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史诗”作为一个词，与其他词汇一样，具有其范畴，在这个范畴中，也有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之分。典型成员是范畴中最早获得意义的来源，是人们首先认知到的，具体到“史诗”，便是最早被人认知的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英雄史诗。“史诗”一词并非由中国学者直接翻译自希腊文或英文，而是转借自日本。中国学者从字面意义出发，淡化了其故事性而强调了它的历史性。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以创世史诗见长，“创世史诗”，以及其近似词“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当是针对英雄史诗而出现的术语，这源于学者认为英雄史诗是非神话的(或者神话内容相对较少的)，是非原始性的。这些术语具有一定的非典型性。“史诗”成员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会发生变化，其变化与影响力的大小有关。

　　关 键 词：史诗；创世；迁徙；原始性

　　史诗，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文类，它是由诸多具体的文本构成的，一说到史诗，人们的头脑中可能会浮想想起《伊利亚特》、《奥德赛》、《格萨尔》等等一些具体的文本。这些具体的文本共同构成了“史诗”这个概念。可是，一旦要给史诗下个定义，情况马上就复杂起来了，各人给出的定义会有所差异。另外，当我们拿出一个从民间新搜集来的文本，要判断它是否属于史诗，有时会感到难以判断。这与人类借助语言为中介来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有关。

　　客观世界的事物是杂乱的，但大脑对事物的认知不能是杂乱的，换言之，客观世界的事物本身没有分类，而人类在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是采取分类的方式来进行的，认知语言学称之为范畴化(categorization),范畴化得到的结果需借助语言词汇来表达，成为一个概念。比如树、动物、鸟、椅子等等。史诗作为一个概念，与动物、鸟等概念一样，具有词汇的一般特性。

　　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范畴，范畴包括诸多的成员，就像“鸟”这个概念是由麻雀、老鹰、鸽子等等成员组成的范畴形成的。这些成员的地位不一样，具有典型(中心)与非典型(边缘)之分。典型成员是这一范畴最早获得意义的来源，是人们首先认知到的，典型成员在认知语言学中也被称之为原型。人们判断某一事物是否属于这一范畴，都是以原型(典型成员)为参照标准。在一般人看来，概念是明确的，范畴的界限是明确的，其实不然。依然以鸟为例，燕子、鸽子、乌鸦、喜鹊、麻雀等等，都没问题，但蝙蝠算不算鸟?蜻蜓算不算鸟?蝴蝶呢?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人们，答案并不是一致的。关于蝙蝠，有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即禽类与兽类打仗，蝙蝠看到禽类快要赢了的时候，就跑到兽类一边去，说它是兽类。过一会儿，禽类看似要赢了，它又跑到禽类这边来，说自己是禽类。结果，两边都不认它了。撇开这个故事的教化意义，这个故事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对蝙蝠归属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范畴的边缘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的。概念(范畴)边缘的模糊性有两种，以上这种在英文中用fuzziness表示，另一种模糊性是事物本身界限的模糊，比如热、冷、高、矮、脚等等。人们很难找到热与冷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热与冷的边界是相对的，变动的。认知语言学中用vagueness来表示这种模糊。“史诗”之范畴其实集中了两种模糊性于一身，不仅有的个体文本我们难以判断其是否可以归为史诗,“史”这个词本身也具有边缘模糊性，什么情况下可以开始称为史，这是难以拿捏的，这也是神话与历史纠缠不清的原因之一。

