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创作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创作实践中有单语创作、双语创作和多语创作现象；从译介范围看，有面向国内的“民译汉”“汉译民”“民译民”和关涉海外的“外译民”“民译外”，这些译介覆盖了更多的语言，在语言层面上丰富了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多声部“声线”。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以稳定而丰富的多声部奏响了坚毅又恢弘的时代主旋律，对内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积极功能与意义不言而喻。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和获奖译者为此提供了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佐证。　　

　　关键词：当代民族文学;译介工程;多声部;主旋律;骏马奖

 

　　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犹如博大厚重的交响乐，既有主旋律，又有多声部，多声部在主旋律引领下共鸣，主旋律指明方向，多声部赋予深度和广度，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学立体的宏大叙事。满全、阿布力孜、李惠淑、龙仁青对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下简称骏马奖）少数民族文字获奖作品与获奖译者成就作出述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主旋律与多声部的关系。这里，多声部指多种语言、多种文字、多元题材等，犹如交响乐丰富的旋律线，但它们又是从属性的，要为突出时代主题和人民的情感基调服务。李静观察到“进入新时代之后，共同体意识占据了研究与创作的绝对主导位置。本届（骏马奖）参评作品所体现出的共同体意识印证了这一判断”。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民族文学主旋律，其他元素均向此方向聚集，以达成“美美与共”的格局。从文学创作语言维度上看，情形亦如此。

　　单语创作是指多民族文学创作中或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以下简称民文）创作或以汉文创作的单语种创作现象。因双语创作或多语创作难度较大，所以在当代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单语创作始终占据主流。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民文创作相对多一些，之后，汉文创作逐渐多了起来，二者交相呼应，如同交响乐的复调，构成当代民族文学创作实践的丰富“声线”。民文创作包括至少23种民族语言的创作，具有实实在在的多声部气韵。即便有如此多的“声部”，当代民族文学的时代主旋律一直占据着稳定的主导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民族的心声大多以民族语表达。民文创作者们用民族语咏唱新生国家，借助国家话语平台展示民族身份的标识。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评价纳·赛音朝克图时说：“如果把我们这些诗人队伍算作一支合唱队，那他无疑就是高音领唱者。”这里的“合唱隐喻”既符合文学作为人的心声的事实，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多民族文学多声部形态特征。作为蒙古族作家群的“领唱者”，纳·赛音朝克图的蒙古文政治抒情诗《狂欢之歌》熔抒情、描写、议论于一炉，以浓郁的“共和国情结”建构了对统一国体的认同，表达了对自由、和谐、文明的诉求，以大开大阖的宏大抒情让读者始终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当时，多民族文学中的“母语之声”确实极其高亢嘹亮，因为各族人民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具有强烈认同和拥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也对各族人民给予了充分的爱护与关怀，这种双向奔赴的共情让多声部的多民族文学共同奏响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与互联网的不断影响之下，多民族文学中的民文创作显露出多重困境。第一，输入与输出比重失调。以民文创作的作者们大量阅读和借鉴国内汉文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作者还要通过汉文去阅读国外作品。相比之下，他们所创作的民文作品的汉译与外译却非常少。这意味着民文作者们要大量输入国内外文学信息，却无法对等输出自己的民族语文学信息，其作品在这信息时代不能得到有效传播。第二，因传播面窄，各民族大量民文作品在全国性文学研究场域里常常是“不在场的”。第三，相关部门虽然加强了“民译汉”工作，但一些作品的翻译效果不尽如人意。如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蒙古语诗歌在蒙古语读者群中有着广泛影响，但其《醒来吧，我的诗》等一些诗作一经译成汉文，就显得平淡乏味，读者接受效果不甚理想，难免让人感到“诗不可译”的无奈。第四，民族语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暂时性退化。当下，人们生活在多语种世界，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冲击无法避免。民文作者们因受到其他语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某种程度上民族语的审美表达能力弱化。近年来，蒙古语文学圈出现关于“木头语言”的批评，即是对蒙古语文学作品审美功能退化的担忧。“木头语言”指蒙古语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生硬的、有明显翻译痕迹的、有悖于该语言原有审美基调的语汇。可以说，即便一些民族的民文创作及阅读，乃至文学批评一直在相对自足的民族语言环境中进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出现了上述困境。

