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述评 2016年 02期

作者： 额尔很巴雅尔

　　文章梳理和分析了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及其序、读法、总录、回批的整理、成书、翻译过程，总结归纳了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的若干阶段成果，详细解析了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逐渐被蒙古族文学、红学和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研究领域认知的过程。文章认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是蒙古族文论研究、红学研究和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乐府曲调《何满子》与《河满子》源流考辨 2016年 02期

作者： 韩宁

　　《乐府诗集》题解《何满子》一曲时用白居易说，其为沧州歌者何满子临刑所唱。白居易作《何满子》记载此事，元稹亦作《何满子歌》。但考察唐宋文献，《何满子》与《河满子》分别著录，并未混淆。《何满子》为白居易所言何国歌者何满子所作，而《河满子》文宗时宫人沈阿翘曾演唱。二者的本事、内容、风格、体式、音乐形态等多有不同，应该是两个曲调。《河满子》的流传更为广泛，而《何满子》在元白之后少有记载。

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述论 2016年 02期

作者： 陆有富

　　文章对近三十年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包括对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价值评价，以及对三十多年研究历程的综合性论述，最后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三十多年来，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在文献整理、研究空间拓展、研究方法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的研究现状与其诗歌成就相比，还很不相称，这就需要我们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诗歌文献整理、编订古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者年谱、探索多样有效的研究方法、推进蒙古族汉文文论的研究，进一步挖掘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的价值。

论《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2016年 02期

作者： 张明华

　　《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的创作是辽诗发展中的重要事件。组诗不仅吟咏共同的对象即天庆寺的玉石观音像落成这一盛事，而且全部采用了次韵唱和的方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唱”与“和”，其间还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限韵诗创作活动。《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的创作和保存，不仅证明辽代诗人曾经举行过一些集体性创作活动，代表了辽代七律的成就，而且揭示了佛教繁荣对辽诗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人与契丹人之间的融合关系。

白居易对元代西域诗人的影响 2016年 02期

作者： 陈才智

　　白居易家族源自西域，至元代又反过来影响西域诗人和诗风，成为西域文明华化之风的重要推助。元代西域诗人对白居易的接受，绝非个别现象，可谓蔚然成风。从发展来看，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耶律楚材、耶律铸家族为代表，以摹拟唱和为主，第二阶段以廼贤、马祖常和萨都剌等为翘楚，既融汇前贤，更自出新境。众多元代西域诗人不约而同选择白居易作为学习对象，也绝非偶然。在第一阶段，主要缘于白诗相对通俗易懂，更为契合西域民族。第二阶段，则源自时代对白居易《新乐府》精神和讽喻诗关注民生传统的呼唤。西域诗人兼诗论家（以元初辛文房为代表）对白居易的正面评价与推尊，也有推波助澜之功。

2015年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精神的现代书写与叙事传统的深度内转 2016年 02期

作者： 王鹏程

　　2015 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延续着既往的文学精神、价值观念，同时回应时代召唤，透视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精神濡染和价值重建，书写民族地区的抗战记忆，将神话、传说、历史与现实联接起来，深度内转叙事传统，深刻表现现代化中各民族的困惑、追求和执着，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和版图。同时，各民族作家在创作上也呈现出一些明显而严峻的问题，能否以现代的视野、开放的精神、创新的手法，开拓出民族文学新的写作路径和文学传统，成为今后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

论苗族作家刘萧小说《筸军之城》的悲剧审美意蕴 2016年 02期

作者： 何小平

　　作为防范苗族而出现的湘西地方部队筸军，是近现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的缩影，筸军作为群体，其命运充满了鲜明的悲剧色彩，其历史就是一部湘西民族地区的近现代史。刘萧的小说《筸军之城》具有深刻的悲壮审美意蕴，演绎了浪漫与激情，充满了神秘与想象，彰显了湘西文化重情爱美浪漫、雄强刚直彪悍的精神特征。小说作品用审美的方式再现了这一悲剧群体形象，以此来对湘西民族地区近现代历史与社会进行深入的艺术思考。

“骏马奖”与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流变 2016年 02期

作者： 李翠芳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少数民族文学界的权威奖项，其获奖作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基本上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样态，体现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变迁。新时期伊始，少数民族作家饱含强烈的激情融入到边地与国家趋同的合唱之中，表现出时代的参与性；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则开始深入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追寻历史之根，有独特的文化定位和反思；更有部分作家逐渐超越了单一民族视角，在创作中表达了对整个人类生存的理性思考。

