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A。Stein）博士论文《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自1959年发表以来，以其知识的渊博和方法的新颖著称，至今还没有第二部研究格萨尔的著作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够超过它。但是，格萨尔的故乡中国的西藏直到1994年才有了耿升先生的中译本。在此之前，国内学人对石泰安这部著作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评价该著，以理解石泰安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促进国内格萨尔学的研究。

一、恺撒和格萨尔关系的问题

　　石泰安在本书中花了很大精力研究了格萨尔来自罗马恺撒的问题。国内学者对此观点早就颇有微词，甚至有的批评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其实，石泰安并不是首创格萨尔来自恺撒学说的人，他只不过是大加发挥而已。石泰安在努力探究格萨尔外来问题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重要的思想，即西藏文明的多元构成和格萨尔史诗的复杂内涵。石泰安在研究和分析格萨尔史诗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多元文化思想和从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格萨尔史诗的复杂情况。我们应该挖掘出石泰安的整个思想层次，而不应该因他的错误结论而予以简单地全盘否定。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石泰安的研究和结论确实大有商榷之处。

　　石泰安在研究了冲木·格萨尔和岭·格萨尔，四天子理论和军王、世界国王的概念，北方的内容和弭药、于阗的联系，历史文化的交流和民间文学的传播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和一系列地名、古代部落名和人名、神名之后，最终要表达的意思和他在其他藏学论文中所阐述的一样，都努力说明西藏东北部的民族迁移有意无意地引起了神话故事和地理名称的变迁。而支持这个观点的思想基础就是石泰安认为的西藏文明的复杂构成和开放性格，格萨尔史诗也恰恰同样由土著和外来的内容所构成并具有开放的品格。

　　石泰安对西藏文明的这种认识是基本正确的。正因为他以这个学术思想作指导，另辟蹊径研究西藏史诗，才能有所突破。石泰安指出：“大家到处都会面对一些名为纯西藏的、而事实上同样也与外来因素相联系的事件。英雄人物和说唱艺人的形象具有一种跨国跨地区的特征，我们寄希望于这一部已超越了纯西藏问题的著作意义恰恰在于此。……西藏史诗，其英雄人物及其说唱艺人都具有双重意义。了解这一切，西藏文明之形象就会更加充实和浑厚起来。但在西藏之外，它们却高度地涉及到了从伊朗到中国中原和从西伯利亚到印度的整个亚洲文明史。”（中译本第6页）

　　我们看到，在石泰安的笔下，作为格萨尔史诗起源形成和发展背景的藏族文化是一种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多来源多层次的文化。它决定了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将是超越文学范畴的复杂问题，它将涉及到整个西藏甚至亚洲的文明史。因此，我们虽然不能接受石泰安的“格萨尔来自罗马恺撒”的观点，但应该肯定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态度。

二、格萨尔艺人和他的帽子

        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石泰安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放在格萨尔艺人的分析上。石泰安把格萨尔艺人分为神通艺人和普通艺人两大类型，并主要研究神通艺人。石泰安认为，格萨尔艺人具有双重性格，他既是萨满，同时又能代表并体现史诗英雄和神祗。史诗艺人是在兴奋狂舞状态下学会和演唱史诗的，具有巧妙的技巧，既有萨满跳神的特征，又有喇嘛教“现观”即冥想静修招神的内涵，但其演唱内容的来源则是现实的、客观的。

       石泰安指出，史诗艺人在兴奋狂舞状态下演唱史诗的技巧的实质是：“从表面上看，‘现观’是对人物肖像的描述。但从其内部来看，这就是其思想上创造，并随着圣像一一形成而与人物等同。说唱艺人能看到和听到他表现的那个人物。在说唱描述时，他事实上是在思想上想象‘现观’的，也就是从思想上创造与神相同的本身，这种等同之后便是在自己面前造神（对生）”。并指出艺人演唱史诗内容的实质：“当说唱艺人进入兴奋狂舞状态并且有幻觉时节，这些幻觉化现明显都是由其记忆的内容－由他与其不停的长途跋涉的生活中学习和掌握到的一切提供的。其内容也可以变化，并因说唱艺人的经验，其诞生地、旅行、拜会者或其师傅提供的不同内容而丰富。”（中译本第842页）