　　当下的民文创作虽然面临诸多困境，但其存在的价值、功能与意义却不可忽视。第一，各民族作家和读者中仍有大量民众需要以民文创作和阅读，民文作品仍是多民族文学多声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构中国文学主旋律的必要部件，是各族人民以母语表达的心声，对塑造统一的“中国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第二，一些民族的语言属于“边境语言”或“跨境语言”，因此，他们的民文作品在相邻国家的读者中也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对周边国家读者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借助国内民文翻译版本传播到相邻国家而产生影响的也屡见不鲜。如，莫言、余华作品的国内蒙古文翻译版本传播到蒙古国后引起了较大反响。目前，中国周边国家大多经济实力不强、翻译力量薄弱，无力大量引进、翻译和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因此，国内民文翻译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文学向周边国家译介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缺漏。中国文学被译介传播到周边国家并产生影响，对加强我国同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以民文创作和翻译的作品对内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为此，我们应努力突破诸多困境，推动民文创作和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使其助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方面，应正确看待一些民文作品审美功能暂时性退化的问题。其实，汉语言文字在20世纪初也经历过巨大冲击。“西方语言的冲击，汉语言母语被严重欧化……汉字拼音化运动对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是，作家的母语思维智慧和创造能力在不断的弱化中被消解。”杨经建、王蕾认为：“尽管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状态，20世纪文学的母语写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重构的冲动和再生的愿景……鲁迅、废名、钱钟书、汪曾祺等作家的母语写作及创作智慧在他们笔下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应变能力、再生能力，也为重新认识母语写作的生命力和魅力提供了可贵的实例和典范。”今天，民文创作者应向上述大师学习，努力激活民族语的含蓄性、韵味性和意象性审美，写出优秀的民文作品，为当代多民族文学增添稳定而动听的声部。另一方面，应坚持不懈地做好民文作品的译介工作，只有翻译才能将民文作品传播得更远。同时，要做好“汉译民”“外译民”翻译工作，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得到锤炼和优化，更好地刺激并助推民族语创作的审美升级。一个民族的文学语言在翻译实践中能得到优化，从而为创作实践注入新的活力，形成审美免疫层，使之不易在时代变迁中褪色或弱化。

　　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译者们赢得评委认可的一个关键点，是他们深厚的语言功底，在翻译实践中为民族文学语言优化（含民族语和汉语）树立了标杆。评委们认为，获奖的东乡族译者艾布以生动的修辞捕捉并再现了原作的文化精髓、地域风情、语言韵味及人物性格，使译文既忠实于原著，又流畅易读；获奖的蒙古族译者朵日娜的文笔流畅自然，将原作情感与意境完美再现，在汉语言文字与蒙古语言文字之间架起了美的桥梁；获奖的维吾尔族译者玉苏甫·艾沙的译文语言质朴自然、诙谐生动，既保留了原著民族特色与文化风格，又巧妙融合了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获奖的藏族译者赵有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与文化适应性，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轻松跨越语言障碍，感受到原作的魅力。他们的译文都为民族文学注入了有益的养分。

　　当代民族文学单语创作者中还包括大量仅以汉文创作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前述民文作品共同构成了当代民族文学单语创作实践的复调效应。汉语言文字是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媒介，汉语言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主体，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作品更容易在全国乃至海外华人圈得到传播和认可。同时，他们把各自民族的美学与观念等融入到主体文学和主流文学中，借此把自己民族文化之精华发扬光大，为主体文学和主流文学锦上添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一代代以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其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多元文化创作丰富了文学生态，塑造了全球化背景下崭新的“中国文学形象”和“中国形象”。

