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良的小说《西南边》叙述了大凉山三对“彝汉通婚”男女的“爱情”故事，并试图以此呈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西南“边地”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种叙述中，作者既要通过“历史”结构出长篇小说“史诗性”的宏大意义，又试图“发覆”大历史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两者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文章试图对此展开症候性分析，并由此揭示当代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边缘性位置，辨析当代文学“自我”想象模式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