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长存至今、未曾中断的唯一文明。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融合发展，至今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曾经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民族外，大多数民族在文明历史进程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记载，以至于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文学的历史，在文化视界上存在许多偏见和盲点。民间文学领域，是最早冲破偏见，展开少数民族文学调查与研究的领域，20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方面，出现了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的全方位搜集、整理、翻译为标志的研究热潮，为世界范围内史诗学的进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现已查明的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数量相当可观，在世界史诗的文化地理分布格局中几乎可以说占据半壁江山。只可惜过去的文学教科书受欧洲中心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制约，对此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像维吾尔族的《乌古斯可汗传》、《艾米尔古尔乌古里》，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阿尔卡勒克》，柯尔克孜族的《考交加什》、《库尔曼别克》、《艾尔塔毕勒迪》、《英雄托什吐克》、《阿勒帕玛沙》，赫哲族的《满都莫日根》、《安徒莫日根》、《松香德都》、《希尔达日莫日根》、《爱珠力莫日根》，鄂伦春族的“摩苏昆”英雄复仇故事《英雄格帕欠》，傣族的《召树屯》、《相勐》、《兰嘎西贺》等，都只是在近年来才开始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大批史诗的发掘整理也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和大量田野作业的新资料。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以发掘少数话语、弱势话语为宗旨的文化研究的展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它一方面可以反衬出汉民族没有保存下来长篇史诗的文学史难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人们重新思考史诗的发生、传承及其文化土壤条件提供新的启发。

　　从总体上看，中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相对集中在自青藏高原至北方草原区的半月形地带，与长期从事游牧生产的诸草原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这种情况再次表明，英雄史诗的产生主要以游牧文化为现实土壤，游动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民族、部落社会的大迁徙和由此引发的民族冲突与战争，构成了史诗叙述的基本题材，而战争所必需的勇武精神和英雄品格，则自然成为这一类英雄史诗的共有主题。相形之下，大凡在社会呈稳定形态，千百年间提倡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一类农业文化安居生活价值观的地域中，反战的和平主义精神占据着主导地位，尚武精神受到意识形态的某种抑制，英雄史诗的产生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呈现为不发达的状态。更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同中古以来产生于欧亚大陆腹地的诸多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一样，均可归入“战马英雄”之类型，他们是人类驯养马匹以来在草原文化带所形成的“骑马民族”之英雄理想的文学表现。

　　从这一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境内最典型的骑马民族——蒙古族，恰恰也是创作和保留英雄史诗最多的一个民族，就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理解了。现已整理出的材料表明，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较著名的有《江格尔》、《格斯尔可汗传》、《勇士谷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图》、《乌赫勒贵灭魔记》、《英雄希林嘎拉珠》、《仁钦·梅尔庚》、《阿拉坦嘎鲁》、《英武的阿布拉尔图汗》、《英雄忠毕力格图》等十多种。从地域上看，英雄史诗(或称英雄歌)“几乎为所有的蒙古部落所熟知，如喀尔喀部、蒙古西北、新疆及藏北的卫拉特部、卡尔梅克部、布里亚特部、巴尔虎部、乌珠穆沁部、扎鲁特部、科尔沁部、察哈尔部、阿巴嘎部、鄂尔多斯部、乃至达斡尔部和蒙古尔(土族)部都知道”(注：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徐昌汉等译，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从世界范围看，蒙古族可以视为英雄史诗滋生繁盛的一大渊薮。如果说农业民族的文明总是把写成文本的圣人教训当成经典，那么蒙古人则把史诗奉为世代传唱不已的生活经典。

　　《江格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代表作，它发源于西蒙古的阿尔泰山地区，那里正是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文化大本营，这部史诗历经400多年的口头流传，于1804年首次用文字记录下来。“江格尔”在蒙古语中是“强者”的意思，突出代表是这个强悍骁勇的民族价值观，与农业文明中产生的老子柔弱谦下哲学适成对照，这就像草原牧民的摔跤竞技与汉民族的太极拳所形成的鲜明对照一样。《江格尔》主要叙述阿鲁宝木巴地方以江格尔为首的12位雄狮式英雄以及6000勇士，同来犯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最终获胜的故事。史诗除了突出歌颂英勇善战的骑马英雄江格尔，还同时突出表现了主人公与其战马之间亲密无间、唇齿相依的关系。那“神奇的骏马”不仅有名字叫阿兰扎尔，而且通达人情世故，甚至会说人话，有如神灵一般无所不能。

