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国际史诗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来自中、美、英、德、法、日、希腊、荷兰、澳大利亚、吉尔吉斯斯坦等10个国家的40余位学者，分别就中国的各民族史诗如《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支格阿鲁》、“伊玛堪”，希腊的荷马史诗、迈锡尼史诗，古罗马的拉丁史诗，美索不达米亚史诗，印度尼西亚史诗，菲律宾史诗等展开了充分的研讨。

　　大会主题为“史诗传统与文明交流互鉴”，重点围绕“史诗研究及其跨文化交流”“数智时代史诗的保护和传承”“世界古代史诗与早期历史研究”“文化遗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议题深入交流、坦诚对话，共同促进文化交流。大会聚焦史诗作为人类共享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讨论史诗传统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及跨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促进对史诗传统的深入认识和理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包容性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示出中国史诗研究的全球视野、中国气派与人民情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金辉、希腊文化部秘书长乔治·迪达斯卡洛（Georgios Didaskalou）、中国驻希腊使馆临时代办赖波分别致辞。彭金辉指出，史诗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以其生动的叙事方式传承着先民的智慧结晶，赓续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史诗所彰显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底色，对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史诗研究早已超越单纯的文学范畴，成为推动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以尊重文明差异凝聚发展共识，以践行文明互鉴实现和合共生，正是史诗传统给予当代世界的深刻启示。他强调，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学术对话，积极探讨史诗这一人类精神财富在当代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为让古老史诗焕发时代活力贡献经验和智慧，是世界各国人文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的时代使命，我们要携手加强对史诗的保护传承，让传统史诗在当今世界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

　　乔治·迪达斯卡洛表示，史诗是各国人民精神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现代社会的参照系。史诗传统遍布世界各地，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是维护和加强民族认同和集体记忆的重要力量。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底蕴丰富，对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都有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希两国相距遥远，但自古以来，双方之间的友好互通从未间断，合作持续不断且硕果累累。举办国际史诗学大会，将不仅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也能促进关于史诗传统永恒价值及其作为人类遗产意义的交流。

　　赖波表示，中国和希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有相通的文明积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近的梦想追求，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同行者、文明交流互鉴的好伙伴，也是当代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两国虽远隔万里，但两种古老文明跨越时空、相互呼应。举办此次国际史诗学大会，不仅能够探讨史诗的学术价值，也能为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展现中希两大古老文明的和合之美和时代担当。

　　大会分为主旨演讲环节与四个分论坛，下面从五个方面对与会学者的发言内容进行综述。

　　一 文学、历史与文明的互鉴

　　史诗作为文学与历史融合的产物，既是文化的表征和遗产，也是文明互鉴的中介与桥梁。新时代的语境中，需要在一种“大文学观”中重新理解史诗。20世纪上半叶，史诗的比较研究首次得到了全面展开，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包括H.M.查德威克和N.K.查德威克的《文学的发展》（1932—1940年）、M.鲍拉的《英雄诗篇》（1952年），以及V.日尔明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对日耳曼、俄罗斯和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的研究。这些作品在历史分析方面有所贡献，概述了史诗的演进，同时在文学阐释方面也有所探讨，分析了不同传统史诗的文学价值。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德国波恩大学）《21世纪的史诗研究：从比较文学到跨文化对话》在梳理上述学术史基础上指出，随着20世纪下半叶文学学者和民族学家对口头史诗记录活动的加强，以及新千年伊始对活态口头传统危机的认识，史诗的比较研究迎来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保护与记录工作，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相契合，以及比较研究方法的重新调整。基于此，借鉴世界文学研究的视野，史诗比较研究正日益成为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研究相似与差异，有助于深化对自身及比较文化的认识。

