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导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二十年来，活态遗产保护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方面，适当经济介入既能为社区创造可持续生计、增强地方经济韧性，又能反哺传承实践，增进民众的认同感与持续感；另一方面，若缺乏遗产敏感型干预，商业利用不当、经济伦理失范、惠益分配不公等问题便会直接损害非遗存续力、社区发展权利及社会凝聚力。这一正负效应已成为全球文化治理的核心议题。该导引系《公约》秘书处组织专家编制而成的规范性文件，旨在防范非遗项目去语境化与过度商业化风险，为社区、缔约国、各利益相关方提供具体指导。全文分为两部分：“导言”侧重政策阐释，“导引”确立原则与框架，二者一同构成三重递进实践逻辑。一是依据《公约》基础文件，辨析经济活动对活态遗产的正负面影响，重点警示去语境化、过度商业化、盗用、歪曲及权利剥夺等结构性风险，同时考量数字技术迭代、气候危机加剧、权力不对称等新挑战；二是明确社区在非遗保护和相关经济活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与惠益优先原则，以其自由、事先、知情和持续同意为基础，确立“兼具灵活性、遗产敏感性且基于权利”的管理方法；三是从保护规划、协作关系、政策体系三个层面提出十二条导则，涵盖价值确认、权益保障、认识提升、损害救济、监测评估、缓解干预等关键步骤，形成全过程动态管理闭环，为国际社会平衡文化可持续性与包容性经济增长、规范管理相关经济活动、确保非遗存续力划定了行动基准。就中国非遗保护实践而言，无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十五五”时期文化经济政策制定实施，还是统筹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协同保护，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与国际发展援助，均需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该导引既为国内多元行动方跟进全球文化政策发展趋势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优化遗产经济治理路径引入了方法论。——译者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经济维度 伦理原则 基于权利 遗产敏感型方法
导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亦称“活态遗产”）涵盖多个知识和实践领域，包括口头诗歌和其他口头表现形式，舞蹈或歌唱等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农业实践以及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其他知识形式，还有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人民的福祉、认同和持续性方面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往往还能助力在社区内部创收、支持体面工作和生计。从遗产实践者的视角来看，这些功能通常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参与可由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发起，也可由第三方发起，其形式可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所产出的传统食品或手工艺品等有形实物进行馈赠、以物易物或交易，为传授技艺提供报偿，或从演出和节庆活动中获得更广泛的经济惠益。因此，在许多（尽管并非所有）情况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实物和场所相联系的经济活动，对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而言，一直是遗产价值和存续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确保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中获得适当且公平的惠益，能够鼓励年轻人珍视并实践自身的遗产，进而促进传承。然而，经济活动并非总能为保护带来积极的成果（或可称之为文化可持续性），亦未必能确保相关社区获得可持续且公平的文化、社会、经济或环境惠益。经济参与甚至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以及相关的物质遗产造成负面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相关文本，既承认经济参与对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其中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公约》序言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也确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第170段），同时还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成为“实现包容和公平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第184段，另见第116、170、185和186段）。另一方面，正如《操作指南》和《公约》各机关所警示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经济活动过于密集（过度商业化，over-commercialization）、脱离其惯常语境的不当使用（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未经授权的第三方使用（盗用，misappropriation）、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实表述（歪曲，misrepresentation）以及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对其经济维度控制权的丧失（剥夺，dispossession，《操作指南》第185.2.2段和第186.2.2段），可能会同时损害生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包括其意义和价值（《操作指南》第102、116—117、120和171段）。
《公约》相关文本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的若干决定，已提出针对市场参与负面影响的缓解措施，但缺乏在《公约》框架下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经济维度的具体指导。为此，委员会于2019年12月要求秘书处为社区和缔约国编制一份导引，涉及“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elements）去语境化和过度商业化风险的保护措施与优秀实践”。依据《公约》的准则性框架，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去语境化和过度商业化风险的保护行动，当部分构成更广泛的保护方法。这种方法还应支持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在自愿的情况下，从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适当经济活动中享有公平惠益。
