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不仅是一种观念存在,而且与中国史诗学科发展方向相关,亦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自二十世纪初王国维、鲁迅、胡适、陆侃如等对汉语“史诗问题”的讨论起,到任乃强对《格萨尔》的初步介绍和研究,再到二十世纪中叶史诗的陆续发现和学科的建立,后至二十一世纪初史诗研究观念和范式的转换,中国史诗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实践资源和理论资源,在学术传承谱系、学术传统、原创性的核心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等诸方面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与必然。

　　关键词：史诗学; 中国学派; 传承谱系; 学术话语;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项目编号:18ZDA267)阶段性成果;

　　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史诗学界呼吁和努力的方向之一。由钟敬文最初提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1到朝戈金使用“中国学派”2的措辞来表述这种研究方向,中国学派已然成为中国史诗研究中较为常见的表述,体现了学人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21世纪以来,中国史诗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与突破,中国史诗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科和学派的自觉,史诗研究中国学派不仅成为一种观念存在,而且事关中国史诗学科发展方向,是中国史诗研究与国际学界展开学术对话与交流无法规避、须深入考虑的学术话题。一

　　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磨砺和持续探索的过程。由此,在讨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时,应该历史性地考察、总结和反思中国史诗研究的演进脉络及其不同时期的研究路径。

　　19世纪后期,艾约瑟、林乐知、丁韪良、高葆真、谢卫楼、蔡尔康、李思伦等在华传教士将欧洲史诗引入中国,《荷马史诗》逐渐为中国学人所知晓。二十世纪初期,对欧洲史诗引介和讨论的主体由在华传教士转换成中国学人,高歌、徐迟、傅东华、谢六逸等译述过《荷马史诗》,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以史和评的形式介绍过《荷马史诗》和其他欧洲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至少在3世纪便传入中国,见于汉译的佛教典籍。3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学术热情逐渐升温,苏曼殊和鲁迅对它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4,滕若渠、郑振铎、许地山、梁之盘、王焕章专门介绍和评述了《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5不过,国内较早使用“史诗”一词的学人是章太炎,他推论中国文学体裁的起源是口耳相传的史诗,韵文形式的史诗是远古文学的惟一形式。6但是在学术实践中,章太炎的“史诗”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要比西方古典诗学中的“史诗”概念宽泛得多,囊括了描述重大事件的长篇韵文体叙事诗与描述日常生活的短篇散文体叙事诗。7随着中国学人对作为一种文类的史诗的认识深化,“史诗”一词在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界逐渐演进为专指那些韵文体创作的、描绘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这已与西方古典诗学中的史诗概念相一致,而它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诗史”概念的异同也得到了正本清源式的辨析。8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在对欧洲史诗和印度史诗的介绍和评述过程中,站在本土传统文化的立场或以史诗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或借史诗讨论中国文学的演进及其与西方文学演进的差异,或从启蒙工具论角度阐述史诗等。其间,“史诗问题”是中国学界一桩贯穿20世纪,乃至延及当下的学术公案。“史诗问题”一词最早见于闻一多使用这一语词标举中国文学有无史诗的学术问题9,而它的发端则起源于王国维在1906年的《文学小言》第十四则中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学不发达,处在幼稚阶段的论断。10这直接引发了胡适、鲁迅、茅盾、郑振铎、钱锺书、陆侃如、冯沅君等许多中国学人加入“史诗问题”讨论的行列,他们在各自的学术实践与学术著作中对它做出各自的解答,洋溢着鲜明的批判精神,呈现出诸种解答竞相争鸣的格局。

　　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研究最有学术影响的要算鲁迅、胡适、陈寅恪等中国学人围绕孙悟空的“本土说”和“外来说”对《罗摩衍那》与中国文学关系展开的学术讨论。鲁迅认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来自无支祁11,而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孙悟空的源头来自哈奴曼。12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源自顶生王率兵攻打天庭的故事和《罗摩衍那》中巧猴那罗造桥渡海故事的组合。13由于陈氏的加入,“外来说”近似成为定论,20世纪50年代前再无激烈争论。