　　从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看，获奖的25部作品中22部为汉文作品，可见汉文作品在多民族文学评价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这些汉文作品不仅同民文作品形成复调效应，同时成为奏响主旋律的高亢声部。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长篇小说《阿娜河畔》（阿舍著）、《在高原》（尼玛潘多著）等，通过构建情感共同体、激活当代性、延续文史结合的创作传统来达成文学效力。《阿娜河畔》礼赞了第一代边疆建设者们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描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代人的创业史和情感史，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景象以及地域文化的互嵌互渗；《在高原》拒斥猎奇化和神秘化的西藏叙事，还原了一个生活化和平民化的、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讲述了一个汉藏联姻的家族在历史变迁和时代变革中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温情故事，渲染了家族成员互相理解、互相体恤、互相扶持的情感交融，凸显了民族团结和家国同构的历史脉络。民文作品也同样显示出主题的深度和立意的高远，维吾尔文长篇小说《花儿永远这样红》（肉孜·古力巴依著）生动展现了在党的关怀与自治区“访惠聚”驻村工作的推动下，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如一家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深情颂扬了党和国家给予的民族优惠政策，以及塔吉克民族世代传承的护边情怀。上述作品兼具“国之大者”和“民之小事”，彰显了多元特色与一体意识。

　　经过一代代作家的努力，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作品展现出积极参与、公平竞争、平等对话的精神，在“中国文学”的当代版图上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在场感。不仅如此，在少数民族作家汉文写作的触动下，许多汉族作家也开始走进少数民族文化圈，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出现“汉写民”现象，比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范稳的《水乳大地》、冉平的《蒙古往事》等。这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现场，是多民族文学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格局升级。贯穿这些作品的，不是暗藏成见的“他者”目光或将信将疑的“凝视”眼神，而是充满“主体间性”关怀的真诚倾诉、虚心倾听和共情共鸣。这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群体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表现。

　　二、双语创作的内在转译

　　双语创作是指一个作家同时用两种语言文字创作的现象，本文特指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同时以民文和汉文创作的现象。一般情况下，以民文创作的作家在以民文创作的同时也尝试以汉文创作，并经过一段创作实践而成为双语作家。同时以三种或多种语言文字创作的可称其为“多语创作”，这在当代民族文学实践中比较罕见。

　　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双语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元代作家马祖常（1279—1338）曾用汉文和回鹘文写作，留下一批双语文学作品。清代双语创作有了专有名词“满汉兼”。当时的旗人和民人日常交谈兼用满汉语词，俗称为“满汉兼”。据武迪研究，旗人全德（1733—1802）是当时代表性的双语作家，其“满汉兼”西调是已知唯一一组清代满、汉文合编的俗曲。当年全德以满汉双语编曲，是清代满汉语言相杂融合、语熟成风的自然结果。

　　当代双语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作品的传播面和影响力。两种语言背后是两种文化，双语作家作品可在这两种语言和文化世界传播，不仅能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也可以增加作家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中被接受的可能性。第十三届骏马奖评委、第十二届骏马奖获奖译者龙仁青说：“我的双语写作，藏文的作品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这是因为藏语文学书籍、杂志的出版和发行尚没有像汉语那样发达和成熟。这样的一种背景像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把如我一样的一些双语写作者带入汉语写作。比如，你接到的约稿，都是汉语杂志的，一些评奖活动和采风活动，也是来自一些汉语出版社和杂志社。”当下，“民译汉”力度有限，很多民文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汉文，既不能与汉文读者见面，也不能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读者见面，因此，具备双语创作能力的作家选择双语创作，既可“抓住”自己母语读者群，同时可“抓住”全国各民族读者群，是一个明智的创作策略。

　　有着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便是一位双语创作者。艾特玛托夫以吉尔吉斯语和俄语创作，他的许多作品还是先用俄语写成，尔后被译成吉尔吉斯语。陈学迅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通过俄语读者圈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如果先用吉尔吉斯语写作，那么就还要等翻译成俄语出版后才能知道传播效果如何。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翻译和出版等生产周期过长，就很可能会错过最佳传播时机。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人口较少国家能出现跻身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并非易事，艾特玛托夫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便是其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及时抓住了在“两个语言世界”被接受的最佳时机。