2023年《首尔愿景：以保护活态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未来》呼吁实施“遗产敏感型经济方法与保护措施”，依托活态遗产改善社区可持续生计，同时推动社区以有意义且适当的方式继续实践和传承其文化遗产。2023年《新德里领导人宣言》则鼓励“国际社会保护活态文化遗产，包括[相关的]知识产权，对此类活态遗产的过度商业化和盗用给可持续性与实践者、社区传承人和原住民的生计带来的影响予以特别关注”。尤其是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饱受违背其意愿且不当的第三方经济利用之苦，但他们也展示了动员社区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的途径。在不同背景下，这些经验对于保护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依托其开展经济活动的社区而言，颇具参考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推动公平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减少所有行业和社会各阶层的贫困和不平等（《操作指南》第174段和183—184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经济活动应与保护目标相一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下简称《伦理原则》，第一条），不得损害其存续力（《伦理原则》第二条）；应尊重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精神与物质利益”，并使其从中受益（《伦理原则》第七条），创造收入，保障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操作指南》第185—186段）。
当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希望参与涉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活动时，或在其受到此类活动影响的情况下，应由其主导管理保护经济维度的过程，并在需要时获得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开展任何此类活动时，均有责任遵循《公约》第十五条、《操作指南》的各项规定以及《公约》的《伦理原则》（第一条和第四条），以自由、事先、知情和持续同意为基础，确保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各缔约国一经批准《公约》，即承诺在相关社区参与下“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第十一条第（一）项和第十五条）。为此目的，政府、非政府组织、文化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可制定政策、援助计划及能力建设举措。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框架、协商机制以及市场推广支持，均应纳入和体现社区利益，并保护其权利。
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维度考量的保护规划应以权利为基础，“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努力确保创造、持有和传承该遗产的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操作指南》第104段）。根据《公约》第三条第（二）项，其文本并未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产权或使用生物和生态资源创设新的权利。然而，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部分国家已经在国家层面实施了法律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简称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正在推动以案文为基础的国际谈判，旨在制定保护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TK）、传统文化表现形式（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TCEs）和遗传资源（genetic resources，GRs）的国际法律文书，有望助力社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及其《名古屋议定书》（Nagoya Protocol）和2007年《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的相关条款，均强调了尊重原住民和地方社区权利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需要探寻路径，确保社区更好地掌控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维度，并从中受益。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与原住民交往的政策》也对此予以了支持，因该组织致力于全面落实前述宣言的各项条款。
探索遗产敏感型且基于权利的方法（heritage-sensitive and rights-based approaches）以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有助于在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应对可持续性与遗产保护两方面的关切。在气候危机时期，对不可持续经济增长施加限制的必要性，以及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使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及其实践者的生计构成了新的挑战和潜在威胁。然而，若能妥善弥合数字鸿沟，这些技术亦可转化为机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提供替代方法，并将与气候相关的韧性战略融入这一进程。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作为遗产管护方的社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使用遗产的经济背景的多样性，决定了保护规划与管理无法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倘若缺乏相关产品或服务市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如手工艺、表演艺术或农业技术等领域）便可能消失；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神圣仪式、社会实践及某些特定的社区知识，若遭商业开发，其遗产价值则可能流失，或发生非预期改变。面对此类情形，社区或许希望限制获取并严格管理经济活动。并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方面都与经济活动相关，也并非都能以相同程度融入馈赠、以物易物或现金经济，或受其影响，故而经济维度对保护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所确认的机会与风险或威胁（《伦理原则》第六条和第十条），可能部分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及其实践与传承的惯常语境，以及社区先前参与市场的程度。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产品和服务，在过去已被出售或交换，未来也可顺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得以发展，并通过多种方式创新。而社区内部可能会认为某些改变或创新比其他方式更为恰当（《伦理原则》第八条）。