　　显然,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对引入中国的史诗观念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其归根到底是“如何接受西方史诗”“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学”和“如何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荷马史诗》和其他欧洲史诗的介绍及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发表一些观点和见解上,而是以它们反观中国文学,回到对本土学术问题的观照,对史诗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本土化意识。

　　如果再往前追溯,中国较早记录《格斯尔》的版本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可汗传》,对《格萨尔》的谈论要始于1779年青海高僧松巴堪布·益喜班觉在通信过程中与六世班禅白丹依喜讨论《格萨尔》的有关问题。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韩儒林、任乃强等中国学人对《格萨尔》进行初步的介绍和分析,对《格萨尔》的产生年代、人物原型、史诗部本结构、内容和艺术价值、民间影响和纠正文化交流中的误解等方面做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国内学界才开始对中国史诗展开了有组织、有规模、有目的的搜集与研究,《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阿细的先基》《苗族古歌》《创世纪》等许多史诗陆续被发掘出来,以大量的事实无可辩驳地拨正了黑格尔主观臆测的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论断,将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转换为汉文学的“史诗问题”。站在整个中国史诗学术史上来看,20世纪50—70年代的史诗研究主要属于资料学建设时期,大多从事中国史诗搜集整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性问题,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学术性的论文还是很少,多是搜集工作者的一些序言或工作感想。遗憾的是,期间的政治运动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将它们一律化,严重挫伤了史诗研究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以及研究迎来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扎格尔、乌力吉、杨恩洪、刘亚虎等中国学人悉数登场,挑起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大梁,对20世纪中国史诗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或对中国史诗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或对中国史诗的母题、情节类型的结构特征及其历史文化意蕴等展开深入的阐述,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开创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局面。他们对中国史诗的学术探索奠定了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史诗研究格局,使得中国史诗研究具有了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理论结构、不断演进的方法体系以及其他学科难以取代的功能,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谈史诗时言必称《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的尴尬局面,以欧洲史诗比附中国文学的学术行为也不多见了。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中国学人开始对以往中国史诗研究的书面范式及其具体结论的偏颇展开理论反思,有心纠正将中国史诗作为书面文学作品展开的文学和社会历史阐述的学术理路,共谋将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创立的口头诗学引入中国学界。他们将米尔曼·帕里、阿尔伯特·洛德、劳里·杭柯(Lauri Honko)、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等国际学人及其代表性成果系统地引介到国内,使中国史诗研究走出原有的书面范式存在的囿限,在立足本土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自我定位,寻求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新高度的突破,进而建立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口头范式,消解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学科危机。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标志着中国史诗研究的书面范式向口头范式转换的成功,为中国史诗研究构建一个全新的学术关注中心,使得口头范式成为当下中国史诗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塔亚等许多学者都参与进来,以民俗学田野个案研究为技术路线,以口头诗学为理论支撑,从演述、创编和流布等诸方面对中国史诗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活形态”的史诗观逐渐在中国学界树立起来了。史诗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中国史诗纳入口头传统的范畴,“以传统为本”“以式样为本”“以文本为本”探讨史诗的内部结构和叙事机制,观照其背后的史诗演述传统,从而形成了某种相对一致性的“学术共同体”。21世纪中国史诗研究呈现新变化,逐渐“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14,而且在问题、方法、视角、理念诸方面逐渐展现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原创性和主体性,在学术创新中逐渐显现中国史诗研究的特色和优势。

