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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诗《格萨尔》发掘名世的回顾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3-11-07  作者: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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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西北民族研究》(兰州)2012年4期第19~27页

  【英文标题】Review of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Epic King Gesar

  【作者简介】贾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北京 100083)。

  【日 期】2012-11-09

  【编 者 按】贾芝同志生于1913年12月12日。即临百岁华诞前夕,我刊收到他的大作,尤感荣幸和亲切!贾老担任本刊学术顾问以来,总是以一个革命老人与学者朴实无华的姿态关注本刊的成长与发展。近年他虽长年身卧病榻,仍通过金茂年同志关心本刊,尤使我刊全体同仁感动不已!在他百岁华诞之际,专稿刊发贾老新作,谨表对他的祝贺与敬意!

  首先,我热烈祝贺藏文本《格萨尔》精选本前四卷的正式出版!

  《格萨尔》是藏族一部民间艺人口头演唱,世代流传至今宏伟的英雄史诗,长时间在藏族及周边地区兄弟民族中演唱流传,流布甚广。对藏族来说,是被人们奉为社会生活中指路明灯般的经典著作。首先在寺院保存有可贵的手抄本或木刻本,但主要是由民间艺人们保存在其各有创新和特点、风格、神采各不相同的口头演唱中。有计划地进行搜集、记录和出版、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当时,我主张首先出版藏文本;然后译为汉文向全国各民族、各地区推广流传;要知道,翻译为汉文也大有讲究和难度,并不是很容易的。这就需要对这部经典著作认真研究和培养相关人才,使译文做到“信、达、雅”,文字精准动人,史诗光彩依旧,毫不逊色。

  今天,这些理想和规划都一件一件实现,喜讯不断传来。在祝贺的日子,我不禁回忆起四十五年来《格萨尔》发掘问世的历史和我与《格萨尔》的不解情缘。我因主持《格萨尔》的搜集抢救工作受株连挨过批斗;也因介绍它,在国际讲坛获得过殊荣。

  一

  1956年,我得知青海开始搜集、翻译《格萨尔》,发现珍贵的木刻本、手抄本百余种,编印了大量内部资料,并出版了汉译本《霍岭大战》上卷。这些都为《格萨尔》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1月我知道徐国琼同志被调去青海工作,我嘱他好好了解调查。

  1958年7月9日,我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中特别提到:“……蒙古族《江格尔》、《格斯尔的故事》,最近几个地方都发现了长短不同的藏族的《格萨尔》等等。这些传统作品都是异常珍贵的,有的已经列入了世界文库。”

  1958年8月,我主持制定了《“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编选出版计划》(12月9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转各省区的文件)中明确由青海省负责《格萨尔》工作;内蒙古自治区负责《格斯尔》工作。

  1959年冬,我积极倡导安排,12月18日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青海省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格萨尔》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座谈会”。老舍同志主持了座谈会,国家民委、中央民院、中科院语言所、民族出版社等单位派人参加。我在座谈会发言中强调:“发掘这一史诗,应在‘抢救’二字上面多下功夫,认识它的紧迫性。同时要作好持久战的准备,认识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60年7、8月,第三次文代会期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了扩大理事会,会上我做了关于《全国民间文学工作三年规划(草案)》的报告和说明。讨论中我一再向青海、内蒙古等地代表打问《格萨尔》、《格斯尔》的发掘进展情况,并充分肯定青海已将收集到的《格萨尔》手抄本、木刻本译印成汉文资料本的作法。当时尚有人质疑我这种做法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961年春,格萨尔搜集研究专家徐国琼同志将几本汉文资料本寄给我,说印数少,每种初印300本后减至100本;成本极贵,但存有纸型。我立刻回信告诉他:“这些资料本的科学价值,远远超过为其付出的经济价值,应该坚持这种本子的译印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挨批斗,《格萨尔》被打成大毒草,成为我的罪状之一。外地演唱、搜集《格萨尔》的民间艺人、民间文学工作者成为我的不幸伴侣,我们同时挨斗、患难与共。焚书坑儒,《格萨尔》珍贵的手抄本、木刻本统统化为灰烬。徐国琼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手中国宝秘密转移,埋藏地下。