　　文化史上有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即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大多数语言实际上是通过口头传统而非文字记录来传承的。但口头语言由于其多样性和复杂结构，包括其特有的音韵、语义形态和语法特点，往往难以被人们自然地深入理解，从而导致了多语言现象和口语表达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消失的现象。妮可·雷韦尔（Nicole Revel，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动与虚拟之声：菲律宾史诗与歌谣多媒体收藏新视角》以“菲律宾史诗与民谣多媒体收藏”为个案，回顾并反思这个始于1991年的协作资源建设项目：从一个实体档案库演变为一个专注于数字人文学科的网站，每年依据来自16个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化共同建设，并于2024年10月在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并向公众重新开放。这意味着，新技术的发展不仅打开了通往更广泛信息的通道，而且巧妙地结合了听觉和视觉感知，共同捕捉和展现那些光彩夺目的口语表达形式和风格。全球范围内，原住民群体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工具，被年轻移民迅速接受和采用。他们利用这些新媒体工具与远在他乡的亲人保持联系，交流信息；在全球求职的旅途中寻找新的职业机会；同时，他们也在家乡与父母一起维护着口述传统和相关仪式。这些新媒体的助力使得他们不仅得以维持母语和文化表达，还在全球流动的背景下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

　　古希腊社会是由操持不同希腊方言的社群组成的离散社会。其法律制度、宗教历法和神灵信仰亦具多元性，常与或远或近的周边部族发生战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古希腊确也发明出具有一致性的文化创造，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期间各城邦均宣告休战）、德尔菲神庙（所有人将其视为地球的中心，即“地球之脐”），以及荷马史诗。莱昂纳德·查尔斯·米尔纳（Leonard Charles Muellner，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希腊史诗中的“跨文化交流”与数字时代希腊史诗的跨文化交流：问题与出路》以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交战方即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在史诗结尾处的深入接触为例，认为这些超越地方的文化创造的运作方式，显示出现代语境下超越文化差异以推进史诗诗歌跨文化理解的一种可能性，即开发一种不涉及语种、跨越现代文化界域，且专门针对史诗出版和阐释的数字工具———开放性注疏平台。

　　在古希腊史诗传统中，海伦被劫持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但在《伊利亚特》中，只叙述了特洛伊战争末期的一个插曲，其他妇女被劫持是主旋律（即海伦被劫持引发的战争）中经常出现的局部主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探讨波斯战争的起因和亚欧之间的隐性冲突时，引用了波斯知识分子提出的几个论点：他们声称这种冲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相互绑架妇女，例如对伊奥、欧罗巴和美狄亚的绑架。梅内拉奥斯·克里斯托普洛斯（Menelaos Christopoulos，希腊帕特拉斯大学）的论文《希腊史诗与早期历史中的女性作为战争冲突的诱因》根据上述证据，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饶有兴味的阐述和分析。

　　中国学界围绕史诗进行大规模调查、搜集、迻录、出版和系统研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始的一项事业。适应全新的国家文化政策与社会建设方略，学术界在日渐完善的大文学观引领下，既立足本土又胸怀天下，极大地拓宽了文学领域，也丰富了文学观念。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发言《大文学观视域下的中国史诗研究》，尽管立足中国，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他强调正是在大文学观框架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得以确立，作为各民族文学重要组成内容的史诗，也因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随着大量史诗作品被发掘、记录并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陆续出版，中国学界以高涨的民族文化自觉回应了西方学界有关“中国没有史诗”的错误论断。同时，中国的史诗研究者始终保持着与国际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古典学等领域同行的密切交流和积极互动，一方面积极借鉴芬兰学派、口头诗学理论、表演理论等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来推进和深化本土研究，另一方面，又通过持续提炼、总结和揭示中国史诗的活形态属性及其在民众整体生活文化中的意义与功能，为世界史诗学贡献新的视角和方法。可以说，在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历程中，生动而深刻地体现着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印记。