　　通过对中国史诗研究历史及其不同时期研究路径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史诗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术格局的内在理路已经日益清晰起来,正朝着中国特色的史诗研究前行,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步形成。陈寅恪曾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5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从事中国史诗研究的中国学人都能够立足本土传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具有本土学术发展的自觉意识,特别是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中国学人对口头诗学的吸纳、转化和本土化,创造性地解决本民族的问题,乃至“中国问题”。这些研究历史和研究路径揭示了中国史诗研究应该立足于本土活形态史诗传统和学术话语传统资源,确立理论自觉意识,借鉴国际诗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史诗传统的实际语境和学术实践,将它们与中国史诗研究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性地融合运用,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史诗,更好地解决中国史诗研究中遭遇的学术问题,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史诗研究成果,进而总结史诗研究的“中国经验”,建立中国史诗研究话语体系,扩大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力,推动了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形成。二

　　除了考察中国史诗研究的历史脉络,还需要检视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诸多条件,考量它们对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生成产生的内在影响。中国有蕴藏丰富的史诗资源,现有的以活形态形式存在的口头史诗以及已经搜集、记录、整理与出版的史诗数量宏富,这使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成为可能。除享誉全球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叙事片段存活于辽阔的中国疆土上,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赫哲族、满族等北方民族,以及彝族、纳西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畲族等南方民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史诗演述传统和篇目繁多的史诗,而且大多至今仍以活形态的演述方式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和传播。16放眼世界,中国史诗这种丰富宏赡的蕴藏量实属罕见,而且它们类型多样。它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里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长廊里的宝贵财富。

　　中国学人围绕《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等诸多北方英雄史诗和《苗族古歌》《布洛陀》《梅葛》等许多南方史诗展开较为全面的史诗资料学建设。就《格萨尔》而言,迄今为止,记录且内容互不重叠的藏族《格萨尔》部数约120部,如果不将散体叙说部分计算在内,每部以5000行计算,那么现在已经记录的《格萨尔》韵文文本的诗行数量已经达到了60万行。17如果不将异文变体计算在内,国内对《江格尔》的记录累计约有60—70个诗章,已经出版了托忒蒙古文、汉文《江格尔》等,计有数十种。18可喜的是,中国学人在国内口头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以及出版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为国际学界所认可。《格萨尔精选本》由《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等40卷组成19,对《格萨尔》的传承、保护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格萨尔》的研究也有推进作用。仁钦道尔吉、朝戈金、旦布尔加甫、斯钦巴图等主编的《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四卷)由民族出版社在2007—2009年间陆续出版,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的宝贵文献,对中国史诗学资料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还有《格斯尔全书》《苗族古歌》《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等许多学术分量较重的中国史诗整理本相继见于学界。更为可喜的是,中国史诗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得到持续性的推进,并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对推动史诗演述传统的学理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约翰·弗里对中国史诗资源的丰富赞叹不已,而且有感于此,对中国史诗研究,乃至口头传统研究的未来提出很高的期许:“在东方的这一国度中,活形态的口头传统是极为丰富宏赡的宝藏,世代传承在其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口传研究当能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同行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他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这些传统在范围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多样性,因而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如果在未来的岁月中,口头理论能够在多民族的中国,在她已为世人所知的众多传统中得到广泛检验,那么国际学界也将获益匪浅。”21这见出弗里期望中国能够成为未来史诗研究,乃至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能够承担起拓展和推进口头诗学理论的历史使命。

