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二百多年来，国外学者对史诗《格萨尔》的研究有着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特点。在诸如史诗资料的发掘及有关《格萨尔》的主题、产生年代等基本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开掘，并对我国《格萨尔》早期史诗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和探讨国外学者二百多年来对史诗《格萨尔》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特点，对于人们进一步深化史诗《格萨尔》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外学者；《格萨尔》；搜集研究

　　［中国图书分类号］12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3－087－06

　　小引

　　从18世纪起，史诗《格萨尔》开始在欧洲文化中引起注意，到今天，它已经形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二百多年来，国外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部史诗的积极开掘。纵观二百多年国外学者研究这部史诗所取得的成绩和呈现的特点，不仅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研究史诗的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有益于今后加强我国《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并从中或多或少地还可以找到，我国《格萨尔》早期史诗学建设和国外《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某些渊源关系。

　　特别是1959年以前，国外对这部史诗的调查搜集和理论探讨，在我国《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着重介绍1959年以前国外研究概况，特别是那些对我国早期《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有过积极影响的成绩。当然1959年以后国外的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开阔了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建设的视野，但比起这之前他们的研究，对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建设所具有的渊源意义来说，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国外学术研究发展的传统，以及出于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发展的需要，对1959年以后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关注。

　　另外，还有一些具体情况，在此有必要加以说明。首先，本文的介绍以问题为出发点，没有特别强调学者的国别和文章篇名。其次，鉴于前面提出的目标，本文没有全部收录同时期对同一问题展开讨论的所有学者。再者，由于早期研究者探讨的基本上是蒙文本史诗，因此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一般指的是对蒙文本《格萨尔》史诗研究。最后，本文参考了我国学者总结国外研究的成绩，以及最近出版的国外研究者著作的学术概况部分。①

　　一、史诗资料的发掘和最初提出的问题

　　（一）史诗在欧洲文化中引起注意

　　1772年，西伯利亚的旅行家和研究者帕拉斯（P·S·allas）最早在麦马钦城见到了一座格萨尔庙。他在介绍这个情况的游记中，还提及蒙古地区有一部关于格萨尔的巨著，但没有引用原文资料。1802年，别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在卡尔梅克旅行时抄录下了《格萨尔》的两个片断。1820年，季姆克夫斯基（E·Timkovski）经由蒙古到中国旅行，也抄录了卡尔梅克《格萨尔》，完成了一本笔记。1825年，克拉普劳特（J·Klaproth）提供了某些有关蒙古《格萨尔》的资料，他根据蒙文资料，误认为格萨尔就是关云长，生在西藏和中国陕西省之间的青海一带。1839年，施密特（I·J·Schmidt）院士首次用德文发表了蒙古文版本《格萨尔》，由此，欧洲东方学者才更多地了解了这部史诗。同时，施密特也首次关注了研究该文献在方法论上的两点问题：他认为该作品对于研究民族志学很重要，并认为该作品的产生地域与西藏有关。

　　（二）最早提出的问题：归属问题

　　19世纪下半期，关注《格萨尔》问题的方向有了某些改变，在提出其归属问题的同时，还指出它的性质为民间文献。当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两种观点上：有人说这部史诗是蒙古的，有人说是西藏的。1851年，绍特（W.Schott）根据施密特译本进行与《卡勒瓦拉》的比较研究工作。经过词源分析，他不同意来源于西藏说法。1890年，波塔宁（G·N·Potanin）在翻译的帮助下将蒙文《格萨尔》转译成了俄文，并对西亚和欧洲史诗的相类似情节作了比较研究，找到了全世界性的共同情节。他在《格萨尔》与俄国的壮士歌比较研究中指出，东方学家们认为“格萨尔”是藏文的Gesar（花蕊），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一称呼来自突厥语系某部落的名字。

　　实际上在20世纪初期以前，国外学者们所见到的只是一些蒙古文和藏文《格萨尔》的部分章节。此外，用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汉嘎诺夫（M·H·Xangalov）《民间戏剧集》里发表的资料和1893年波塔宁的《中国唐古特——西藏地区和中部蒙古》一书中的材料，以及上面提到的施密特的德译本。因此，这些研究还只是初步的介绍性质的。

