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包含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借助“古今联结”的话语策略，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但主要以当时通行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原则诠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批评依据阶级划分标准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为正反面人物两种主要类型，这看似与主流文学观念无异，但借助阶级身份对民族身份的合并重组，试图促成少数民族由族群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批评中的情感表述主要指向“仇恨”与“依恋”两种取向，前者因批判阶级论逻辑下的狭隘民族主义而生，后者主要征用家庭亲情和友情类的话语修辞，两者相反相成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下的情感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