　　二 史诗研究及其跨文化交流

　　史诗作为一种前现代时期产生的“超级文类”，可以从多学科不同角度切入研究。李新伟（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就是以考古学为根基讨论相关的传说与信史的问题。他在发言《传说还是信史：中华文明起源的百年考古学探索》中考镜源流：公元前11世纪至3世纪的中国古典经典已经构建起史诗般的中国上古史。与此同时，考古学在中国出现，承担起以科学方法重建中国古史的重任。经过百年的探索，考古学已经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宏大历程。距今约6000年开始，中国史前时代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各地区的社会领导者实践着不同的构建复杂社会的政治方略，“古国”纷纷涌现，如满天星斗，区域之间的交流也发生质的变化，形成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各地区逐渐形成并共享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各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即“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融合各地区发展成果，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别政体，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各古国领导者促进社会发展的成功实践，可能是经典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的重要素材。距今约4000年，在文献中尧的活动中心山西南部地区，陶寺文化建立国家级别政体，其领导者的统治策略与文献记载颇为符合。文献中夏王朝的中心河南中部嵩山周围地区，发生剧烈社会动荡，二里头遗址出现，有完整的城市规划和大规模宫殿，被认为是夏王朝的都城。经典文献对这个时期的记载，有很多已经被考古发现证实。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表明，经典文献中关于古史的记载并非凭空虚造，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需要综合考古学和经典文献研究的共同参与。

　　《玛纳斯》是流传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一部口头史诗遗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先后于2009年和2013年成功将各自国家流传的《玛纳斯》史诗传统申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玛纳斯〉学视域下的中国学派：论〈玛纳斯〉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指出，中国《玛纳斯》学是世界《玛纳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各民族老中青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筚路蓝缕，不断进取，艰难开拓，在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使中国的《玛纳斯》学逐渐发展成为了今天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一支生力军。中国《玛纳斯》学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发展，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其次是经过来自不同民族的几代学者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结果。

　　阿布德勒达江·阿克玛塔利耶夫（Abdyidazhan Akmataliev，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吉尔吉斯斯坦丰富的史诗遗产》认为，《玛纳斯》对于吉尔吉斯民族而言，犹如一部历史宝库，记录了民族的精神追求、奋斗历程和生活智慧。每一代人都在这部史诗中汲取力量，不仅继承民族传统，更将个人经历融入其中，使其内涵不断深化。确保和平、社会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是国家凝聚力的根基，《玛纳斯》正具有这三项神圣价值，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作为人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玛纳斯》承载了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价值。

　　世界最古老的史诗，是公元前三千年晚期出现的苏美尔英雄史诗。约阿尼斯·康斯坦塔科斯（Loannis Konstantakos，希腊雅典大学）以平行研究的方式比较了苏美尔史诗与荷马史诗。他在《泥板与口头吟唱者：作为研究荷马史诗范例的美索不达米亚史诗传统》中认为，苏美尔史诗围绕着占据荷马史诗文本中心的相似主题展开：一方面是对东方一座富裕而坚固的城市的围攻，如《阿拉塔》史诗同《伊利亚特》；另一方面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国王的生活和冒险，他进行的奇妙旅行和获得的智慧，如比尔伽姆斯/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与《奥德赛》。美索不达米亚关于吉尔伽美什诗歌的复杂文本传统，可以为研究荷马之前史诗创作的演变和荷马史诗作品的形成提供一个有用的范例：荷马和辛雷克乌尼尼（Sîn-lēqi-unninni）有共同的创作技巧：在他们的作品中，早期诗歌（苏美尔或荷马时代之前的希腊口头诗歌）中的故事和场景被移植到新的语境中，改编成不同的英雄和他们的冒险故事，并用来构成新的原创情节。

　　陈岗龙（北京大学）的发言则是关于史诗间的影响研究。他在《雪耻报仇的洪古尔与历经炼狱的洪古尔——蒙古史诗〈江格尔〉与荷马史诗的交流与互鉴》中通过比较《江格尔》中的篇章《哈拉克纳斯之部》手抄本和口头史诗文本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杀死并侮辱赫克托耳尸体的情节，得出结论认为，洪古尔受辱和报仇雪耻的异文是西迁的土尔扈特人吸收了《伊利亚特》中的相关主题创编的新的史诗篇章。《哈拉克纳斯之部》以托忒文手抄本和口头形式回流到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中后，洪古尔受辱的主题逐渐被淡化和消解，史诗的主要情节和内容也逐渐变成洪古尔历经炼狱和江格尔拯救洪古尔的传统叙事模式。这一过程反映了东西方史诗交流和互鉴的有趣侧面。

