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
也借指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人民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文学作品。
②比喻壮丽的、足以传世的业绩。[3]
太过宽泛的解释，往往流于简单和模糊。遍搜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从先秦到民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共计十七万卷的历代典籍[4]，史与诗基本上是以“咏（詠）史”“诗曰”的方式出现，即使有“史诗”一词出现，意思也不甚明朗[5]。
一些学者断定像“文学”“诗歌”“历史”“观念”这些词汇皆由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译英文创制而成，后来由留日学人介绍到中国[6]。换句话说，“史诗”很可能是舶来品。众所周知，中国接受西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西来的，这个时期较早，传播者多为来自英、德、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比如明朝年间来华的罗明坚、利玛窦等人；二是东来的，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充当媒介，此时大量的日译西学新词流入华夏，冲击着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
不过，中国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存在着原典缺失、吸收不全、消化不良的现象，比如“史诗”这个概念的迻译即是一个典型。何谓史诗？一个建立在西方文学观念上的诗学理论话语是如何进入中国本土的？这就需要考察“史诗”的创造和传播始末，同时见微知著地对中国西学接受史进行省察。
1、“史诗”的古希腊语源
“史诗”一词是不是19世纪末日本运用汉字造字法创制的新词？要回答这个疑问首先必须追溯它的词源以及最早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出现情况。
英文“史诗”写作epic，源于拉丁语词epicus的英语化改造，而拉丁文epicus又是来自古希腊文ἐπικός。epic作为形容词，第一次使用的书面文献出现在1589年；作为名词，则可追溯到1706年。也就是说，十六世纪，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重新发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7]。
实际上，古希腊词ἐπικός最初的语义并非单一。归纳利德尔（Liddell）和斯科特（Robert Scott）所编《牛津希英辞典》（Greek English Lexicon）以及国内古希腊学者罗念生先生等人的分类，这个词汇有如下解释：
Ⅰ.字，言辞，字句，话语，ένὶἔπει。[8]
Ⅱ.讲话，故事，（入乐的）歌词。
Ⅲ.①预言，神示，格言，谚语Od.12.266；Hdt.1.13。
②劝告。
③诺言Il.8.8。
④信息，条令Il.1.216,2.807,Od.18.166。
⑤τὰἔπη史诗（即和μέλη“抒情诗”相对的叙事诗）Pi.N.2.2;Hdt.2.117,Cf.Th.1.3;X.Mem.1.4.3;Pl.R.379a。
⑥诗句，诗的统称（包括叙事、抒情诗）Alcm 25。[9]
可以看出，ἔπος原本与语言、说话、话语有关，在荷马两大史诗中尤为典型。比如以《伊利亚特》的前三卷为例，就可以大体知道ἔπος的涵义范围，涉及的多为“话、词”，与事件甚至历史相联系的语义则是后来产生的。《伊利亚特》第1卷出现五处ἔπος：第109行“你从未说过吉利的话”；第216行“我必须听从，女神，服从你的话”；第361行“对他开口说劝”；第419行“祈求喜好炸雷的宙斯”；第543行“把你的想法告诉我”。第2卷有两处：第361行“我有一番告诫”；第807行赫克托耳听到女神的话音。第3卷共三处：第83行“有话要说”；第204行“你的话完全正确，说得一点不错”；第308行“宙斯知道，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永生的神祇，他俩中谁个将死，已由命里注定（θάμβησέντ᾽ἄρ᾽ἔπειταἔποςτ᾽ἔφατ᾽ἔκτ᾽ὀνόμαζε）”[10]。
荷马使用这个词汇的频率很高，其意带有至高的权威性。比如第8卷第8行宙斯严厉地对众神命令：“我的话（ἔπος）谁也不许反驳；相反，你们大家都要表示赞同。”[11]除了简单的“话语、言辞”，荷马吟唱的ἔπος也与事件、情感以及不可言说的神秘事物相关。比如《奥德赛》第12卷第266行：
心中顿然想起
双目失明的先知，忒拜人泰瑞西阿斯和
埃阿亚的基尔凯的叮咛（ἔπος）。二位曾再三告诫，
要我避开赫利俄斯的岛屿，他给凡人致送欣喜。[12]
《伊利亚特》中的ἔπος表述话语、神谕、诺言、命运等，《奥德赛》则体现作为语言的ἔπος本身的迷思和魅力，甚至强调它的欺骗性。有一句希腊谚语叫做αμ’ἔποςαμ’έργον，译成中文就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在这些语境下，ἔπος词义本身并不代表真实，它允许虚构和想象，更与真实的事实无涉。
从词源上讲，ἔπος属于“秘索思”（mythos）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希罗多德那里，开始着意区分ἔπος中的真实与虚假成分，ἔπος作为叙事诗的意义凸显出来。希罗多德在《历史》第1卷第13段讲述：