　　与此相应,中国史诗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史诗研究者,他们推出了一批原创性的论著,这也是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重要条件。20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中国史诗研究者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史诗研究的主要力量,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扎格尔、乌力吉等诸多学人成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既是史诗的搜集者,又是史诗的研究者。他们对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艺术性、思想性、形成与发展规律以及结构母题等展开了探讨,为中国史诗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22从蒙古英雄史诗的自身特质出发,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模式、黑白形象体系、骏马形象、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文化变迁与史诗变异、意象、诗律、风格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完成了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体系的构建。在对蒙古族不同氏族部落、不同地域的英雄史诗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他科学地归纳出蒙古英雄史诗的神圣性、原始性、规范性三个基本特征,并从不同的方面对它们渐次展开论述,它们成为史诗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维度。他对蒙古英雄史诗中较为常见的关于“三界”“时空”“方位”和“数目”的描述进行比较和分析,总结了蒙古英雄史诗关于“三界”“时空”“方位”和“数目”的观念及其重要特征,进而系统地阐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结构”,“开辟了史诗诗学所自有的宇宙诗学模式论的诗性领地和方法论通道”23。他从意象、诗律、风格等方面分析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形态与艺术风格,从美学和宗教的角度阐述了蒙古英雄史诗反映的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他不但研究史诗英雄的具体表现,而且把他们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在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里分析史诗对英雄人物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他从诸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中抽绎出恒久不变的本质,构建出一个能够容纳和阐释所有英雄人物形象的黑白形象体系。这种分析方法既吸取了原来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角度评价英雄人物的做法,又创造性地从蒙古民族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生活习俗和生活理想等各个方面综合考察英雄人物的美学本质。巴·布林贝赫对史诗英雄的论述更是对他们的一种再创造,不但论析得精妙而深刻,而且具有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高度。在分析骏马形象时,巴·布林贝赫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它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命运、思维、心理、审美等多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勾勒出骏马形象的美学历程和归宿。24他将蒙古英雄史诗放在整个蒙古文学流变的过程中进行了动态观照,兼及农业文化和佛教文学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影响,得出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史诗”“发达史诗”和“变异史诗”三个阶段的结论。在对这三个阶段的科学阐述中,他对“变异史诗”的美学特征和异文化对其影响的阐述尤为独到。25这不仅体现巴·布林贝赫对蒙古英雄史诗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探讨具有的独特视野、理论思考和原创性,而且对今后蒙古英雄史诗晚期形态与变异状态中的蟒古思故事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关于《江格尔》的形成年代和演进过程,仁钦道尔吉有着独特的见解。他的《〈江格尔〉论》从文化渊源、《江格尔》的社会原型、《江格尔》里用的词汇和地名、加·巴图那生等人在新疆搜集到的传说、卫拉特人的迁徙史和《江格尔》的流传情况、《江格尔》里的宗教形态等方面论证了《江格尔》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时间上限是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下限是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26他避免简单比附历史的做法,从《江格尔》所反映的社会形态、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宝木巴的性质、社会军事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入手找出《江格尔》形成时代的基本内容,探究了《江格尔》反映的社会原型。这样的分析使得仁钦道尔吉的论点具有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把这一基本性的重大课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他在《江格尔》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地位。最为具有理论创见的是,仁钦道尔吉根据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类型的特征创用了“英雄史诗母题系列”的概念。他综合海西希(W.Heissig)和尼·波佩(N.Poppe)的见解,以海西希的母题分类法为指导,以英雄史诗母题系列为单元剖析各种类型的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组成和发展,探讨每个母题系列内部的发展变化。他观察到所有蒙古英雄史诗都是在婚姻型母题系列和征战型母题系列这两种母题系列的统驭下使用不同数量的母题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的,并根据母题系列的内容、数量和组合方式的不同把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类型,由此使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规律在空间性和时间性上得到了整体性的解释。

