将胸中所蕴藏的学问咀嚼酝酿，随情自然涌出不着痕迹；在创作中，他以学问提升胸襟、滋养人格，将佛语、史识、考据等学问因子打并入词；在词学研究上，他以朴学的方法校勘整理词籍、研究词体的音乐特性。他沟通了词学与学术，深化了清词以“学”复兴的发展模式，加速了清词学问化之进境。

叶限故事中的神鱼叙事及其文化品格 2020年 02期

作者： 司聃

《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是最早有文字可考的灰姑娘故事，亦是百越文化圈共有叙事。事实上，“叶限”中的“神鱼”情节与印度《鱼往事书》《摩诃婆罗多》相比，具有极大相似性，本文结合“叶限”传播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叙事形态作综合考察，认为文中“神鱼”系自印度神话故事中脱胎而出。而从文化意蕴来看，以死亡为界，神鱼所呈现出的生命能量状态在前后期有极大差异，其复生具有两重意蕴：其一，浸润着民间对死亡意识的高度敏感，及民间叙事中带有原始趣味的神秘思维；其二，受印度文化圈流行的幻术影响。另一方面，因果报应观对故事情节推进及主题深化有深刻影响，彰显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更为人所接受，显露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体现出社会...

图像叙述视域中的阿来小说《云中记》研究 2020年 02期

作者： 佘国秀

阿来的小说《云中记》以地震后即将消失的藏族村庄废墟为依托，通过对废墟、史诗、仪式、生活诸多图像的叙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灾难伤痛洗礼的人物艰难的精神整合历程。阿来以记忆性复现和想象性重构的图像叙述方式达成人物的主体性构建，实现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

21世纪以来达斡尔族小说创作中的萨满书写：两个维度 2020年 02期

作者： 刘绪才

新世纪以来，达斡尔族作家在常识化书写、体验性书写两个维度上充分讲述了体现民族文化个性的萨满信仰，甚至将其转化成为影响叙事风度、叙事伦理的重要内容。前者作为萨满信仰的外在型描写，从萨满文化的活态与潜在形态两个角度建构了达斡尔民族的“地方感”与“民族志”。后者则通过表现与灵性世界相关的“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构成了对民族根性文化的深层次书写。但是，后者的题材选择与讲述范式难免会使内在型的萨满叙事遁入碎片化与意义导向失控的窄胡同。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心态变化探微：以其“五四”运动阐释为中心 2020年 02期

作者： 黄莹

沈从文并非典型的“五四新青年”一代，然而在20 世纪40 年代，他频繁撰文谈论“五四”运动，这一举动异乎寻常。比较沈从文撰写于40 年代前期与后期的文章会发现：沈从文对“五四”精神本质特征的阐释从赞颂学生的青春之气变为主张学者的君子之风；对进步群体的界定由“少数青年”改为“多数青年”；其思考立场从“批判者”转为“自省者”。这些变化与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具体经历有着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对自身价值经历了怀疑、否定与重估，从“沉默归队”到“沉默工作”，其内在动因早在40 年代就已渐显端倪。尽管逐步放弃了尖锐的批判立场，部分改变了作为小众的精英姿态，甚至退出了文学创作领域，然而沈从文在阐发“五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