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同时，因为没有文学人类学理论框架的支撑，“灾难文学”也未能形成明确的概念定义，这给灾难文学的创作、解读与评论都带来很多困惑。文章通过对汶川大地震灾区两位羌族诗人诗歌文本及其意义的分析，探寻灾难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