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立足民族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不断发掘优秀作家作品，逐步成为塑造中国文学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到“人民阅卷行动”，骏马奖获奖作品记录了各民族历史与现实变迁过程中的收获与困惑、偏颇与局限，拓展了写作的视野和边界，呈现出创作的多重转型。作家、地域、时代之间的深入互动，使书写从个人记忆转向更为辽阔的土地和时代，生态主题与乡村振兴已然成为当代民族文学的重要写作谱系；新文本秩序以开放性姿态呈现出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复合性书写实践，大量民族志书写由单向度线性叙事转向多民族文艺空间的交融性叙事；骏马奖获奖作品的创作转型，揭示了多民族文学的内涵、流变以及不同空间地域的各民族文学如何构成或隐或显的亲缘关系，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

　　关键词：骏马奖;当代民族文学;创作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下简称骏马奖）于1981年创立，至2025年已评选13届，共计759部（篇）作品、49位翻译者获奖。1981年创立时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7年第五届评奖时改称“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骏马奖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为国家级文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共设长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奖、翻译奖六大奖项。第十三届骏马奖在六大门类中评选出25部获奖作品和5名翻译奖获得者。正如潘岳在第十三届骏马奖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骏马奖应“评选出那些既反映民族特色传统，更突出各民族文化共性和中华民族共同形象符号；既体现各民族对本民族的热爱，又彰显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高度认同；既展示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彰显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既书写各民族物质生活变迁，更体现各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一系列优秀作品，使‘骏马奖’能在全国民族文学领域引领时代风尚”。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在可见的丰盈与可感的辽阔中，呈现出创作视角的新话语、新坐标、新世界。从历史文化、地理空间、人文传统和生态语境的综合性美学视角，融合地方话语与国家话语，呈现出彼此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形成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新大众文艺”的审美情感与艺术实践，构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诗学。

　　一、生态主题与乡村振兴形成民族文学新写作谱系

　　“生，是竞争衍生，是协同共生，是循环再生；态，是物态谐和，是事态祥和，是心态平和。”生态文明的灵魂应是物态和谐、事态祥和、心态平和；乡村振兴是文化、生态、心理等多方面的振兴，更是适度原则和多样性的全面振兴。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乡村”往往蕴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性DNA。作家贴近乡村，追问乡村巨变，最终呈现中国“新乡村写作”整体性维度的“中国故事”：描摹农牧民内心情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裂变和阵痛，描绘中国“乡村”发展改革中的真实画卷。在辽阔疆域土地上的各民族文学，孕育出作家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亲近与关注，在关于生态主题与乡村振兴的书写中，作家自然地将“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等惠农政策的实施作为创作背景，书写对人与自然、人与乡村、人与人日常生活关系的定位与思考。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民族边疆叙事、乡村振兴到生态文明构建等多个维度生动展现多民族文学的精神意象，掲示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的密切关联，文本内容丰富多元。

　　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以20世纪中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事业为叙事主线，通过边疆移民、军垦战士与当地少数民族在阿娜河畔共同开垦土地、建设家园的历程，描摹了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再现了边疆开发“荒漠变绿洲”的壮阔图景。瑶族作家光盘的《烟雨漫漓江》以漓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为切入点，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题。作品通过三代渔民的生活转型，既揭示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困境，又展现了创新发展的可能，为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新文学档案。作为西藏脱贫攻坚的亲历者，藏族作家吉米平阶自2012年率领三支西藏“强基础惠民生”驻村工作队进驻叶巴、尼巴、普龙三个村庄，持续深入基层，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获奖作品《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藏东地区昌都市的一个村庄为背景，展示在西藏“驻村”工作的艰难与不易；第二章通过日喀则几个边境县点点滴滴的脱贫故事，讲述驻村工作取得的成绩；第三章以被喻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三县为案例，讲述如何拓展和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故事娓娓道来，展现出中国最艰苦地区人民强大的生命力；第四章以阿里地区噶尔县为蓝本，展现了西藏脱贫攻坚实践中边疆人民、基层干部对变革与创新发展的新探索。作品重点关注新时代生活方式的变化，新农村、乡村牧区和城市边缘普通民众正在经历的世事变迁与悲欢喜乐，既有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又有人类学写作和民族志诗学特征。作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各民族百姓团结一心振兴乡村、迎接美好生活的历程。