　　藤井真湖（Fujii Mako，日本爱知淑德大学）的发言《基督教的影响与蒙古族英雄叙事》通过分析《蒙古秘史》中的基督教主题，探讨蒙古草原上跨文化交流的影响。例如，在描述成吉思汗童年时与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冲突的章节中，鱼的象征可以被解读为对基督身体的暗示。此外，别克帖儿为拯救弟弟贝尔古台而牺牲自己的行为，唤起了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这一教义。这与成吉思汗的祖先俺巴孩汗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俺巴孩汗被金朝钉死在木架上，其方式与基督类似，但他并未宣扬宽恕，而是命令他的后代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报复。可见，基督教元素并非简单地被采用，而是以一种折射的形式被应用。

　　与前述比较研究不同，纳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关于史诗学标识性概念“程式”的反思与新定义———跨文化交流与跨学科视角下的讨论》聚焦于方法和技术。在既往的国际史诗研究实践中，荷马史诗研究形成的口头程式理论中的“程式”（formula）的概念已逐渐泛化，同定义之间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张力或矛盾。学界的历次质疑与厘清都未能迈出理论的原框架，徘徊于概念与定义之间的循环论证。他依托蒙古语史诗资源，借助于语法理论，从跨学科视角展开分析，认为“程式”经典定义契合于构式-语块概念，所谓“程式”其实是构式-语块；构式-语块以嵌入式替换机制组织着史诗语言，大量的语素在转喻和隐喻运作下融入其中，共同构成史诗程式的文脉纹理。“程式”概念除了文本、音声、表演、仪式等维度外，还有标准和方法的维度。赋予“程式”概念与定义以相应的精确性和松弛度，并重新加以定义，有利于完善国际史诗学原理体系。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则聚焦于观念与理论。他在发言《荷马在中国：作为当代文学的格萨（斯）尔》中，回溯西方史诗理论传入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历程：经历了由最初的译介挪用到自主的本土化改造与发明，呈现出从“以西律中”的焦虑到当代性自觉追求的学术史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藏族、蒙古族与土族等民族中流传的《格萨（斯）尔》在中国史诗群里具有代表性，作为社会主义文艺观念在多民族文学中的展开，它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传播与多媒体形态创新，使其从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话语中超越出来，成为一种融合口头、书面与数字形态的“当代文学”。中国学者结合本土材料的实际，对史诗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解释，使之成为一种“效果历史”的产物。它不仅是文学知识，更是观念生产；不仅是理论创新，更是生活实践。伴随着21世纪以来文化融合语境的转变，史诗在“新人文转向”之中凸显出其回归“人民文艺”的本义，即以人为本，付诸实践与创造的总体性文学生活。

　　三 数智时代史诗的保护和传承

　　史诗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当代进行传承，是受到普遍关心的话题。这不仅关乎传统的延续，更关乎传统的创造，即它的生命力是内生的还是外附的。詹姆斯·亨伯斯通（James Humberstone，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全民教育：作为嘻哈音乐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分享了自己参与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跨文化、多艺术项目，即通过嘻哈音乐和电影摄影为21世纪重新演绎荷马的《奥德赛》。该项目涉及一名希腊裔澳大利亚说唱歌手、一名美国制片人、一名英国裔澳大利亚作曲家以及百余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学院学生，在嘻哈中学习和通过嘻哈学习，探索识别和描述北欧教育或民俗教育的特征。

　　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史诗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北方的史诗基本脱离了仪式，而南方的史诗大多在仪式中演述。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题为《中国南方史诗及其仪式语境的影像呈现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民族都搜集整理出了自己的史诗，有了明确的史诗名录。但随着影像设备的普及，人们试图以影像的方式记录这些纸质版史诗的时候，一些问题就出现了，很难拍摄出与前人整理的史诗完全吻合的影像。这与南方史诗演述的仪式语境有关，有的仪式几乎所有的仪式词都符合史诗的概念，都可以纳入史诗文本搜集的范畴，但有的仪式中所演述的仪式词，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纳入。另外，同一史诗内容的演述，可以发生在不同的仪式之中，这些都给史诗的影像呈现带来了困难。在以影像方式来呈现中国南方各民族史诗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史诗与仪式语境的关系。