　　郎樱的《〈玛纳斯〉论》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玛纳斯》展开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不仅从传统研究的视角对《玛纳斯》的产生年代、主题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宗教信仰、母题和叙事结构等进行研究,而且将《玛纳斯》作为一种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从歌手和听众的角度分析它的传承发展规律,其中提出的某些学术观点给往后研究《玛纳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迪。此外,还有《〈格萨尔〉论》《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江格尔〉研究》《蒙藏〈格萨(斯)尔〉的关系研究》等一批研究成果对中国史诗的重要文本及其形态、优秀的史诗歌手以及史诗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史诗研究者开始突破将中国史诗当作书面文本进行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囿限,对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史诗研究者的史诗研究展开反思与检讨,运用口头诗学的理论与方法阐述中国史诗传统,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提升中国史诗研究经验。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斯钦巴图等是其间的翘楚,他们功底较为深厚、视野较为开阔,兼具跨语际的研究实力27,不断对中国史诗研究进行反思与自我建构,将口头诗学本土化,进而创造性和开放性地解决“中国问题”,而与之相关联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一批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选择了冉皮勒演唱的《江格尔》作为具体个案,通过对其中一个给定史诗文本的程式句法的分析与阐释,发掘与总结蒙古族口传史诗的诗学特质。这部著作是运用口头诗学研究本民族文学的一个成功范例,直接奠定了朝戈金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钟敬文、杨义、郎樱、扎拉嘎等都曾高度评价该著作在中国史诗学上的学术价值,肯定了其史诗句法分析模型的创新性以及对既有文本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28在对《江格尔》史诗文本形态的多样性展开分析的同时,《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指出以往学界没有充分重视作为口头文学的史诗具有的特殊属性,认为这直接导致许多学人忽视《江格尔》史诗不同类型文本的差异以及对它们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认识,而学人只有在田野作业的实践操作中按照科学的原则才能较为客观和全面地认识史诗文本类型。朝戈金反对使用书面文学理论来界定口头史诗的文本属性,反对简单套用书面文学理论来研究口头史诗的创编、演述和流布,主张以口头史诗自身内在的基本特征来重新界定口头史诗的文本属性,以口头史诗自身的术语来重新阐述口头史诗的特质。朝戈金对口头史诗文本属性的阐述革新了国内民俗学界以往的文本观念,推动了学界对口头文学本身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化。他强调要在创编、演述和流布中对口头史诗展开文本阐释,揭示其创作法则和美学特征。口头史诗的演述文本不仅是演唱传统中的文本,也是在特定的演述语境中呈现的文本,朝戈金主张要将口头史诗的文本与语境关联起来进行整体把握,观察与分析口头史诗文本的诗学特质。以冉皮勒演述的《铁臂萨布尔》的现场录音整理本为样例,朝戈金剖析了史诗文本与演述之间的动态关系,对其诗行进行了程式分析,阐述了其程式的类型、系统及功能,对程式的频密度进行了数据统计,对诗行的韵式、步格、平行式进行了细致的解析,按照蒙古史诗押句首韵的基本特点创立了“句首音序排列”的分析模型。这些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口头特征和诗学法则的探讨,无疑具有开拓性,对中国史诗研究具有理论启示的意义。进而言之,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研究对中国史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在学术方法上带来一种范式性的变革,直接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巴莫曲布嫫提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概念,以之描述中国学人在对口头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翻译、出版等过程中对口头史诗的增添、删减、移植、拼接等不科学的行为,检讨其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诸多弊端。29这种“格式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过程中,因此,巴莫曲布嫫对“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探讨和反思超越了个案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性思考,引起了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的关注。在认识和发现以往学术实践中种种弊端的基础上,巴莫曲布嫫提出“五个在场”的田野理念,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搭建起了一种可资操作的田野工作模型,确立了观察与分析研究者、受众、演述人、传统以及文本等要素之间互动关联的框架。“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五个在场”对中国史诗学、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推进和深化了中国史诗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反思,引起了中国学人对史诗田野研究和史诗演唱的文本化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巴莫曲布嫫《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陈岗龙《蟒古思故事论》、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斯钦巴图《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等一批以传统为本,以民俗学个案为技术路线,以口头诗学为解析框架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史诗研究学术转型的实现,呈现了中国学人在口头诗学本土化方面做出的努力与实践,引领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实践和方法论创新。30他们确立了创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根基,为中国史诗研究学科化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史诗学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31,而且他们已经得到国内外学人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已经超越了史诗研究的领域,对民间文学、民俗学、中国古典文学、音乐学等诸多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2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史诗的总数约有上千种,囊括了数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其大都为活形态的史诗,它们为国际史诗学界当前及以后的史诗研究提供了诸多活形态的史诗样例。根据中国史诗存在的现实状况,中国学人突破了西方古典诗学中“英雄史诗”的范畴和以《荷马史诗》为范例的囿见,提出了“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两种新的史诗类型33,拓宽了国际史诗学界对史诗概念内涵的认识,为国际史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充实了国际史诗文库。朝戈金更是指出“《亚鲁王》具有在中国境内流布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三个亚类型的特征”,呈现混融性叙事特征,是一种“复合型史诗(跨亚文类)”。34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不仅类型和形态多样,而且歌手的类型丰富,例如《格萨尔》说唱艺人便有神授艺人、圆光艺人等多种类型,而且不同民族史诗传统中的歌手在史诗的传承、演述等诸方面呈现出差异,独具中国特色。随着对史诗歌手的发现及其个人才艺的发掘与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诗歌手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学术价值较高的成果,如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郎樱《柯尔克孜史诗传承调查》、巴莫曲布嫫《在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史诗演述人———基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写作》、朝克图与陈岗龙《琶杰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莎克《当代荷马〈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等,他们对国内史诗研究产生深刻的学术影响,推动中国学人对史诗歌手的研究由关注集体性转向对个人才艺的关注,对目标化的史诗歌手展开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跟踪调查和研究。35