　　对民文创作者而言，双语创作在表面上省略了翻译环节，使其所思所感以第二语言文字呈现出来。这种“呈现”不是直接的呈现，而是一种间接呈现，其间仍无法避免翻译环节。不过，这里的“翻译”不是明面上的文字翻译，而是一种内在的转译。因为，“母语”之于“文学”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对一个以母语和第二语言并行创作的作家而言，其感受、思考和表达的底层思维方式仍是母语思维，第二语言的创作实质上是对母语思维方式的一种转译。可以说，这种内在转译并不是文字层面的翻译，也并不止步于“信、达、雅”标准，而是作家意识深层的母语思维方式的转译，其中包括并不仅限于将个体潜意识、群体记忆、文化记忆与符号、现时感受与观察、长期思考与表达习惯等转译至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这种转译还要以兼容母语表达和第二语言表达为目的，因此是一种内在的、复杂的心理活动。陈学迅在分析艾特玛托夫选择双语写作的合理性时称：“任何作品经过翻译家的手，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保持其原有的特色和神韵。”而双语写作的内在转译也许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那种未经翻译家之手的、直接源自作者母语思维的“特色和神韵”。

　　从清代作家全德的创作中，可看出双语创作实践中的内在转译现象。武迪认为全德创作“满汉兼”西调，“既体现着母语根植于心的固本意识，又彰显出满汉两种迥异的语言各自具有的包容与可塑性”。这里的“固本意识”是指两种语言的创作均以作家母语思维方式为本；“包容与可塑性”是指在内在转译过程中将两种语言的表达做到相互兼容。“强基固本”又“兼学并包”使双语创作多了一些自然、松弛的表达。两次获得骏马奖的哈萨克族双语作家叶尔克西表示：“我不是为写哈萨克而写哈萨克的，文字间的民族色彩应该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不是刻意的，毕竟哈萨克生活是我的根基、给养，它对我的影响是主动的，我是在它的里边……”因叙述者是在母语思维“里边”，其感受与思考来自于母语，所以其叙述是自然、真诚而细腻的，不是刻意和做作的。同时，双语作家要以母语思维为基础，将所感所思以第二语言来表达，与第二语言达成审美融合。这里，其对第二语言的态度是审美性的，在两种语言互动的创作过程中，不仅会发现第二语言的美，还可能反过来发现母语之美。如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李彦在教汉语的过程中发现了汉语具有音韵美和视觉美的特性，这是她之前多年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和历史课程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骏马奖获奖译者龙仁青说：“我这样的写作者，悄然掌握了一种秘密，那就是将来自两种文字阅读和写作的经验互换，让来自一种文字的发现或感悟在另一种文字中有所体现。这比单纯用一种文字写作的人，或许就多了一种可能性。比如，藏文的遣词造句和叙述方式，有着它自己的独特的美，这种美，也可以尝试在汉文写作中呈现。”可以说，双语写作的内在转译是作家从母语至第二语言的内在审美互动过程，既保留了作家在母语思维里的审美初心，也成全了作家对第二语言的审美追求，既保证了作家的本体存在，也达成了与第二语言世界的审美融合，把自然与真诚、包容与尊重融合于创作实践，开拓了新的可能的世界。

　　内在转译还作用于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上。众多案例表明，大部分作家毕生写的最多的、写得最出彩的往往是童年的记忆。因此，对于一个身处城市化和工业化环境中的双语作家而言，其需要内在转译的不仅仅是语言和修辞层面的表达，还有其童年的记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情节有很多来自他的童年记忆，同时，他的双语写作能力也是在幼年至青年时代形成的，所以，他的语言与记忆能够自然地完成内在转译，成就了那些在“两个语言世界”都赢得掌声的作品。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短篇小说集《驮着魂灵的马》的作者娜仁高娃是一位双语作家，她在创作初期曾以蒙古文写作，后主要以汉文写作。在鄂尔多斯草原上成长的她，童年有过不少趣事：五六岁时，她背了一只刚出生的羊羔回家，一只狐狸追赶她，时不时发出尖叫，想夺走小羊羔，而她坚持着把羊羔背回了家；她曾向着灰鹤大声唱歌，护雏的灰鹤抖开翅膀扑腾着吓唬她，她却以为灰鹤是在她的歌声中舞蹈；家里的长辈说千万别把影子投到鸟蛋上，否则鸟蛋里的小鸟会死掉，于是她碰见野地里的鸟蛋都会绕着走，等等。这些经历为她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她说：“写作是对童年时代的隔空回应，是对一尘不染的童年心灵的祭奠。我坚信人之初性本善，至于人之罪恶，是另外一回事。对我来讲，太祖母是打开我想象之门的第一个人。有了想象力，便有了打开文学之门的钥匙，毕竟文学是一门不可缺少想象力的艺术。”

