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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民间文学
延安文艺传统与少数民族文学话语
2020年 01期
作者: 常海波
延安文艺传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力体现在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性话语、民主性话语三种差异性因素“一体两翼”式的均衡发展上:社会主义话语与新人、写光明、典型化、两结合、深入生活等问题相联系;民族性话语与中国化、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问题相联系;民主性话语与大众化、民间性、革命性、科学性、文艺的特殊性等问题相联系。
延安时期马加创作及其文献资料问题论析
2020年 01期
作者: 张立群 黎黎
东北现代作家马加曾于1938 年至1945 年在延安生活,并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创作时期。延安时期马加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涉及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创作,真实地记录了马加创作的心路历程及其变化。这些作品不仅对于研究马加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对于研究延安文学有着一定的价值。结合实际情况可知:延安时期马加创作的文献搜集和整理还有一些空间,沿着从创作研究到文献资料问题的思路展开论析,对马加及其相关系列问题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
2020年 01期
作者: 张永刚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应筑基于多民族文学之上,形成对多民族文学的阐释能力。为消除中国当代文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隔膜状态,应进一步重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清它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1)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是文学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实状态决定的;(2)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在完善中国文学观念、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中不断优化、提升自身理论品位;(3)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是新时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发...
论全面抗战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对书写内容、叙事模式、创作主体的考察
2020年 01期
作者: 王学振
由于边疆建设得到重视、知识分子得以深入并了解边疆等多方面原因,全面抗战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通过讲述“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或冲突或融合的故事,前所未有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集中呈现出来,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这些作品延续审视族际异质性的文化叙事、呈现族内分野的阶级叙事而又开创了强调中华一体的国家叙事,奠定了共和国初期少数民族题材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作为他者言说而非自我表达的跨族别书写,全面抗战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文学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自我出走”式情节开端——基于文化身份视角的观照
2020年 01期
作者: 朱斌
从文化身份看,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自我出走”式情节开端,指代表自我民族文化身份诉求的本族同胞,离开自我本土,与他者文化身份诉求相碰撞。这形成了诸多“离乡者”故事,主要是被逐故事、寻梦故事或朝圣故事,从而把复杂的文化身份体验,转化为精彩的情节进程,且寄寓了作者文化身份的认同倾向与建构愿望。
正名:文学史书写与马华文学身份重建
2020年 01期
作者: 龙扬志
马华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益于相对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和华文媒体,但是作为一种少数族群文学,其处境折射出被国家文化排斥的认同危机。抵抗歧视、追求认同成为当代马华文学设置议程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学者从马华文学“正名”操作入手重写文学史,目的是清理华人与南洋的历史脉络,建立一套客观叙述自身的话语体系。“正名”是少数族群在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中表达自身政治、文化权益的一种诉求,如果马来西亚当局持续推行本土优先的国家文化政策,马华文学及其文化实践很难摆脱吊诡的认同困境。
“土著”之学:司礼义的中国民俗学研究
2020年 01期
作者: 岳永逸
多年来,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始终与中国学者的民俗学有着深度互动。这就有必要将中国民俗学定义为研究中国民俗的一门科学,从而拓展其范围,丰富其内涵。在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中,1936—1949 年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司礼义(Paul Serruys)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民俗学家。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将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对神的崇拜,并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在大同城南乡村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口传的谜语、儿歌、故事等对他日显重要,进而对桑干河畔数十个村庄的诸多民俗事象展开了深入调研。遵循人类语言习得是从声音开始的基本规律,其关于当地婚俗、谜语、儿歌和故事等的研究不但重视方言,还逐一标注方音的国际音标、进行语法注释,再译成英文或法...