　　近年来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时代主题，引出一批汇集地方性知识、民俗素材、民族志书写等元素的非虚构现实主义新乡村叙事作品。作家们走向田野，深入民间，内置乡村视点，以纪实散文、随笔、小说、诗歌等多样文体形式，将国情、民情、人情有机融合，构成了独特文化地理空间中极富文化底蕴的生活画卷与历史图景，拓展了书写的新视野，展示了当代文化生活中“乡土秩序”的深刻变革。生态主题与乡村振兴形成新写作谱系，其叙事注重文学的生态性、自然性，更包含对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整体性思考。

　　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到乡村振兴，无疑是新时代鼓舞人心的重要事件。对于历史事件，作家会站在各自的身份、立场，以不同视角观察、审视及表达。侗族作家姚瑶的报告文学《“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记录了2022年夏天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苗寨因一场篮球赛火爆出圈，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姚瑶走向田野、走向乡村，用“在场者”的“真听真看真感受”，展现了苗乡侗寨独特的民俗风情，记录了这片土地因脱贫攻坚发生的变化。姚瑶在接受“中国作家网”采访时说：“‘村BA’已经由一场纯粹的篮球赛上升到一个关于文化自信、关于乡村文明、关于乡村振兴的文化事件。在创作过程中，我用了三十多首精致的小诗作为题记等方式，以纪实手法和诗歌一样的语言叙述，小说描写、散文独白、诗歌抒情，多文体交织，打破传统报告文学的冗长叙事，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创作上的突破。力图让作品更生动，让报告文学更具有文学性，让‘村BA’这一文化事件有更多的人文情怀和诗意可能。”可见，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物质财富不再是人们的唯一追求，“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价值伦理形态”。文学走出书斋，走进田野大地，为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和素材。作家需要关注社会现实，走进火热的乡村振兴现场，创作出更多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力量的作品；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文学的回应。有论者总结道：“从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作家以笔为犁、耕耘时代的深度与广度———长篇小说《阿娜河畔》讲述新疆农场建设的创业史，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交融，细微与宏大兼具；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真实记录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精准脱贫的历程，与美丽刺绣一同被看见的，还有草原上澄澈美好的心灵；散文《青白石阶》见证了文学如何成为宁夏西吉青年马骏的‘双腿’，赋予他价值和力量……本届文学盛典传递的最强烈信号，就是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作品、作家与读者的深厚联接。”

　　进入新世纪，中国乡村发生了结构性、颠覆性的变革。现在的乡村、牧区已不同往昔，但农耕文明、牧业文明和边疆地域影响下的思维和意识依然有待转变。在生态主题和乡村振兴的写作谱系中，当代民族作家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深沉的乡土情愫，扎根边疆土地，用敏锐的观察力和丰沛的创造力，书写出立体的、多元的、积极的乡村振兴故事。正如孟繁华所言：“在国内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们是本民族的‘文化持有者’，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文化逐渐淡化为背景，而转化为更广博的文学视野和‘现代’的意识。”民族作家的乡村写作与《丰乳肥臀》《蛙》《空山》《秦腔》等小说中“没落乡村”的书写已迥然不同，对于乡土社会的衰落、萧条而充满忧患与哀伤的“挽歌”式悲观情绪已经逐渐削减，转向记录时代的足迹、文化的根脉，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寻求和解之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创作意识，通过多样化的叙事策略，生动呈现当代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变迁、社会发展和文化交融。藏族作家阿来的新作《去有风的旷野》，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特邀观察员身份，延续其生态主题写作，以行走者的视角敏锐把握和记录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折射出他对自然万物的生命体悟和哲学思考。阿来融合了文学审美与生态哲思的写作，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开辟了新的表达路径，“为新时代脱贫攻坚伟大事业提供少数民族地区珍贵的文学、史志和文献存照，是新时代脱贫攻坚主题叙事的少数民族文学样本”。

　　蒙古族作家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突破了传统脱贫攻坚叙事中以男性为主导的视角，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展开叙述。作品聚焦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带头人白晶莹，生动记录了她带领全旗二万多名农牧民妇女及老弱病残人士，通过传承和发展民族手工艺实现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脱贫攻坚战中的“女性力量”，更通过刺绣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载体，呈现了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彰显了女性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性和创造力。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牧道》，延续了一贯的生态主题，以青藏高原的草原牧场、牧人与牲畜为书写对象，通过散文的纪实性笔触，深化对游牧文明内核的探索，揭示出草原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承载着民族精神谱系的文化场域。“牧道”作为书名具有双重隐喻，表层指涉牧民季节性转场的实体路径，深层则象征着游牧文明的生存智慧与生态伦理，体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单向度线性叙事转向多向度空间交融性叙事