　　那么，史诗作为一个概念，它的典型成员是什么，边缘模糊性如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介绍了古希腊史诗。一位叫艾约瑟的传教士，在《六合丛谈》相继发表了《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组》、《希腊诗人略说》、《和马传》等文章。他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中写道:“希腊人作诗歌以叙史事,和马、海修达二人创为之，余子所作，今失传。时当中国姬周中叶，传写无多，均由口授，每临胜(盛)会，歌以动人，和马所做诗史。传者二种，一以利亚，凡二十四卷，记希腊列邦攻破特罗呀事，一阿托塞亚，亦二十四卷，记阿托苏自海洋回国事，此二书，皆每句十字，无均。”[①]可见，最早介绍史诗的时候，艾约瑟把史诗称为诗史。这是受到中国文学传统术语的影响之故。“诗史”一词，原是对杜甫的诗之专称。唐代孟啓的《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诗史’。”[②] 这是说，杜甫用诗歌写出了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故被称为诗史。后来，另一些以诗写史的诗人所写的诗歌也被称为诗史，如南宋末年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陆游的《关山月》、《书愤》、《示儿》等。艾约瑟应该是借用了这个术语。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是英国传教士，著名的汉学家。他二十岁时(1843年)即在上海传教，1861年到天津传教，1863年到北京传教。1905年在上海逝世。艾约瑟涉猎极广，与王韬等人合译了《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文天源流》、《谈天》、《代数学》、《植物学》等书。在研究方面，主要是语言学与文学，有《汉语在语言学中之定位》、《汉语的进化》、《中国语言学》等，文学有《诗人李太白》。可见，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学比较了解，可能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他所介绍的荷马史诗，便顺手拿来中国文学传统上的“诗史”术语。

　　“诗史”用来指代荷马史诗的做法基本上没有被继承，虽然它出现得最早。究其原因，可能有三点：首先，当时中国受到列强的欺辱，目光大多只关注西方的科技，对西方的文学兴趣不大，艾约瑟的介绍未必产生了影响;其次，中国传统术语“诗史”原来所指代的诗歌都比较简短，不像荷马史诗那样宏大;再次，“诗史”这一术语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习惯，容易使人产生这是关于“诗歌的历史”的错觉。遍查清末的期刊杂志，除了艾约瑟本人的这几次使用之外，之后的40多年里，没人再使用“诗史”来指代荷马史诗了。

　　目前学界在介绍史诗的文章中，言必说史诗翻译自希腊语的επoc或英语的epic。总的来说，这一说法没错，但这一表述间接地掩盖了“史诗”一词传入中国的真实渠道。在中国，第一次用“史诗”这一术语来指代希腊荷马史诗的，就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是1900年章炳麟出版的《訄书》:“世言希腊文学……史诗工善而后有舞诗(歰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其所谓史诗者:一，大史诗，述复杂大事者也;二，裨诗，述小说者也;三，物语;四，歌曲，短篇简单者也，五，正史诗，即有韵历史也;六，半乐诗、乐诗、史诗掍合者也;七，牧歌;八，散行作话，毗于街谈巷语者也。”[③] 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遭通缉，逃亡日本，1899年回国，第二年初，他将自己几年来的文章编集出版，名为《訄书》，意为受国运所迫而不得不说的话。他是在本书的 “订文第二十五”之“附：正名杂议”里论及史诗的。原文里有章炳麟引用“史诗”时的出处，即歰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这是一本日本著作。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史诗”一词更早的出处，那么，可以初步认为，这个词最初并非外国传教士或国人直接翻译自希腊文或英文，而是转借自日文。正如“神话”一词来自日本，而非直接由国人翻译自英文的myth。此术语一经引入之后，后人多有沿袭，如王国维1906年的《文学小言》中的“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语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④] 1923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使用“史诗”这一术语:“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⑤]