　　二、藏文本史诗的发现与认识意义

　　1900年，传教士弗兰克（A·H·Francke）首次在拉达克抄录了比较完整的藏文本《格萨尔》，他把这部著作叫作冬季神话或民间故事。同时，他还得到了一份藏文《格萨尔》的手抄本。其抄录稿内容包括：（1）格萨尔同巨人——霍尔王的战斗；（2）到中国旅行并向汉王公主求婚；（3）《格萨尔》传说的序幕；（4）歌颂格萨尔战胜敌人；（5）宗教上的结婚仪式。他指出，“这份记录稿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在中国的旅行。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地理上的中国，而是想象中的地区，这个‘黑暗的远方’与其名称完全相符”。同时还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的是西藏历史中佛教传入以前的时期。1901年，劳费尔（Berthold Laufer）评论弗兰克的记录时认为，（1）弗兰克得出的论断是正确的——蒙古版本的内容来自西藏，但根据并不充分；（2）在西伯利亚和中亚整个地区流传的英雄故事，其起源史料也应该来自西藏。

　　　1931年，列维（Sylvain Levy）给达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和庸登喇嘛（Lama Yongdon）《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活》所作的序言中说，（1）《格萨尔》最早是西藏版本；（2）格萨尔是个历史人物，7～8世纪生活在岭国附近，离岭国不远是康木；（3）这个版本里有许多佛教的东西；（4）同时他指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证实，属于《格萨尔》时代的许多古代传统出现在苯布（萨满）——宗教信徒当中，这种宗教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就已存在，后来用佛教来解释这个传统。”但不要把这部史诗看作是萨满（苯布）创作的形成；（5）它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艺人中传播；（6）格萨尔中的组成部分在《格萨尔》之前即已流传。这些论断基本上固定了史诗的西藏起源说，藏文本《格萨尔》史诗的发现和收集对此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有关史诗基本问题的提出

　　1935年，科津（S·A·Kozin）院士论述了《格萨尔》的来源，在注释蒙文北京版7章本《格萨尔》的俄译文时（附：北京版蒙文7章本《格萨尔传》的相关情况——①1716年在北京出版；②1839年施密特在彼得堡出版蒙文和德文对照版；③1936年出版科津院士俄文译本；④954年蒙古族学者墨尔根·巴特尔在北京隆福大街发现后6章；⑤1955年在呼和浩特出版13章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1）格萨尔这一名字是什么意思？（2）是否和‘kecapb’、‘цeзpb’非常相近？（3）帕拉斯看过并记载了格萨尔的庙宇，那么《格萨尔》究竟和对格萨尔的崇拜有什么关系？（4）在文献中反映了哪些历史传统？文献的出版史如何？编者是何人？何时写成的？康熙皇帝出于什么动机允许出版的？根据哪些资料出版的？为何出版的正是蒙古文本，而不是西藏文本呢？（5）这两种版本究竟有什么相互关系？究竟算不算是一种版本？作品的主题和形式是否有特别相近之处？（6）何谓《格萨尔》？这是宗教书籍，是英雄史诗？还是属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关羽传奇故事的《三国志》的两种文学版本，或是关于帝王亚历山大、马其顿传说的版本？（7）这部文献为什么用南部蒙古方言出版，而不用全蒙古古典文学语言出版呢？（8）此外，科津还指出“确实，这里把普通故事，壮士歌、寓言、笑话的语调都提高到史诗的高度，而且巧妙地循环使用各种有趣的因素，很难确定这部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民间创作。”但肯定的是，民间口头传说仍然是蒙古《格萨尔》的基础。另外，他还认为北京7章本最早编写于17世纪，因为其中没有早于此前的古语词，并根据语言特点认为，它产生于卫拉特部。

　　1948年他又提出了新的见解，（1）认为它产生于西藏的蒙古人中，尤其与蒙古宗教界的广大僧侣有关。经过这些人的传播，这样才受到了西藏的影响；（2）格萨尔与成吉思汗有关系；（3）《格萨尔》有两个版本存在：经过了佛教徒加工的和一般民间口头的。

