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与中短篇小说《月光下的银匠》《行刑人尔衣》以及作为《空山》“边角料”的“人物素描”、“乡村风物”构成了颇有意味的对话关系，呈现出阿来历史书写的意义与问题。阿来历史书写的难度与困境，不仅与他的精神姿态、叙述立场、历史伦理相关，而且，在阿来历史书写的背后，是整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历史想象的匮乏与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