　　“史诗”一词被引入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个术语不甚满意，对“史诗”原意进行解释，如西谛(郑振铎)在《史诗》一文中说:“史诗在希腊文的原义是‘故事’(story)之意，他们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种有韵的可背诵的故事。”[⑥] 1928年,胡适没有沿袭前人的术语，在《白话文学史》中直接将epic翻译为“故事诗”：“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的现象。”，[⑦] 应该说，“故事诗”[⑧]的提法较“史诗”更为准确，但“史诗”一词已经先入为主二十多年，鲁迅等学界大腕也已经认可，虽然胡适当时的名望与影响力也很大，故事诗的提法还是几乎无人响应，而且有学者提出了批评。吕甫曾撰文说:“在过去有许多人都把它认作‘史诗’，自然是一种错误。他们是从片面观察的结果。没有根本了解‘史诗’与‘故事诗’的内质……所谓‘史诗’者，盖来(C.M.coyly)在诗学原理导言上说：‘史诗为一种非热情，而用高尚韵文描写叙述出，在绝对之定论下的一种大活动或大事件的;即英雄人物，超自然的事实’。而故事诗却迥然相异……哈氏说：‘“故事诗”和“史诗”的区别，是从他们的来源事物和方法上的差异。’”[⑨] 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在胡适写《故事诗的起来》(1927)之后十年。“故事诗”最终没有被接受，除了“史诗”先入为主这一最重要的原因之外，估计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首先，在中国，“故事诗”已经有所指代，它所对应的诗歌都比较简单，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诗》,《故事诗十六首》等，每首都由几句构成。另外，这一词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的法则，在汉语中有这样一条规律，双音节词往往会战胜并淘汰与之竞争的多音节词，就像“电脑”迟早会战胜“计算机”一样。

　　中国古代，有一种诗称为咏史诗。《晋书》云：“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这类诗发端于秦汉时期，盛于唐宋，其内容大多是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所感而做的，一般不是很长。这类诗后来也称为史诗，如刘春和1935年发表于《人间世》第40期的《太平天国史诗补》，其所说的史诗其实就是咏史诗。目前我们难以知道，这种把咏史诗称为史诗的习惯转换，是否在“史诗”一词的推广起到了作用。

　　术语的选择、运用，其导致的影响是深远的。假设学界采用了胡适的“故事诗”，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其范畴要比“史诗”宽很多，但估计其崇高性也要逊色很多。“史诗”一词抵挡住了“故事诗”的短暂冲击，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学术界对史诗的理解基本上集中在三点:一、史诗的字面意义，即“史”字;二、规模宏大;三、产生时间的久远。以荷马史诗为参照，学者们看到的自然是史诗规模的宏大。正因为这一点，20世纪的史诗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荷马史诗这样的鸿篇巨制。

　　史诗在中国的研究，一开始是在汉文学中，主要是讨论中国(其实是汉族)为什么没有像荷马史诗这样的作品，这是因为学者既看到了“史”的一面，又看到了荷马史诗这一“史诗”典型成员的宏大特征使然。陆侃如、冯沅君写于1925年至1930年间的《中国诗史》中认为，《诗经》中的一些诗歌也可以看作史诗: “尤其是《生民》、《公刘》、《緜》、《皇矣》以及《大明》五篇……把这几篇合起来，可成一部虽不很长而亦极堪注意的‘周的史诗’。”[⑩] 其意思很明显，这些诗歌是讲史的，符合“史诗”之“史”的本义，但与荷马史诗相比，其规模差强人意，如果将其合并，勉强过得去。这两位学者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史诗”这一术语的理解的最好诠释。

　　因为“史诗”的典型成员是荷马史诗，所以判断一部诗作是否是史诗，也会参考其产生的时代。严格来说，一切发生过的事皆为历史，但是，“史”的概念同样有一个范畴，同时具有典型与非典型成员。从内容上说，有关帝王将相的重大事件才是正史，起义、朝代的更替才是“史”这一范畴的典型成员;一些野史、生活史,则是“史”范畴的非典新成员。从时间上说，久远的事件构成历史，而昨天前天才发生的事，则往往不被视为历史。换言之，久远的事件是“史”的典型成员，而刚发生的事件是非典型成员。钟敬文说:“如果从广义上说汉族也有史诗，那就是比较后发现的民间叙事长诗,如《钟九闹漕》。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反抗官府压迫的，一个是爱群悲剧，产生时期比较晚近了。可以理解为比较后期的‘史诗’，不是早期的那种‘史诗’。”[11] 之所以广义上算而狭义上不算，正是出于时间上的认知。