　　1938年，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V·Alexeev）在《对科津＜格萨尔＞一书的评论》中指出：“至于格萨尔同中国的关帝相似的问题，这种相似是纯表面的，我不主张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问题上，因为这里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无知把他们相混，另一方面是钝性，即属于当时服从中国当局的消极性。”1941年，米特里亚索娃（H·A·Mittreyasova）在《格萨尔研究史》中，批评了格萨尔是布利亚特蒙古人独立创作的观点，得出了蒙古人从西藏人那里借用了《格萨尔》的结论。

　　四、关于史诗的主题及产生年代

　　1953年在苏联布利亚特共和国的乌兰乌德召开了《格萨尔》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目的是确定《格萨尔》史诗的主题——人民性。会议批判了1948年一批人提出的反人民性，得出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格萨尔》基本上是民间创作。如嘎拉萨诺夫（C·Galsanov）认为《格萨尔》中有反人民的内容：天生、远征、各种军功等，但基本上是人民的创作。米哈依洛夫（G·I·Mixailov）认为手写本把格萨尔描写成佛教的义士和传播黄教的英雄、剑与火。而“我们能够承认和接受生活中民间并以口头方式代代相传的《格萨尔》。”他还认为格萨尔归属于哪个民族仍没有得到解决，建议对布利亚特和西藏的《格萨尔》进行专门研究。

　　同时，学者们还讨论了与史诗最早产生年代相关的问题。乌兰诺夫（A·I·Ulanov）认为蒙古和布利亚特的神话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史特的共同情节。E·B·巴兰尼科娃提出了对波塔宁的批评意见，指出民间创作作品的出版不容改写。她赞同策·达木丁苏荣（Cendiin Damdisuren）有关格萨尔最早由同时代诗人诺布却培写出，之后才有中亚人民的创作。沙斯蒂娜认为，达木丁苏荣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蒙古的史诗后来也传入了西藏。

　　1953年，匈牙利的李盖提（Louis Ligeti）院士认为弗兰克搜集的《格萨尔》有口语习惯；同时他还指出“格萨尔”这个名称来源于西藏。1956年，石泰安（R·A·Stein）说喇嘛教僧侣们利用了格萨尔；同时指出《格萨尔》的内容仍在不断增加；作为中亚各族人民的民间口头创作的宝库而在广大范围内流传；《格萨尔》有口述本，以及有许多歌词和古语词的手抄本。1957年，乌兰诺夫把《格萨尔》的产生年代推到了更早时期。他的根据是其中反映了氏族社会的故事，大约到了12～13世纪，又与贝加尔湖一带的部族和氏族发生军事冲突战败后逃跑的事实有关。

　　1959年，乌兰诺夫认为蒙古神话和史诗在第一个一千年时期有同一个根源。还认为13世纪《格萨尔》在民间相当流行，其根据是《黄金史》中的一首诗。其根据后来受到批评。1959年，米哈依洛夫支持达木丁苏荣的观点。1959年，蒙古学者仁钦指出格萨尔不是人民英雄，其中有丰富的宗教性、神秘性和占卜性的文学内容。

　　五、两本总结性的著作

　　20世纪50年代末，国外《格萨尔》史诗研究达到了巅峰状态。最明显的标志是，在众多学者积极努力的基础上，策·达木丁苏荣和石泰安就以前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观点进行了总结，取得了国外《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最高成绩。

　　1957年，作为策·达木丁苏荣的副博士论文——《格萨尔的历史源流》在莫斯科出版。这是有关研究《格萨尔》起源、归属问题和主题特征的论著。主要观点是：（1）格萨尔的身份；（2）格萨尔是否是历史人物；（3）《格萨尔》的民族属性；（4）《格萨尔》的人民性；（5）《格萨尔》是西藏的作品（这是对列维的肯定）；（6）“大家知道，中亚各族人民，蒙古、西藏和突厥的各阶层的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在经济联系方面互相合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有最亲密无间地交际往来。所以这种状况不能不反映到上述各民族的史诗作品的性质上。”

　　同时，就过去格萨尔问题的混淆，文章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澄清了克拉普劳特的关帝说；（2）不同意欧洲东方学者的恺撒或亚历山大、马其顿的说法；（3）批评了科津将史诗主人公与成吉思汗的混淆；（4）他把藏文戈斯拉斯当作唃厮罗·格萨尔，并认为“显而易见，这里受到了圣徒白玛萨巴瓦（莲花生）出生传奇故事的影响；（5）“把史诗、中国编年史和上述藏文著作做过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唃厮罗和格萨尔汗是同一历史人物的结论。”