　　20世纪以来的这些原创性的搜集和研究成果为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丰富了国际史诗研究的图景,表明史诗研究中国学派在中国地域内形成的内部条件较为充分,已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当然,任何学派的形成既需要自身内在的、长期的学术积累,也需要各种外在因素的推动。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亦是如此,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多方因素配合,才能最终实现。三

　　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要求。当下,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稳步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和平崛起已成趋势,中国史诗研究处在中国正需要变革创新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学人应该有着前人所未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充分利用发展道路上获得的愈来愈多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动力,让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学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与自主性,在国际史诗研究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事实上,今日从事史诗研究的中国学人已经在国际学界的不同场合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国际学界展开了较为频繁的学术交流,在学术对话和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无疑是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重要外部条件。20世纪80年代,仅有仁钦道尔吉、斯钦孟和等为数不多的中国学人前往德国、蒙古国等国家进行史诗学术交流和学习。至21世纪,中国史诗研究与国际史诗研究的学术对话由20世纪80年代的被动加入转向了主动参与,乃至对国际史诗研究起到重要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塔亚、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等代表性学者与国际史诗学界进行了广泛的、具有深度的学术交流。除了《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等研究学会在国内举办的各种国际性年会和学术讨论会外,许多项重要的国际性史诗学术活动以中方举办为主,并对国内外史诗研究发展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尤为突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历史文化研究所、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库、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等多个国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史诗研究领域展开多边合作和学术交流,并就定期开展学术交流、资料共享、合作研究等诸多相关事宜正式签署合作协议。36需要着重提及的是,2009—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及其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举办了七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旨在推进史诗学学科建设,为口头传统研究培养专门人才,涉及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口头传统、欧洲中世纪英雄史诗、蒙古英雄史诗、柯尔克孜史诗等,培训课程涵盖口头诗学的理论与方法,史诗学术史、史诗的演述和传播、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口头传统与互联网、口头文类与跨文类、图像叙事及演述、不同史诗演述传统的个案研究等诸多史诗研究领域,讲席教员和学员来自世界各地,约有六百余人,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在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分别于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举办了主题为“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史诗研究国际峰会:朝向多样性、创造性及可持续性”“现代社会中的史诗传统”“口头传统数字化”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学)”,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名学人对史诗的搜集、建档、整理和数字化,史诗在当下语境中的生存状况与抢救,史诗传统的多样性与跨学科研究等展开学术讨论和交流,增进了不同史诗传统之间的对话和互相理解,为中国史诗研究拓展了国际合作的有效路径。

