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彝学研究小史

马学良

　　中华文明是由中国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所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毛泽东曾说：“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出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少数民族混血形成的。”那么同样可以说，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粹形成的。因此，追本溯源，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华文明源流史，就不得不重视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史。这也是我们认识中国文明乃至亚洲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引述

　　中国彝族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她有着与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有着一切古老民族所具有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姿的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四省区的彝族，支系繁多，族称复杂，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秦汉之际，汉文史籍将其称之为“西南夷”，即背弓负箭的民族。这表明在公元前 5 世纪彝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已经完全形成了。彝族自称中的“诺苏颇”，“纳苏颇”、“纳罗颇”有“尚黑的族群”之意；还有“罗罗颇”、“罗颇”、“罗武颇”等等，有“虎族”之意。元明清以来的基本通称为“罗罗”或“倮倮”。解放后，毛泽东给了这个民族以吉祥的古代礼器“鼎彝”之“彝”，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统称。“彝”字有“糸”有“米”，丰衣足食的意思，不仅有着庄重、古老的美意，而且也概括了绝大多数彝族支系称谓中的汉字音译。在中国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支系最多。据 1990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彝族当时的总人口已达 6 ， 572 ， 173 人，总人数居于全国少数民族的第六位。初步估计目前的人口总数已近 700 万。此外，彝族还是一个跨境民族，初步估计在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越南、泰国还有十多万彝族，据彝文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他们是唐朝中期以后陆续迁徙到国外去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彝族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含括语言、文字、历法、天文、哲学、宗教、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工艺、医药、民俗、礼仪、伦理、农技以及译著等人类文明，汇聚成了一座璀璨的宝库，这不仅是彝族古代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二、回顾

　　㈠ 国际彝学研究的肇始

　　早在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来到中国彝区游历和考察，在他所著的《东方见闻》中记述了他访问建都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时的所见所闻。 19 世纪下半叶，国外学者研究彝族的逐渐增多，英、法、美等国都有许多学者涉足中国彝区，如法国学者杜达尔·特拉格莱 ( Doudsrd Delagree ) 、安邺 ( Carncer ) 、德·拉波特 ( De Laporte ) 、儒贝尔 ( Joabert ) 、托雷尔 ( Tnorel ) 、杜布益 ( B. Dupuis ) 等人，在 19 世纪 60 年代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彝区进行考察；此后埃米尔·罗杰 ( Emile Roger ) 所著的《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南诏史）对云南彝族的民俗，特别是婚姻形态作了详尽的介绍； 19 世纪末进入云南彝区的普亚 ( T. R. Pourrias ) 、拉古柏里 ( Terrien De Lacoupere ) 、德维亚 (C. Dereria ) 等人，也均有研究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同一时期，还有法国亲王奥尔良 ( Henrt D. Orleans ) 深入四川凉山腹地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对彝族进行实地考察，在其所著的《从东京到印度》一书中，叙及此次活动，他所搜集到的大批彝文文献，后为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威廉·洛克哈特 ( William Lockhart ) 、布莱斯基顿 ( T. Blackiston ) 、威廉 ( B. William ) 等人，英国人安德森 ( A. Anderson ) 、马嘉里 ( Margery ) 、格罗夫纳 ( Grosvenor ) 、巴伯 ( Barber ) 、麦克卡迪 ( Maccathy ) 、吉尔 ( Gill ) 、史蒂文森 ( Stevenson ) 、索尔登 ( Soltan ) 等人也来到中国彝区进行考察；巴伯在其《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一书中，介绍了大小凉山彝族民情； 1882 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郝西 ( A. Hosie ) 率队考察了川、滇、黔三省彝区，前后历经三年，所搜集的资料大部份写入到《华西三年记》一书中。 19 世纪末，法国人皮雄 ( L. Pichon ) 、马尔多 ( Madrolle ) 、保尔·博厄尔 ( Paul Bolle ) 等，以及由他们率领的考察队，在中国彝区也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考察。其中，德布莱洛 ( Deblnne ) 所著的《华南和华西土著民族研究》，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彝族进行初步的研究。保尔·博厄尔在其所著的《对倮倮语言的研究》一书中，对彝族语言、文字作了专门性的研究；沙尔雅则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复制、搜集彝文碑文和彝文经书。与此同时，英国人戴维斯 ( H. R. Davis ) 受英国政府派遣调查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他沿途对云南的彝族和其他民族所作的许多调查，辑录在其著名的《云南 ----- 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中。此外还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 ( A. R. Coloquhoun ) 、巴贝娜 ( Babelle ) 、温盖蒂 ( Wingaite ) 等等，也对彝族作了一些调查。