  1973年1月30日,四人帮猖獗之时,我放心不下,写信询问并嘱托徐国琼:“《格萨尔》以后还会搞的,你们过去搜集到的那些资料不知下落如何?”徐国琼很是振奋和欣慰,多年之后他仍对我说:“乌云未消,你居然敢说‘《格萨尔》以后还会搞的’。”

  二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春,《格萨尔》却迟迟未能平反。

  1978年5月,徐国琼同志写信给我,请我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为《格萨尔》冤案平反。6月24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声讨“四人帮”摧残藏族史诗《格萨尔》,为给《格萨尔》平反大声疾呼。

  1978年9月7日,我嘱杨亮才协办致函青海省文联,召徐国琼同志进京汇报《格萨尔》情况。徐国琼同志抢救《格萨尔》资料立了一大功,10月19日我主持召开中国民研会筹备组会议,由他介绍《格萨尔》被打成大毒草的经过。会上宣布几条建议:1、在《民间文学》上发一组《格萨尔》作品与文章为其平反;2、成立《格萨尔》工作组,组织青海、西藏等六省区进行工作;3、工作组的第一个任务为清理复制《格萨尔》手抄本及其它资料。10月23日,我与王平凡同志向周扬同志汇报了为《格萨尔》平反问题,周扬同志很赞成。11月18日,我带徐国琼同志到周扬同志家,将《格萨尔》平反报告送他审批;还汇报了青海拟为《格萨尔》平反和黄静涛同志的来信。周扬同志意见是,报告分送国家民委、中宣部和中央。要我另写一信给他,他批复意见后转给青海严文洁。周扬同志还亲笔给徐国琼题词:“徐国琼同志:你保护《格萨尔》资料有功,望为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继续努力。”

  11月30日,青海正式召开《格萨尔》平反大会,青海曾发电邀我参加大会,我因故不能参加表示歉意,中国民研会致电支持并慰问受害者。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省委、省委宣传部、省革委政治部名义所发所批的一切批判和否定《格萨尔》的通知、决定等文件,一律撤销;凡因积极领导和参与关于《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写序、插图、出版、发行、改编、排演等工作而受到牵连和处分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对为此而装入个人档案的材料一律抽出销毁,对因此而受的处分予以撤销。

  当时“《格萨尔》是大毒草”在全国的流毒甚广、影响很深,从说唱艺人到研究工作者依然心有余悸,工作很难开展。我又撰文《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在1979年第2期《民间文学》上,5月28日《人民日报》以原标题摘载。

  1979年8月8日,我主持杨亮才协办,以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名义向中宣部递交了《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提出成立《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议。经武光、邓力群、宋一平、于光远、周扬、梅益、马寅、江平、杨静仁、李英敏共十位领导阅批,成立《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贾芝、王平凡、马寅、毛星、黄静涛、程秀山、蒙定军;贾芝任组长。

  1979年9月25日至10月4日,我主持、杨亮才具体落实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45个民族的123名代表参会。胡耀邦、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等出席。林默涵、江平主持,杨静仁致开幕词,周巍峙致闭幕词。周扬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我作题为《歌手们,为“四化”放声歌唱吧!》的报告。报告强调指出:民间歌手中虽然有人不识字,有的民族没有文字,但他们是诗人。许多史诗是他们口耳相传,保存下来。我们发掘《格萨尔》,就是他们口授记录整理出来的。“说唱著名史诗《格萨尔》的藏族民间艺人,通通被当作‘牛鬼蛇神’,有的还被勒令跪在石子上,头顶《格萨尔》抄本,喊着‘请罪!请罪!’有的受尽侮辱,含恨死去。”为民间歌手落实政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要为蒙冤、错、假案迫害牵连的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彻底平反,不留尾巴。”“老一辈民间歌手、民间诗人,是我们的国宝,……我们要充分调动老一辈歌手的积极性,让他们为抢救民间文学遗产作出新贡献,要把保存在他们口头上的无数史诗、长篇叙事诗通通记录下来,否则,就有人亡歌息的危险。……民间歌手、民间诗人的作品,也要平反,我想最好的平反办法,就是编选,出版他们创作和演唱的作品。”会前遇到困难,我曾致信胡耀邦,其批复:“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会中他又亲自出席,极大鼓舞了我们落实政策的决心和力度。