不过佩提亚又说（εἶπε），巨吉斯的第五代的子孙将要受到海拉克列达伊家的报复。实际上，在这个预言（ἔπεος）应验之前，不拘是吕底亚人还是他们历代的国王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话（ἐποιεῦντο）记在心上。[13]
希罗多德的“历史”实为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探索”，他对往昔发生的事件穷追不舍，做出种种推测，甄别所谓历史中的真实和虚构的成分。又比如第2卷第117段，希罗多德分析说：
这些诗句和特别是这一节非常清楚地证明，塞浦路斯叙事诗（ἔπεα）并不是荷马，而是另一位诗人写的。因为塞浦路斯的叙事诗（ἔπεα）说，亚历山大偕同海伦在三天之内从斯巴达到伊里翁，一路之上是顺风顺水没有浪头的。但是根据伊利亚特，他在带着她的时候，是迷失了道路的。现在我就不再谈荷马与塞浦路斯叙事诗（ἔπεα）了。[14]
希罗多德对先贤的断言产生怀疑，并就叙事诗中所记录的情节真实与否进行分析。他认为叙事诗不是历史，因为不同的作者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千差万别，真假难辨。这与荷马所使用的ἔπος的语义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柏拉图则更进一步，寻找类型和用语的标准，在其著述中直接把ἔπος归入与神相关的诗的范畴。《理想国》379a两位论者对话道：
他说，你说得对，但你说的关于诸神的这些故事的类型或判断其用语是否正确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我说，大体上是这样的，把神的真正性质描写出来，无论是写史诗、抒情诗，还是写悲剧，都要把这些真正的性质归之于神。[15]
史诗也好，抒情诗也好，悲剧也罢，它们的核心都与神灵相关。柏拉图所理解的史诗功能在于叙述（diēgēsis）。在《理想国》（3.392D-394C）中，柏拉图从悲剧和史诗中各取一种方式作为媒介，并将史诗明确地归于叙述和摹仿（mimēsis）的艺术。最先确定史诗的理论研究范式的第一人当属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最后四章，着重探讨史诗的属性、分类、格律及其功用，认为史诗与历史不同，历史记载的是“发生在某一时期内的、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件事情和其它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而史诗允许“编制戏剧化”[16]的情节：
史诗更能容纳不合情理之事——此类事情极能引发惊异感——因为它所描述的行动中的人物是观众看不见的。……能引起惊异的事会给人快感，可资证明的是，人们在讲故事时总爱添油加醋，目的就是为了取悦别人。[17]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希腊词汇“史诗”从来未能彻底脱离神话语境，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对“史诗”一词的使用仍然属于神话语境中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给了史诗定义、范畴以及名分，他将史诗当作各类诗歌中最重要的一种体裁，并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悲剧。不过他更为关注的是，史诗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与历史虽有特殊关联性，但是史诗里面依然存有“不合情理”的成分，无法全然等同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
之后，诸多拉丁词语由希腊文移植过来，包括拉丁文epos，直接将希腊文ἔπος转写而成[18]。，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更是将史诗的地位推高至各种类型的文学之首[19]。
很长一段时间，基于词源意义，史诗最大、最明显的特点之一都被认为在于它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对某一事件或多个事件的“叙述”。而叙述的真实与否，人们似乎并不在意也很少怀疑，“史诗”逐渐地广义化。
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细划，在1835年出版的《美学》第3卷论说：“‘史诗’在希腊文里是Epos，原义是‘平话’或故事，一般地说，‘话’是要说出的事物是什么，它要求一种本身独立的内容，以便把内容是什么和内容经过怎样都说出来。”[20]并把十七世纪以来出现的新艺术形式分别归入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这三大文类当中，他力图超越亚里士多德，但仍然没能跳出规范诗学的框架。
从诗到史，从半诗半史到正式史诗，史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渐渐让位于小说。卢卡斯（Lukács）在《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里甚至声称：“小说即为遭到上帝遗弃的史诗”。[21]而此时无论是口传还是文字形式，人们对“史诗”这个词的理解与古希腊时期的含义已越来越远。
2、“史诗”东渡日本