        石泰安的结论是接近格萨尔艺人形象的事实的。我国学者降边嘉措、杨恩洪等在研究格萨尔艺人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绩，而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石泰安的研究恰有不谋而合之处。由此可见，石泰安对格萨尔艺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石泰安对史诗艺人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艺人现象的描写研究，他把艺人的问题与史诗起源、组成内容和史诗英雄的性格特征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构成史诗全部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石泰安研究了史诗艺人的行为特征与服装道具，以便从中解释艺人和史诗的各种问题，其中对格萨尔艺人帽子的研究最引人注意。

　　据石泰安的研究，一方面，格萨尔艺人得到神的启示在兴奋狂舞状态中演唱史诗时，帽子是很关键的服装道具，帽子使艺人得以演唱史诗；另一方面，帽子又是史诗艺人的双重性格��既是神通艺人和萨满，又是代表英雄、世界国王的标志，帽子使国王、勇士和艺人结合起来了。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艺人通过帽子具备了萨满、国王、勇士（这些即是格萨尔的特征）的双重性格，因而他戴上帽子就能够代表史诗英雄或其他神祗，他才能得到神的启示，才能进入兴奋狂舞状态，才能演唱史诗。

　　过去，国内学者称石泰安诸如此类的研究是对“民族文物”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我们应该把格萨尔艺人的帽子看作是演唱史诗的仪式庆典中使用的物品，在引发演唱史诗的过程中，它的功能和宗教仪式中的面具是相同的。石泰安认为，帽子帮助艺人得到了神的启示，得以演唱史诗，也就是艺人通过帽子从正常的自己变为另外一个人，即萨满、勇士和国王（史诗人物）。现代面具研究理论也阐释了同样的道理：“假面具不但改变了假面具舞者的外貌，同时还改变了他的心理特征。一位在魔鬼乐队中扮演魔王的假面舞者形容他化装时的感觉时这样说：‘当我拿起面具的时候，当我把面具戴上的时候，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我不再感到自己是人。我面前见到的都是魔鬼！真的魔鬼’”（维克约·特纳编：《庆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1页）。同样，格萨尔艺人的帽子也改变了他们的心理。

         格萨尔艺人的帽子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艺人的帽子因与史诗英雄的帽子、莲花生的帽子等的相似性（帽子上的耳朵）和相同的象征符号而联系起来。石泰安非常认真和耐心地解读了这些象征符号之间的联系，并从中寻找艺人与萨满、喇嘛上师、史诗主人公等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来证实格萨尔艺人的双重性格，即史诗艺人和英雄的性格是一样的。石泰安用的是庆典中使用物品多层次象征符号意义的解释方法。他还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史诗中木棍马和棍子以及其它物品的象征意义。但是石泰安的作法也有过头之外，他把艺人的帽子同古代萨珊王朝勇士帽联系起来，以此来说明格萨尔艺人形象的外来特征，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石泰安对格萨尔艺人帽子的研究有个最大的缺点，即他没有探讨帽子的来源及其社会功能。实际上，史诗艺人的帽子除了上述宗教仪式功能和象征意义外，它还是艺人社会身份的一种标志。更重要的是格萨尔艺人的帽子都是寺院制作后由活佛亲授给艺人的。如果不把这些内容和整个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而仅仅局限在艺人的演唱和史诗内部及文献中的演绎推理上，将会陷入一种脱离现实的象征符号解读的游戏之中。

　　总的来说，石泰安对史诗艺人的研究是比较科学和接近实际的。其结论是基本正确的。

三、“疯子”上师

      石泰安指出，格萨尔史诗不是前佛教的产物，也不是从世俗民众中间产生的，而是从喇嘛中诞生的。他非常强调史诗创作的宗教背景。史诗中虽然有本教的影响，但史诗并不是本教徒的产物；而且在石泰安看来，这个本教也并不是单纯的原始本教，而是已经和佛教结合起来、更接近宁玛派，是复杂化了的本教，石泰安同样的观点也见之于他对萨满的分析上。他认为纯粹意义上的萨满已不复存在。

