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伦理原则研究小辑 2019年 01期

作者： 陈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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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田野的回音——《背过身去的大娘娘》读后感 2019年 01期

作者： 罗兴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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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情感与信仰的田野对流——兼覆罗兴振来信 2019年 01期

作者： 陈泳超

文章是对《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回流民俗实践所在地后所得反馈的详细介绍，重点在于对罗兴振来信（《来自田野的回音》）的回应，用以展现学者与民俗精英之间在理智、情感、信仰诸方面的各自立场及其相互辩难。

“日常生活—民间信仰”自觉的相互启蒙者——对“罗兴振—陈泳超公案”的康德式道德图型论思考 2019年 01期

作者： 吕微

站在实践民俗学与民俗实践的同一性立场，依次从理论理性的方法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目的论，过渡到实践理性的目的论及方法论，给予普通民众（包括学者）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以康德式道德图型论的正当性辩护，进而讨论普通民众自觉的自我启蒙，以及民众与学者之间自觉的相互启蒙，建设“人格权”社会的必然可能性与可能的现实性。

学术与生活的不可通约性 2019年 01期

作者： 施爱东

若将民俗学与民俗生活的对话关系划分为五个层级，就会发现任意一个层级的学术成果都只能在同一层级，或与相邻上下两个层级之间进行有效对话。前沿学术的跨层流动不仅表现为时间上的延滞，还表现为数量不断减少、信息大幅递减的特征。理论民俗学若要下沉到生活实践当中，必须经由理论接受，以及常规科学的应用，再通过学术周圈的扩散，落实到地方文化圈，才有可能进入第四层级民俗精英的视野。所谓“学术与生活的不可通约性”，既包括跨层对话的不可通约，也包括学术介入生活的空洞无力。学术和生活本来就是不可通约的两个世界，学术工作者既不要对学术干预生活寄予过高的美好期许，也不必为学术妨碍生活背负过重的伦理包袱。学者与民众的关系...

“女性调查者”：学术共同体中的性别他者？ 2019年 01期

作者： 王尧

对于一般性的田野调查，性别不具有超越其他身分的控制力。脱离田野语境孤立地比较性别差异毫无意义。渲染女性不适合田野调查的歧视性论调往往将女性面临的技术性问题夸大为本质缺陷，将个体经验上升为群体特征。这种偏见是挫伤女性学者的隐形暴力，也可能导致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戕害。

诚与真：田野情感和学术伦理 2019年 01期

作者： 刘倩

田野工作理应尊重民众情感，但这种情感不能影响研究的公正性，或妨害学术的责任伦理。“罗兴振命题”在学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信念越“诚”,距离理性之“真”就越远。

移植与借用：中国西北民间故事在中亚地区东干人中的传播 2019年 01期

作者： 苏永前

中国西北民间故事在中亚地区东干人中的传播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中亚东干民间故事对中国西北民间故事的移植。由于东干人系从中国西北地区迁徙而来，原本流传于中国西北的民间故事也被移植到中亚。因缺乏文字记录，这些故事在异域口耳相传的世代传承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变异。其二，中亚东干民间故事对中国西北民间故事的借用。东干民间故事中的一些情节单元，其模式与中国西北民间故事非常接近，但整个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情节结构又与西北民间故事有明显差异。此类民间故事，系东干民众借用中国西北民间故事母题，并与其他情节重新组合而编创的新故事。经由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可以呈现出两地之间深厚的文化渊源。

马克思主义少数民族文艺学的新发展 2019年 01期

作者： 意娜

中国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学的特征进一步本土化的结果。它既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密不可分，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又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对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加强和提升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较为完整和到位的梳理，其中就包括这样一个方面：如何既立足于民族立场又能超越特定民族的局限，在观察特定民族传统时随时保持更为开阔的国际性视野，同时引入更为客观的比较尺度和更符合科学工作原则的方法。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简单的狭义民间文学加作家文学，要在更为宏大...

