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学研究本土化的盛会
文 / 本刊记者

　　9 月 4 日 至 7 日，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承办的 “ 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 ” 将在阿诗玛的故乡、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石林召开。
　　 这次会议，将在彝学研究领域创造两个记录：一是首次在彝族的故乡、在彝学的发源地中国召开了国际彝学研讨会，标志着彝学研究本土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二是在国际彝学研究领域第一次采用了 “ 政府 + 研究机构 ” 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彝学研究提供了经费和组织上的支持，给经费紧张的国内彝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在学术研究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波兰、韩国、越南、印度等国家的 40 余名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的 70 余名学者将参加本次盛会。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彝族传统文化与彝族社会经济变迁。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彝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改良之间的关系。
　　 6 月 28 日 ，会议筹备组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校长荣仕星，会议筹委会主席、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陈理，路南县副县长木志群分别发表了讲话。木志群副县长说： “ 早在 100 多年前，外国学者就把石林和石林的彝族介绍到了国外。如今石林无论是经济文化或是人文风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进入 21 的今天，在国际彝学的发祥地石林召开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回顾与总结百余年来彝学的发展历程，让外国学者来看看百年以后的石林县，具有特别的意义。石林作为民族自治县，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承办此次会议，其目的是 ‘ 让世界了解石林，让石林走向世界 ' ，是为了与学术界沟通、交流，了解专家学者们的见解与建议，更好地促进石林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 ”
　　 陈理副校长介绍说，彝学成为一门多学科的、国际性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学者、探险家、旅行者、传教士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探险，旅行，传教。他们调查与描写彝族撒尼、阿细、诺苏等支系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的论文和著作，开了彝学研究之先河。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者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马学良等对云南、四川的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献进行调查研究，成绩裴然。 50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彝族各支系进行民族归属识别，对彝族语言与彝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对凉山彝族社会形态进行研究，这些工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文革后，经过 20 年的学术沉寂，少数民族研究又重现生机。在汉族学者的培养帮助下，一批又一批彝族本民族的学者成长起来。
　　 1995 年，首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由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斯蒂芬 · 郝瑞教授发起，成功地在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举办。 1998 年，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由德国的资深汉学家托马斯 · 海博乐教授筹划组织，圆满地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特里尔大学召开。在第一二届研讨会中，我国分别有 12 、 16 名来自北京、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各民族学者接受邀请前往参加研讨。其中，中央民族大学有五位老师出席会议。
　　 在德国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上，许多外国学者提出建议，希望第三次国际彝学研讨会能在彝族的故乡、在彝学发源地中国召开。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基地，也是彝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与会的中央民族大学老师义不容辞地接受了重托，带回了外国学者的愿望，于是才有了这一次在石林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
　　 新闻发布会后，本刊记者就彝学研究本土化以及 “ 政府 + 研究机构 ” 的模式等问题采访了本次会议的主要筹备者 ——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系黄建民副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副教授巴莫阿依。
　　 巴莫阿依说，在彝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彝学研究的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开始的时候，和其他人类学研究一样，彝学研究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一种 “ 客观 ” 研究，目的是给本国当权者提供统治异域民族的策略和方法。研究者很少考虑被调查者的需求，也很少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研究者调查后离开，不再与被研究的地方发生什么联系。
　　 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一些与研究对象有关的问题，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彝族的学者在国内的汉族学者以及外国学者帮助下成长起来。他们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本民族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互相的交流中，双方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国内学者尤其是本民族学者，与国外学者是一种什么关系？双方各能做出什么贡献？能否取长补短？
　　 事实上，国内外的彝学研究者们已经在许多方面互相学习并取得了效果。许多外国学者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认识到自己应当对当地的老百姓有所回报。许多人不再仅仅站在外面去 “ 客观 ” 研究彝族及其文化，而是把自已当成其中的一员，并和研究对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首届国际彝学研究会的组织者斯蒂芬 · 郝瑞曾这样表达他对彝族的感情，他说： “ 彝族是我丢不掉、放不下的远亲。 ” 在言谈之中，他也常说 “ 我们彝族 ” ，表现出他对彝族以及彝族文化自然而亲近的情感。一些学者在彝区调查时，发现当地的小学只有老师有书，学生都没有，回国后，便寄钱回来，给小学生买书。这次国际彝学研讨会后，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国外学者向当地捐资，建立一个小学校。
　　 谈到 “ 政府 + 研究机构 ” 的模式，巴莫阿依说，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在国外有很多基金会，可以为这类的国际会议提供无偿资助，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在国内，基本没有这样的基金支持，而学术研究机构又没有钱，所以只有走研究机构与地方政府相互结合的道路。对地方政府来说，在自己的县召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可以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并有利于把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为当地的资源。
　　 黄建民老师认为：如果单纯地去强调学术化而不与地方结合，会议的资金就无从筹集，也就不可能有这次会议了。会议采用这种模式，在会议议程上尽量与国际接轨；而在具体操作上则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会议中穿插了许多活动，但又不影响整个会议。开始外国学者对这种方式不理解，经过解释，他们也认为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
　　 9 月，国际彝学研究第一次回到了 “ 娘家 ” ； 9 月，中央民族大学和阿诗玛的故乡石林携手 “ 双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