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节日是周期性重复的特定时间节点，往往在重复中展示出丰富的文化意涵。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在具有一般节日共有的重复性特征的同时，尤其突出包含着在循环中更新的意义，体现为基于中国传统循环时间观的周而复始、万象更新观念及相关实践。这一核心意义，是各种传统理念——包括以周期性更新的方式，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个体与家族群体历史有机关联、家庭和睦、社会团结等价值观——通过反复演练得以推广和加强的基础，是保证春节持续传承的内在动力，它也为春节在更广泛国际文化领域得到认可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春节;循环时间;重复;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快速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种种挑战，但许多文化事象也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具有最广泛、最深远影响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一方面面临现代化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又以其丰富意涵和强大生命力，在保证自身绵延不绝的同时，为维系人与自然、历史及社会的和谐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春节重要价值和作用的肯定，也彰显了其中蕴含的核心意义。这种核心意义，就是在循环中的更新，也就是基于中国传统循环时间观的周而复始、万象更新观念及相关实践。

　　一、传统节日的现代化转型

　　如何理解和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多年来长期关注的话题，也形成了多种不同取向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春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和发展问题的讨论，尤其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只要结合现代化的视角来谈论春节，往往都会强调它作为古老农耕文明产物的属性，进而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相矛盾的角度来探讨它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发展问题。这种标签式的界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春节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渊源，却将复杂的文化现象压缩为单一维度的解释，在一种人云亦云的情境中，忽视了春节作为活态文化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一切的节日，都有它特定的起源。春节的产生，确实与农耕文明有密切的关联。但从发生到发展，在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它又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无数洗礼，经历了无数演变。产生于远古时期的天文知识，促进了早期中国历法体系的确立。传说公元前2400年的颛顼帝时代，我国就已经有了观象授时的初期形态，并形成了以春天为一年开始的观念。随着相关知识不断发展进步和历法制度不断改革创新，加上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多种影响，不同历史阶段有关岁首的规定曾发生过多次改变。例如，汉武帝太初年间曾两度改历，第一次改历，用的是周正，一年之首确定在十一月；到汉武帝第二次下诏改历之后，一年之首才依夏正改为正月。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农历正月来庆祝新年的做法，是自汉武帝以来才逐渐形成的。而传统农历新年被正式命名为“春节”并得到广泛接受，更是民国以后的事情。

　　传统新年的传承在历史上也曾遭遇各种挑战，其中最严峻的一次危机，当属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浓厚氛围中民国政府实施的一项政策。为了大力推行公历，1928—1934年，民国政府提出废止农历制度。为此，一方面，政府号召以公历1月1日作为新年来庆祝；另一方面，不少地方还采取严厉措施限制或禁止传统新年（春节）及相关习俗活动，包括严禁私售旧历及新旧历对照表，禁止各机关、学校按照旧历节令（包括在春节时期）放假，甚至出现过春节期间派警察查禁传统庆祝活动的现象。不过，这种政令收效甚微，它根本阻挡不了民众庆祝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的热情，因此，坚持几年后便不了了之。

　　民国政府的做法，体现了当年力图推动整个国家快速现代化的迫切心理，当然，其中也反映了以西方文化为现代化圭臬并据此全面否定中国相关传统的谬误。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厉至极的措施，预期效果却未达成。这个例子生动地证明了春节或“过年”传统在民众中的深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不是用“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就可以概括和解释的。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春节，其来源固然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但它自产生后，就与人现实的需要相联系，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和功能，并逐渐超越单纯的农耕时序标志，演变成了一个多维度的文化符号系统。

　　以春节功能的历史转换情况为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春节（传统新年）的功能呈现出从神圣到世俗、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到社会不断转变的多重轨迹。在早期，年末岁初的腊祭仪式，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浓厚的神圣色彩。随着社会发展，春节逐渐演变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年终庆典，敬神活动与娱人功能并存。到了现代社会，春节进一步扩展为全民参与的公共文化事件，其社会整合功能变得更为突出。这些变化，清晰地展现出今天的春节经过历史长河持续不断的冲击和清洗而获致的丰富内涵。