那么，英语世界中的“史诗”是如何进入中国文学术语中并被固定下来的呢？中国古籍既然未见类似史诗这样的诗歌体裁的记载，那么很容易便误将这一概念归于日本近代用汉字对接西方文学观的尝试。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1983年版《日本国语大辞典》如此解释“史诗”：
「史詩」叙事詩の一つ。歴史上の事実を題材にした詩。
（史诗：叙事诗的一种。以历史上的事实为题材的诗。）[22]
“史诗”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是什么时候呢？
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明治30年代，也就是从1897年至1906年这十年间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3]。第一个阶段开始于明治20年代末，这个时期日本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是文艺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他仔细地对比西方、中国、日本的文化，强调文学树立独立精神的目的和作用，从早先的日本主义文学观转到追求超越国家和自我本能的文学观[24]。1898年，高山樗牛撰写了一部《西洋文明史》，由东京博文馆刊行。书中在谈到西洋文明的时候，著者便使用了汉字对接英文的译法，积极地将西方新思潮引进日本文学中来，在当时来说可谓独具一格。明治初期的日本，以教育、科技立国、脱亚入欧的心愿迫切，所以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追求去神秘化。然而中国的人文传统太过强大，渗入到日语的骨髓之中，使用汉字对接西方文字自然成为一种需求。然而，高山樗牛独特的西文译法却别有用心，欲与日本沿用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切地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分庭抗礼。高山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彻底摆脱日本千百年来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在此之前，高山樗牛就同日本现代启蒙思想之父福泽谕吉所持有的脱亚入欧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汉学的衰颓》一文中曾彻底地否认中国文学的价值，认为中国从最古老的文学《诗经》开始，便被形式主义所支配，一味地偏重实用主义[25]。
高山樗牛刻意避谈历史意义，声称汉学毫无价值，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绝无裨益。他如是说：“欧洲文学的源头为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而日本文学之基石却是支那文学。可叹现如今的小说家，徒然地罗列支离破碎的文字、唱和轻松怪异的语句，真乃我国文学之悲哀。”[26]当然，古希腊神话哺育了整个后世的欧洲文学，高山樗牛在介绍西洋文明的时候，自然关注到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的重要性。
其实，“史诗”一词在19世纪末近代日语中的使用已不新鲜，早在高山樗牛发表《西洋文明史》的20年前，“史诗”已经明确地刻印在在日本出版的《英华和译辞典》当中。
1879年，由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校正的《英华和译辞典》由山内輹发行，分上下两册，分别以“乾”、“坤”命名，泛指天地万物，辞典上赫然印着英文：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with theJapanese Pronunciation（即“英文中文日文词典付日文发音”），全书共计3254页，其中乾部1541页，坤部1713页。每一个英语词条后紧跟着汉语译词，然后是平假名和日文译词，最后添上罗马字表记的日文译词读音[27]。Epic词条收录在上册，即“乾”部，日文译词全部使用的是“史詩”。那么，“史诗”概念是不是就出现在1879年呢？答案是否定的，时间需要继续往前推。
事实上，《英华和译辞典》是一部日译辞典，所依照词典原本购自中国，原名《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编著者是来华传教士罗存德（Whilhelm Lobscheid，1822—1893），日语将其姓名译作ロプシャイト，他耗时四年于1866至1869年在中国编著完成。日本人之所以看中这本《英华字典》而出版《英华和译辞典》，正因为字典的发行顺应了当时日本国内学习西方的需求，随即在日本产生巨大反响。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长期闭关锁国，唯独在长崎设立贸易口，仅对荷兰和部分中国商户开放，所以日本“兰学家”只会荷兰语。1868年明治天皇收复政权，除旧布新，积极主动地接触西方文化。日本社会面临学术转型期，许多人借此机会恶补英语，而1879年“罗存德的这本《英华字典》刚好填补了日本人学习英语教科书（工具书）的空白，也为这本词典得以在日本得到广泛使用，进而对日本近代英语学习史、日语近代译词（新词）的形成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创造了难得的良好条件”[28]。