　　1959年，石泰安出版了《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这本著作以其精深详细的资料工作和文献考证，为国外《格萨尔》研究做了总结工作。他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策·达木丁苏荣，但他更强调总结和探讨了这部史诗的形成过程。

　　此书的主要成绩在于提了了以下观点：（1）史诗《格萨尔》至晚形成于14世纪；（2）史诗是以印度四天子传说为其理论基础的；（3）格萨尔名字最早来自恺撒大帝，后经中亚伊斯兰教地区和于阗传入西藏东北部；（4）史诗由两大文化仓库组成——外来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5）说唱艺人兼有宗教工作者、诗人特色；（6）史诗起源于民间节日和神山崇拜；（7）史诗受到了宗教界的影响；（8）英雄格萨尔具有双重角色特征——国王与小丑；（9）史诗最终在西藏的东北部形成，等等。这些观点更加细致地总结了在他之前，国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国外学者对史诗起源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们二者的总结，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取得的认识上仍然是一致的。这标志着国外《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其在史诗的基础问题——起源、形成和主题等方面的迷惑，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了基本的研究共识。同时，正是这些研究方法和观点，对我国早期《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六、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研究传统

　　（一）基础问题研究的巩固

　　20世纪60、70年代，在石泰安和策·达木丁苏荣奠定的研究基础上，国外学者就上述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加强和巩固了上述观点，并适当地调整了以前学者的一些认识，相应地扩大了一些研究视野。1960年，舒伯特（Johannes Schubert）
研究了格萨尔这一名称的起源后，对《格萨尔》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1）资料的性质：是史诗？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故事？（2）主人公的名字；（3）史诗的起源；（4）书面作品的编写及其发展时期；（5）材料的主要内容；（6）地名的局限性及意义；（7）人名的形式及意义。另外，他还提议今后应该用比较法对这部史诗进行研究。

　　1967年，符拉基米尔佐夫（BVladimircov）院士认为，《格萨尔》的蒙文版是译自西藏版本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不同于其他蒙古作品，没有古典蒙古书面语。但它有自己的独特性。1976年，霍莫诺夫认为，格萨尔比莲花生的生活时代早。这不是历史作品，作品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点可以证明这是史诗作品。现在很难确定《格萨尔》最初开始传播的确切地点。格萨尔是神话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由于它包含了布利亚特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所以很难把它固定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1967年，罗列赫（George N Roerich）对藏文本《格萨尔》进行了分析，他研究的顺序如下：（1）原始的叙事诗《格萨尔》是在唐古特和西藏东北部族中产生的英雄叙事诗；（2）叙事诗的手抄本中佛教成分占优势；（3）叙事诗的印刷缩写本；（4）经当地民间文学加工的叙事诗口头唱本；（5）《格萨尔》产生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根据是其中有苯教的东西；（6）肯定蒙古版本译自西藏本；（7）“格萨尔”一词可能是西藏和唐古特东北部族从霍尔人那里采用的罗马称号（Caeser）的音译；（8）这部史诗可能产生于10世纪上半期，在此以后创作，或至少到了现在这个形式；（9）他还认为口头唱本的语言不是西藏古典书面语言，而接近于游牧人的平常生活语言，带一些古语词。由此可见，这些口头唱本成了手写本的基础。

　　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就史诗中的宗教问题与史诗主题属性也展开了探讨。1963年，乌兰诺夫批评桑席耶夫，指出“不正确的是这样一个结论：说唱艺人是特殊类型的萨满人。这里反映了错误的要点。不正确地确定了布利亚特英雄史诗的性质和作用。”萨满和说唱艺人的作用是不同的。1964年，田中克彦认为萨满神话与《格萨尔》有密切关系，佛教和文学只是其表现的表层结构。神话故事的起源与《格萨尔》无关。“《格萨尔》故事是由藏文译成蒙文的，而且多半是以抄本传播的。这些蒙古版本具有佛教性质并且渗进蒙古文学语言流传的那些地区。既然埃黑里特——布拉嘎特版本产生在没有佛教和任何版本的地区，所以它能更多地保存萨满形式。”其后，光岛督也认为史诗与苯布教有密切的关系。