中亚东干民歌的语词构成和来源
2020年 01期
作者: 赵塔里木
中亚东干人是十九世纪末从中国西北迁入中亚俄属地区的回民群体,自称“回族”“老回回”“中原人”。一百三十多年来,东干人顽强地保存着从故土带来的传统文化,同时与迁入地多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形成传统传续和延展的新文化样态。东干民歌即是这种独特文化样态的表征。东干民歌唱词反映了东干语词汇构成的四个来源:一是东干语基本词汇,即清末以前汉语陕甘方言词汇;二是伊斯兰教用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三是东干人入俄后在陕甘方言基础上自造的新词;四是俄语借词。东干民歌使用各类词汇提示了各种异文产生、流传的地域、年代信息等情况。中亚民歌为中国民歌史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样本。
《亚鲁王》史诗格律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探讨
2020年 01期
作者: 吴正彪 张新罗
《亚鲁王》史诗在苗语西部方言的各个次方言区有着各种不同的丰富文本,而且篇幅也长短不一,有的长达三万多行,有的不足千句。由于每个文本在各次方言土语都有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史诗格律的结构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域性。麻山次方言区苗族以“吟诵”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史诗”在苗语中称为“榔”(langb),而通过“唱腔”表达出来的则称为“寞”(mlok),这种歌谣的民族性不仅在具体语境中得到呈现,而且还有着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就史诗的格律而言,对仗和上下句之间的叠音谐声等韵律特点的探讨,对于苗瑶语民间口头歌谣的程式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地方性与互动性:当代仪式研究的两条路径——基于河北涉县娲皇宫民间上社的个案分析
2020年 01期
作者: 朱林
在当代研究视野中仪式的外延不断拓展,但与宗教、神话、信仰等相关的仪式依然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人类学仪式研究知识谱系的基础上,当代仪式研究可以从地方性和互动性两条路径展开。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民间上社为个案,地方性意味着将仪式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探求神话、历史等影响当代仪式呈现的多种因素;互动性要求将微观的仪式互动与社会互动联系起来,走近仪式参与者的个人历程,探寻信仰形成的诸种方式。
记录口头传统:从书面文本到数字技术
2020年 01期
作者: 张建军
20世纪以来,研究、记录及保护口头传统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和社会自觉,书面化的文学作品曾经是呈现口头传统的主导模式。从口头传统的“忠实记录”,到民族志诗学领域内文本迻译的声音和形式再现,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向,内合于口头传统研究由静态文本向动态演述转变的学术理路。现代技术作为内化于口头传统发展脉络中的自我选择,朝向数字化是口头传统记录工作的规律使然。在技术与理念相融的视域下,以学术旨趣和保护理念为规训,是数字化技术能够真正受惠于口头传统记录和建档工作的实践取向。
元初南北诗坛的交融
2020年 01期
作者: 张勇耀
元初,随着南方文士的北上与北方馆阁文臣的南下,南北诗坛发生了不同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北上文士如赵复、吴澄、赵孟兆页等人与朝廷北方文臣的雅集唱酬,为北方诗坛注入了活力;南下文士如郝经、卢挚、张之翰、魏初、阎复、徐琰等人则更多促进了大元气象的南移,影响了南方的诗风与诗学观念。尤其是元好问影响的南移,对南北诗学观的交流以及元诗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对元代中后期诗坛的繁盛有着先导作用。
元好问诗文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
2020年 01期
作者: 许宁
古代朝鲜半岛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其作品自14 世纪中后期便陆续传至朝鲜半岛,在此后五百余年间,对朝鲜半岛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半岛文人不仅关注元好问丧乱诗、论诗诗,还接受了他的诗学思想,并极为推崇元好问的七律诗。他们在现实创作中不仅化用其写景状物类诗歌的经典诗语,还仿效论诗绝句体式进行创作。同时,元好问的史学著述也为朝鲜后期实学者编著大型百科全书提供了史料依据。朝鲜半岛文人对元好问诗文的积极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是间接发生的。
元代南方文士献赋综论
2020年 01期
作者: 黄二宁
元代南方文士通过献赋显才、示好、交友、求仕,献赋的对象、献赋者的身份、献赋类型、献赋地点分布均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是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撑,元人献赋未能形成如汉赋那样的创作声势。元代南方文士所献之赋以颂美为旨归,洋溢着大一统时代宏阔昂扬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南方士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拓展了赋的题材内容,呈现了元代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交融涵化,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
清代西域“为东坡寿”诗事考
2020年 01期
作者: 吴华峰
自乾隆朝平定西域后,随着大量文人的到来,“为东坡寿”雅集也被引入西部边陲。在乾嘉时期的乌鲁木齐与伊犁地区,都出现过以“为东坡寿”为契机的赋诗纪念活动。道光年间,驻镇西域的满族官员与遣戍文人们更是以群体之力,将西域“为东坡寿”活动推向了高潮,为清代“寿苏诗”增添了新的篇章。清代西域“为东坡寿”诗事既是对伟大诗人苏轼的纪念和其精神的继承发扬,也代表了边塞各族士人的传统认同与文化建构的努力,同时还彰显出西域诗歌创作与内地文坛的关联,是清代西域诗人们精神风貌的实录。
法式善“宗陶”趣尚与乾嘉士林的隐逸之风
2020年 01期
作者: 李淑岩
乾嘉诗坛尚古师古之风盛行,濡染时风,法式善即是学陶诗人中较独特的一位。法式善身为蒙古八旗中为数不多的文官,三十余载的仕宦生涯,不曾离开官场半步,却在生活上、创作上时刻流露出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这种趣尚渗透在其日常生活的书斋装饰设计上,表达在其诗歌创作的意象选择、艺术追求以及选评诗作旨趣方面。究其原因,除去民族个性、家学环境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当与其仕宦遭际以及乾嘉时期的时政气候不无关系,借此亦可窥见乾嘉士林的隐逸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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