　　与此同时，春节的实践形式也日益丰富，相关习俗活动日趋多元。特别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速演进，微信拜年、电子红包、旅游过年等新型年节活动层出不穷，充分展示了春节适应新技术、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和能动性。正是由于这种生命力和能动性，在当代中国，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6%，农业生产不再是多数人的生存方式，但春节的仪式实践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2025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量高达5.13亿人次，同比增长6.1%。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人口流动背后，正是传统节日在现代化社会中功能调适的鲜活证明。当都市工作人群跨越千里返乡团聚时，他们实践的已不再是对农时的遵循，而是对维系亲情、和睦家庭和文化认同的追寻。

　　由此可见，前述那种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视角下强调春节作为农耕文明产物的属性的标签化认知，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至少，它会限制人们对节日以及各种民间文化创新可能性的认知，从而把春节固化为某种“与大城市、现代化文明、国家等范畴是格格不入的”存在；也会使人们把春节面临的挑战简单归因于农耕与现代化的矛盾，从而忽视春节自身的生命力，遮蔽它在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的适应性与创造力。事实上，传统与现代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关系，在剧烈变化的现代社会，传统往往会以类似基因重组的方式融入新的生活与文化当中。以饮食文化为例，从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到分子料理的科技时代，人类食物种类不断增多，烹饪技术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新，但谷物的蒸煮、肉类的炙烤、蔬果的腌制等基本食物类型与烹饪原理却一直延续。这种跨越时空的稳定性，恰恰证明传统并非现代化的阻碍，而是其赖以生长的文化土壤。正如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无论在怎样的背景下，我们始终生活“在过去的掌心中”。这提示我们，在思考包括春节在内各种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时，必须超越狭隘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视角，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展开深入探索，唯此方能真正揭示相关文化传统最核心、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也才能真正洞悉保证其生生不息的内在原因。

　　二、循环往复：圆形时间观中节日的内在属性

　　作为标定时间刻度或时间节点的重要文化符号，节日具有突出的循环往复属性。这一根本属性，源于一种普遍的圆形循环时间观念，是保证节日生命力和多重功能的内在动力。

　　按照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人类主要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理解时间：一个是不可逆性，另一个是重复性。在前者影响下形成的是线性时间观念，后者导致的是循环时间观念。线性时间观强调时间的连续性、方向性和不可复返特征；循环时间观则认为时间具有周期性、重复性，是可逆的。有学者指出，尽管历史上曾出现分别以这两种时间观来概括不同文化传统基本特征的著名论断，认为古希腊持有循环时间观，基督教持有线性时间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泾渭分明。的确，无论是线性时间观还是循环时间观，都源于人对自然运行规律的观察和体认，人们也往往据此来安排自己的社会实践。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以及同一民族、同一传统当中，这两种观念可能同时存在，只是其影响程度有所差别而已。例如，流传千古的孔夫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以及汉乐府中“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的真诚发问，都体现了铭刻在中国传统思想深处的线性时间观，以及针对这种认识而主动规划个人具体行动与长远未来的积极人生观。但与此同时，面对奔涌流逝的时光，无论如何努力，人总是会感到万般无奈甚至悲怆凄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又依据对自然周期性变化的感受，结合特定的信仰观念，在承认时间不可逆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时间可循环、可重复的观念，并使之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不同”和“相似”的对立统一中，寻找人生的意义，追求永恒的价值——这也正是时间的社会化特征及人文概念属性的体现。

　　循环时间，是一种周期性的时间，也是一种重复性的时间。具体而言，它一方面对应着昼夜交替、季节往返的自然节律周而复始；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完成一个周期之后恢复到最初的状态。这种时间形态，十分普遍地体现在中国神话及历代小说叙事当中，被已故的中国台湾学者王孝廉称为“圆型循环的时间观念”。在王孝廉看来，这种圆形时间观念早在直线时间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并长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它把时间看作一个有如车轮般循环的圆形，源自古人对于死与再生的信仰，以及有关自然现象的神话思维——也即认为一切自然现象均受超自然神力控制的一种思维。在此观念下，人们认为所有的现象都属于一种创造、破坏、再创造的原型回归。