　　在过去的十年里，贺大卫（David Holm，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一直在越南北部省份和毗临中国南方的地区开展田野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是关于岱依族的抄本文化。他在发言《口头和书写文化的传承模式》中总结了通过田野调查获知阅读知识的代际传承几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被称为“麽公”的方言祭司在岱依族仪式中使用当地方言诵读经文，学习诵读经文与学习读写是分开进行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被称为“表演型识字”（performative literacy）的诵读模式。道公则是将文本与诵读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大多数道公都能够读懂他们的抄本。对于越南北部地区的萨满巫师（包括男性和女性）而言，存在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师徒传承模式，涉及“男师父”和“女师父”，既有口头传授，也有诵读。在歌圩上演述的歌词，则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向个别歌师拜师学艺来学习诵读的。还有一种通过偷师进行传承的证据，即偷学者会记录或草草记下其他实践者的诵读内容。这些对口头传承发生着不同的影响。

　　《格萨尔》史诗作为藏族活形态的口头传统和文化遗产，在长期的流传和演进中，形成了一套口头与书面文本不断互动的宏大叙事系统，以及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格萨尔》史诗流传带。杨霞（丹珍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格萨尔〉史诗活形态传承及其话语实践》讨论在新时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传承方式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她认为，这些传承方式有效地连接了历史和现实、时间与空间，《格萨尔》的内容与形式经过淘洗和锤炼，正在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道路，并通过文明互鉴而深度融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系，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和世界话语之间构筑起了广阔的文化空间，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性重要文类，《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新话语实践和审美理性思考，对建构中国史诗学派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玛纳斯》的叙事不仅包含艺术性的叙述，还涵盖了仪式、教育及其社会功能，作为传递历史记忆、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的途径，形成了吉尔吉斯人民的身份认同，不仅反映了文化的丰富性特点，还是理解基本价值观念和身份的重要工具。阿孜兹·比伊米尔扎（Aziz Biymirza uulu，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国家学院）《史诗〈玛纳斯〉的叙事特征》探讨了《玛纳斯》叙事的多层面：一是口头传统：演述者（阿肯）在保护和传承史诗中的角色，他们在即兴创作和根据观众调整文本方面的技巧。二是文化背景：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对史诗解读的影响，以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文化适应。三是沉浸式体验和情感的参与：叙事如何在演述者与观众之间创造情感联系，从而促进对文化价值的深刻理解。他还强调了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背景下保护口头传统的重要性，以及在民俗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口头史诗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信息，但其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其演述形式、演述内容都会随时代发生变异，以适应当代社会的民众生活变迁和社会审美的变化。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史诗跨媒介传承中的文本重构：以史诗〈玛纳斯〉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论述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媒介影响下，《玛纳斯》形成了传统的口头文本、书面文本及舞台上和短视频中的表演文本等多模态文本样态。相较传统的单一样态文本而言，其从内容到形式乃至叙述策略都进行了重构。文本重构为《玛纳斯》的跨民族、跨地域传播提供了可能性，也推动《玛纳斯》与其他民族和地域史诗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史诗与旅游等文化产业的融合，为史诗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传播及传统文化的资源转化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支格阿鲁史诗主要流传于中国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广大彝族地区，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优秀史诗巨作。这部史诗篇幅长，结构宏伟，蕴含丰富的远古人类文化精神。洛边木果（西昌学院）的发言《支格阿鲁史诗及其特色》，探讨了支格阿鲁史诗在思想内涵、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特色。

　　四 世界古代史诗与早期历史研究

　　史诗同历史之间的关联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索菲娅·帕帕约安努（Sophia Papaioannou，希腊雅典大学）《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7卷中的伊特鲁里亚英雄名录与意大利史前史的构建》细致分析了《埃涅阿斯纪》第7卷结尾的意大利诸多英雄目录，她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与一系列意大利地点和当地传统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些是意大利本土神话中的人物，另一些则是维吉尔为构建或改写当地历史而杜撰的。这个目录的人为性体现在介绍英雄时所选择的字母顺序、诸人与意大利神话的联系，显示了维吉尔版本的早期罗马历史中对意大利过去的构建方式。