　　骏马奖获奖作品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相融合的新文本秩序中，表现出从单向度线性叙事到多向度空间交融性叙事的创作转型，从自我的个人记忆转向土地和时代，还有更为辽阔的生活与厚重的历史。推动这种自发的、隐性的现代文化价值从潜在走向显现、从感性的自发阶段走向以理性目的论为旨归的自觉阶段，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与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个性与共性的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形成新文本秩序。

　　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讲述的“西藏故事”，无论是从“本土立场”或“他者视角”，都是一部将不同民族日常生活的真挚交往融于个人话语、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典型案例。扎西泽仁是一个会说藏语的汉人，原名张天禄，四川雅安人，在西藏生活多年，已然融入当地生活，对西藏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好朋友索朗次仁的帮助下渡过生活中的难关和困境。在果果扎西商店里，扎西泽仁与藏族姑娘普尺两情相悦，姻缘和合，开了磨面房又卖起了烙饼、点心和腌菜，日子过得也算红红火火，深得当地人心，“作为一个外来人，这样的认可，让他热泪盈眶”。商店老板果果扎西也是汉藏民族融合的“团结族”，据说在拉萨有许多被称为“果果”的人，都是汉藏结合的后代。果果扎西个子很高，皮肤黝黑，身穿缎面羊羔皮藏袍，俨然康巴汉子的模样。扎西泽仁在教儿子旦增学习藏语的同时，也教他学习毛笔字，当乡里有人提议让他也教其他孩子时，他欣然同意，免费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学习汉字。孩子们早上在私塾学习藏语，午后学写汉字。“旦增精通藏、汉文字，这在当时很稀罕，他有时身穿长衫马褂，头戴礼帽，有时身穿毛呢藏袍，头戴次仁吉嘎（一种藏式帽子），脚蹬长筒皮靴，喜欢标新立异。”显然旦增已是汉藏文化融合的新人物。

　　在以往的骏马奖获奖作品中，民族性、地域性和差异性特征比较突出，复合性、整体性和融通性不足。尼玛潘多通过叙事的细节描写将民族文学创作在新语境中的融合性和整体性呈现得形象具体，细节与故事着力表现民族之间的真情以待，完成了一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个人交往、民族交流与时代变迁交织的家史、民族史、国史并行的融合性叙事。作品以小人物与家族史的视角凝结大时代与历史的沉浮变迁，真实再现了个人生活命运与民族社会发展及时代洪流相交融的日常生活状态。小说文本具象化叙事的复杂情感以及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构成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审美张力，故事具体情境叙事的细微处理，让作品人物的个人情感、民族情感与时代话语相互交织，文本的胶着、叠合与复调让这个跨越民族、地域、语言与风俗差异的关于爱情和友情的故事极具文学性。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当代民族文学一方面鉴往知今，一方面顺应新时代需要和新话语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时的讲话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尼玛潘多在她的获奖感言中说：“西藏是我的故乡，我热爱这里的一切，我的文学创作以这片高地为原点。海拔高是西藏的特点，这使它拥有极高辨识度的同时，也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我深爱的是这片高地升腾的烟火气息，豁达与乐观的生命气质，所以我一直坚持对生命百态的本真书写……”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中篇小说《冬天到东北来放羊》，书写了内蒙古草原牧民与黑龙江农民携手共建生态经济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故事。每年十一月，蒙古族牧民特木尔都会将羊群运往黑龙江讷河农民老孙的农田越冬，利用东北农田的秸秆资源，解决草原冬季牧草匮乏的问题，大豆秧、玉米杆以及散落的黄豆粒、玉米穗，形成生态循环。老孙会主动降低农田租金，以兄弟般的情谊迎接“草原客人”，而特木尔也会热情邀请老孙和其他农民兄弟在盛夏时节到草原做客。作品描写了人性层面的生态和谐，即人内心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民族交融、互利共赢，通过一个案例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作者姚瑶说：“我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汉族、水族、瑶族、壮族等三十三个民族，多民族和睦相处、融合发展，造就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和完整的民俗传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多元的文化交融，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沃土。”佤族作家张伟锋的获奖作品《空山寂》以佤山为背景，关注山川草木、自然万物，聚焦人的心灵世界，用丰富的取材、敏锐的感知、朴实的表达，观察和思考生活的焦虑与冲突、表象与内在。他认为忠于自身、探讨自身、面对自身、书写自身，就是在写时代、写地域、写民族，其诗歌创作也因此获得文学的独特性。在写自身的时候，聚焦人生、聚焦人性、聚焦命运、聚焦苦痛与幸福，即可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的局限，进入到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领域，诗歌创作也就获得了文学的普遍性。从小我到大我，从个体生命的个人话语到芸芸众生的集体话语，从特殊性到普遍性，这是诗歌获得永恒艺术生命的一道暗门。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驮着魂灵的马》，在描绘草原的干旱、风沙与贫瘠的生存环境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蒙古族特有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和民间传说，深刻展现了游牧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永恒魅力。