        石泰安认为佛教的宁玛巴和噶举巴两个教派对格萨尔史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噶举巴的贡献更大，其中以“疯子”大师著称的宗教诗人们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石泰安对“疯子”大师的研究是由格萨尔史诗作者的密教喇嘛传说引起的。传说中，密教喇嘛在醉酒状态下创作了该史，这位喇嘛的家乡在西藏东北部。罗列赫也分析了这个传说，但只指出格萨尔史诗发祥于西藏东北部，而石泰安则从密教喇嘛醉酒状态下创作史诗的分析中引出密教徒、“疯子”上师一类人与格萨尔史诗的密切联系。

       “疯子”上师们的行为方式酷似于玩世不恭者，他们以其对大人物和教团之时弊的暴烈批评而与众不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米拉日巴和珠巴衮雷，他们都以开玩笑而著名，这种玩笑却是艰苦修道的结果。他们一方面批评和嘲弄所有教派与权势人物的的所有弊端，另一方面又置根于民众中，受民族风格的启发、影响，极力在内容和形式上模仿喇嘛教和民间宗教出家人（本教徒）的歌，以表达他们的思想，他们学习和采纳民间文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石泰安认为，是这些密教徒撰写了格萨尔史诗，他们在文笔风格上也完全影响了史诗。其动机是利用史诗来宣扬佛教教理。而且，格萨尔史诗一旦形成之后，它就可以向喇嘛的万神殿提供一些人物。格萨尔正是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战神之一，并接受崇拜。石泰安还指出，佛教界对史诗的另一个作用是他们传播了外来的内容。

　　石泰安总结说：“我们至少可肯定地说格萨尔的起源绝不是民间，而是知识界。”（中文本第749页）但是，石泰安的观点很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据他的具体研究，他是承认格萨尔史诗的民间来源的。而不是以往评论他著作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置民间的作用以不顾。在石泰安看来，是有学问的出家人、流浪教徒，或是更为接近民众的“疯子”上师们创作并形成了一部完整的格萨尔史诗（中译本第835页）。

　　我们要正确理解宗教界人士所进行的创作含义。石泰安说：“佛教徒为了宣传佛教有意采纳和传播了这一切。他们没有创造，而是作了汇集和传播。但是所有这一切仅仅对于撰写或发表史诗、而不是对于其全部组成内容有效。”（中译本第726页）石泰安在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格萨尔王传引言》中，重复了同样的意思：“史诗一定是宗教界人士记录整理的。”

　　从民间文学理论来讲，格萨尔史诗是由伟大的民众所创造的。它是没有作者的，但可以有记录和撰写以及传播者。从藏族的文化历史看，佛教在格萨尔史诗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石泰安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白：“各种文本都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但一旦当其中的一二种文本是由有学问的作家以文学的形式搜集时，当它一旦被撰写成文并获得一名作者的烙印时，这种新的文本就倾向于取代或影响口传本。西藏史诗的历史也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出自节会斋供活动和祖先故事的口头传说从未停止过生存，但它很早就被宗教出家人独占了。”（中译本第750页）而“疯子”上师们是从民间受到启发并与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石泰安也不得不说：“格萨尔史诗的作者和编撰者属于民间阶层。”（中译本第833页）

四、祭山仪轨与新年狂欢

　　石泰安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中特别注意到西藏各种宗教节日庆典活动。格萨尔史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在前半部分是以赛马称王告终的，格萨尔在其中以卑微丑陋的外貌生活和行事，名叫觉如。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正好相反，其中格萨尔是荣耀的国王，他正忙于降伏妖魔和四方边境的敌人。在第一部分开头（整治国土、民族的起源、拥有一名首领的必要性和寻找英雄，英雄神奇的诞生）和结尾（赛马胜者将会获得王位，妻子和保护神）之间的故事仅仅局限在驱逐觉如以及他夺占玛城的事件上。石泰安认为这种内容完全可以通过庆祝年节的前景、一名假设国王的概念和狂欢中的小丑来解释。王位被归于一次赛马中的取胜者的事实并不多见，也无法通过正常时代的一种社会制度来解释。赛马是仪轨性的，它是一个特殊时代和一种节会所具有的特征。而这种基本主题在普遍的民俗传说中都是很著名的。这就是节日的主题。