　　阿兰扎尔的丰满的臂部，

　　集中了一切瑰丽;

　　阿兰扎尔的眼睛，

　　集中了一切锐利;

　　阿兰扎尔的挺劲的前腿，

　　蕴藏着一切速力;

　　阿兰扎尔的挺起的胸脯，

　　和阿尔泰山一样齐;

　　阿兰扎尔的坚硬的四蹄，

　　能把敌国的土地踩成稀泥。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神马与主人公的关系看作神话中神人关系的置换表现。主人公的兴衰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马。法伊特研究蒙古叙事诗中的“勇士”概念，曾列出主人公的六大特征：1.他生来就有神奇本领;2.他生活在他的人民的幸福存在受到外敌破坏的时期;3.他受到双亲和夫人的挚爱和信任，并肩负着对他们的责任;4.预言、占卜或梦兆向主人公预示了他的冒险经历;5.他虽勇敢却少智谋，计谋和法术总是出自他的骏马;6.他的勇敢不是纯粹用于冒险，而是为恢复被破坏了的秩序。(注：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徐昌汉等译，110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这里的第5特征足以说明为何阿兰扎尔对于江格尔的建功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可推及一切“马背上的英雄”的塑造秘诀。在《英雄希林嘎拉珠》中，同样可以看到神异的战马对主人公不可或缺的作用：

　　英雄希林嘎拉珠，

　　有一匹心爱的银合马：

　　它昂着金光闪闪的头，

　　它垂着金丝般的尾，

　　颗颗牙齿似白玉，

　　一对眼睛像明珠。

　　它那利箭般的耳朵，

　　不停地前后剪动。

　　它那敏感的舌头，

　　不住地上下颤动。

　　它疾走如飞、窜纵若龙，

　　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在这类对战马的神化夸张中不难理解，主人公的战无不胜是以其相依为命的战马的无往不胜为前提条件的。

　　生活在世界屋脊的另一个骑马民族藏族，为世界文学贡献出迄今发现的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它流传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内蒙等省区的藏族人中，波及周边的纳西族、裕固族和土族等，甚至在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等邻国也有其异文。现已搜集记录下来的《格萨尔》藏文长达200多万行，在篇幅上比过去公认的最长史诗《摩诃婆罗多》还要多10倍左右。作品讲述神奇英雄格萨尔战斗的一生，其中心部分写格萨尔率领岭国军队同敌人的一系列战斗，从降妖伏魔一部起，到降伏18个大宗，7个中宗，4个小宗，全是马背上打天下的战争故事。

　　格萨尔生而神异，武艺高超，神通广大，能变幻形体，未卜先知，是一位被神化的英雄。“赛马称王”是主人公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赛马的获胜者除了得到登上岭国王位的殊荣，还能得到大富豪嘉洛头人家的财产及他的女儿——有第一美人之称的珠牡。主人公因有赤兔神马相助，在强手如林的大赛中夺魁称王，并娶珠牡为妻。这一情节奠定了马背英雄的本色生涯，也集中显现了骑马民族的英雄观：在马背上决雌雄。《格萨尔》同《江格尔》一样突出表现了神马在主人公征讨妖魔、苦战强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格萨尔虽被赞颂为有勇有谋的奇才，但在智慧方面总需要神马的教诲和启示。如攻打萨旦魔王一仗，主人公听从神马的指点，用箭射中了魔王眉间的七根毛，使魔魂坠落在地，他以为魔王已死，是神马及时提醒他：“大王啊!您身为英主，难道还不知道，这魔魂变幻多端，已被地魔饿鬼接去。它会与地魔一道，危害岭国百姓。必须再射一箭，把它彻底消灭。如若不能，后患无穷。”格萨尔听从劝告，再发一箭，才将魔王之魂射杀。此类情节反复喻示人们：战马对英雄来说有如神助。