  1979年11月,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钟敬文致开幕词,我作了《团结起来,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而努力》的报告。报告中我高度赞扬了反抗“四人帮”,保存《格萨尔》的民间文学队伍的中坚分子。“有的同志,在‘四人帮’把《格萨尔》打成‘大毒草’,大肆焚毁《格萨尔》手抄本及民间文学资料的紧急关头,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火中抢救了近百本手抄本藏入地洞,使这一珍贵资料逃脱了‘四人帮’的劫火而得以保存,这种不畏强暴敢担风险的可贵精神,是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的一个范例。”

  三

  1980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国家民委在峨眉山联合召开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六省区的第一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我主持了会议,当时还不知道应该有新疆参加,非常遗憾。之后的几次会议加入了新疆成为七省区的会议,负责组织推动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的抢救、搜集和翻译工作,并制订了全面规划。

  会议前后,曾有四个省区先后用藏文出版了《格萨尔》的部分作品,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版藏文本,反响非常强烈,受到广大藏民的热烈欢迎;不识字的牧民也买一本,找人读给他听;在西藏甚至有人用一头牦牛换一本《格萨尔》藏文本。这就可知《格萨尔王传》在藏族牧民心目中占何等重要的地位了。它确是藏族人民家喻户晓的生活经典。

  峨眉山会议在红珠山第一楼召开,到会的有:西藏出版局次仁平措、师范学院平措次仁;青海的左可国、徐国琼;甘肃的王沂暖、伊旦才让、索南才让;四川的洪钟、萧崇素、更登;云南的王松、解世毅;内蒙古的胡尔查、色·道尔吉;特邀代表上官剑碧、安柯钦夫、单超、佟锦华、段宝林、新华社记者格来。少数民族文学所毛星、王平凡,中国民研会杨亮才、刘超、金辉、李亚莎出席会议。国家民委领导江平、马寅同志到会做重要讲话。

  会议总结了1979年10月中国民研会与少数民族文学所组织有关省区成立领导小组,恢复《格萨尔》抢救工作以来各省的成绩,西藏:成立了《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宝音同志负责。他们向能唱31部《格萨尔》的78岁老人扎巴记录,已录音10部,此外还搜集到手抄本、木刻本;四川:他们提出,甘孜藏族自治州有《林·格萨尔》、德格地区是《格萨尔》发源地、木里有《昌·格萨尔》,对此亦有不同的学术观点;青海:过去曾翻译40余部资料本,现成立搜集小组,以玉树地区为重点,录音一部分,搜集手抄本11部;甘肃:王沂暖教授继续翻译,并培养中青年骨干;内蒙古翻译出版了《英雄格斯尔可汗》上部;云南德钦大雪封山代表未到,会后我借赴云南解决一些民族的文学概况编写问题,与德钦的李兆吉见面。他在赴会路过山顶时,遇大雪封山。他们用拖拉机冲开雪,翻山后乘车出来,到昆明已是四五天以后了,赶不上开会了。他在昆明等我,我向他介绍了峨眉山会议和工作计划。李兆吉激动得两眼含着泪花。他为大家对藏族史诗的重视,十分动情。他说,他藏有四部《格萨尔》手抄本,还是他小时候跟爸爸妈妈朝山时买的。今年,他已55岁,买了也三四十年了。“文化大革命”中,藏在柱子上夹墙中的两部没被抄走;枕边的两本被抄走了,后又归还一本。他讲述了德钦特有的一部《汉藏之间的金桥》。现在他们已根据手抄本翻译了三万字,还准备从口头上录音,经费困难没有录音机。我设法帮助解决了经费和录音机。他还说德钦不仅有格萨尔大将“仑木钦恩”的遗迹,还有其25代后的家族。

  会上12岁就进藏的文工团员四川姑娘上官剑碧因西藏叛乱腰部受伤,到民族学院学藏语,现在西南民族学院教书。她介绍了在木里发现《昌·格萨尔》的动人经过。她长期深入藏区生活,她说每一个部落有每一个部落的《格萨尔》。另外,我还了解到新疆蒙古族牧民中尚有人能唱诗体《格斯尔》,有待从口头记录。

  会议仍然强调“抢”字第一,除了从口头记录,搜集手抄本、木刻本,还要搜集相关民俗、历史、社会的各种图片、音响和实物。决心在三到五年内整理出版一套《格萨尔》统一本(包括藏文本和汉文本)。各省区都成立一个工作组,再由各省区工作组长参加北京的整理翻译协调小组统一组织整理、翻译的协调和审定工作。