　　石泰安指出，在西藏的宗教庆典活动中天神参与帮助了节目表演，与人类共享欢乐。谜语歌和说唱故事的比赛如同刀剑的比赛一样，确实对于五谷丰登和畜群兴旺具有某种影响。天神和人类利用大型节会斋供的欢庆机会而结合在一起，社会的对立显示出来了，但同时又得到了缓和。这一批人与其历史（世界和先祖的起源）和居住地（先祖神山）联系了起来，并受到了重新锤炼锻造。（中译本第631页）西藏的宗教节日和新年庆典有歌有舞，有假面具舞蹈和奇装异服，而且有小丑和新年国王（替罪羊）逗人取乐并随之被“脱冕”遭驱逐，这一切足以具备了狂欢节的主要特征。

　　在石泰安之前也有人指出过西藏节日的狂欢性质。如弗雷泽在《金枝》中对西藏新年替罪羊即狂欢国王的论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本第841页）和大卫·妮尔的描述。正是西藏的这种狂欢型节日庆典及其内容孕育出了格萨尔史诗的题材和体裁，其中的仪式和藏族先祖传说相结合，并移植到史诗中来。我们从石泰安对西藏节日庆典和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中感觉到，他非常熟练地驾驭了狂欢化诗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以之分析格萨尔史诗，这与狂欢化诗学理论原创者巴赫金的研究具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格萨尔史诗的题材来源于祭山仪轨和年供狂欢的宗教节日庆典前景。石泰安特别强调两种节日庆典，即在神山上举行法会庆节活动以及向石堆举行仪轨的前景是格萨尔史诗主题故事内容的基础，英雄的诞生和赛马称王等内容都与这种庆典前景相联系；同时，新年的前景对于有关英雄形象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是史诗主人公卑微小丑与荣耀国王双重性格及其行为内容的基础。庆典的前景提供了史诗的主题故事和格萨尔既是小丑又是国王的双重内容。从石泰安的研究看，不论其起源前景还是内容，格萨尔史诗都是一部狂欢程度较高的史诗。

　　其次，组成史诗的歌词和对唱结构等体裁特征也直接受到了节日活动中男女对唱和其它表演的影响。巴赫金说：“狂欢化有构筑体裁的作用，亦即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第186页）

　　再次，这些宗教节日活动正是佛教与民间宗教的结合点。如祭山与英雄诞生具有密切联系。它涉及到了佛教宇宙起源论和藏族祖先传说及神山崇拜的结合，并移植到史诗中来。传教传说讲到，在须弥山的顶峰住着帝释（因陀罗），于山基部住着阿修罗神主。这些神觊觎宝树上的果子。由此而产生了天神和阿修罗之间的斗争。阿修罗上午胜利，天神下午胜利，天神向密集金刚菩萨求援，得到一尊战神和兵器，最后取得胜利。而这个战神是以神山形态出现的，这些内容在新年的假面具舞蹈（佛教戏剧）中也出现。而格萨尔史诗中格萨尔的天神父亲是一座白色的神山，并且也有两座神山的斗争，或者是天神与魔鬼的斗争。英雄下界世间时佛教的神灵起重大作用：莲花生、白梵天神，另外英雄还有一个父亲，他是岭国圣山的山神，叫格卓，它被指派为生命神。如此这般，佛教的大背景和民间宗教的小前景相结合，成了格萨尔史诗起源形成的宗教文化基础。

　　最后，石泰安还谈到了节日活动不仅是史诗起源的前景，而且也是维持史诗传统的力量。

五、小丑和国王

　　格萨尔具有双重性格，他一方面是勇士和具有神性的荣耀国王，另一方面又是具有妖魔外表的小丑和淘气者。有的人因为史诗的前半部分里英雄以小丑的面貌出现，在后半部分里以荣耀国王的面貌出现，而且其行为正好相对立，所以得出结论说，格萨尔史诗是由截然不同的两部史诗加起来而形成的。石泰安反驳这种观点，指出格萨尔史诗的前后两个部分本来就是统一的整体，而格萨尔既是小丑、又是国王的双重性格正好保持了史诗的这种统一性。格萨尔的双重性格是他固有的和必须的。石泰安把格萨尔定性为狂欢国王。