　　双语创作虽然有诸多益处，但并不是说一个作家只要具备双语写作能力就能获得成功。一部文学作品成功的背后有很多综合因素，而这些综合因素需要通过文学批评和研究来总结，继而为今后的创作提供参考。当下多民族文学批评界仍存在“围观”惯习，即只要出现一个热点，大家就不断地去“围观”它，这不利于文学批评的创新和发展。据王艳统计，对历届“骏马奖”获奖作品的批评主要围绕《尘埃落定》《穆斯林的葬礼》《黑骏马》三部长篇小说展开，大量被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文献也以这几部作品为主。如果当代民族文学批评长期聚焦于几部作品，“围观”几部作品，那么，当代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领域“不在场的”状态仍将得不到改观。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应开启更多新的视角去发掘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创新点，甚至与汉族文学不同的创新点，以向全国读者推介更多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本文提出的双语写作中的“内在转译”概念应是一个有效的观察和阐发视角。

　　三、民族文学译介工程与时代主旋律

　　文学翻译是解决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过程中语言障碍问题的有效路径。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翻译包含“民译汉”“汉译民”“民译民”“外译民”“民译外”等五个面向，相关工作极为繁重而复杂。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有关部门主要采用工程化译介来推进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多面向翻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刘大先认为：“任何当代合法的‘少数民族文学’总是受庇于国家文学组织和体制体系，比如少数民族文学扶持计划、作协与评奖机制等，先天的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辖制下的文学之一种，而不可能超脱这个限制。”李静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它必须承担起凝聚各民族共识的文化政治职能。这不仅体现在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同时也体现在翻译实践中。由此，国内译介工程覆盖“民译汉”“汉译民”“民译民”三个面向，整体上促进了各民族在文学与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当代民族文学多声部与主旋律的积极互动，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贡献。国内译介工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60年代；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第三阶段为21世纪10年代至今。

　　在第一阶段，通过相对集中的“汉译民”工程，除了把汉族作家的作品系统地译介给少数民族读者，同时把一批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民文作品汉译并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家级刊物，介绍给全国读者，开启“民译汉”工程的序幕。第二阶段，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加大了“民译汉”工程力度，开始把各少数民族民文作品全文类全覆盖译介给全国读者。其中，文类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创作者既有著名作家，也有新锐作家等。第三阶段，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和省、自治区层面纷纷启动各项扶持工程，把国内各民族文学“民译汉”“汉译民”“民译民”事业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文艺报》报道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2013年起由中国作协组织实施，内容主要包括重点作品创作扶持、优秀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翻译扶持、优秀作品出版扶持、理论批评建设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等。五年来，中国作协从实际出发，多措并举，切实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在各个阶段的不同实施方案，使少数民族文学在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自治区层面，内蒙古自治区推出历时五年的“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了“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有报道称其既是扶持工程又是民生工程，实施13年来，累计出版多民族作家作品358部，近200部民汉佳作实现互译。从以上情况看，国家对“民译汉”工程的投入逐步加大，使其在“汉译民”“民译汉”“民译民”三大板块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极大地推动了民文作品在全国乃至海外华人圈的传播。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关怀。