  1981年2月,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到会的有西藏的忙登平措,青海的左可国,甘肃的王沂暖、伊旦才让、索南才让,四川的洪钟、萧崇素,云南的王松、解世毅,内蒙古的色·道尔吉、胡尔查,新疆的忠禄,特约的有:上官剑碧、安柯钦夫、单超、佟锦华、段宝林。王平凡、毛星、降边嘉措等出席,江平同志到会讲了党中央对民族问题抓得很好。

  自峨眉山会议以后,各省区大都成立了工作组。西藏:记录扎巴老人演唱的《格萨尔》16部,其中12部整理完毕;又发现两位歌手:23岁女青年玉梅,能唱20多部、藏北草原60多岁老艺人阿旺嘉措。搜集木刻本、手抄本10余本,出版3部。四川:搜集手抄本10部、木刻本6部,出版藏文本3部。甘肃:出版藏文本2部,汉译本1部。内蒙古:搜集蒙文本4部,现正整理民间艺人琶杰的演唱本。青海:今年计划出6部。

  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格萨尔》发行时盛况空前,即时抢购一空。有些地方出现以上十倍的价钱购买,一书难求的现象。四川、青海等电台用藏语连续播放史诗《格萨尔》,受到藏族群众热烈欢迎。达赖的代表看到后说回去也要搜集和播送《格萨尔》。美国、西德、日本、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学者和书商纷纷来函订购《格萨尔》。实践证明:此举不仅继承了优秀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

  会议讨论了三五年内出版藏文本、汉译本及整理问题,还谈了翻译的原则问题。决定成立《格萨尔》翻译、整理协调小组,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各一人;国家民委一人;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国民研会各二人。

  1982年3月,我出访日本,在口承文艺学会的讲演中介绍三大史诗:“我们在工作中提出了抢救的口号,首先对北方的三部英雄史诗,即大约150万行的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和蒙古族《江格尔》进行了抢救、搜集、出版和汉译。”日本朋友们特别赞赏英雄史诗《格萨尔》庞大的发掘出版和研究工作,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年逾八旬的关敬吾先生听到中国有一百多万行的史诗很吃惊,希望中国快点搞,在他有生之年能读到完整的《格萨尔》该是十分幸运了。著名学者、翻译家君岛久子先生几年后翻译出版了《格萨尔》的日文缩写普及本。

  1982年5月在北京我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参加协调小组的各地代表:贾木查、色·道尔吉、左可国、徐国琼、洪钟、曲子贞(代伊旦才让)、(西藏)当真(丹增)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除了七省区代表,北京有国家民委殷海山、中国民研会副主席钟敬文、马学良出席会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同志接见了代表。

  各省区抢救、发掘工作成绩显著。西藏又发现能唱多部《格萨尔》的民间艺人12名。新疆、甘肃、四川、云南也都发现了新民间艺人。同时,还搜集到许多新的手抄本、木刻本,都是群众自动献出的。会议重申,实现前两次会议确定的目标,择优出版一套完整的藏文本《格萨尔》,不要只是各出各的,零碎的资料成为向外国学者提供的研究素材。

  最后,还确定了本届协调小组人选(12人):降边嘉措、任钦、陶阳、殷海山任副组长,我任组长。我说,我已退居二线不再担任组长,讨论结果推脱不掉。我同意继任组长过渡一段。

  四

  1983年,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被定为“六五”期间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一部以卖艺和乞讨为生的民间艺人吟唱的史诗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说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

  1983年8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青海召开了史诗学术讨论会,《格萨尔》的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1983年8月,我在提交《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第十一届大会》的论文中说:“《格萨尔》被誉为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西藏现已记录了包括大宗、中宗和小宗及开篇、结尾以至异文一百多部。”

  1983年9月,我访问芬兰。芬兰文学学会主席、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主席航柯先生很愿意了解中国。他问:“中国有史诗吗?”我介绍了藏族史诗《格萨尔》和专门演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以及现在的搜集情况。这对航柯先生都是新闻。他非常高兴地说:“史诗在中国还活着。”他还向土尔库大学校长等朋友报告了这一消息。