　　诚然，“故事”就隐含了“史”的因素，发生过的事就是故事，自然也就是历史。但是，故事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所含的“史”的因素比“历史”一词要淡化了很多，因为它还包含了虚构的、非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在定义epic的时候，对其“史”含义的强调，各人有所差异。黑格尔对史诗的定义是这样的：“用韵文形式记叙对一个民族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歌颂具有光荣业绩的民族英雄的规模宏大的风格庄严的古老文学体裁。”[12] 朝戈金在《国际史诗学术史谫论》中如是说:“西方文学批评家在使用‘史诗’这一术语时，是指一部大体符合下列‘尺度’的诗作:以崇高风格描写伟大、严肃题材的叙事长诗;主人公是英雄或半神式的人物，他的行为决定一个部落、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史诗故事多具有神奇幻想的色彩，也有一些直接取材或描述真实历史事件的。”[13] 可见，西方学者们对epic的“史”的强调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中国，一旦以“史诗”来对应epic或epic peotry之后，“史”的因素即使没有成为判断一部民间长诗是否属于史诗的唯一标准，但也可以说是必备的标准之一。

　　在中国, 将史诗这一概念用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是从北方开始的,比如, 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老舍做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发展的报告，第一次将《格萨尔》定性为史诗。[14] 一个术语的引入，也就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引入。在添上史诗标签之前，《格萨尔》等北方叙事长诗早已被学者研究，只不过没有以史诗的视角来看待而已。之所以将这些叙事长诗定性为史诗，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些长诗的内容与荷马史诗最具可比性，都是关于英雄的故事。

　　在中国的南方，史诗的出现与研究都是很晚近的事情，时而伴随着“是否属于史诗?”和“属于什么类型的史诗”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因为“史诗”的典型成员是英雄史诗，南方的史诗一开始是以非典型成员来出现的。

　　中国南方史诗在认定上的困惑，原因有多方面，在形式上，南方史诗有一些与北方英雄史诗不同的特点，比如苗族的《亚鲁王》这一史诗具有“树状”结构的特点。在演唱上，很多民族都采用盘歌的对唱方式，即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在语言的使用上，很多史诗还采用了对偶的方式。不过，主要原因不在于这种形式上的特点，而在于它的叙事内容。换言之，南方叙事长诗的内容与史诗概念的典型成员之荷马史诗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南方史诗描叙英雄的不多，大多是关于创世、万物起源、民族迁徙、祭祀，等等。要将中国南方诸多长篇叙事诗纳入史诗范畴，唯有给出不同于“英雄史诗”的名称，这便是“创世史诗”、“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与“迁徙史诗”。在“史诗”之前加上修饰语，其功能是明确史诗文本的特点、属性，将某种史诗文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将荷马史诗称为英雄史诗，实际上是在扩大“史诗”的范畴，意味着还有非英雄史诗的存在，在创世等类型的史诗出现之前，英雄史诗便是史诗的全部，不必要加上“英雄”一词来修饰，就像钢笔出现之前，毛笔便是“笔”的全部，不必要加上“毛”字，只要你说笔，指的就是毛笔。

　　虽然中国南方各族也有英雄史诗，但南方史诗隆重登场的，却是创世史诗。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很多史诗研究者都认为“创世史诗”这一术语是在研究中国南方史诗时发明的。有学者认为，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的史诗部分是由武汉大学的李惠芳执笔的，“创世史诗”是他的创新,[15] 其实不然。这一术语在1923年既已出现，是由黄石翻译自英文的。1927年，黄石的《神话研究》由开明书店印行。此书分上、下编，他在下编的第二章“巴比伦神话”之第二节“创世纪”里介绍说:“巴比伦的创世神，以史诗的形式，歌唱传诵，称为创世史诗(The epic of creation)。”[16] 他的这部著作于198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早在此著作出版之前，此文已于1923年在《晓风周报》连载。