　　骏马奖获奖作品包括大量不同文体的民族志写作，由单向度线性叙事转向多向度交融叙事，以开放性姿态呈现出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多重性与复合性书写实践。白族作家北雁的《洱海笔记》采用日记体方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徒步环洱海考察，构建了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文学叙事空间。作品巧妙融合地理学、人类学、生态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视角，围绕生态、乡愁与文化三重维度展开深度书写。作者既完成了对洱海生态文化系统的描摹，又以敏锐的观察力记录了这片水域面临的生态危机，使作品兼具人文地理志的广博与生态警示录的深刻。这种将学术视野与文学表达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展现了洱海地区丰富的历史文明与民俗传统，更通过“行走的文本”形式，传递出对自然与生态的深切忧思。藏族作家王小忠的中篇小说《兄弟记》，表现游牧生活、农耕生活向现代城镇生活的转型，以及转型过程中人们在价值观、伦理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各个层面产生的困惑，尤其是各种观念盘根错节的冲突与纠结，“以一种本土立场、地域视角，最大程度地保留生活的原生态，混沌未明……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其追求的真实性、乡土性、地方性”。

　　满族作家马伯庸说：“在调研和创作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医学史，不断被当年的大医们所感动。其中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救国救民的仁爱精神，放到今日，仍不过时。他们在乱世之中的艰辛与坚持，应该让现在的公众了解。而让他们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表现，只有写出这种精神的继承性与时代性，历史小说的质感才能凸显出来。”苗族作家张雪云的长篇报告文学《“海牛”号》是为“国之重器”立传、为“时代楷模”立传、弘扬科学家精神，讲述大国重器“海牛”号海底钻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不断实现技术超越的科研经历和心路历程，呈现了以首席科学家万步炎为代表的“海牛”号科研团队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娜仁高娃在《野地歌》中，通过民族志写作展现民族文化符号，讲述“驮着魂灵的马”萨热泰与老主人、小主人之间的深情，叙事背后隐含草原民族文化心理———对守护生命而生命无常与灵魂困厄的层层开掘。

　　三、交往交流交融的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是内置并共存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文化共同体、审美共同体的整体性关系概念。“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阅读骏马奖获奖作品，可窥见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形成的集“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于一体的“大文学观”，为当代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提供诗学智慧，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资源。多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明确显示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滋养、交相辉映的共同体文学史。

　　回望骏马奖获奖作品，不难发现优秀的作家作品所承载的价值观念、民族记忆和精神追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多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文化共同体。正是有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交相辉映，才有了中国文学的精彩纷呈。此次获奖的壮族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恋人》、彝族作家包倬的《十寻》、土家族作家少一的《月光紧追不舍》、蒙古族作家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等作品，都有着丰富的人物、复杂的情节以及隐含的寓意与象征，“这说明不同的‘文化持有者’，对本民族的文化既有守成、不变的基因，同时，在现代化的文化场域中，民族的文化边界也在扩大、变化和发展。这种发展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发现和创造，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维护和认同”。这些作品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为中国文学整体格局提供了丰富的象征样本，正如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中所说：“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整体而言，汉语文学只是部分，尽管是主体部分。只有从整个中华民族和文学总进程出发，才能看清少数民族文学这些部分的位置、功能和意义，也才能真正具有历史深刻性地看清汉语文学的位置、功能和意义。离开这种整体和部分之关系的辩证法思维，就很难透视存在于其间的文学起源、原创、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很难推原各种文化元素的相互接纳和反馈的因果关系，以及蕴藏于其间的文化哲学和文化通则。”