　　石泰安研究了英雄双重面貌的功能及其形成的原因，即英雄落难期理论和喇嘛有意安排以及这种双重面貌的原型和文化英雄恶作剧者、西藏宗教节日的前景。

　　在格萨尔史诗中，英雄和他的母亲一同被放逐，并与魔鬼们生活在一起。他在那里镇伏了妖魔，占领了魔域。石泰安称这段历史为英雄的落难期。而落难阶段，英雄丑陋的外貌和遭放逐的考验是其最终荣华富贵的保证。英雄因卑微外貌而遭受的每次伤害、损失、凌辱以及他身上出现的每种灾难都是未来的吉祥幸运、天赋才能的预兆，甚至是保证。另一方面，英雄被放逐具有喇嘛教仪轨的前景。史诗提到格萨尔和母亲被驱逐到“面向灾难和不祥”的三叉路口或三条江河的交叉处，而这正是喇嘛教放逐魔鬼的典型地点。英雄被灰烬和糌粑所驱赶，这样，被驱赶的英雄与魔鬼、死人、小丑等同起来，又将其比定为新年的替罪羊。而且，英雄也和魔鬼玩掷骰子游戏和赌博，完全如同新年国王。石泰安在研究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后指出：“灰烬与糌粑粉之间的反复变化与驱逐仪轨的双重面貌相吻合。这种仪轨包含一种吉祥幸运保证。驱逐觉如明显是根据任何一种仪轨性驱魔和驱灾的模式构思出来的。于年末除旧岁本身就包含有在新年时迎新的萌芽。我们已经指出，《格萨尔王传》史诗中的赛马内容即可以通过这种节日庆祝活动来解释。这种启发明显又由驱逐觉如的内容而得以加强。”（中译本第802页）石泰安认为，用喇嘛教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特意安排的磨难，史诗作者以为这段暗淡的时光为英雄将来取得事业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格萨尔的双重性格不仅对史诗本身，而且在文学史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从上一节的祭山仪轨、新年狂欢和本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作为整体的格萨尔史诗是一部狂欢化程度较高的史诗，它的不少内容和有关它的许多问题完全可以用狂欢化诗学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而且在此问题上石泰安的研究非常出色，在民间文学和史诗研究领域中他毫不逊色于巴赫金。

六、简短的结语

　　上面，就石泰安著作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了简单概括和评述。至于史诗发祥于藏区东北部和史诗的断代问题，口传本和成文本的关系问题等，石泰安论述得很清楚，在此就不再赘述了。那么，石泰安在《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这部著作中到底解决了格萨尔史诗的哪些具体问题和基本问题？他的方法以新颖著称，到底新颖在何处？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历史上，石泰安及其著作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

　　现在的格萨尔史诗研究的进展是喜人的，许多研究格萨尔某一问题的著述已超过了石泰安的书。那么，石泰安的研究就失去价值了吗？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否定石泰安。虽然石泰安的一些观点已经落后了，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以及对格萨尔史诗的分析策略是有生命力的，更何况他的许多观点仍以其深度和广度，支撑着《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这部著作学术声誉。石泰安突破当时只把格萨尔史诗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学术观念，拓宽了格萨尔史诗的研究领域，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在具体研究中以其严谨的体系、丰富的材料、详尽而深刻的分析、谨慎的态度，多角度、多层次、多种方法的整合，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格萨尔史诗研究中最杰出的一部著作。当然，其中有些观点和问题也早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客观而严肃的批评。

《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中译本的问世，对我国格萨尔史诗研究事业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在批判的同时更应该吸收其先进和正确的东西，进一步理解国外学人对格萨尔史诗和藏学的态度和学术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格萨尔事业和藏学事业服务，推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发展。

（法）石泰安著 耿升译《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