　　我们不知道黄石翻译的这个术语引自什么著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学者在关于史诗的类型方面，已经提出了不同于英雄史诗的其他类型。黄石介绍的“创世史诗”这一术语是针对巴比伦史诗的类型而言[17]，可惜的是，国外的创世史诗在中国虽有介绍，但影响很小，以致大多数史诗研究者认为“创世史诗”这一术语是在研究中国南方史诗的时候提出来的。创世的故事讲述的都是天地的开辟，广义上还包括万物的起源，这些故事如果真的发生过，归为“史”的范畴自然没有问题，但恰恰是现代人已经否认了其真实性，所以，“创世史诗”虽然已经被很多学者接受，但它至今还没有摆脱其非典型性的角色，国内外依然有学者不认为那是史诗。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史诗国际会议上，就有外国学者持这样的观点。

　　在中国，1980年之后“创世史诗”这一术语开始被大量运用，这自然要归功于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将史诗分为英雄史诗与创世史诗两大类型。在这一术语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其实也伴随着一些遗留问题，即有的学者用“神话史诗”、 “原始性史诗”、“开辟史诗”[18]、“创世纪史诗”[19]来代替“创世史诗”这一术语。鉴于“开辟史诗”与“创世纪史诗”只是个别学者的使用，这里只简略梳理一下“神话史诗”与“原始性史诗”的情况。创世史诗是作为非英雄史诗的角色出现的，创世史诗的别称“神话史诗”与“原始性史诗”也正是这样，是针对“英雄史诗”而出现的，它们的背后，伴随着“英雄史诗”的影子，换言之，这两个术语的出现，源于学者认为英雄史诗是非神话的(或者神话内容相对较少的)，是非原始性的。

　　神话史诗一般被认为是创世史诗的另一种称呼，比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说:“创世史诗，也有人称作是‘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20] 刘守华的《民间文学概论十讲》也沿用这一说法。[21] 这一术语是段宝林与其他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编写讲义时提出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早在60 年代初期，我同北大中文系1956 级二班瞿秋白文学会的王其健、唐天然、秦川、周宏兴等同学共同编写《民间文学概论》讲义时，就发现过去的西方“史诗”概念不能概括中国的史诗实际。西方只有英雄史诗，从荷马的两大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到《卡列瓦拉》、《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裴奥武甫》、《熙得之歌》等等，都是英雄史诗，而我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还有许多描写开天辟地、创造万物、洪水之后人类再生以及民族迁徒等内容的史诗，它们比英雄史诗更加古老，并且主要以神话的幻想故事为主，因此，我们在民间史诗中，除英雄史诗外又新加了一类‘神话史诗’。”[22] 秦家华比较早地使用这一术语，1978年发表在《思想战线》上发表文章说：“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纪》一类的神话史诗。”“对于每一个民族在远古时期所创造的神话史诗，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23] “神话史诗”虽然目前也经常被某些学者使用，但其频率远不及“创世史诗”，这可能是因为“神话”与“史”内含的不兼容程度。在大多数人们的观念中，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而神话是虚构的，非真实的，不是历史，那么，用“神话”来修饰“史诗”，具有矛盾性。不过，这只是大多数人的一种观念，对于一些学人来说，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地人的历史，至少在心灵上是，所以神话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历史。从这一角度来说，“神话史诗”是可以接受的。可见，在“神话”是否是历史这一问题上，具有模糊性，它不是典型的历史，不是“史”这一词的典型成员。那么，“神话史诗”也就很难成为“史诗”的典型成员。