《英华和译辞典》每一个英文词条后紧跟的是汉语译词、日文译词、罗马字表记的日文译词读音，当然汉文在其中占据着文化绝对优势地位。“史诗”一词出现在“乾”册。1884年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再次对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进行增订，并在“序言”中强调了该辞典所肩负的重要的传播作用，提出了振兴学术，提升国力，以至与西方诸强国相抗衡的希望[29]。可见，日本学界之所以对于罗存德这本字典关注的原因以及重视程度。盖因为这本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日本两国近代译词的形成以及在中英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字典中出现的“史诗”一词，不是日本造词，而是借自来华传教士的译词。
针对目前各学界只要论及二十世纪初叶，语文新词汇凡一出现，大多肯定是日本所创词汇的现象，历史学家王尔敏曾忧心忡忡地转述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研究者周佳荣的观点说，一些“由日本传入的新名词，原来是日本学者在十九世纪中叶，将西洋教士在香港所刊行的中西词字对照，抄回日本，先在日本推广使用，如神学、哲学、社会、银行等词，早在香港教士使用。若西洋文法的八大词类，亦并早行于教会学校，为时俱在晚清自日本大量输入新名词之前”，并敬告学界“这事必须重新思考解说，定论必须重订”[30]。
日本1868年推翻幕府统治，结束长达百年的闭关锁国的状态，显而易见，“史诗”一词不太可能在1868年之前内忧外患的日本本土产生，这个汉语词的生成的地点本来就在中国。
3、“史诗”在中国
毋庸置疑，近代以来许多新概念入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十八、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辞典编译。最早将西方史诗观念介绍到中国的是外国传教士，而将英文epic对译成中文的也是来华传教士。也就是说，早期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在接受西方的史诗观念时，主要还是取例西方，同时又赋予了很强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日本所翻译和看重的《英华字典》原貌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罗存德的《英华字典》
1848年，德籍传教士罗存德由德国礼贤会（the Rheish Missionary Society）委派，在英国登船前往中国。经过数月的海上颠簸，他先在香港登陆，之后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进行传教。[31]耗时四年，罗存德编纂的四卷本《英华字典》，于1866年开始由每日新闻办公室（Daily Press Office）在香港发行直至1869年结束。字典为八开本，共两千多页，可以算得上是香港最早的双语字典。这本字典综合性极强，几乎代表了十九世纪西方人英汉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32]，在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的为数众多的汉外辞典中，尤其值得关注。在1867年出版的字典第二卷第743页出现了对Epic“史诗”译词的命名和解释：
Epic，narrative，說shüt.Shwoh，紀(kí.Kí；anepic poem，史詩(sz,shí.Shíshí，紀事之詩Kísz2,(chí,(shí.Kísz chíshí，懷古之詩，s wái(kúchí,shí.Hwái kúchíshí.[33]
必须承认，罗存德是一个对十九世纪以后中日汉字新词的形成颇具影响的人物，他曾三次来华，在中国前后逗留近二十年，用心编撰《英华字典》，无论是词条的收入数量还是字义的解释、注音，较之前人其开创性贡献都不容忽视。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字典？它与之前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Henry Medhurst）等人编纂的字典又有何不同之处？
虽然罗存德在辞典的序言中只字未提，但在1872年写给冯·罗赫登（von Rohden）的信中，却透露编纂《英华字典》信息：他受到“学术学会（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的委托，旨在“发掘以前完全不为人所知，但可以传递唯一正确的理解的钥匙的汉语特点”[34]。只可惜，就在1869年字典完成的前夕，罗存德与教会（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发生冲突，遭到免去神职，黯然回国[35]。再加上《英华字典》在中国国内的发行受阻，一度湮没无闻，国内目前几乎很难找到罗氏字典包括他的著作。罗存德之名连同《英华字典》被中国的词典史束之高阁，在现有的英汉汉英词典史中很少得到评述，甚至只字不提[36]，确属学术研究的憾事。
与在中国遭到的冷遇相反，《英华字典》一经出版旋即被日本大量购入，加上中村敬宇、井上哲次郎的翻译、介绍和增补，对日本近代英日辞典的编纂、译词形成产生的深远作用远远超过其在汉语界的影响。显然，罗存德编撰字典的初衷应该是帮助西方人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学习汉语的一个窗口，没有料到自己却被日本人奉为座上宾，用以提升日本国力、对抗西方的工具和砝码。