许多社区在管理保护的经济维度时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涉及与第三方的关系，也可能涉及社区内部的动态，包括社区与社区个体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部分挑战源于信息、经验或资源的匮乏，使社区难以掌控与第三方之间的市场互动，也难以应对权力不对称（power asymmetries）。社区内部或不同社区之间也可能存在权力不对称，这往往源于性别、种族或民族认同、年龄、城乡区位或移民地位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劣势或歧视。由此可能削弱某些社区、群体和个人把握机会、获取惠益的能力，或使其难以防范第三方在未经其同意且违背其利益的情况下不当利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某些方面。此外，经济参与还可能引发社区内部争议。因为社区并非同质化整体，社区内个体实践者和遗产经营者的权利与利益，可能仅在部分程度上与整个社区的权利与利益相契合。那些依托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收入的个人，对于相关的市场机会、威胁和风险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彼此在市场中享有的权利也可能存在差异。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被视为社区共享的资源，但其某些组成部分可能受到个体权利保护（如版权）或其他法律约束。在社区或群体之外，有时甚至在其内部，获取或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存在习俗限制，需要予以遵守。
据此，本导引就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经济维度，提出了一种兼具灵活性、遗产敏感性且基于权利的方法（a flexible, heritage-sensitive and rights-based approach），以推动负责任且包容的规划与管理。保护必须由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主导，必要时可由不同利益相关方提供协助，包括国家与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私营部门。本导引可依据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需要，为保护规划中的经济维度提供指导原则，同时支持社区内部、社区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
本导引还可以为缔约国大会、政府间委员会及其审查机构以及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相关工作提供参考。例如，在评审《公约》名录申报、名册推荐或国际援助申请时，都应考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可能相关的正负面经济维度。此外，还可利用《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机制，协助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以及外部利益相关方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获取见解、开展部门间合作，并从中受益。
应收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维度和各国内部有关管理进程的信息，包括定期报告进程中的具体指标，如B15指标。为此，可在2025反思年的定期报告进程中制定补充指标。相关信息可通过定期报告平台或《公约》第十八条机制共享，这有助于就此议题进一步形成指导。
此外，还需围绕《公约》框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开展进一步研究，为编制更详尽的指导意见提供依据。研究内容可包括深入探究特定问题，如新的数字环境和清单使用，或将物质遗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管理的相关见解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论中。开发各类实用性工具也很重要，包括面向不同利益相关方或特定行业量身定制工具包和案例研究，以满足社区、缔约国、非政府组织、公共与私营部门以及旅游业或饮食方式和农业等特定领域的需要。
应制定并实施适当的策略，以提升本导引的认知度和有效利用。同时，还需要在地方与国家各级政府之间和部际之间，在教科文组织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之间，以及在粮农组织（FAO）、产权组织（WIPO）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等国际组织之间，推动部门间的提高认识、合作与数据共享。
2003年《公约》框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导引
2019年12月，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就“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去语境化和过度商业化风险的保护措施和优秀实践”，为社区和缔约国编制一份导引。此类措施应纳入保护规划，而保护规划在多数情况下亦可支持可持续生计和体面工作。
根据《公约》的《伦理原则》，在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活动决策中，应当尊重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主体作用，并以其自由、事先、知情和持续同意为基础。他们应当成为通过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公平合理报酬的主要受益方。应避免就何为过度商业化、去语境化、盗用或歪曲加以外部评判；在经济环境中，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权利与利益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包括对其规制获取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
因此，本导引提出一种兼具灵活性、遗产敏感性且基于权利的方法，用以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经济维度，满足不同社区、群体和个人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需要。
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维度纳入保护规划
（一）提请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以及社区主导的组织，在其认为适当且必要的情况下，采用遗产敏感型规划与管理进程，支持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和传承相关的负责任的且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同时确保保护目标的实现；
