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形式的书面化、说唱内容的佛教化以及说唱传统的职业化即是《格萨尔》史诗晚近发展的三大主要特点和趋势。其中，伏藏传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伏藏之于《格萨尔》史诗，并非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信物。它是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一种特殊的传播手段。然而，自打伏藏进入作为口头传统的《格萨尔》史诗领域之后，既表现为一种传承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文本类型，成为《格萨尔》文本一种极为重要的传承手段和表现方式。使原本囿于大众文化疆域中的《格萨尔》开始投奔到佛教文化的藩篱中，开始了史诗佛教化的历程。所谓《格萨尔》的佛教化不是简单指这部史诗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的佛教化，而是包括说唱艺人的职业身份、史诗传承方式、故事演述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佛教化。故此，史诗的佛教化肇始于传承史诗的说唱艺人与佛教的染指。也就是说，佛教伏藏传统在《格萨尔》文化传统中的嫁接和移植，便是史诗佛教化的主要因素。伏藏传统的介入，使《格萨尔》史诗开始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特点：即史诗传承人的职业化，史诗思想内容和故事范型的佛教化，史诗文本类型的书面化。

　　1）在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格萨尔》是一种民间智慧和民间的集体记忆，几乎所有的普通百姓都能演唱，正如有句谚语：“领国的每一个成员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后来随着佛教的输入和宗教信仰的变更，这种说唱传统普遍逐渐退却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幕后，继之而起的是职业化艺人的出现。当下，在藏区出现了上百位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职业艺人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史诗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鼎盛阶段，但同时也标志着这种民间智慧开始趋向职业化，失去民间集体智慧的光芒，这种传统在部落内部逐渐失去了普遍性，开始成为少量说唱艺人的专利。

　　2）随着佛教的输入，尤其随着众多教派的诞生，佛教对藏族民众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艺人或多或少附上了某种教派的背景，因此他们的价值观不免受到他所信奉的教派思想的浸染和影响，从而不自觉地带上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艺人在演述史诗故事时也都会从自己的审美角度进行演绎。这样，史诗逐渐背离了民间集体记忆和集体智慧的轨迹，使史诗的演述在整体上趋于个性化和佛教化。其中故事范型、思想内容、主题情景的佛教化是史诗佛教化的主要特点之一。这是其一。其二，在佛教化的史诗故事中，早期《格萨尔》史诗中有关原始古朴的诗性思维和超自然力量或自然神灵的描写被佛教的神祗和佛教的伦理思想所替代。使得原始的诗性智慧逐渐向佛教的思辨理性智慧过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格萨尔》民间智慧的原始起点。但在被标榜为正统思想的佛教中《格萨尔》又被排挤在其边缘地带，难有进宫加爵的机会。

　　3）史诗文本的书面化又是史诗佛教化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结果。

　　早在吐蕃时期，记载：“由仲德本辅佐国政”。显然，在藏族文明的早期阶段，其影响在藏族地区似乎与荷马史诗之于希腊民族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后来却在上层权贵的视线中逐渐退却，彻底沦落为一种草根文化。

　　在几百年的反复震荡之后又出现了书面化的文本，企图重新攀附和搭乘雅文化的末班车。

　　综观历史，《格萨尔》史诗的书面化的历史进程似乎比世界其它史诗要迅速的多。

　　荷马史诗从口传到书面大约经过了1500年的时间，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从口传到书面经过了2000多年。

　　然而，就《格萨尔》而言，尽管作为其前身的“仲”曾在早期的藏族社会、文化和政坛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却在公元11世纪时伴随着另一股文化传统热潮-佛教文明的复苏而正式产生，其原生形态也一开始就受到佛教的浸染，而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则是伴之以书写传统的兴起，因此，此时书写已经成为传播佛教文明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样，《格萨尔》的诞生以公元11世纪计，18世纪就出现在了北京版的蒙古《格萨尔》，仅仅用了700年时间就开始出现了书面化的文本。目前，格萨尔的书面化现象越加普遍，人们很少能够领略到艺人的现场口头演述。每年大量的故事文本、或印刷版、或电子文本、都以书面化形式出现。历史告诉我们：书面化的产生标志着口头传统开始走向消亡，书面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格萨尔》也和世界其它史诗一样最终将成为一种“死的文本”。

　　总之，伏藏传统及其文本使整个史诗的旨趣纳入佛教的道德说教范畴，背离了民间文化的游戏规则。它也使作为口头诗学的《格萨尔》在民间智慧系统中被边缘化，成为佛教书面文学的傀儡，并且最终使它导致信息的缺失、传达变异、阐释误读和效果断裂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