　　帕夫洛斯·卡沃拉斯（Pavlos Kavouras，雅典国立卡波迪斯特里亚大学）《奥德赛与对家园和整体的神秘追求》对荷马史诗《奥德赛》进行了综合性的解读，认为它不仅是一个冒险故事，更是对人类寻求自我发现、身份认同和精神满足的深刻探索。史诗通过丰富的寓言和象征手法，将奥德修斯的旅程描绘成对人类生存的考验和转变的隐喻。除了寓言的深度，《奥德赛》还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对神的干预、命运以及现实与超自然之间模糊界限的描写。反复出现的乡愁主题源于归乡（nostos）和痛苦（algos），强调了对归属感的普遍渴望，而与“他者”（从法埃亚克人到食莲者）的相遇则说明了自我与未知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奥德修斯回到伊萨卡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回家，而是象征性地回到了他身份的本质。然而，奥德修斯的旅程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结束，相反，它象征着离去、发现和新生的不断循环。因此，《奥德赛》仍然是一部永恒的沉思录，讲述的是通往自我意识、平衡和实现的神秘而存在的旅程：一场跨越世代的奥德赛。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关于人类古老文化记忆有多种载体，其中源于史前文明而流传至今的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史诗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中国许多民族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相对缓慢的民族的创世神话史诗不仅记录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大量历史资料，而且保持了早期神话依靠歌手、祭师等代代相传的古老韵文形式，这种表达方法的程式化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神话传承的稳定性和神圣性，对后世英雄史诗的产生也具有深刻的影响。王宪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发言《中国创世神话史诗的世界文化价值》正如其标题所示，认为中国创世神话史诗具有丰富的类型和相对完整的叙事模式，不仅反映出具有人类文明共性的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积极探索，也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一系列带有世界共性的人类早期文化精神。

　　迈锡尼文明是爱琴海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克里特文明，是古希腊青铜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荷马史诗》的很多设定都是这个时期，而迈锡尼古城的考古遗址也是如今颇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赫里斯托斯·察加利斯（Christos Tsagalis，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迈锡尼史诗？探究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旨在介绍并批判性地讨论有关迈锡尼史诗可能存在的考古、历史和语言迹象。

　　罗庆春（西南民族大学）《论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中的人类文化精神美德》试图通过中国彝族史诗《勒俄》中的文化英雄支格阿鲁的感孕、诞生、受难、获救、再生直至建功立业的分析，揭示其实现神性化的人格美德的凝成与提炼，神话理想与人世生存法则的同构，从而彰显神圣与世俗通过“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以及“被自然征服”和“被自然改造”的彝族文化源流与特征，进而探索人类史诗创造对人类精神美德的缔造与传承的人文历史价值和意义，促进《支格阿鲁》的世界影响力提升。

　　卢坎（公元39—65年）创作了关于恺撒与庞培之间内战的诗作，这部作品未能满足人们对古代史诗的期待而让人感到失望：诗中没有堪称楷模的英雄，没有带着有意义的计划来干预事件发展的诸神，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积极的寓意。另一方面，卢坎在讲述罗马文明低谷时期的同时，又反复且直接地援引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以此协助读者理解作品。这种在传统与突破之间的张力，不仅使《内战记》难以解读，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读者来说，史诗究竟是什么，以及它能向我们传达些什么。马库斯·克斯滕（Markus Kersten，德国美因茨乔治古腾堡大学）《卢坎的〈内战记〉与希腊罗马史诗中的内乱修辞学》从回顾卢坎的文本入手，进而研究荷马和维吉尔的经典作品，探究那些从表面定义来看，被认为不具史诗特质且不值得效仿的概念，并提出如下论点：在卢坎之前的史诗传统中，核心的叙事基础并非是巨人之战或崇高之事，也就是说，不是在神的帮助下与外部敌人的斗争，而是内部秩序的瓦解。