　　20 世纪初叶，西方人到中国彝区进行考察活动的势头有增无减。 1940 年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 ( W. C. Francois ) 到凉山和云南各地考察；同年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蒂 ( Bons Danty ) 到凉山北部考察； 1907 年，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 ( Edouadehvnne ) 到云南各地彝区考察。此时在中国彝区还有两支庞大的法国考察队在活动，一支由法国殖民军一等医官吕真达 ( A. F. Legender ) 率领，一支由少校多龙 ( Dollin ) 率领。吕真达从 1907 年至 1910 年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凉山和云南彝区，他所著的《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等书中，较为详尽地记叙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和奴隶制下的等级结构情况；多龙于 1906 年至 1909 年先后在川、滇、黔三省彝区考察，发表了《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等研究彝族的多种著作。同一时期，法国人亨利·科尔迪埃 ( Henry Colerdean ) 于 1909 年在他所主持的《道报》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较为详细地综述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及国外对彝族的研究概况。

　　这一时期，英国人到川、滇彝区考察的的有李特尔 ( A. H. Little ) 、杰克 ( R. L. Jack ) 、约翰斯顿 ( R. F. Johnston ) 、布洛克 ( Brock ) 、费格森 ( Fergusson ) 等人。李特尔在其发表的《滇西北旅行》一文中对滇西北小凉山的彝族进行了介绍。美国学者哈里·弗兰克 (Halley Franck ) 在其所著的《华南漫游记》一书中，着重介绍了“诺苏文”（彝文）。此外，俄国人史禄国的《记罗罗音》在彝语研究方面是比较科学的记音论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中国彝区进行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中，也有不少人对彝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著作。其中成就突出是法国传教士邓明德（ Paul Vial ），他在云南路南彝区的三十年中，学会了彝语，并向当地毕摩学习古彝文，对彝族历史、文化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造诣颇深，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主要的著述有用彝汉两种文字对照的彝文经典《宇宙源流》（收入了《天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经）、《倮倮·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法国文学院因其对彝族研究所作的贡献而授予他文学博士的学位。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 ( Alfred Lietard ) 先后在云南的路南和昭通的彝区传教十余年，著有《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颇 ---- 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上述两个地区的彝族概况。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叶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外学者对彝族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初期阶段，除在彝文与彝语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以外，对其他课题的研究均停留在介绍概况和客观描述的层面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诚然，在这个历史时期，西方人研究彝族的主要目的，是从当时的殖民主义和传教的需要出发的。但在客观上，也为现代国外学者研究彝族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

　　㈡ 国际彝学研究的发展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外学者对彝族的考察和研究活动处于消停状态，直到五十年代以后才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国外研究，主要在彝族历史、社会制度和语言文字方面有较为系统的成果。

　　在历史研究方面，前苏联于 1972 年出版了Р·Х·伊茨的《东亚南部民族史》，该书以大量篇幅，从多种角度来研究彝族的历史，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地。如作者认为彝族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溪人 ---- 巴人，然后发展成为滇人，再由滇人发展成为东爨人 ---- 乌蛮，这是在当时研究彝族族源问题的又一新解。 1982 年美国出版了查尔斯·巴库思研究南诏史的专著《南诏国和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认为“南诏的居民与今天的彝族和白族的语言结构的模式完全一致。” 1983 年英国出版了爱德华·威耶尔所著的《今日原始民族》，书中论述了彝族的习俗、礼仪、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指出：“关于倮倮人的详情仍有许多东西需要了解，他们古老的习俗可能使我们对亚洲民族和文化的早期活动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一直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研究主题。”

　　五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对彝族进行研究的学者颇多，有关彝族历史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白鸟芳郎的《父子连名制与爨氏的谱系》（ 1957 年）、《西南中国》（ 1960 年）《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 1960 年）、《西南中国诸土司的民族谱系》（ 1963 年）、《华南土著居民的种族：民族分类及那些历史背景》（ 1966 年）、《乌蛮白蛮的居住地和白子国及南诏六诏的关系 ----- 关于云南乌蛮、白蛮的问题（第一部）》、《南诏·大理的居民和爨·罗罗·民家族的互相关系（第二部）》等，他认为现代彝族中的黑彝来源于唐代的乌蛮，乌蛮属于藏缅语族，故南诏王室是彝族。此外，如松本信广《关于哀牢夷的归属问题》（ 1949 年）、加佐明的《中国西南彝族的社会组织》（ 1961 年）、藤 义美的《西南中国民族史的研究 ----- 南诏国的历史研究》（ 1969 年）、大林太良的《关于中国边疆土司制度的民族学考察》（ 1970 年）竹村卓二的《华南的少数民族》（ 1982 年）、栗原悟的《从明代彝族土司看民族联合的纽带》（ 1982 年）等等，亦有一定见地。