（二）提请所有利益相关方，以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为主导，为制定此类保护措施，酌情考虑采取以下步骤：
1. 确认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任何经济价值和其他价值、规制获取的习俗做法、有关适当语境的信息、持续性与变化的可接受边界，以及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惠益，包括将相关信息纳入《公约》框架下的清单和申报材料（如适用）；
2. 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及与之相关的负责任生产与消费活动，如何在保护相关遗产、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实践的前提下，以文化、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可持续方式惠及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
3. 确认提高认识的关键框架，向其他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所采取的保护策略；
4. 确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遭致不当经济利用的现有案例，诸如过度商业化、盗用、歪曲及去语境化，并为其寻求适当救济；
5. 赋能内部进程，以监测与评估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和传承相关的经济活动，并及早确认挑战；
6. 确认可能的缓解措施及其实施步骤。
（三）所有利益相关方，应以社区主导组织或其代表，或经社区认可的第三方为主导，并在其要求下，为社区内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进行协商、解决争议和决策提供支持；
（四）所有利益相关方，应以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为主导，并在其要求下，支持和推动社区内部与社区之间开展能力建设、构建网络、分享经验，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相关经济活动的关系，以及如何借此实现可持续、公平、包容的经济惠益、减少贫困和不平等诸议题进行交流；
（五）所有利益相关方，应以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为主导，并在其要求下，支持和/或强化集体行动与合作的社区结构，确保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可持续、公平和包容的经济惠益，减少贫困与不平等。
二、协作与伙伴关系
（六）应根据需要在社区之间和社区与国家及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培育协作和伙伴关系，如设立对话机制和冲突化解机制。此类机制可支持社区制定遗产敏感型方法，以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维度及其保护；
（七）外部利益相关方可以为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获取法律与财政方面的支持和建议、启动资金、合适的商业伙伴或营销平台提供便利，以助其开展这项工作；
（八）应为第三方（包括经营者和受众或消费者）制定提高认识计划，以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由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创造并赋值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理解、欣赏和尊重；
（九）应编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维度及其保护方面体现遗产敏感型方法且能增进社区惠益的优秀实践范例，与利益相关方共享，作为能力建设举措的一部分，以提高第三方对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风险和惠益的认识。
三、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政策和行动
（十）应制定适当且充分协调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伦理导则、规程、争议解决程序，设立调解机制或协商机构，并采取其他干预措施，包括财政支持、教育和提高认识，以最大限度增加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和传承的经济维度所获得的受益机会，同时预防和缓解威胁与风险。干预措施可涉及文化以外的多个部门，包括贸易和工业、旅游业、农业、粮食和传统医药。预防和缓解行动应当对可能出现的权力不对称予以特别关注：既包括社区和群体内部的权力不对称，也包括他们与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利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部行动方之间的权力不对称；
（十一）应在区域、国家或次国家层面建立健全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设置适当的指标，保障社区和／或相关组织享有公平的代表性，以研判社区、群体和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所面临的挑战。基于上述信息和来自清单与申报材料中的数据，针对不同领域、社区或群体、社会行业以及国内各地区，围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和传承相关的经济活动，就其机会、惠益及潜在风险进行审查与评估；
（十二）应制定和实施缓解措施，应对已确认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损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在相关社区提出要求时，还应支持其获得公平惠益并管控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类缓解措施可包括面向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以及外部利益相关方，围绕法律和政策框架以及权利的执行开展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活动。可为濒于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处于弱势或不利地位的社区或群体制定专门的缓解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其第十八届常会期间（博茨瓦纳卡萨内，2023年12月5日至8日）核可本导引。
译者简介：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自主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政策研究”（项目编号：ICH202001/OTRC-IEL）阶段性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维度导引》，巴莫曲布嫫译，《民族文学研究》2026年第5期，第5-12页。注释从略，请参见原刊；转发请注明以上出处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