　　这种循环的、圆形的时间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时间系统最基本、最底层的逻辑，在有关日、月、年的标记乃至更长时段时间循环的界定中，都有它的深刻影响。例如，甲子循环的时间系统，借助天干、地支的基本单位来标记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以及六十甲子纪年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规律性、周期性循环观念贯穿始终，它不仅标志着循环时间观的精密化，而且消解了时间的单向性。这种根深叶茂的观念，在“星期”这个外来时间制度的中国化过程中尤其彰显出鲜明的包容性和强大影响力：对于“星期”这一概念，除了同时称作“礼拜”之外，民间更常见的说法是“周”，星期一就是“周一”，一星期就是“一周”。“周”，就是在强调循环往复。

　　循环时间观的形成，首先是人们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结果。各种自然现象，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征，例如，太阳的升降，昼夜的更替，月亮的盈亏，季节的轮回，植物的生长和凋落，人及动物从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规律性变化。诸如此类各种周期性循环重复的现象，促使人们形成了对于日、月、年等各种时间间隔的认识，也形成了认为时间本身必然处于循环往复状态的观念。其次，这种观念之所以能够得到普及，也呼应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围绕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国人总结了大量的经验知识，譬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盈满则亏”“否极泰来”，以及《三国演义》开篇提出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著名论断，都体现了从循环往复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与社会的思维特征。这两个方面的观察和认识交互影响，为循环时间观念的产生和普及奠定了现实基础。但这一观念能够与大约在“周王朝末期，人文主义开始抬头儒家兴起的时候”产生的线性时间观念和谐并存，显然同超自然信仰的强大作用密不可分。如利奇（Edmund Leach）认为，“正是宗教，而非常识，说服了人们把这种种对立纳入时间这样一个单一的范畴之中……使我们相信不重复的事件实际上是重复的”。

　　循环的时间观念及时间系统的存在，正是包括春节在内各种节日赖以产生的前提。这一时间框架不仅为节日的周期性庆祝提供了可能，也赋予了节日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从本质上看，节日是对特定时间点的纪念和庆祝。这些时间点可能是源自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和遵循，如春分、夏至等。面对月缺月圆、寒来暑往等自然现象，人们会通过设立节日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激，同时规约个体与群体的生产活动与生活行为。节日也可能是为了表达宗教信仰和庆祝神圣事件而设立的。在宗教文化中，许多节日都源于对神圣事件的纪念和崇拜，如佛教的佛诞节、基督教的圣诞节等。这些节日不仅体现对宗教信仰的传承，也为人们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提供了重要机会。同时，节日还可能是为了纪念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而设立的。这些节日通常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和民族情感，如国庆节、劳动节等。它们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反思，也是对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弘扬和传承。但不管是哪一类节日，无论是源于何种具体因素，它们都必须依赖一个周期性循环的时间框架才有实现的可能。缺了这个框架，作为节日本质特征的周期性庆祝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循环往复，为节日赋予了最重要的内在属性。

　　同时，节日的出现，也起到了维系和保障循环时间观念与制度的作用。节日有着多种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安排时间”。“同一类型的前后节日之间的间隔是一段‘时期’，通常是有名称的一段时期，如‘星期’和‘年’。如果没有节日，这类时期就不会存在，社会生活就会毫无秩序。”各种节日的创立，为循环时间充分发挥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奠定了基础：一是表达人们对生命永恒性和不朽性的追求，为看似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人生赋予可确定的必然性意义，为生活带来希望；二是为人类更好地把握此在的世界提供坚定的信心，让时间、生命和社会活动均有机会处在可期待的重新规划当中。

　　三、循环中的更新：春节的意义

　　循环性的时间框架，特别是以年为单位的周期性重复，是各种节日产生的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时间制度中一年之首的春节，更是深深植根于循环时间系统，不仅鲜明地标定着时间的循环，而且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社会秩序的维护重构，以及个人与群体观念、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更新提供了重要契机。