　　这些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中国史诗研究整体素质的有效提高,凝聚了一批有志于史诗研究的学人,推动国内史诗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扩大了中国史诗研究的辐射范围,进而推动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全球化,并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力,奠定了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中的学术地位,海西希、弗里、纳吉、卡尔·赖希尔、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国际知名的史诗研究者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和各自的论著中充分肯定中国史诗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并对它们一再引用,专业性和权威性较高的工具书《美国民俗学百科全书》(Folklore:An Encyclopedia of Beliefs,Customs,Tales,Music,and Art)对它们也给予较高的学术评价。37

　　中国史诗研究者在国际学界的影响逐渐增强。2011年10月10日,朝戈金应邀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讲学,作了题为Oral Epic Traditions in China:Diversity,Dynamics,and Decline of Living Heritage(《中国口头史诗传统:活态遗产的多样性、动力及衰微》)的英文演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口头史诗研究的概貌,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调查及研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多样性、史诗流传区域和传承情况等。2012年11月17—18日,“2012年史诗研究国际峰会:朝向多样性、创造性及可持续性”在京召开,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十余位史诗研究者围绕史诗传统的多样性、创造性及可持续性,口头史诗建档的方法论反思,史诗研究者、本土社区和研究机构多方互动与协力合作中所面临的挑战等话题展开讨论,涉及亚太、西欧、东欧、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史诗传统以及中国多民族的史诗传统。他们共同倡议成立“国际史诗研究学会”,并推选朝戈金为“国际史诗研究学会”会长。这是国际史诗学术交流的盛事,也是中国,乃至国际史诗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国已成为国际史诗研究的重镇,中国史诗研究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和普遍赞誉,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它寄托了国际史诗研究同行对中国史诗研究未来的期许。

　　如果说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需要一个学术领导人物,那么他应该是朝戈金,他的学术水平和在国内外学界的学术地位已经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他是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带头人38,而且他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深深影响着一批国内学人,马克·本德尔认为他是“堪称典范的21世纪早期的学者和领导”39,是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旗帜。早在2010年,他便倡导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创立。2010年12月3日—5日,哈佛大学“帕里口头文学特藏馆”主办的“21世纪的歌手和故事:帕里-洛德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该校博伊尔斯顿楼成功举办,朝戈金应邀参加会议,作了题为《创立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演讲。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反映了朝戈金希冀中国口头传统研究走向国际的学术诉求,也体现了他希冀中国口头传统研究能够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主观心态与学术自觉。2012年,朝戈金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史诗理论,倡导运用中国诗学固有的理论概念和范畴构建史诗学的中国学派。40他的这些倡导与呼吁体现了中国学人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是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纲领,对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有着前瞻性、世界性的愿景及意义。这里提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是对朝戈金这种学术诉求的回应。

　　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史诗研究者以朝戈金为核心形成了第三代史诗研究者队伍,那么20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等可以称得上第二代史诗研究者,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讨论史诗的中国学人可以称得上第一代史诗研究者。三代中国学人的史诗研究路径和侧重点各有异同,但互相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传承谱系关系。第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学“史诗问题”以及孙悟空与哈奴曼关系的讨论在第二、三代史诗研究者中得到继承,并一直延续到当下,而且第二、三代史诗研究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第一代史诗研究者的影响,第三代史诗研究者中的许多人更是得到了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的亲身传授。与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相比较,第三代史诗研究者在学术取向、研究路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上都焕然一新,在对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的学术传统继承中有发展和超越,在研究观念、理论和方法上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由原来的书面研究范式转向了口头研究范式,走向了“音声的口头诗学”,这种学术传承谱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史诗研究学术传统和代际传承上体现得尤为明显。41这并非意味着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的书面研究范式已经被抛弃,文学、历史、母题、结构和功能等诸多书面研究范式仍然在当下史诗研究中发挥着口头范式不能替代的作用,有着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走着与口头研究范式不同的学术路径和内在理路,它们与口头研究范式构成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传统,为中国史诗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学术可能。中国史诗研究呈现的这种学术传统及其代际传承是中国史诗研究稳步推进和保持活力的保障,是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重要条件。

