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骏马奖”发生的显著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多停留于现象层面。文章探究了“骏马奖”的制度属性，并从质与量、奖与扶、一体到多元等方面描述了“骏马奖”的演化轨迹。“骏马奖”参与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边缘/主流”的关系建构，即符号学意义上的标出性。但是，其自身的新变又是一种突破，要求打破标出性结构，走向“美美与共”的文学格局。这些现象发生的背后有一种逻辑，标出性翻转就是这种文化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