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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一体”:元代文坛特征
2017年 04期
作者: 查洪德
文倡于下、雅俗分流、“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显著特征。元代文学研究者曾努力寻找少数民族作家群在元代文坛的独特性。考察并揭示元代蒙古、色目诗人作家风格特色是必要的,但不能淡忘甚至消解元代文坛的一体性。元代有数量众多的蒙古、色目文士,他们之所以成为士人,乃师从中原大儒。元代多族士人有着广泛的交游,共同参与文化文学活动,在活动中彼此深度融合,达到心灵的契合。蒙古、色目士人与汉族文人,在大元治下,具有相同的国家观念与文化观念,有着共同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在车书大同的元代,不同民族文人书同文、文同趣,体现了元代文学精神风貌深层次的一体性。
论清中后期云南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形成——以回族文人交游为中心
2017年 04期
作者: 马志英
清乾嘉之际,以沙琛与马之龙为代表的回族文人广泛地与白、彝、纳西等民族的文人墨客交游往来。这些交游酬唱活动使各族文人互相学习、转益多师,扩大了创作视野,丰富了云南文学的创作主体,对清中后期云南多民族文坛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视角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较新的阐释空间。
唐宋时期民族语入诗现象论析
2017年 04期
作者: 张振谦
以民族语入诗是唐宋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唐代南诏出现了混杂彝语、白语与汉语进行写作的民族诗人和民间歌谣。宋代文人余靖和刁约在使辽时以契丹语入诗,苏轼在唱和诗中以羯语入诗,在当时均产生了强烈反响。唐宋诗歌中的民族语,大多以音译方式记载下来,并往往采取诗中自注形式解释。唐宋时期以民族语入诗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具有独特的功能和诗史意义,具体表现在兼顾民族特色和汉诗规范、增强诗歌的时事性和现实色彩、形成新奇怪异和诙谐风趣的审美风格三个方面。
口头传统在回鹘文译经中的回归
2017年 04期
作者: 张巧云
口传佛经历经长期口头创编、口头流传后才逐渐出现了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佛典的三次结集又开启了用文字形式大规模编纂佛经的活动。口头经典向文字经典的转化过程中,语言被不断精打细磨,具有口头性特征的词句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佛经汉译后,口头性特征进一步弱化,变得更加文雅、凝练、书面化。回鹘有着源远流长的口头传统,佛教传入后,讲经、唱导等佛事活动渐渐融合了回鹘口头传统中的因素。汉译佛典来源的回鹘文译经最终又向“质朴、通俗、口语化”的原初形态回归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口头佛经文本,这些数量巨大的口头文化遗产,是我们研究古代维吾尔文化的重要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遗产化反思
2017年 04期
作者: 艾哈迈德·斯昆惕(Ahmed Skounti)
遗产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化主要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遗产化会带来遗产及其生产与地方性(或所处社会)之间关系的扭曲。经受着去地域化的遗产,即使与其地理空间上的源起地保持着联系,也还是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再生产。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一定会以牺牲某些成分为代价:特别是对于其持有者和施行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他们自身都发生了改变。以上两个维度一个是外部视角,一个是内部视角。这两种维度将全球和地方这两种层级结合起来,使两种层级互相定义对方,并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本真的幻想”。这种“幻想”成为遗产化进程的事实基础。
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基于对22位民俗学者的访谈和个人的田野经验
2017年 04期
作者: 刁统菊
对22位以田野作业为搜集资料之主要方法的民俗学者做了一个简短的微信访谈,主题是“女性做田野的优势和劣势”。女性学者从事田野作业,有一些性别上的优势,如亲和力强、更容易被人接纳和信任。只是,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同时也反映在民俗学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建构中,比如女性学者一般不像男性学者那样被视为“专家”“权威”,甚至有一些话题对她们缺乏开放性。性别视角确实是一个必要的研究维度,女性研究者在某些话题上能与女性研究对象进行更好的沟通和讨论。但个体的性格特征、学术背景、兴趣爱好、身分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田野作业,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思考和把握,也会影响田野地点的选择和田野作业的过...
论壮族诗性传统的生成与演化
2017年 04期
作者: 覃德清
人类审美感知的衍生、民族文化演进历史、诗性主体生命旅程及文化时序变迁直接制约着诗性传统的生成与演化。壮族诗性传统的萌生与人类进化历程相对应,其演进历经先秦时期的仓吾瓯骆时代、秦汉至唐宋的乌浒俚僚时代、元明清时期的俍僮时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壮族时代。壮族社会文化和娱乐习俗的变迁则更直接制约着壮族诗性传统的更新与变革,壮族民众的人生旅程也同样凝集着不同意蕴的诗性体验。
史诗歌手记忆和演唱的提示系统
2017年 04期
作者: 斯钦巴图
文章结合蒙古史诗情节结构发展过程,运用史诗名称、分章名称、分部名称、大主题、主题、程式化提示诗句、记忆单位、演唱单位等概念工具,探讨了蒙古史诗艺人概括记忆史诗和分解演绎史诗的提示系统及其特征与构成规律。史诗名称、分部名称、分章名称、大主题、主题、亚主题、微主题等要素,构成蒙古史诗艺人记忆和演绎史诗的提示系统。这些要素从下而上,既是层层概括记忆的具体过程,也是层层提示、选择、分解、激活及演绎的总过程,并以史诗的大主题为分界线,往下按主题、亚主题、微主题等顺序,在程式化提示诗句的引导下逐层伸入到史诗演述的最终表现层面,帮助艺人记忆、创编和演绎史诗;往上则以分章名称、分部名称、史诗名称的顺序,帮...