我们无法还原罗存德在将英文epic poem译为汉语“史诗”时的具体情形和最初的动机，只能按照时代背景和周遭环境推测作者当时的考量。首先，epic在词源上有叙事之意，确与中国记事的“史”字义相关，poem则对应汉语中的“诗”无疑。其次，罗存德编纂字典的目的在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和理解，追求的是英汉语言的对译而不是对等。编纂者对中国的古籍以及儒家思想有所研究，《英华字典》第二卷扉页上印着《论语·卫灵公篇》（15.41）的一句话“子曰辞达而已矣”可见一斑。再有，汉语中的双音节词汇言简意赅，容易理解和通行；另外，对中国古典说法的借用，罗存德尤其欣赏儒家思想。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现代的人解释说，孔子曾讲：“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恰当，这才是君子”[37]。“史”本指宗庙之祝史，或在官府执掌文书者，这些人往往显得虚伪、假正经，故史意指浮夸，过于浮夸的辞藻，是孔子所反对的。而孔子对《诗经》的礼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想必对来华学习汉语的罗存德留下深刻印象。最后，罗在众多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成果上进行革新，就是把“诗史”改为“史诗”的举措。
（二）从“诗史”到“史诗”
在罗存德之前，各国传教士多用“诗史”一词来指称古希腊荷马的两部英雄诗歌。毕业于伦敦大学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精通希腊、拉丁等多门语言，他于1857年在《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创刊号上发表了<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Greek the stem of WesternLiterature）一文，文章谈到西方的史诗，用的是“诗史”一词：
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腊……初，希腊人作诗歌以叙史事（明人杨慎二十一史弹词即其类也）和马海修达二人创为之，余子所作，今失传，时当中国姬周中叶，传为无多，均由口授，每临胜会，歌以动人，和马所作诗史（唐杜甫作诗关系国事谓之诗史，西国则真有诗史也）。[38]
艾约瑟认为西方文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并特别提到“诗史”一词，在文章中使用三次，强调其由荷马最早创立，最初古希腊人通过创作诗歌来记叙历史。其实，“诗史”一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概念。
该词最早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9]意思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他用笔抒发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被称为“诗史”。中国诗本就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诗不同，诗史少陵的诗作没有半点虚构成分，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才有陈寅恪推行“以诗证史”学术方法的可能。
所以说，中国原有的“诗史”与《六合丛谈》中所言“诗史”已呈现出东西方对于诗体本身理解上的差异。艾约瑟也注意到二者的不同，不过他倾向于认为西方才有真正的“诗史”。
后来，“诗史”如何演变成为“史诗”的呢？艾约瑟称为“诗史”的年份是1857年，至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明确“史诗”一词的1867年，中间隔了十年。可不可以断言第一位命名“史诗”的人就是罗存德呢？从“诗史”到“史诗”这十年之中有没有其他人比罗存德更早使用“史诗”的命名呢？实际情况如何，还待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笔者目前有四个推测：一，双音节的词发音shi shi基本一致，容易混同；二，按照英文短语epic poem的顺序译成；三，罗存德爱好儒学，向中国典籍致敬；四，字典编纂者的蓄意创新，以区别于和前辈用法。史记事，诗言志。许慎《说文解字》云：
史，記事者也。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雲記言者、以記事包之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疏士切。一部。[40]
诗，志也。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按许不云志之所之。径云志也者。序析言之。[41]