　　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有着自身的组织基础。在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专门从事史诗研究的机构和中心数量非常多,但是最具历史传统的史诗研究机构当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它是中国史诗研究的重镇。自1980年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探索并建立了自身的学术传统及其代际传承学术机制,开拓性地创建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格局,以中国史诗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为使命,率先完成中国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引领着中国史诗研究的整体发展和未来走向,推进了中国史诗研究学科化和制度化。42这便决定了史诗研究中国学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孕育和生成。还值得述及的是,中国史诗研究有着支撑定期刊发相关学术论文的学术刊物,如《民族文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民族艺术》《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等,它们在国内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重点学科“中国史诗学”负责人朝戈金与《西北民族研究》编辑部达成共识,在《西北民族研究》开辟“中国史诗学”研究专栏,希冀对北方少数民族史诗、南方少数民族史诗、史诗学理论和方法、史诗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开展持续性学术讨论,意在推进中国史诗研究和构建学术对话的话语体系。自2016年第4期起《西北民族研究》的“中国史诗学”专栏组稿4次,刊发论文21篇。

　　随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提出及其学术讨论热烈开展,中国史诗研究话语的提炼与本土诗学体系建构的探索成为21世纪史诗研究的重要理论话题,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对此具有示范意义。他运用文艺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美学和诗性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蒙古英雄史诗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诗学构建,创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立足于本土诗学的研究范式。他把诗性、历史性、哲学性和综合性等融于一体,他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建构不仅仅在于它具有填补了蒙古诗歌诗学研究一大空白的意义,更在于他以积极严肃的开创精神把蒙古诗歌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高度,“对推进诗歌研究和诗学建设,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43

　　另外,“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44当下,史诗研究的学术生态呈现多种理论共存的多元格局,面对中国史诗研究呈现的多样性,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旗帜和研究范式应该从中国史诗研究的实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口头诗学为理论建构的突破点,从创编、演述、接受、流布等诸多维度对中国史诗展开研究,将“音声的口头诗学”进一步向“全观的口头诗学”拓展45,从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将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知纳入口头史诗的演述和叙事的可分析框架里进行考察,进一步深化中国史诗研究,促进中国史诗研究整体、全面、科学地发展,将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中国史诗研究新的学术空间,构建面向新世纪卓然而立的中国史诗学。

　　综上所述,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既有学术实践资源,也有学术理论资源,在学术传承谱系、学术传统、学术领军人物、原创性学术著作、理论旗帜等诸多方面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与必然。当然,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中国学人具有构建中国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意识,具有突破国际史诗研究范式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要有意识地让国际学界关注、认知、理解、认可,乃至推崇中国史诗研究。需要对中国史诗搜集成果与研究成果展开基于学术史视角的系统、全面、深入的整理与研究,多向度的反思与检讨其得失,总结其规律,清晰地展现其整体面貌,考察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构建中国史诗研究的传承谱系和学术传统。需要将中国史诗研究者打造成一支在学术上成熟、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将相对分散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力量适当地集中在一起,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得有限的学术资源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系统地解决中国史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增强中国史诗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从整体上推动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与进步。需要加强中国史诗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通过对概念、术语、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的提炼和提升,形成语言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口头诗学、民族学、音乐学等多学科视野中的中国史诗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的学术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的史诗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国学人须立足于中国语境,契合中国实践,将对国际诗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吸收、本土化与发现和重估中国本土史诗资源结合起来,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将构建中国史诗研究作为学科重要标志的原创性核心理论,推出具有本土原创性的史诗研究成果,进而增强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无论如何,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史诗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和奋斗,毕竟它是中国史诗研究者的共同事业,是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术上的声誉形象和一面旗帜。可以相信,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中国史诗研究必将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彰显出中国史诗研究者应有的中国特色的学术风貌、学术风格、学术影响,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心,更多地发出“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