丰饶之秋与饥饿的亲属——论 KHM47“ 杜松树”和相关故事中的谋杀与食人情节
2017年 04期
作者: 卞梦薇
在《格林童话》中编号为KHM47的“杜松树”与KHM53 的“白雪公主”、中国的蛇郎故事有颇多相似之处,其共同情节可归纳为“丰饶之秋”与“饥饿的亲属”母题。KHM47的独特性来自“杜松树”母题和歌谣“母亲杀我,父亲吃我”,在对比歌谣诸异文并参照欧洲民间篝火习俗之后,可以提出KHM47 是以“杜松树”为核心形成的假说,并由此进一步揭示其故事的深层结构。
论“阿欧怜儿”山歌中岷州地景的文学书写
2017年 04期
作者: 戚晓萍
“阿欧怜儿”山歌的地景书写,由众多富有岷州特色的地景意象构成,大致可分为山林意象、农事意象、田园意象以及神圣意象四个类别。这些地景意象的背后,寄寓着歌者群体对岷州生活深层的情感书写、人生书写、历史书写。“阿欧怜儿”山歌中的情感书写,以悲苦为基调;人生书写刻画了岷州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历史书写则是草根阶层以口耳为工具对岷州历史的民间书写。
民俗、艺术及审美经验——兼论季中扬《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
2017年 04期
作者: 李牧
学界对于民俗事象艺术性的认知,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与发展的。民俗事象所兼具的民俗性和艺术性之二重性,要求研究者除依托民俗学理论描述和阐释研究对象的功能、文化内涵、权力关系等问题外,还应吸纳艺术学及相关学科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审美观照,以形成特定时空和文化场域中的特殊审美经验。季中扬《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所展现的,即是对民俗独特艺术本质与存在规律的有益探究。
沈从文的文学语言观
2017年 04期
作者: 董正宇
沈从文是一位文学大师,也是一位语言文字大师。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语言观。语言认知上,提出“工具重造”观念;语言态度上,倡导“习作”不缀;语言理想上,主张节制、适当和语言德性;语言路径上,提倡“极力使文字成为自己的言语”,形成自己的风格。
“沈从文传”的考察与进路
2017年 04期
作者: 张立群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自传的作家之一。从20 世纪30 年代至今,“沈从文传”出版时间跨度大、数量多,已形成独特的风景。通过对沈从文自传、“他传”两种主要类型进行阶段性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沈从文传”的历史与现实、已取得的成绩,也能看到其中的不足。在此前提下,总结“沈从文传”已有的写作实践,可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
人与自然的契合——论沈从文的人学观念
2017年 04期
作者: 马新亚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契合,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创作方法,更体现为如何表现自我与他者的艺术观和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宇宙观。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可以将道德秩序、生命元气赋予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神性”维度缺失所带来的道德失范和生命萎缩;单个的人与人类也是一个整体,只有将“小我”融入“大我”,才能使速朽、有限的“小我”永生不朽。沈从文的整体论宇宙观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学观念提供了一种类似宗教的超越性背景。
“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
2017年 04期
作者: 李国太
文章论述了有着苗族血统的沈从文营构了一个以湘西为蓝本的文学世界,但其本意则是希望通过对苗疆风情和苗人社会的书写建构一座“人性的神庙”。沈从文以苗族为创作原型的作品仍多是以“外来者”的视角展开叙述的,并未明确凸显出其苗族身分认同。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多民族话语与交互主体性
2017年 04期
作者: 陈一军
张贤亮的一些重要小说作品,尤其是《绿化树》,具有突出的多民族“接触话语”特征,这反映了长期生活在西北多民族“接触区”的张贤亮在创作中具有突出的现代多民族意识。多民族接触话语是促成“我”这个主要人物交互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因素。这种话语本身又呈现出南北地域文化之间的对立,形成《绿化树》等重要小说文本中“我”主体人格的内在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我”主体人格的丰富和发展,这使得作品中的民族性具有矛盾性,却也使得作品获得了某种超越性。多民族接触话语凸显了《绿化树》等小说文本的复杂难辨与巨大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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