　　在社会制度及社会结构方面，英国著名学者威宁顿 ( A. Winnington ) 根据他在四川凉山的实地考察资料，于 1959 年发表了《凉山奴隶》一书，着重介绍了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并对其等级制度的构成、婚姻关系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1967 年前苏联出版了Р·Х·伊茨和А·Р·雅可弗列夫合著的《东亚和东南亚诸民族的村社和社会组织》一书，其中《关于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一章，专门论述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问题。日本学者八卷佳子所著的《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论争》（载于《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 1981 年），评述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情况；同时，她还将中国学者曾昭伦《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一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对于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国外的著述颇多，从彝语词汇、前缀后缀、语法、字母、语音学和形态学、亲属称谓、数词、量词、语支、方言、土语、彝语诗韵等等角度，研究彝文、彝经、彝文金石铭文及文学文本等。代表性论著有美国学者谢飞 ( R. Shafer ) 所著的《汉藏语导论》（ 1966 年），另一美国著名学者马蒂索夫 ( Dames A. Matisoff ) 教授，长期从事彝语支语言研究，著有《评罗宾斯·伯林的原始缅语》（ 1958 年）、《拉祜语和原始彝·缅语》（ 1969 年），《原始彝语中受阻音节声调分裂》（ 1971 年），《古彝语声调再探》（ 1972 年）、《景颇语和彝缅语声调：共同的来源和独立的发展》（ 1974 年）等等专著。美国语言学家戴维·布雷德利 ( David Bradley ) 的《原始罗罗语》（ Proto-Loloish ）也是一部颇有见地的彝语研究专著。此外，对彝族文学研究有素的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于 1982 年将彝族民间叙事长诗《赛玻嫫》译成英文，第一次把彝文书面文学介绍到西方。在东方的亚洲，日本东京京都大学文科系主任西 田龙雄 博士曾潜心研究彝语支语言和文字，著有《缅甸语与倮倮诸语 ---- 其声调语系的比较研究》（ 1964 年）、《倮倮·缅甸语的研究》（ 1979 年）、《中国西南的倮倮文字》（ 1980 年）、《倮倮译语的研究 ---- 倮倮语的结构与体系》（ 1980 年），对中国明代汇集的《华夷译语》研究的一大贡献，为研究古代彝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创始于 1968 年的国际汉藏语言学会，在其历届会议上，大都有比较有份量的关于彝语研究的论文发表；还有创始于 1984 年国际彝语支学会，每届年会都有研究彝文、彝语的论文发表。

　　这一时期的国外彝学研究，囿于种种原因和局限，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层面，显然尚未脱离早期彝学研究所模塑的框架。尤其是对大小凉山彝族文化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视界仅仅聚焦于凉山的奴隶社会的性质及其等级制度方面。仅在彝语、彝文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成绩不大。

　　㈢ 国际彝学研究的新起点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彝族，始终没有超越早期的模式，即仅仅停留在彝族语言文字、社会制度、历史源流等问题上。如果说其中也涉及到诸如习俗、宗教、文化等层面的问题的话，也大多属简单的概况介绍，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彝学研究领域的，还是属邻邦的日本学者。而这一新局面的出现，不得不追溯至日本民族学的先觉者鸟 居龙藏 博士。从 1902 年到 1903 年，鸟 居龙藏 博士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他以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研究方法，着重考察了中国的苗族和彝族，涉足川、滇、黔三省彝区。并在 1906 年发表了旅行日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如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南的彝族、苗族、侗族、布依族、傈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贵州汉族的生活文化实态。在 1907 年发表了《彝族的体质》、《红岩山的古代文字和彝族的关系》一文，为彝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民族学资料，并在方法论上建构了田野作业的实证性研究的科学途径。