　　与“创世史诗”、“神话史诗”相当的术语，还有“原始性史诗”。这一术语在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中都没有查到。遍查大量的数据库，刘亚湖(刘亚虎)是使用这一术语最多的一位学者，他曾写过《原始性史诗的史诗性与原始性》的文章，以及《原始叙事性艺术的结晶:原始性史诗研究》的专著，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术语基本上是用来称呼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加上刘亚湖在文章中没有这一术语的学术史梳理，以致很多史诗研究者都以为这一术语是刘亚湖在长期从事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中提出的，其实不然。笔者特意向刘亚湖咨询过这一术语的来源，他否认了是他首次提出的。这一术语在1980年钟敬文主编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里已经出现，而他1982年才大学本科毕业。他已记不清这一术语的出处，但印象中是从一本前苏联的译著中看到的，估计是前苏联学者提出的术语。李子贤在《创世史诗产生时代刍议》中说:“这一发展状况，与外国有的学者所作的‘原始性史诗之末尾，即英雄史诗之始’的论断，是完全吻合的。”[24] 可见，原始性史诗这一术语是外国学者针对“英雄史诗”提出的术语。也就是说，英雄史诗是非原始的，之前的史诗是原始的。

　　这些术语出于各种原因而不被人们广泛接受，杨知勇在1980年就曾撰文说:“对于史诗和神话之间的不恰当的提法，也应该澄清，取消‘创世史诗’、‘原始性史诗’和‘神话史诗’之类的提法，把那些用韵文吟唱的神话称为韵文体神话或诗体神话。”[25]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中，有一些内容是关于民族迁徙的。迁徙，往往构成一个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迁徙的历史正如红军的长征，令人荡气回肠。南方迁徙史诗比较突出的，有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苗族的《沿河西迁》等。“迁徙史诗”很可能是中国学者自己创造的一个术语，这一术语的大量使用始于哈尼族迁徙史诗的研究者们，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原以为这一术语可能是出自长期研究哈尼族史诗的学者们，但经过询问哈尼族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史军超先生，他说这一术语很早就有了，不是他们创造的。目前查到对这个术语的最早运用，是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整理的，1960年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的《跋山涉水(贵州苗族迁徙史诗)》，但这是否是这一术语的最早出处，尚不清楚。在晚清、国民期刊报纸数据库均未出现这一术语。

　　这一术语虽然在一些文章中经常被使用,但可以说,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一些目前出版的大多数《民间文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基本上没有将这一术语纳入其中，而教科书往往被视为较为权威的认可。以“民间文学概论”命名的教科书目前已有多本。1957年匡扶所著作的《民间文学概论》尚未出现史诗这一术语，只将韵文分为歌谣、谜语、大众诗歌三类。1980年，乌丙安所著的《民间文学概论》将史诗放在“故事歌”里，未出现“迁徙史诗”一词;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开始将史诗分为英雄史诗与创世史诗两大类，有关民族迁徙内容的史诗归为英雄史诗，没有单独提出“迁徙史诗”的概念。1985年刘守华所著的《民间文学概论十讲》，2005年汪玢玲、孙世文、刘晔原所著的《民间文学概论》,2009年田兆元、敖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以及2011年万建中主编的《新编民间文学概论》与钟进文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都没有将“迁徙史诗”作为史诗的一个分类。只有在2004年毕桪所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提及了此术语，但未正式列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术语的史诗定义基本上指的就是英雄史诗，根据的是许多古典史诗基本上都是英雄史诗这一种现实。而中国本土的情况与西方不尽相同，对史诗的定义和范畴的界定有所不同。根据中国各民族史诗的内容，学界习惯把史诗分成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两大类，也有学者提出迁徙史诗的概念和范畴。”钟进文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将有关迁徙的史诗纳入到创世史诗之中：“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南方民族地区发现了大量以创世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叙事作品，表明除了英雄史诗之外，还存在着相当部分讲述世界形成和部落迁徙的创世史诗。”[26] 由此可见，“迁徙史诗”作为“史诗”的成员，其非典型性十分明显。