　　所有的节日，都是通过反复循环的形式规定一个专门时间节点，让人以重复的行动和理解，来强化自己对某些重要价值观和重要行为的认识与维护。春节也不例外。它突出的循环往复属性，既体现在同四季轮回的自然节律的对应上，又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中，通过祭祀、拜年、团圆等各种周期性重复的习俗活动得以展现。

　　循环性的时间框架，又为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为突出标志的春节实现其“更新”意义提供了前提。这种更新的意义，同春节作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个特定循环周期被赋予的回归、重启的意义密切相关，构成了春节迥异于一般节日的独特属性。

　　春节的更新意义，首先表现为对一个新的时间周期的开启。在各个民族有关世界起源的神话中，都有从混沌中开创秩序的内容，如盘古开天辟地、上帝创世等。这些叙事，是对于宇宙诞生过程的解释，但也可以理解为有关时间秩序建立的一种隐喻。春节，作为循环时间系统中的新起点，正如神话中的文化英雄一样，也承担着重新开辟和确立周期性重复的时间系统的任务——新的时间，必须经过春节这个特定节点，借助打扫房屋、燃放鞭炮等一系列辞旧迎新的手段才能开始。

　　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春节作为周期性时间的新开端，为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强化全社会最基本的规范创造了基础。

　　春节是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历史、群体有机关联的一个时间节点。按照人们的传统理解，过年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周期，从腊月忙年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才算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各地都会举行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和庙会活动，彰显和表达敬天法地、慎终追远之意，例如过去流行的腊祭，今天许多地方还在传承的鞭春牛等。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多年来本就持续传承，近些年更有日益盛行之势。这些活动，与平常时间有很大不同，强烈体现出“新年是日常生活被打破之时”的特征。它们不仅表达着人们对人格化的自然力或自然规律的敬畏和尊重，对天人合一关系的维护，对万物同春、普天同庆的期待，也体现了对祖先的敬仰，对家族和群体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历史认同和集体认同的强化。这一切，又以在新年时刻集中举行和着重强调的方式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春节也是强调和演练基本价值观、伦理观的最佳场合。在这个特殊的节点，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所有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那些深植于节日当中的重要观念与规范，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重要准则在春节期间会得到特别的张扬。在这个时刻，回归、团圆是核心主题，和睦家庭、友贤乡里是最基本的规则，家庭伦理、人际关系等社会生活中的核心议题能得到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的宣扬，更为积极的整饬，每个人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主动性也更为强烈。例如，年夜饭、红包馈赠等多种特定活动，以及节日期间有关言语和行为的各种禁忌，不仅起到加强长幼秩序及增进家庭成员情感的作用，也能让每个个体在精神上得到一次强化式的洗礼。拜年活动，在体现自我与他人之间相互尊重与关怀的同时，更能为化解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的矛盾，重新开启相互之间的良好关系创造条件。

　　上述观念与规范，是中国传统世界观、价值观中的核心要素，在维系民族精神连续性、社会生活完整性和社会生活稳定性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春节期间，通过集中参与各种节庆活动，人们能够加深对这些重要观念与规范的理解和认同，更能在潜移默化中自觉调整和更新自己的心理与行动，以尽可能达到同这些规范的协调一致，推动形成更加良好的社会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中强化式的文化化、社会化的过程，春节所具有的在循环中更新的内在功能，为实现这一过程奠定了基础。

　　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曾指出：“宇宙本身受一种周期性控制，而这种周期性体现于人类生活。宇宙同样包括诸多过渡时刻、进程以及相对安暇之阶段。因此，在人类过渡仪式中，我们应该包括因天象过渡所举行之礼仪，如月令过渡（如望日仪式）、季令过渡（如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以及年令过渡（新年或元旦等）礼仪。”按照这种观点，春节相关的礼仪活动，自然属于过渡礼仪，而其几乎与生俱来的在循环时间中更新的特征，尤其加强了它的“过渡”属性。

　　春节的更新、过渡意义，是通过节日期间对各种具有规定性的言语和行动的重复性实践来完成的。过年时，每个人都会祝福亲朋好友，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鸿运当头”一类的吉祥话，同时避免不吉利的言语；家家户户都会贴福字、贴春联，春联内容中最常见、最普遍的，不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就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所有人家，都会准备最丰盛的食物，在新年这一天给孩子老人换上新衣服……如此种种，塑造了浓厚的年节气氛，但究其本质，却都是在年复一年地重复说过的老话、做过的旧事。然而，这些重复的言语、重复的行动，恰恰又是春节以及人类各种文化创造实现其完整意义的重要路径。