　　日本著名学者、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在 1979 年编著了《始于云南的道路 ---- 探寻倭族之源》（又译为《倭族之源 ---- 云南》）一书，提出了“日本人的根在云南”的观点，并相继有《从倭族到日本人》、《古代日本家屋文镜》等著述问世。这一观点诚然需要作更为深入的调查、考证和研究。但在客观上，的确对日本学者更多地关注于中国彝族传统文化的调查和研究起到了一种助力作用。而佐佐木 高明 教授所著的《照叶树林文化的道路 ---- 从不丹、云南到日本》，则从稻作文化起源的角度，开日本民俗与西南中国民俗比较研究的新路。此后，日本的一些学者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文字、习俗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横 山广子 女士在 1985 年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召开的中国首届彝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彝族密枝节小考》，对彝族撒尼、阿细等支系的社祭习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并与纳西族的祭天仪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坪 井洋文 教授率团深入贵州彝区调查，于 1987 年出版了《华南旱地耕作村落的社会和文化》一书，其中对彝族村寨空间和家族组织、住宅构造、生产形态和饮食生活、祖先崇拜和农事活动、民间口承文艺都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叙述。伊藤清 司 教授则在民间文学及相关民俗方面，对彝族口承文化传统、火把节习俗、原始傩戏等进行的比较研究，他所发表的《〈天婚〉故事的结构论研究》、《传说与社会习俗 ---- 火把节故事研究》、《彝族的撮泰吉与日本的正月习俗》等文，也是对彝族文化与日本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八十年代后期，在日本九州产业大学的小河修次教授、九州大学丸 山孝一 教授等学者的倡导下，日本成立了“彝族文化学会”。

　　八十年代崛起的中国彝族文化学派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如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掘和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使国际彝学研究也有新的发展。

　　从日本学者而言，日本天皇宇佐神宫的世袭祭史马场 纪美史 先生，从事日本神道起源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几乎读完了所有的古籍”，但在解释神道的核心内容 ---- 日本的北斗星信仰的起源时却陷入了僵局。 1984 年 8 月 20 日 他得知中国古代彝族先民早在四千多年前，就使用了一种以北斗柄指向定寒暑，以太阳运动定冬夏的十月太阳历时，“这一事对我的冲击就象原子弹的冲击波一样强烈。”他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在中国著名彝族学者 刘尧汉 教授的著作启发下，他把日本古典文献与日本民俗学、中国古代文献与彝族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并先后数次亲自深入大凉山进行实地考察，于是“我眼前插柴神事之谜顿时就解开了，不仅如此，就连我国古代史中那些历来就不可解的问题和难解的事件，眼看着竟然就像冰消雪解一样解开了。”① 1986 年他连续发表了两本专著：《北辰信仰的起源和宇佐神宫》（ 1986 年 7 月）和《神武天皇东征隐谜解》（ 1986 年 11 月），得出了“我国原始的北辰信仰是由古代彝族传来的”的观点，并用彝族毕摩的神枝仪式场解开了日本古代插柴神事的起源。其中载于《北辰信仰的起源和宇佐神宫》一书中的别稿《我国古代史中古代彝族影响的遗迹》，较为集中地把日本文化和彝族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1993 年 马场 先生又出版了《柴刺》一书，其中第六章《中国少数民族 ---- 彝族の祭祀形态と礼俗について》② ，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彝族的祭司毕摩及其相关的宗教民俗。当然， 马场 先生的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中国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也引起了国际天文学界的极大关注。 1990 年 1 月，法国海外科学院院士乔治·雅格尔在巴黎本院作了题为《彝族十月太阳历》的专题讲座，并在该院院刊《世界与文化》 1990 第 2 、 3 、 4 期合刊上发表了《彝人墓与 10 个月每月 36 天的中国历》一文。

　　1995 年 4 月，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斯蒂夫·赫瑞 ( S. Harrvell ) 教授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有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中国等国的数十名学者与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涉及到当代彝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第二届年会将于近期在德国召开。此外，华盛顿大学博物馆计划在 1998 年举办为期 6--9 个月的彝族文化专题展览。在赫瑞教授的积极努力下，我们期望着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将成为美国彝学研究的一个中心 ---- 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综上所述，仅是我所了解的国际彝学的有关情况，难免有漏失之处。）

　　由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与中国云南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的〖汉族与周边诸民族的民俗宗教比较研究 -- 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考察 -- 〗，开国内外彝学研究之先河，集中日双方各方学者十数人为一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选择彝族民俗宗教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凉山美姑彝区作定点二度调查，此外还将与中国纳西族的民俗宗教和日本的民俗宗教进行比较研究，在调查研究的规模上和多方学者的构成上，这在国内外彝学研究领域也是史无前例的，堪称当代国际彝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件盛事。