  1984年1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为完成“六五”规划作了新的部署,王平凡同志主持会议。我做了长篇讲话《为〈格萨尔王传〉祝贺》,提出尽快在异文中择优整理,出版《格萨尔》全集定型本;组织培养翻译人才,1000多万字的长诗没有一个班子很难保证时间、保证质量。我提出了建立“格萨尔学”,培养“格萨尔学”专家,拿出较好的成果走入世界史诗研究之林。那天会上,周扬同志、江平同志、荒煤同志、孙尚清同志都讲了话,钟敬文也讲了话。

  1984年8月,全国《格萨尔》工作小组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七省区《格萨尔》艺人演唱会”34名民间艺人代表出席会议。这也是一个创举,进一步推动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

  1985年1月,我为《格萨尔研究集刊》撰写发刊词,题为《摘取史诗桂冠的〈格萨尔〉》。文中谈到从“中国无史诗”到“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史诗和叙事诗蕴藏丰富的国度”的历史进程;谈到民间艺人是史诗的保存者、传播者和参加集体创作者。从他们口中抢救记录史诗,进行整理研究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加强研究,我再次提出有必要建立“格萨尔学”,这也应该是我们创办集刊的目的。

  1985年2月,我到芬兰参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大会及世界史诗讨论会。我的论文是《史诗在中国》,同去的降边嘉措同志论文是《论〈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我们还放映了1984年在拉萨的艺人演唱会上藏族、蒙古族民间艺人演唱〈格萨尔王传〉的录像。大会轰动一时,土尔库报、晨报、赫尔辛基报、芬兰广播电台等不断采访和报导。“中国是一个史诗的宝库,史诗在中国还活着。”这是一个使他们感到极大振奋的新信息。在报导开幕式的报纸上,特别报导了中国,还刊登了我的大头像。芬兰学者瓦伊奴柯教授兴奋地向我翘起大拇指说:“您是第一个见报的!”会议期间,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还特别接见了我。

  1985年11月,我在中南民族学院讲学《中国民间文学要走向世界》,其中讲到:“中国民间文学中,今天看起来最突出的还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这是事实,恰恰是过去中国文学史所没有反映过的。过去我们一些古典文学家、历史学家曾断言说中国没有史诗。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原因就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我国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新疆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这些北方草原的英雄史诗在国外都早已有专家研究,像《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研究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西德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有人研究《格萨尔王传》,他们在中印交界的拉达克、在巴基斯坦的藏族人中做过搜集调查工作。法国的石泰安解放前曾到过青海,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格萨尔王传》的专家,他也仅仅只能看到一部分手抄本。外国都有专家研究了,我们中国学者过去还全然无知,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总的说来,国外对中国的民间文学知道得太少,就说“三大史诗”,他们所知道的也很少,因为这些史诗的故乡是中国。虽有跨国现象,但是故乡中国蕴藏和流传的作品更为丰富。……《格萨尔王传》究竟有多少部,现在我们只能知其大概,卷帙浩繁,要等将来完全调查完了才能说清楚。这个作品在中国,我们能够拿得出丰富的材料来,完全有条件作出更深入的研究、达到新的水平。”

  1986年5月22日,我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全国八省区近百名各民族代表参加盛会。会议对“七五”计划期间《格萨尔》工作进行讨论,落实了任务,并调整和充实加强了《格萨尔》领导小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定,出版四十部藏文本及扎巴老人的全套说唱本。扎巴老人生于1906年,8岁时病了一场后,开始演唱《格萨尔王传》。他能完整地说唱《格萨尔王传》,从格萨尔诞生到捣毁地狱重返天国为止。1979年他到拉萨说唱记录《格萨尔王传》,短短几年已录音25部(998盘磁带)。24日,在记者采访时,我第一次见到扎巴老人和玉梅,他们每人唱一段《格萨尔王传》,并谈了他们是怎样接受神授的。同时采访的蒙古族艺人萨布拉拉着四胡演唱,吐字明亮、表情丰富多变,与故事、琴声融为一体。26日,我和会议代表包括扎巴老人等民间艺人出席全国政协文化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座谈会”,姜椿芳主持会议,邓力群、阿沛阿旺晋美、周谷城、钱昌照、林默涵等出席并讲话。会议通过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倡议书》。26日下午,表彰大会举行颁奖仪式,乌兰夫讲话。我亦在表扬名单中。十分遗憾的是:这年11月,我在成都中国民研会理事扩大会上得知扎巴老人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和王平凡、萧崇素联名致电西藏表示哀悼和慰问。大会也为扎巴老人默哀。