　　《格萨尔》在其流传区被称作“仲”，在现代文类体系中，“仲”常被归类为寓言或神话故事，但在其传统语境，它被视为历史，人们并不质疑它的真实性，这与强调事实准确性和可验证性的西方近代史学的历史真实性标准形成对比。然而，20世纪后半叶史学的真实观发生转变，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关注历史的叙事层面与修辞模式，消解了客观主义史学以事实呈现为根基的真实性，人类学转向则使研究者注意到历史与神话在叙事的意义赋予与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威廉·麦克尼尔等学者提出“神话历史”概念，探索了神话历史的真实之于群体的认同作用，及其在与现实互动中的历史意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王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仲”里的事实、现实与真实：从“神话历史”的角度理解〈格萨尔〉》较之于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拓展。她以神话历史的方法，结合案例分析了《格萨尔》在多康地区作为神话历史所实现的认同功能、文化意义以及现实再生产能力。

　　五 文化遗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有与共享的产品，因而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形形色色的史诗携带着不同的文化基因，以多样性的方式传承，如同微小的细流为宏大的江海汇聚的生生不息的活力。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新疆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字化传承与保护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实践。史诗《江格尔》《玛纳斯》等以及众多独特的手工艺技术、节日庆典等，构成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木拉提·黑尼亚提（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发言《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与保护》介绍了新疆积极探索并实践了以数字化为核心的非遗保护策略：通过全息记录与数据库建设、沉浸式体验与创新表达、文旅融合与产业延伸、社群参与与教育传承、国际合作与交流、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持、活态传承促进等，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取得了显著进展，让非遗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非遗研究的活力在于激活过去的遗产，从而为当代提供可选择的思维方式。马丁·丁特尔（Martin Dinter，伦敦国王学院）的《史诗中的智慧———拉丁史诗中的格言警句》就是一种萃取古代经验的有效案例。古代提供了一种阅读拉丁文学的策略，即寻找那些“格言警句”（sententiae）中最精彩的予以摘录。这些警句通常采用格言的表达形式，类似于谚语。古代的人们认为这些警句蕴含着一部作品的智慧，代表着一部作品的精髓。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从拉丁史诗中收集的格言，时常被用于演讲或书信中，证明了这种文化遗产并未被后世读者所忽视。他探讨了古代对“警句”的概念理解，然后按主题对拉丁史诗中的一些警句进行归类，梳理警句在整部史诗中所传达的思想内容，从而展示出采用“警句”的阅读策略，提炼出史诗世界所展现的种种态度。这对于当代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蒙藏《格斯（萨）尔》不仅讲述了英雄格斯尔降魔御敌、除暴安良的故事，也记录了中华多民族文化交流的足迹。树林（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蒙藏〈格斯（萨）尔〉中的多民族跨文化现象》从蒙藏《格斯（萨）尔》反映的内容、创作的手法技巧、传播和流变三个方面对该史诗中的多民族跨文化交流现象进行考量，从而解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价值。从内容上看，蒙藏《格斯（萨）尔》反映了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概括起来有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经济关系等。从史诗创作手法技巧或史诗诗学角度看，蒙藏《格斯（萨）尔》中呈现出借鉴了其他民族文学手法。从史诗传播的角度看，蒙藏《格斯（萨）尔》传播地域广泛、传播民族诸多，文献的刊刻、各民族表演形式多样，产生的异文众多。从传播地域看，传播到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普米族、白族等民族中。仅蒙古族《格斯尔》就有十余种文本，加上地方特色的口传异文文本会更多。以上可见蒙藏《格斯（萨）尔》是反映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史诗。

　　史诗在当代的命运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2011年，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改变了该史诗的濒危命运。高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赫哲族“伊玛堪”的履约之路：从濒危到重生》就是讨论这一现实问题。她指出，虽有两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但无人能完整演述“伊玛堪”。十余年来，多方合力采取多种措施，力在恢复“伊玛堪”史诗传统。这些措施包括在赫哲族聚居社区开办传习所教授赫哲语，在专门的微信群中教授史诗片段，民族学者改编《希特莫日根》及《沙特莫日根》便于史诗传授等。现赫哲族聚居社区多位传承人可以演述史诗片段，截至2023年底，有两位传承人能够完整地演述《希特莫日根》及《沙特莫日根》，实现该传统有限度的恢复。这可以说是史诗在中国语境中保护与传承的鲜明个案。