　　可以说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彝学研究提出 了许多新的课题，也产生了不少新的识见。上述学者的努力和实践所引出的问题，有的还应继续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本世纪末的国际彝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展望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每个民族传承下来的习俗，而传承习俗与民族学、民间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是多学科性质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内。中国民俗学发展至今日，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就其性质的需要，有着向多学科性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民俗现象本身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发展密不可分。例如彝族风俗文化的形成，是与其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物质生产水平及生活方式等条件相适应的。彝学研究者大都能注意到，彝族民俗多与其原生宗教相连接，如彝族原生宗教与巫术、图腾禁忌、对自然力的崇拜等仪式，不但在彝文经籍中有完整的记载，而且还保留在许多彝族地区的民俗生活中。

　　宗教是“古代风俗的贮藏库”，（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这说明风俗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因此研究一个民族的风俗必须对该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一周密的调查。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我在云南彝区调查和研究彝语和彝文经籍，在数年的实地调查中，我从采风问俗入手，一是参加他们的各种祭祀仪式，一是跟从彝族毕摩实地操作，作各种祭仪。不但加深了对彝经内容的理解，同时得知民间礼俗大多与宗教有关；而且彝族传统文化事象、心理状态等，也莫不受宗教的影响和制约，莫不与其宗教息息相关。这样以来，我从日常生活中了解彝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日积月累，陆续完成了有关彝族礼俗各方面的真实记录，这就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的雏形，从中反映了我在调查研究方面所走过的一段历程。

　　八十年代，我在凉山彝区进行了短期的考察。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腹地，大小凉山的确蕴藏着原始的、完整的和丰厚的彝族文化资源。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的种种原因，凉山彝族文化，尤其是宗教和民俗仍然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发展着、沿传着。较之其它彝区而言，其变异程度较低而更具有代表性，同时也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色彩。仅从宗教习俗来看，凉山彝族毕摩及其仪式活动不仅折射着中国彝族传统文化的原貌，而且以其极富活力的方式，动态地保存和沿传在凉山彝族的山山寨寨。

　　近年来，以国际著名学者 钟敬文 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注重实地的调查研究各地区、各民族的民俗传统和民俗事象，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理论著作，同时也特别加强了中外学者的合作与交流。此次中日各方学者通过学术联合和友好合作，携手进行实地的田野考察，既有本民族的学者参与，也有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学者和汉族学者的参与，又有日本学者的参与，也就实现了民族学研究中所提倡的“自观”（ emic ）研究与“他观”（ etic ）研究的结合，这种颇富特色的组合研究，无疑有利于彝学研究向深层次和多层面拓展，更有利于当代彝学走向世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彝族民俗宗教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国际彝学研究中的热点。这次历时三年的中日联合〖汉族与周边诸民族的民俗宗教比较研究 -- 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考察 -- 〗项目，对彝族民俗宗教进行定点的田野考察，在彝民族的传统文化研究上，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相信中日各方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立足在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照中，对彝族民俗宗教这笔宝贵的文化财富的学术价值进行宏观把握和细部探讨，运用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对彝族民俗宗教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梳理、归纳、演绎、比较和分析，在彝族传统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方面，必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必有所贡献。这将是当代国际彝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收获。

　　我希望中日各方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早日出版，更希望这些成果同时在日本和中国出版。这将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宗教的价值与地位，对充实与完善多元一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化史，并为建构和发展中国多民族文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参照产生学术上的影响。可以展望，随着这次中日联合的调查研究的深入，〖汉族与周边诸民族的民俗宗教比较研究 -- 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考察 -- 〗项目的顺利完成，对探讨彝语支民族中彝族和纳西族的文化联系，以及探讨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彝族、纳西族和日本民俗宗教进行比较研究，对探讨亚洲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也将有所助益。故这种调查研究成果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是无庸置疑的，也将对国际彝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应受到国际彝学界的高度重视。

　　我从三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从事彝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和教学工作，至今已历五十多个春秋。耄老之年，我真诚地期望彝学研究有长足的发展，从国内走向世界，使彝学研究真正同国外学界广泛接轨，从而实现彝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同时，我也期望中日各方学者不断加强学术联系和合作研究，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为彝学研究的发展和中日学术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日本筑波大学《比较民俗研究·西南中国民俗特集·美姑彝族民俗调查中间报告》序感。

　　　　　　　　　　　　　　　　　　　　　　　　　　　　　　　　　　　　　　　1997年6月　于素园

　　① 马场纪美史著：《北辰信仰の起源と宇佐神宫》，第 277-280 页。国崎美峰堂，昭和六十一年七月。

　　② 马场纪美史著：《柴刺 ---- 忘れられた古代の祭仪》，草书房，平成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