　　借用我国三大史诗的另外一部——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主人公的一句名言来说：

　　要是徒步行走，我便成了一条不能直立的狗。

　　《玛纳斯》得名于柯族传说中的英雄。该族人民在历史上屡经迁移和战乱之苦，东自黑龙江，西至帕米尔高原，都是这个骑马民族的踪迹。柯族由于长年受异族统治，总是不断地展开反抗、征战，史诗反映了该族12至18世纪的社会状况，有柯族诗史之称。除我国新疆外，在前苏联与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地亦有流传。迄今搜集到的共有八部，记述玛纳斯家族八代人的斗争生活。第一部讲述玛纳斯的降生及统一天山北部各部落的功业;第二至第八部分别讲述玛纳斯的儿子赛麦台依、孙子赛依台克直至第七代英雄奇格台依先后战胜异族入侵和诸恶魔的故事。全诗充满了刀光剑影，散发着血与火的气息，记述了柯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习俗和社会生活。与《江格尔》和《格萨尔》不同的是，《玛纳斯》具有更多的写实色彩，八部之间按照严格的历史顺序展开，主人公的命运也较少神幻色彩，并且以悲剧性的死亡作为结局。英武盖世的玛纳斯在胜利的陶醉中一时大意，遭到敌人暗算，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好似一盏明灯，顷刻熄灭!”出人意料的另一种结尾是，主人公的战马表现出无限悲哀，感动了天使，又让主人复活。

　　根据“三大史诗”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主人公与战马的特殊关联，我们可以概括为草原文化生态中产生的“战马英雄”型史诗模式。日本民族学家江上波夫指出，骑马术的出现不仅是战争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人类史上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仅对欧亚内大陆游牧民族的骑马民族化和开展对外扩张战争提供了决定性条件，而且，连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蒙古民族的崛起，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征服，也都因为有了骑马战术才具备了可能性。(注：江上波夫原著，铃木武树编：《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大和书房，1974。)立足于世界文学流变史，我们可以说，中古史诗群诸多作品中与战马相得益彰的主人公们，也全是因为有了骑马战术才有可能成为驰骋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疆场上的英雄豪杰。无怪乎战马的母题不约而同地构成这些骑马民族的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乃至成为神灵的置换化身，暗中制约着主人公命运的升降乃至战争的胜负。

　　在喀尔喀史诗《窝迪莫尔根》中，英雄中了敌人奸计，跌入陷阱而死。其通晓人言的战马脱缰而走，飞入天庭带回天国可汗之女，让她行起死回生术，救活主人公。在布里亚特史诗《阿拉坦沙盖夫史诗》中，死去的英雄的坐骑把主人尸体带至安全地，藏于山洞中，再召来掌握起死回生术的公主，逼迫她救活主人，使之复活。此后，同一战马又协助主人对另一勇士吉尔高岱施行起死回生术，使之复生。诸如此类的母题在蒙古史诗群中屡见不鲜。美国学者伊尔塞·洛德-西尔托特斯所著《蒙古和中亚突厥史诗中的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一文，从比较文学立场上对战马母题在叙述中的功能做出归纳，认为蒙古史诗中与主人公同甘共苦的战马具有神异能力，能够幻化变身或使他人变形;它会讲人的语言，并常常具有超越主人的智力。它驮着主人克服千难万险，逢凶化吉，还能上天入地，使主人死后复生。中亚突厥史诗中的马对主人忠心耿耿，但不具备特殊魔力，不能上天。(注：原载西德《亚洲研究》第68卷，赵洵译文见《民族文学译从》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编印，1983。)我们或许可将升天入地的骏马认同为汉族古神话中的“龙马”，这一意象本身就是神力的象征。在坦克和枪炮正式出现于战争场合之前，除了战马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的机动能力、远距离攻击能力和军事行动的快速化得以全面提高。战马在游牧文化中被神化为超自然力的代表，就因为它是游动和攻击型的生活方式的命脉。这正像使农作物生长成为可能的太阳在农耕文化意识形态中被神化为生命之源、四时的赐予者一样。“战马英雄”型史诗与“太阳英雄”型史诗代表着两种截然有别的文化生态及其人格理想。

　　与北方草原文化带的骑马民族相对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较普遍流传以“创世记”为主要内容的史诗，唯有个别民族也兼有英雄史诗性质的作品，如傣族和纳西族。