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与“中国故事”表述 2019年 01期

作者： 林琳

如何阐释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中国，多民族文化景观一直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手段。在少数民族电影领域，“讲好中国故事”是以中国为本位、为主体、为目的的国家叙事。对少数民族电影而言，它不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简单套用，而是少数民族电影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特征，是以构建真正的多民族国家认同为使命。

“《达吉和她的父亲》讨论”考辨与新解 2019年 01期

作者： 刘卫东

《达吉和她的父亲》之所以会引发论争，是“人性论”这个老问题在特殊的1962年的延续。高缨对小说原作进行了改编，把两个父亲“抢女儿”改成了“让女儿”,并用“民族团结”等政治元素进行包装，但是电影版仍然保留了故事的核心冲突。这次关于“人性论”的诉求得到了周恩来、周扬的不同程度的理论支持。对“人性论”的坚持和重申，是这次讨论中值得注意的一点，这表明“十七年”间，艺术的品位只不过被环境压抑，而一旦找到释放机会，就会喷涌而出。

“边城”之“边”——论边地文化意识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2019年 01期

作者： 罗维

近代湘西作为曾经的苗疆边地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是探索沈从文文学及其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石。自称“跛者不忘履”的沈从文始终不能忘情于对边地家乡的历史重构。其湘西书写中所呈现的边地文化意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容，体现出复杂性、阶段性，以及沈从文对近代湘西命运思考的矛盾性。对于这种边地文化意识的深入探讨有助于理解沈从文的文学和思想发生的起点及其发展轨辙。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制度属性与演化逻辑 2019年 01期

作者： 朱林

新世纪“骏马奖”发生的显著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多停留于现象层面。文章探究了“骏马奖”的制度属性，并从质与量、奖与扶、一体到多元等方面描述了“骏马奖”的演化轨迹。“骏马奖”参与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边缘/主流”的关系建构，即符号学意义上的标出性。但是，其自身的新变又是一种突破，要求打破标出性结构，走向“美美与共”的文学格局。这些现象发生的背后有一种逻辑，标出性翻转就是这种文化逻辑。

从无名到赋名：当代康巴藏族作家群的形成 2019年 01期

作者： 俞蓓 朱霞

随着康巴作家群的异军突起，关于当代康巴藏族作家的作品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不少评论性著述，但是从整体上对其自我书写者集体亮相的溯源、探究尚不多见。文章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聚焦当代康巴藏族作家以汉语写作的小说代表作，尽量从康巴藏族作家自我表达的本位视角、而非他者的眼光，去梳理当代康巴藏族作家从1983年至2012年这三十年间所经历的主体自觉、历史自觉和集体自觉这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力图对当代康巴藏族作家群如何从无名到赋名；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集体性突围进行溯源。

从华文女作家作品看马、新、印尼的族群问题 2019年 01期

作者： 马峰

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尼的华文文学都有族际婚恋及族群交往的探讨，由于各国的族群比例及民族政策不同，其文学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马华文学中的族群书写是压制、反抗及融合并存。新加坡实行趋于民主的多元民族政策，华文女作家对族群交往的呈现也趋向关怀、信任、平等、和谐等良性特征。印尼由于种族歧视的阴影仍在，所以华文女作家们极力避免表现种族矛盾，她们关注华族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以描写友族间的情谊建构为主。

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以道咸同时代蒙古文学思潮为视角 2019年 01期

作者： 米彦青

道咸同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最重大变革的时代。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蒙昧之后，快速发展并且极欲改变世界格局，而古老中国还期冀因循守旧。中西文化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的争端中，文学思想渐进式的改变。清初以来的华夷之辨至此已不复为中华民族体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争，而成为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区分，国变时期的文学担当与士人所具有的使命意识与民族身分无关，蒙汉文人共同成就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儒学一元的格局渐被打破，走向意识形态的经学批评驱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肇端，多民族融通、思想多元的文化格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