　　阿舍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生于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个兵团团场，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中道要冲，属西域绿洲城郭之‘渠犁国’，为汉代屯田重地，自古便是融多民族与多元文化为一体的农业垦区，有放牧和耕种的本地人，有操着内地各种方言的人，有中原文化的传续与进发，有西域绿洲文化的浸润与创造。团场始创于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当地群众、内地支边青年于万里荒原之上，共同营造兴建。在此出生的我，天生携带一种个体的生命经历与经验———多民族文化身份。许多年后，我在他乡一再回望故乡，才终有所悟。这令我在面对日常里那些‘分别心’时心怀畏惧。这心理并不凸显在生命的外部，它隐介藏形，默化在我的直觉、认知与审美里，坚固持久，构成了我内在的生命经验、记忆、情感与思考，造就了我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影响了我在文学中书写和想象外部世界的视野。”多民族叙事主题与创作技法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与地域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社会变迁密不可分，既要保护边疆文化以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更需要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

　　当代民族文学创作在“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之间的多元创作走向，对于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正如颁给尼玛潘多《在高原》长篇小说奖的授奖词所说：“一个家庭四代人的命运具体而微地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活图景。”小说通过茹玛家族四代人的生活变迁展开对西藏百余年的历史叙事，同时以个体的心灵世界与民族特定地理空间和国家大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精神图景相互交织，是女性、民族、历史、国家多重主题阐释与叙事时空中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城市与农村、理想与现实的多重对话。作家以无比真挚的情感、简约明快的笔法，讲述高原上的民族团结故事。阿舍接受采访时说：“《阿娜河畔》这部长篇小说，其实就是多种地域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写照，也是一次文学实践，小说中的居民，在生活与劳动中，形成了精神上相依托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身份、性别与语言的交融碰撞中，通过对双语教育、民族通婚、民俗信仰与现代生活等具体细微的生活场景描摹，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诗学创作实践。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娜仁高娃、索南才让的小说创作，为当代民族文学增添了新元素，呈现的边地经验拓展了创作的边界，广受好评。娜仁高娃的短篇小说《醉马草》虽然只有五千多字，却有一种隐隐的内在力量。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这样红》，描写了居住在祖国西部边陲的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用艺术的语言讲述了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大力扶持，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事例、真实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事件，描述了塔吉克族社会的百年变迁。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塔吉克族地区迅速发展，种种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裕、各民族和睦团结的大好局面。小说体现了新时代精神，书写了各民族在祖国的怀抱里血脉相连，彼此有着兄弟般的情义。通过具体的事例，倡导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避免对自然造成伤害的生态保护理念。小说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五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肉孜·古力巴依说：“接下来，我要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继续通过文学记录时代的壮阔与美好。”小说展现了民族文学“各美其美”的独特魅力与中华各民族文学“美美与共”的丰富与宽阔，充分发掘和彰显了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纵深多层的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

　　结语

　　“中华文学既有天然的多元特色，又有明确的一体意识。”骏马奖置身多民族文学实践的当代场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转型。当代民族文学创作从历史文化、地理空间、人文传统和生态语境的综合性美学传承视角，融合地方话语与国家话语，呈现出彼此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既记录新时代新变革中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新农村新农民在发展改革过程中内心情感裂变的真实心理以及立体复杂的新乡村内核，展现叙事人物、主体探索、文本结构所体现出的中国式新乡村故事，又确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导出当代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范式转换的文化自觉，成为塑造中国文学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文学与时代往往是瞭望与记录的关系，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冲击，使得新时代民族文学的个人话语、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多重性书写实践面临巨大的挑战。生态文学作品对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的描写，正在激活多民族文学历史和审美价值的内在传统，最终激发人们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把对生命共同体的认知熔铸到当代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中。传统与现代既互相排斥又互相接纳、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丰富，最终互相融通。骏马奖获奖作品在拓展当代民族文学人民性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的话语实践，推动了多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转向。

 

　　作者简介：丹珍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和亲公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fnzx085-2024）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