　　傣族分布于云南省西部和南部边疆，现有人口85万，属于古代百越族群，与壮、侗、布依、黎族以及缅甸的掸族、老挝的佬族、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族侬族等有同源关系。传说傣族中世纪的长诗多达五百余部，是少数民族中叙事诗体最为发达的民族之一，其中明确表现出英雄史诗特征的作品不下五部，它们是《召树屯》、《厘俸》、《粘响》、《相勐》与《兰嘎西贺》。这些作品虽不像草原民族史诗那样突出战马的作用，却同样以敌对民族间的战争为基本题材。记述傣族原始宗教教义的古籍《咋雷蛇曼蛇勐》中写道：

　　一、要杀生害命：要打猎，要用快刀剥兽皮。要杀猪、杀牛、杀鸡，人类也要厮杀。用杀生来求得人类的生存。(注：转引自《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79页，学苑出版社，1993。)

　　一个把人类之间的厮杀奉为首要教义的古代民族能够流传众多以征战为内容的史诗，显然是合乎情理的，这也为英雄史诗所由产生的社会观念类型提供了又一个参证。

　　值得注意的还有，俸族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大迁徙，其英雄史诗同泰国、印度乃至印欧文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兰嘎西贺》被人视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中国傣族翻版，其间起中介作用的却是泰国史诗《拉玛坚》。而《召树屯》的故事原型来自缅甸的《清迈班纳沙》文集(又叫《清迈经》)，该故事集于19世纪在缅甸失传，现有流传于柬埔寨和泰国的异本称作《五十个故事》，其中最流行的一个故事《树屯和曼诺拉》与《召树屯》的全名《召树屯与喃诺娜》几乎完全吻合。

　　《召树屯》讲述在遥远的古代，勐板加王子召树屯在金湖边与远方飞来的孔雀公主喃诺娜相逢，两人结为情侣。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遭外敌入侵，召树屯出征迎敌之际，父王听信谗言，赶走了喃诺娜。战争结束后，召树屯获胜还乡，不见爱妻踪影。他不顾艰险，跋山涉水走了三年，终于找到孔雀之乡，夫妻团圆。这部半是幻想半是现实的史诗数百年来为傣族人民所珍视。在竹楼的火塘边，在节庆的表演中，每当赞哈演唱该诗时，人们总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到热烈相爱的男女主人公的情境之中，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从比较视野看，《召树屯》又具有典型的印欧史诗的故事特征，同“口头程式理论”在荷马作品中归纳出的讲述英雄与妻子分离又再度团圆的所谓“复归之歌”故事模型大体上吻合，只不过故事的场景不在雅利安民族，而在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一个中国南方民族。这究竟是为什么?

　　从《召树屯》的泰国原版《树屯和曼诺拉》的题材流变可以找到合理的理解。包括《树屯和曼诺拉》故事在内的《五十个故事》原是以佛教经文《玛哈巴塔亚达卡》为范本而改编的，其最早的故事来源正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在印度的《里格维达》和《婆罗门女人沙塔帕赫塔》文集中，可以见到这种内容的最古老的说法，其中谈及女神兀拉瓦期爱上了普努瓦拉萨王子，预先提出许多条件以后，就同他成了亲。有一次，普努瓦拉萨违背了妻子的禁律，兀拉瓦期就不知去向了。丈夫找她找了好久，终于在湖上找到：她变成了一只天鹅。经过许多考验，夫妇俩才在天上重新结合。”(注：柯尔涅夫：《泰国文学简史》，高长荣译，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摩诃婆罗多》等印度作品中也有这一类故事，民间故事学称为“天鹅处女型”或“羽衣升天型”故事。到了傣族诗人手里，这个源远流长的题材被再创造为充满傣族风情的英雄史诗。

　　傣族的另外几部英雄史诗也或多或少受到印欧文学的间接影响，诸如王权、战争和美人的印欧史诗三功能模式在《厘俸》、《相勐》和《兰嘎西贺》中的不同变奏，为主题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在地缘上与傣族相距不远的云南纳西族，也是拥有英雄史诗的民族。作为东巴教经典的《黑白之战》用五言体诗写成，整理本约1800多行，(注：《黑白之战》，杨世光整理，《玉龙山》1980年第1期;散文译本名为《东埃术埃》，和志武译，见《东巴经典选择》，1～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叙述东、西两大部落之间的大战，以东部落的全胜告终，由此形成纳西族。这种以叙事诗体讲述祖先由来、民族渊源的作品，正符合英雄史诗的基本特性。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的是，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宗教仪式和神话传说均表现出强烈的象征性。《黑白之战》亦不例外，仅从命名上即可对其象征蕴含有所感知。进一步考察使人们发现，这部被奉为经典的纳西英雄史诗的黑白二元对立主题，正是战马英雄型的游牧文化史诗模式与太阳英雄型的农耕文化史诗模式通过象征思维的运作相互结合后的产物。使这种文化融会成为可能的则是纳西人远古以来由游牧向农耕的文化变迁历程本身。