　　（二）70年代以来研究课题的新转变

　　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虽然国外学者对史诗《格萨尔》的研究，不像50年代那样兴盛，但这种研究的传统一直坚持着，并且尤其明显的是，《格萨尔》的研究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开始了多方面的探讨。

　　主要由四个方面的特点：（1）7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艾尔费（M·Elffer）依据本国研究《格萨尔》史诗的传统，特别重视了对史诗音律的研究，展开进一步的文化内涵的开掘，打开了史诗研究的一个新局面；（2）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德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ssig）、卢道夫·卡舍夫斯基和白玛次仁（Padma Cerin）等人对史诗《格萨尔》进行了类型和母题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绩；（3）80年代以来，苏联的涅克留多夫等学者开始了诗学角度的探索，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成绩；（4）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后期，各国学者对史诗中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着重探讨了史诗的宗教问题、神话、文化心理现象、结构以及象征，等等。如卡尔梅·桑木旦（Karme Samdan）、杰福利·萨缪尔（Geoffrey Samuel）等，这些学者的工作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以上研究无疑表现了50年代以后，国外探讨史诗《格萨尔》的深入进展。但这些研究略显零碎，并没有形成一种学术传统。因此，在以后的国际合作研究中，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是史诗研究的美好前景。

　　七、小结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外对这部史诗的发现和研究，对我国早期《格萨尔》史诗学的理论建设，起到了一个激励和催生的作用。但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在我国建设《格萨尔》史诗学之初，虽然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国外二百多年研究的全部成绩，但国外研究中一些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还是在我国建设《格萨尔》史诗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我们不能忽视在我国早期的史诗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的阐述和讨论，大多来自国外学者的开拓。特别是有关史诗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心的问题。而50年代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兴起的一些问题，如史诗的主题思想问题，也是受到了苏联学者的影响。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策·达木丁苏荣和石泰安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是国外对这部史诗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对我国史诗研究者影响较大的两部著作。特别是80年代前期，在开展我国史诗研究的历史根源问题时，多次采用和批评了这两部写作于50年代末的著作。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研究扶持
了我国《格萨尔》史诗学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功绩。

　　但也应该看到，国外学者研究的局限，也对我国早期学者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如石泰安重视对史诗的历史文献考证。这种方法既是早期我国研究者的一种特点，又是后来特别是80年代我国学者的一种主要观点和方法论。但是，随着对《格萨尔》研究的不断深入，在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方法已经走向了末路。另外，也有学者指出，石泰安研究具有的零碎性和缺乏系统性，也影响了我国乃至国外史诗的研究。但作者在其中得出的一些看法，至今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特别是1993年当这部研究成果以全部汉译本的面貌出现后，十多年已经悄然过去，我们又取得了那些成绩呢？我们不得不感叹自己过去的探讨和这十年的研究工作进展依然还是那样缓慢！

　　而自从这两部著作出版之后，史诗《格萨尔》研究的国外中心位置也得以确立。直到从20世纪50、60年代以及80年代，我国大规模的史诗资料的开掘工作和相应的研究局面逐渐打开后，史诗《格萨尔》研究的中心位置才逐渐趋向国内，目前我们可以说这部史诗的研究主动权已经转向国内。或许目前我国的研究不一定在有些方面超过他们的成就，但我们已经建立的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确立的学科地位，却是国外研究所不能不承认的。还有一点值得应该指出并感到可喜的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就史诗的演唱艺人、文本的文化内涵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批藏族学者依据藏汉文文献，继承传统藏族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藏文《格萨尔》史诗的解读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史诗结构、岭地地理位置和氏族移动等的讨论。这些都为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史诗的形成和传播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①在此所参引的资料主要有：1、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霍莫诺夫：《布利亚特英雄史诗＜格斯尔＞》，内蒙古社科院铅印本1984年版；3、谢·尤·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80年代以来的一些国外学者的零星论文。如第一至五届国际《格萨尔》学会上提供的学术论文及收入其他国外藏学论文集中的论文等。

　　［作者简介］李连荣，《格萨尔》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