　　对人类社会而言，重复构成了塑造和巩固社会结构与认同不可或缺的行为模式，它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人们的各种日常行为，从简单问候到复杂礼仪，只有通过不断重复才能内化为个体的习惯，进而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例如，许多文化中流行的握手礼、鞠躬礼和拥抱礼，都是在不断重复中演变为社交风俗和基本礼仪，并在不断重复中表达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友好关系的。而一个民族或群体的传统思想、核心观念、重要知识，也必须通过概念上的不断重复和行动上的反复演练，才能为广大成员所理解、接受和掌握，并因此使个体与群体、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创新相互连接，为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带来持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人们之所以要一遍遍演唱本民族的特定英雄史诗，讲述本民族的特定神话传说，正是缘于此。

　　春节期间的各种重复性言行，依赖于循环性时间框架，起到了切实强化各种规则与理念的作用。当然，如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Deleuze）指出的，作为一种行为模式，重复不仅仅意味着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简单再现，也是差异在多样情境中的创造性再生。春节期间的重复性实践，并非对传统行为的简单复制，而是为了完成更新目标而对各种权威性、规定性习俗的仪式化演练，有着显著的再语境化特征。通过周期性的反复演练，传统的知识和基本规则不断得到宣扬，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不断得到强化，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也因此得到重要的调整和更新。因此，这一过程中的重复，实际上属于创造中的传承，传承中的创造。就像“新桃换旧符”这个表达及相应行动所体现的，其中既有核心要素（“桃符”）的稳定延续，又有适应当下要求而采取的形式或非核心因素的改变（“新”“旧”替换）。这种特征，参考李丰楙所提出的概念，也可以概括为“常”与“非常”的对立统一。

　　综上所述，作为标定循环时间系统开端的一个节点，春节不仅标志着旧岁的终结与新年的开启，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时间的循环中更新自我、强化社会规则与精神价值的独特机会。后一方面的功能，构成了春节传统最为核心的“文化的文法”，是春节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而持续传承至今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全球各地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新年，尽管时间节点和习俗活动不尽相同，但把新年当作特定循环时间新起点，当作庆祝、反思和展望的特殊时刻的意义却高度一致。在各种新年节庆中，春节因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以及庆祝方式之丰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春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但作为具有最广泛、最深远影响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在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它一方面通过不断融汇民族的生存智慧与历史经验累积丰富的意涵；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华文明强大的影响力、辐射力在中国周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成为多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在此基础上，春节逐渐超越单纯的农耕时序标志，演变成了一个多维度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符号系统。有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节现代化的问题时，必须超越“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简单视角，结合春节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去探索其最核心、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唯此方能揭示它生生不息传承的原因。

　　包括春节在内的各种传统节日都是圆形循环时间框架下的产物。这种循环时间，是在人们观察自然运行节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受早期超自然信仰观念影响而提炼形成的一种时间观念和时间体系，具有周期性、重复性的特点，其中每个节点在完成一个周期之后可以恢复到最初的状态。正是由于循环时间观念及时间系统的存在，以周期性重复的形式来纪念或庆祝特定时间节点的各种节日才有了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春节也是如此。

　　基于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念而形成的周而复始、万象更新观念及相关实践，构成了春节丰富内涵中的核心，也为春节期间推广和加强各种重要的传统理念创造了前提。春节期间，人们通过对各种规定性活动的重复演练，强调和彰显对天人合一、万物同庆、和谐共生、团圆和睦等观念及相应规范的重新认识，对观念、行动、生活与社会关系及天人关系的重新调整，充分展示了春节作为过渡礼仪所具有的在循环中更新的意义和功能。这一点，是保障春节长期持续传承的基本要素，也是保证这一节日在快速现代化的今天在国内外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的内在动力。

 

 

（原文刊于《民俗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