　　《黑白之战》的叙述始于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母题，由白、绿、黄、红、黑五色之蛋衍生五种生存世界及其人民。随后展开的是以东部落的东主和西部落的术主为首的白、黑两世界间的争斗。争夺的主要对象有发光的太阳月亮以及海中神树。术主从东部落偷来太阳月亮，拴于铜柱铁柱之上，东地则陷入黑暗。东主设计夺回太阳月亮。术主派美貌女儿格拉茨姆引诱东主之子阿璐，将其俘获并杀害。美人格拉茨姆则在假婚姻中动了真情，为阿璐生下一双儿子，后自刎殉情。东主为儿子复仇展开大决战，斩了术主的头，把西部落军队全部歼灭。从此，太阳月亮永照东部落，子孙昌盛，形成纳西族。

　　把《黑白之战》同在东巴经中地位更为显赫的创世神话《崇搬图》(又名《崇邦统》、《人类迁徙记》)相对照，可知黑白对立的象征蕴含源自纳西创世神话。所不同处是，《崇搬图》中先述黑为恶白为善的价值对立，后来转变为黑白的统一与和谐。《黑白之战》则自始至终坚持黑恶白善的对立模式，让善战胜恶作为解决冲突的结局。日本学者诹访哲郎所著《中国西南纳西族的畜牧民性与农耕民性》一书辟有专节(第五章第七节)探讨“黑白的对立统一”的象征，其中认为：

　　《崇搬图》中黑白从对立到统一的转化很可能象征着纳西族社会以黑(畜牧民)为统治者、并融合了白(农耕民)的历史。纳西族神话中关于黑白从对立转向统一、以及畜牧民之代表与农耕民之代表相婚生下民族始祖的情节正是对笔者所提出的由北南下的畜牧民集团统治土著农耕民集团，最后，两者实现一体化，形成现今纳西族之观点的有力支持。(注：诹访哲郎：《黑白的对立统一》，白庚胜、杨福泉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34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如果两大集团融合说可以成立，那么《黑白之战》显然是从农耕民的立场和价值观来解说这场文化冲突的，代表外来的游牧集团的西部落实际暗示着该集团迁徙云南之前的方位所在。《崇搬图》结尾讲到主人公与天女生育三子，长子为藏族、次子为纳西族、季子为民家(白族)，他们骑马奔向各自的领地，成为这三族的祖先。民族学者大都认为纳西人和藏族均源自古之羌人，历史上曾经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大迁徙。唯其如此，《崇搬图》才有《人类迁徙记》的别名，以示后人永志不忘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民族迁移。日本学者君岛久子认为，结尾处所述三子“骑马”各奔其所，正“可以窥见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的特点”;作为广义羌族分支，纳西人与其原居住地甘肃、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有着联系。(注：君岛久子：《纳西族的传说及其资料》，《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293～294页。)如此看来，《黑白之战》中东部落王子与西部落公主的结合，也可以从两种文化在冲突中融合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东部落战胜西部落的结局也不能简单视为善良战胜邪恶或白吞并了黑，其文化蕴含在于外来的游牧集团面临山地生态而被迫放弃以游走放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同化到当地已有的农耕生活之中。

　　以上对中国南北方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分布及其同特定的文化生态相对应的故事模型做了初步分析，其结论如下：

　　一、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故事类型大部分可归入“战马英雄”，是草原骑马民族的产物。

　　二、游牧文化的变动不居和尚武能战是催生英雄史诗的主要条件，民族冲突则构成其主要题材。

　　三、定居的农耕文化不利于英雄史诗的繁生，与和平主义价值观相应的是“太阳英雄”的叙述类型。而在民族迁徙和文化融合的背景上也可产生两种故事类型的组合现象。NU16

　　【原文出处】《东方丛刊》(桂林)1998年02期第127～138页

　　【作者简介】叶舒宪　海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