从表面看来，“诗史”偏重在史，描述事实；“史诗”则偏重在诗，抒发情感。“诗史”是中国已有的概念，作为对译西方文学术语“epic poem”的词汇，将原顺序调整为“史诗”一词的初始动机，想必就是要区别于中国本土的概念，同时又不能与此概念相去过远，而让中国人产生异域、陌生之感。按照现代的流行话来说，这个译词很接地气，顺应汉语造词习惯。“诗史”重视“史”，“史诗”强调“诗”。正如赛义德在《理论的旅行》一文中所阐述的，十九世纪初，所谓东方的超验观念输入欧洲，或者十九世纪晚期欧洲的某些社会思想译入传统的东方社会，都属于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外一种文化的移动。[42]不过，近代中国的情况尤为特殊，更为曲折，仅用理论旅行一说，似还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研究员的新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首次提出“侨易学”的观念，探讨研究对象是如何通过二元关系的相交，导致“异质”相交，从而引发精神层面的变易。“因为只有在‘侨’与‘易’的双重维度中，我们才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轨迹，其变与常的中点和关系。也就是说在移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变化，同时又有不变之道横亘其中。”[43]如果把“史诗”作为一个侨易个案的话，侨易主体就变成了一个非生命体，即作为概念的“史诗”，这是一种话语概念，是抽象世界的文化符号。那么它的物质位移，显然就不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地理位移。符号位移与个体位移形成一种交错现象，则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它的演变轨迹，阐释其核心问题。
在侨易学的视域下，“史诗”的侨易现象不仅仅属于简单的物质位移，它是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史诗”概念播撒到近代中国的土壤后，并没有很快发芽；而罗存德的字典在日本获得翻译和介绍，这一概念逐渐开花。本来，中国外来的新名词与其母语中的原形词之间并非天然存在着一种对等关系，它们在建立之初就是两种或多种文明间思想观念互动的“实践”产物。这些外来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不仅表现在其形成之后，而且表现在它们诞生之时，即开始于两种或多种语言词汇“互译”的过程之中。[44]所以，与其说是罗存德首创了“史诗”这一词汇，不如说是他利用中国典籍、在前传教士的贡献上改造了这一概念，使其作为西方文学术语进入中日字典史以及文学史当中，从一定程度上说，可以算作对于异国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
罗存德属于较早地进行嫁接中西语言从而创造新词的尝试者之一，他在前传教士的基础上虚心借鉴并大胆革新，通过中英两种语言之间注音、互译、释义、例证、检索等方法，实践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跨文化传播，赋予“史诗”等词汇以鲜活的生命，在这一点上可谓功不可没。
4、小结
考察西方“史诗”概念输入近代中国的曲折过程，宛如打开了一座尘封多年、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创造宝库，异彩纷呈的语言、文学、思想在这里相遇、碰撞、聚合、重组，东方文化传统中所没有的新的概念在这里萌发、提炼、升腾。
事实证明，“史诗”并非日本人首创，而是由一名德国人依照西方的文学惯例、中华文化的人文传统以及表述方式对译英文完成。日本借用了这一术语，留日中国学人又将它带回家乡，“史诗”的历程堪比一条曲线救国之路。从古希腊到英语世界，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再回到中国，贯穿着“二元三维，大道侨易”[45]的基本思维。“史诗”概念厘清类似“史诗”这样重要概念的发生史和侨易现象，是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不可或缺的一项研究。
“史诗”一词的生成，从一定的角度看，是中、英、日交流产生的结果。
某些学者的形容一针见血：“这个时期，所谓世界史上的中西对话、日西、中日对话，从根本上讲就是西方与以中国为主的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对话。这一对话的吊诡之处在于：东亚文化圈中的日本用中国文化的文字工具，对接了西方文化，创造了一套以西方文史哲为内容，以汉字为工具的现代文学词汇，中国再把这些原产于本土、重新排列组合后产生新一层意义的词汇承接过来，用于中国现代的文史哲学建构。”[46]的确，在近代历史上，迫于世界现代化的激烈挑战，日本在亚洲范围内率先进行了“向西方看齐”的现代化政体和文化改革，试图与先进而又强硬的西方进行文字对译和文化对接。日本变革的深层意义，表面看来是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对接尝试，实际上却标志着汉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直接碰撞。无论日本脱亚入欧的心情是如何迫切，采用了何等激进的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底蕴深厚的汉文化从始到终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令人忧心的是中国学术界针对某一热点问题总是呈现扎堆式、人满为患式的研究，过于笼统地将近代许多新词归因于日本。诞生于中国本土的《英华字典》研究却鲜有问津，连同编纂者罗存德的名字似乎一同淡化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这本字典珍贵的史学价值，以及其后蕴藏的中、日、英、希的文化基因都有待发掘。仅仅通过“史诗”一词，便可以窥见西方、日本、中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新的课题接踵而至，寻找新的立足点看待问题的角度亟待深入。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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