　　其实,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史诗”几乎都是在祭祀、丧葬、节日等仪式中演唱的，是整个仪式诵词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民间歌谣搜集整理的浪潮中，将一些被认为是迷信的内容删除掉，留下一些与创世、迁徙、战争等内容，有的被称为古歌，有的被称为古老话。在“史诗”一词被广泛使用的背景下，这些文本便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史诗。这些文本的内容往往不是单一的，就算去掉了纯祭祀的部分，往往也会同时包含有创世、万物起源、战争、民族迁徙等诸多内容，无论是用“创世史诗”、“神话史诗”还是“迁徙史诗”来概括中国南方史诗，都有欠妥之处。因此，近年来有学者称之为复合型史诗，例如朝戈金的《<亚鲁王>:“复合型史诗”的鲜活案例》[27]，这比较准确地给了南方史诗一个定位。“复合型史诗”这一术语一开始是用来区分不同的英雄史诗的，仁钦道尔吉在《关于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如是说：“史诗的内容反映勇士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大斗争, 基本情节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史诗母题系列所构成的史诗被称为复合型史诗。我根据复合型史诗几个部分的组合形式的不同, 把它们分类为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两大类型。”[28] 把“复合型史诗”这一术语运用到南方史诗，能比较确切地概况其混融性。就词汇层面上来说，是义项的转换。

　　一个词的早期典型成员是人们最早认知到的，人们先入为主地以其为中心进行归类，将一些与其相似的事物纳入它的范畴，成为它的非典型成员。词的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不是永恒不变的，其变化和影响力有关。在钢笔出现之前，毛笔是“笔”的典型成员，之后被钢笔代替，现在钢笔也基本退出了典型成员的角色。“史诗”作为一个词，它摆脱不了这一规律，其成员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同样与影响力有关，是人为使然的。

　　[①] 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载于《六合丛谈》1857年第1期。其中的“胜会”即“盛会”，“无均”即“无韵”。

　　[②] 孟啓：《本事诗》，文艺小丛书社1933年版，第43页。作者“孟啓”也写为“孟棨”。

　　[③] 章炳麟：《訄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4页。

　　[④] 《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0页。

　　[⑤]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⑥] 西谛：《史诗》，《文学旬刊》，1923年，总第87期。

　　[⑦] 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5页。

　　[⑧] 乌丙安在其1980年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里没有像钟敬文同年主编的同名教科书那样将“史诗”作为一种主要分类，而是将其归入“故事歌”中：“故事歌又通称之为民间叙事诗……其中比较大型的古老作品，在有的民族中又分别被称为‘史诗’、‘勇士歌’(或‘英雄歌谣’)。”

　　[⑨] 吕甫：《中国故事诗不发达之原因》，《学生生活》，1937年新3第6-7期。

　　[⑩]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册，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8页。

　　[11] 钟敬文、巴莫曲布嫫：《南方史诗传统与中国史诗建设——钟敬文先生访谈录(节选)》，《民族艺术》，2002年，第4期。

　　[12] 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13] 朝戈金：《国际史诗学术史谫论》，《世界文学》，2005年第5期。

　　[14] 李连荣：《格萨尔刍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15] 段宝林在《神话史诗<布洛陀>的世界意义》一文中说：“李惠芳先生却同样用‘创世史诗’来进行概括， 这也是一个创新。”

　　[16] 黄石：《神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17] 古巴比伦有创世史诗《埃努马•埃利斯》。

　　[18] 饶宗颐编译：《近东开辟史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 贾芝：《史诗在中国》，载于《拓荒半壁江山——贾芝民族文学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20]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页。

　　[21] 刘守华：《民间文学概论十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22] 段宝林：《神话史诗<布洛陀>的世界意义》，《广西民族研究》 2006 年第1 期。

　　[23] 秦家华：《试谈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

　　[24] 李子贤：《创世史诗产生时代刍议》，《思想战线》1981年第1期。

　　[25] 杨知勇：《对民族民间文学几个问题的看法》，《山茶》1980年第2期。

　　[26] 钟进文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27] 朝戈金：《<亚鲁王>:“复合型史诗”的鲜活案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3日。

　　[28] 仁钦道尔吉：《关于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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