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对于世界许多民族国家来说, 史诗无疑是一个重要文类。另一方面, 世界范围内通行着非常狭隘的史诗观念, 这种观念是以古希腊史诗为范例的。问题集中在什么是史诗、什么不是史诗。中国史诗体量巨大、类型多样, 至少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演述是多样的、受众是多样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我们要根据多元的史诗传统, 树立多重选择的研究视域, 为世界史诗研究提供新的范例。

　　关键词: 全球化; 多元传统; 史诗

　　Multiple Traditions of Chinese Epics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of Epic Studies

　　YI N Hubin

　　(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most of nations in the world, the epic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important kinds of literature. In the meantime, there is a very narrow definition about epic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emplum of Greek epic. The vital quest ions could be focused on what is epic or what is not epic. Chinese epics are broad in scale and multiple in type, at least they ar e various in forms, performance,

　　audience, and social funct io 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ultiple epic traditions, we should establish a field of multiple choices for epic studies, providing a new exemplum for the world epic studi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multiple traditions; epic

　　纵观当今世界, 自冷战结束这20 年来, 一方面是全球化步伐加快, 另一方面建立多极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时新轴心文明论者提出文化多样性, 意在促进文明对话。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所谓中西古今冲突论, 主要关注的是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在今日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本土经验与普世性问题, 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以现代化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 在各个地方性层面上, 表现为多种模式和多种选择的现代化。与此相关联的是, 人们在文化选择上更加注重本土性、民族性和地方特色。人文学术的灵魂是时代赋予的。新时期中国史诗研究走过了30 年的历程, 这一过程能够反映相关学科如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的突出特点是, 任何人文学术的富有意义的探讨, 都与全球化和地方性的二元互动产生紧密的联系。本文所讨论的史诗, 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而倍受各民族国家的重视。史诗虽然指的是一种文类, 它本身却含纳了多种文类的要素, 史诗具有强烈的地方特性和民族特性, 同时也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虽然从艺术形式上来说, 谜语、谚语、挽歌更具有普世的统一性, 但是, 史诗因为所表达的内容极其重大, 它对于民族认同和文明对话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史诗由于其百科全书式的地位, 日益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史诗在其传统的渊源上是多元的, 在体裁样式上是多形态的, 在研究视域上是多重纬度的, 这种丰富性必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史诗研究提供一系列新的范例, 一种多元的普世性 更能反映出这种探索的未来趋势。

　　西方史诗传统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开始, 到维吉尔的文人史诗创作, 显示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西方史诗学在古典学、语文学的培育下, 沿着亚里士多德的范式向前发展, 不断深化了人们对史诗的认识。按照西方史诗的发展脉络, 即从荷马到维吉尔来认识和界定史诗, 史诗可以被定义为一部以高雅文体来讲述传说中的或历史上的英雄及其业绩的长篇叙事诗歌。 [ 1] 显然, 这是指英雄史诗这一类型, 它遮蔽了极其多样的史诗传统。世界上的史诗传统是多样的,这一现实促使学者不断反思史诗的概念。但是, 以往的史诗研究多以欧洲为中心, 中亚、非洲、中国的史诗传统直到很晚才被纳入这一视野。比较研究表明, 撇开美学特质, 荷马的诗歌与其它传统中的那些史诗一样, 都具有它们的独特性[ 2] ( P3) 。现代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 主要探讨本民族的文化起源问题。二战后民俗学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 日益融入国际化的学术潮流。20 世纪60 年代后出现了理论创新的热潮, 民俗学逐渐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束缚,人们关注的地方不再是传统而是个人和小规模的群体。从帕里( Milman Parry) 和洛德( Albert Lord) 开始, 荷马史诗的范例终于与口传史诗的实证研究连接起来。最近以来, 西方学者也认为以荷马史诗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一种局限, 而不是一种学术灵感的来源, 这是因为荷马史诗传统已经不可能从行为上加以观察和研究。举凡口传史诗的文本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田野作业, 通过诗歌的传统法则和现场演述被人们观察到。

　　以劳里·航柯( Lauri Honko ) 为代表的芬兰民俗学家与印度民俗学家在1990 年进行合作, 研究印度本土的口传史诗, 他们对印度西里人(Siri) 的史诗研究, 拓展了人们关于史诗的观念。首先, 歌手戈帕拉·奈克( Gopala Naika) 连续6 天表演了15683 行史诗, 这个事件以足够的证据打破了长篇史诗必须借助于书写的技艺这样的神话。其次, 西里人的史诗是关于女性的故事, 以女神为中心, 它的主题是关于和平、社会习俗和仪礼的。再次, 史诗的表演模式是多样的。史诗的演述并非由歌手一人完成的独角戏, 并非单一渠道的叙事。史诗表演可以有乐器的配合、散韵相间、舞蹈、戏剧、群体演绎以及其它表演的样式。