  1991年1月,我撰文祝贺和感谢青海成功改编上映电视剧《格萨尔王传》。

  1991年4月19日《格萨尔学集成》第一、二、三卷出版座谈会上,我做了专门发言:“《格萨尔》是举世瞩目的英雄史诗,现在能够出版一套集大成的豪华本,完全与这部史诗的价值相称。……〈格萨尔学集成〉的出版,为建立中国的‘格萨尔学’创造了条件,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派,我愿全力给予支持和帮助。

  1992年10月,在兰州召开全国《格斯尔》“八五”工作会议,王平凡同志应邀出席。他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再一次强调了峨眉山会议精神。

  1993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在锡林郭勒盟举办“第三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因临时有事未能出席,为大会写了祝辞《祝贺“格萨尔学”的重大成就》。文中指出:“对史诗研究来说,书斋的文本研究与对‘活’在群众中的史诗的实地调查,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两种感受。我以为,从对民间艺人的演唱和生活做调查,读‘活’着的史诗,可以有多种发现……是书斋研究不易体会和发现的。因此在中国研究史诗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我再次祝贺“格萨尔学”取得日益非凡的辉煌成就!

  1994年8月,我为杨恩洪同志《民间诗人——格萨尔艺人研究》作序。在青藏高原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少荷马式的游吟诗人在说唱传诵《格萨尔》,使其深入人心,犹如一棵长青之树,枝繁叶茂。杨恩洪不辞辛苦,长期深入藏区采录探索。她每到一般人不易问津的地方寻访艺人,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她越走越远,踏上比较全面了解这部史诗的征程,在贡献许多新鲜报导的同时,撰写着力求全面论析的专著,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古老文化的神秘之谜。

  1999年4月,为《格萨尔文库》作序,再次强调《格萨尔》作为一个民族的代表作,应有高标准的、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的整理本。《格萨尔文库》己开始进行以精选一个本子为蓝本采用不同故事情节加以整理的规范做法,是一创举。

  2000年11月,我出席降边嘉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出版座谈会”,许多部门的领导参加,我未及发言,事先写了祝辞。

  2001年9月,降边嘉措要出版文集,约我整理祝辞,并撰写《格萨尔》发掘名世的过程。于是,我写本文作为历史的记忆,也作为对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出版的祝贺。

  我自50年代开始参与《格萨尔》的发掘工作。1982年离休后,我仍担任一些职务,参加会议,撰写文章继续支持《格萨尔》工作。这些年来,《格萨尔》在搜集、抢救、翻译、出版和研究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多的关爱重视。今天,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前四卷的出版以及今后40卷工程就是明证。我们终于有望看到《格萨尔王传》的全貌了。而且是在200余部手抄本、木刻本,6000余盘录音带和300部记录手稿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编纂选粹的结果,可谓人们期盼已久的规范本了。在这里,我谨向参加编纂这套书的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是藏族人民的文化宝藏,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文化遗产。《格萨尔》藏文本出版意义重大,它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起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随着《格萨尔》前四卷的问世,《格萨尔》的抢救工程也将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预示着这部伟大史诗普及推广和科学研究新纪元的开始。

  2001年9月28日夜

  2012年8月27日补充修定

  附记:本文系根据贾芝2001年9月28日原稿补充整理而成。原稿从1980年召开峨眉山会议写起,这显然与他的命题《中国史诗〈格萨尔〉发掘名世的回顾》不符。1980年以前经历了50年代的拓荒阶段,遭遇别人的怀疑和白眼;60年代后的十年浩劫,与格萨尔艺人、民间文学工作者挨斗并坚守;70年代的拨乱反正,在别人尚心有余悸时,他历尽所能奔走呼吁,坚决为《格萨尔》平反。这段历史是不可缺失的。我在保持原文内容、风格的基础上,依据贾芝日记、书信、文件、会议纪要以及徐国琼同志的回忆文章,补充激活了那段历史。为了历史的真实,我坚持做到字字有案可稽。80年代,我已进入民研会工作,许多记忆帮助我更好地整理完善了后20年的历史。感恩贾芝日记!除了学者的严谨,还有诗人的细腻。我在记录学术史的同时记下了许多感人的细节,从此历史鲜活起来,有了生命。我再一次感受到那些事、那些人带给我们的温暖。

  金茂年 2012年8月28日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兰州)2012年4期第1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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