　　索朗扎西（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在《传承与创新：西藏〈格萨尔〉的发展之路》中讨论了《格萨尔》史诗与国家力量介入保护、传承的重要性。1980年，西藏自治区批准成立《格萨尔》领导小组及抢救办公室，随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多次派人前往那曲、阿里、昌都等史诗流传广泛、艺人集中的地区，开展大规模民间艺人普查、旧版本搜集，以及传说、实物的抢救保护工作。目前，已搜集到74部55种史诗旧版本和旧手抄本，整理出版32部。工作人员深入牧区，对逐水草而居的民间艺人进行跟踪寻访，共找到100余名说唱艺人，录音5000多小时，笔录成文90多部。此外，在《格萨尔》史诗的翻译，以及其延伸文化，如《格萨尔》唐卡、“岭卓舞”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努力让《格萨尔》史诗得以更好地传承。

　　关于史诗的多样性，奥奈·恩格尔霍芬（Aone van Engelenhoven，荷兰莱顿大学）《消解英雄与缅怀反派：追溯西南马鲁古旗鱼未被传颂的史诗》提供了另一个有意义的案例。南马鲁古省（Southwest Maluku）是印度尼西亚东部马鲁古省的一个县，由14个有人居住的岛屿组成，这些岛屿上分布着约20种不同的语言。当地的民间传说认为，这些岛屿是一片被巨型旗鱼摧毁的广阔大陆的残余。所有岛屿社群都将这一史诗性事件视为历史事实，认为它解释了当地地理特征的形成以及氏族祖先的迁徙历程。然而，由于语言环境和叙事表演的差异，不同社群的传说版本在叙述方式和解读角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诗的讲述者并非职业艺人，而是由各氏族选派的代表，他们严格遵循本氏族传承的特定故事版本。在大多数传说中，反派人物的姓名被其后裔所确认并广泛认同；而主人公则以匿名形式出现，其称谓在不同岛屿间存在差异。恩格尔霍芬的研究聚焦于观众对史诗表演的接受过程，并探讨这些被讲述的片段如何被认可为一部本质上不完整的史诗的有效组成部分。

　　史诗中普遍存在一种叙事手法———征兆叙事，即通过特定的迹象、前兆或预言来暗示或明示未来事件和情节发展。征兆叙事通常与史诗中的超自然力量有关，以超越人类的全知视角统摄史诗的整体叙事，预示并引导情节发展，从而对史诗叙事构成宏观调控。玉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史诗的征兆叙事及其结构和功能：以〈江格尔〉为例》看似讨论一个个案，实际上通向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江格尔》史诗中，征兆叙事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基于自然变化的框架性征兆叙事，二是针对具体事件的先知预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江格尔》的征兆体系。《江格尔》征兆叙事在结构上体现出人物二元对立和情节闭环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江格尔》的叙事结构和内在逻辑，还通过该结构为相关社区提供了有关“神灵”的规律性运作模式。在史诗演述活动中，史诗的征兆叙事与演述习俗禁忌相结合，共同强化了史诗叙事的神圣性，使史诗演述具有了对相关社区的禳灾祈福仪式功能。

　　这次会议将中国史诗学的思考带到海外，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模式。具体讨论的话题如上所述，既有个案的探讨，也有理论的提升；既有方法的探索，也有观念的变革；既有区域性的现象，也有全球性的通识，目的只在于由史诗学这一专门学问，通向少数民族文学，通向中国文学，通向世界文学，为全球性的学术话语转型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在最基础的层面，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始终以一种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心态，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最大公约数增添直接的分母，以国际史诗学大会为契机，展现出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中国气派，并倡议一种谋求人类共同文化福祉的诉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