　　迄今，历届骏马奖评审中已有49位译者获奖。其中，近几届获奖译者的参评译作基本上都是入选各级译介工程的成果。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译者玉苏甫·艾沙的参评译作长篇小说《王三街》是一例。原作是图尔贡·米吉提以维吾尔文完成的作品，讲述了王三一家两代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生活创业的故事，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艰苦卓绝的创业之路和血浓于水的民族深情。该作品维吾尔文版出版后在读者中很受欢迎。2020年初，新疆作协将其纳入“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邀请翻译家玉苏甫·艾沙将其译成汉文。汉译版又被列入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入选“放歌天山”献礼二十大丛书。2023年11月25日，长篇小说《王三街》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与会者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作品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建美好家园的真实写照，充分彰显了作者和翻译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担当”。从入选译介工程、被列入中宣部出版计划和献礼丛书到召开高规格研讨会，最后其译者获骏马奖，这一系列工程化运作，让这部优秀的民文作品最终走向全国，赢得了认可。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向海外译介传播的最早信息已难溯源。17—18世纪以降，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各有目的地开始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后来，在国外研究蒙古学、藏学、满学、彝学、纳西学、苗学等科研机构一代代学者的译介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渐成规模，以《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大量少数民族文学经典陆续被介绍到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被列入国家工程，改变了几百年来被动传播的境遇。据笔者在相关网站网页上的搜索统计，1949年至1976年，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等译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达251部（篇）。1976年至2000年译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篇数尚无法统计。21世纪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工程，其中均涵括了少数民族文学，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6）、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2007）、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丝路书香工程（2014）等。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以来专门实施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除此之外，《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于2011年至2018年对外译介了12个民族的55篇文学作品，多数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外译典范。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海外译介的语种已很丰富，除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韩语等语种外，还有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越南语、罗马尼亚语、蒙古语、吉尔吉斯语、捷克语、马来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印尼语等语种。通过大量的海外译介，“三大史诗”和《蒙古秘史》《阿诗玛》《布洛陀》等在海外传播中逐步显现出经典化趋势；海外形成了以马克·本德尔、葛浩文、梅丹理等为代表的翻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家队伍；花木兰、苏和与白马、阿诗玛等已构成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形象谱系，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形塑着海外读者对中华文化的想象与认知，推进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为世界认识中国、想象中国、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早期，国外译者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海外译介与研究，基本上是分族别进行的，较少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视域上进行译介和评述。这是各国翻译家和学者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去认识和理解中国多民族文学资源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海外译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不甚了解,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视而不见，从而导致一批海外受众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消极认知，以及脱离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曲解和误读。中国优秀多民族文学所蕴含的厚重的中华人文精神，超越了海外某些单维度、平面化消极认知框架，跨越了文化差异和理解障碍，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标识，正在成功地走向世界。

　　国外研究成果中，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呈现和肯定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和整体性。该文学史把《少数民族文学》单列为一章，即第七编第五章，由马克·本德尔编。多洛肯、张晗认为，该文学史打破了以往海外中国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遮蔽，同时突破了海外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史聚焦于单一族别文学的局限，把55个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观照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勾勒出相对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轮廓。这一点，与国内学者自21世纪初以来所提倡的“中华大文学观”或“多民族文学观”不谋而合。这表明，中西方学者已认识到，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汉族文学史与少数民族文学史共同组成了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与情感的鲜活载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和现实纽带。随着海外译介工程和传播实践的日益拓展，中国多民族文学在海外传播中正在产生积极的接受效果。这主要得益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国家实施的对外译介工程中始终贯穿的一个重要理念，即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有机组成部分，力求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以此展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经过七十余年的坚持，一项项译介工程的成功实施，中国多民族文学海外传播已蔚然成风。在这过程中，中国多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标识展现给海外受众，进而产生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了“中华文化影响力”。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海内外译介工程在时代主旋律引领下实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继续加大力度实施两大工程，对内有利于各民族增强互信，增进互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有利于展示完整、生动、真实的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展现团结统一、欣欣向荣的多民族国家形象，为海外受众提供想象中国的正确视野和途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结语

　　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是多语言文学，多语言汇聚起来便形成了多声部交响乐式声音效果，其中的每一个声音代表着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心声。但声音多并不意味着声效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先天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辖制下的文学之一种”的本质，决定它必须承担起凝聚各民族共识的文化政治职能，所以，其语言层面的多声部必然要从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向主旋律看齐，为突出主旋律服务。在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创作实践中，无论是单语创作、双语创作和多语创作，还是面向国内的“民译汉”“汉译民”“民译民”和关涉海外的“外译民”“民译外”等译介工作，都覆盖了众多语言，在语言层面上增强了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其中，单语创作包含民文创作和汉文创作，由此产出的民文作品是各族人民爱国主义心声的表达，汉文作品则展现出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参与国家文学实践的平等对话精神，二者均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语创作背后的内在转译既保留了作者在母语思维里的审美初心，也达成了其与第二语言的审美融合，暗藏着多民族、多语种文学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潜在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国内译介工程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海外译介工程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两大工程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多语种创作与翻译实践始终与时代主旋律紧紧相扣，对内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有着积极的功能与意义，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和获奖译者为此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佐证。

 

　　乌·纳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23YZD039）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