“历史重述”与“景观再造”——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形态变迁的思考 2016年 02期

作者： 姚新勇

　　返还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书写，是“新时期”少数族裔文学写作的基本特质。一般而言，它不是体现为对特定族裔历史文化的重述，就是表现为独具特色的族裔景观的再造，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者又构成了相互不可分割的整体。文章尝试借鉴“文化地理学”“身体现象学”之认识论方法，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形态的特质及其变构进行思考。

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中国观”——理解张承志的一个视角 2016年 02期

作者： 何吉贤

　　中国当代文学中张承志的存在及其评价构成了“张承志难题”。这一难题既表现为面对张承志这一对象时我们知识和视野的局限，也凸显为文学面对现实时问题意识的薄弱。“张承志难题”中包含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解释中国。作为一位信仰伊斯兰的回族作家，张承志的中国观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涵，这是一条由美的体认而确认自己的中国文化身分，由文化的民众主体而确认自己的民族身分，在文明的交汇处发言，由全球的不平等结构而寻找“第三世界文化立场”的“中国认同”之路。

仪式视野中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2016年 02期

作者： 张凌波

　　《亚鲁王》是在丧葬仪式上为亡灵唱诵的苗族活态口承史诗，其演述语境具有鲜明的仪式色彩。从仪式视角对《亚鲁王》史诗进行阐释和观照，探讨它与丧葬仪式的关系，可以为《亚鲁王》史诗的深入解读和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甘桑石刻文的图像叙事及其文化传统考察 2016年 02期

作者： 李志强

　　近年来，广西平果县甘桑遗址上发现的石刻文字或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骆越文化阶段。对甘桑石刻文的研究表明，其文字表达已具备一定的图像叙事功能，包含着未解的历史文化信息。甘桑石刻文化所属的右江河谷古文明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代码，对石刻文字叙事的解读将对中国古文字史和壮族先民文化史有一定的助益。

蚕蜕皮为牛郎织女神话之原型考 2016年 02期

作者： 吴晓东

　　蚕的头像马头，被称为马头娘。为了解释蚕的头为什么像马头，古人借用了蚕蜕皮现象，说蚕在蜕皮的时候换上了马皮，从而产生了最初的蚕马神话。当蚕被人格化为女子之后，蚕马神话演变为人兽婚神话，增添了曲折与悲剧色彩，但马与人的结合依然是通过换皮。此神话在流传过程中，马变异为牛，形成了蚕牛神话，并进一步演化为牛郎织女神话。就牛郎织女神话的情节而言，织女衣服被偷走以及牛郎踩着牛皮追赶织女，正好构成了用牛皮换蚕皮的“蜕皮”过程。

法国故事类型索引编制史与口头文学研究思潮 2016年 02期

作者： 鞠熙

　　与很多国家一样，法国故事类型索引的编纂，直接受到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使用AT（现为ATU）分类法。但是，这项工作在法国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地方文化研究色彩，并始终与口头文学的研究思潮保持密切关系：故事形态学、结构主义、民族志的研究转向，直到文化遗产学的理念，无一不在编制类型索引中留下印迹。文章主要阐述法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纂的历史与现状，除介绍索引本身的内容与体例外，重在分析每一阶段编纂索引的理论特点及其学术史背景，以期对中国学者有所借鉴。

夏商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与中国文化元编码刍议 2016年 02期

作者： 张开焱

　　神秘数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之一，相关成果突出了由《周易》奠定的数字“二”和“三”做为中国文化元编码数的重要性。但《周易》确定的两个元编码数从何而来？在“二”和“三”两个元编码数中有没有一个更为重要？《周易》确定的两个元编码数分别从夏商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中来。夏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是“三”，商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是“二”，夏人和商人分别是按照这两个元编码数字组织以自己创世神话为核心的文化世界。这也是《周易》文化元编码数的直接来源。在《周易》及以后的二千余年，中国文化相对崇“三”而贬“二”，其原因之一乃在于周人文化因地域原因受夏文化影响更多；原因之二在于它们分别是男性...

“有情”与“无情”：长汀客家山歌主题研究 2016年 02期

作者： 王维娜

　　 客家山歌是山歌手口头创作、即兴演唱的口头传统。在一场“有头有尾”的山歌对唱中，歌手遵循情感逻辑即兴创作和演唱无数首山歌，主要目的在于用不同的山歌完美演绎两大情感主题———“有情”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