　　史诗可以是单个歌手的独自吟诵, 也可以是多人表演的多声部的重叠, 可以是对答形式, 这样一些表演形式, 让我们对口传史诗有了多样性的理解。最后, 作为传统的艺术, 该史诗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成就。洛德曾经研究过演唱文本( sung text ) 和口述记录文本(dictated text ) 的联系和区别, 他认为, 口述记录文本具有特别的优点, 它能够在诗歌的长度和质量这两个方面优越于其他类型的文本。但是, 劳里·航柯对印度史诗的研究表明, 歌手演唱文本更胜一筹, 而且, 口头演述可以产生长篇的、具有很高质量的史诗。这无疑也打破了普洛普( V. J. Propp) 关于长篇史诗并非以口传形式出现的结论。但是, 问题并不就此而完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这一问题作为一个过程, 从歌手的大脑文本就已经开始了, 它涉及史诗的创编、口头演述, 一直到搜集、整理、归档、誊录、迻译和出版, 这些正是当下的民俗学的热点问题。

　　劳里·航柯关于史诗的学说, 鲜明地带上了全球化时代的印记。他认为就史诗这一文类的内涵来说,人们必须要考虑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 全球的、区域的、地方的。因此, 关于史诗的定义, 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具体性与概括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史诗的宏大性, 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和历史结构上的意义, 对族群的重要意义上。按照劳里·航柯的定义:“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 原本由专门化的歌手作为超级故事来演述, 以其长度、表现力和内容的重要性而优于其他叙事, 对于特定传统社区或集团的受众来说, 史诗成为其认同表达的一个来源。” [ 3] ( P28) 一般认为, 英雄史诗是以高雅文体讲述的, 它是关于传奇式的或历史性的英雄及其业绩的长篇叙事诗歌。劳里·航柯的定义强调了歌手和表演的要素, 强调了一个民俗学样式与特定社区的文化联系, 又根据印度史诗传统中的超级故事( superstories) 这一地方传统的语汇, 深化了人们对对史诗叙事特点的认识。超级故事是无数小故事的凝聚, 其宏大的形式和神奇的叙事方式易于多重意义的生成。《摩珂婆罗多》、《罗摩衍那》、《伊利亚特》、《奥德赛》即属于超级故事。相对而言, 单一故事( simplestories) 规模小、具有完整的动机和真实可感的人类的情绪。在一个单一故事中,一个人的死去是一个重要事件, 而在超级故事里, 一个人的死亡只是统计学上的琐事。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以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奥德修斯作为范例。这些作为文化范例的人物, 他们的表现力和重要性, 可以从古希腊文献或著作中体现出来, 如柏拉图即引用荷马史诗, 并将其看作百科全书。对于南斯拉夫史诗而言, 其文化范例的作用也是无庸置疑的。那些在奥托曼帝国时代光芒四射的史诗里的英雄和女英雄群像, 他们在史诗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显然, 史诗集中描写一位或数位英雄, 或展示一种文明( 如罗马文化或基督教世界) ,以实现对文化范例的表达或传递。从民俗学角度来理解, 口头叙事的功能之一便是反映并传递着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规范。以复数形式出现的“范例”一词, 最大限度地容纳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这里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存在一个传统的社区, 在那里, 史诗的这些文化功能是起作用的。古希腊或欧洲关于一个民族的时代、社会、文化的精神特质( ethos) 的观念, 关于史诗英雄的观念, 其有效性常常是跨文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古日耳曼和盎格鲁- 萨克逊的征战史诗与传奇系列, 都与其社会中的英雄符码相关联。所有的史诗都印证了毁坏名誉之事必须有报应,朋友被杀戮必须报仇。因此, 关于史诗的定义, 需要与史诗的文化功能联系起来, 史诗是人类传统文化范例和道德准则的来源。

　　专门化的歌手及其表演是指职业的或半职业的史诗演述传统, 当然, 也没有排除史诗的其它形式的传递渠道。在当代社会里, 口传史诗的歌手, 他们或许不是职业化的, 但是, 的确受到过专门的训练, 史诗的演述是一项专门的技艺, 这对像古希腊荷马这样的艺人来说, 也是适用的。民俗学对于史诗表演者及其表演的关注, 应该说从拉德洛夫( V. V. Radloff ) 的时代便开始了, 帕里和洛德将这一课题做了富有学理性的完整阐述。20 世纪70 年代后产生的表演理论, 使“表演”这个关键词成为民俗学的基本术语。把表演和表演者要素纳入史诗的界定之中, 说明人们对史诗的认识, 特别是对口头传统史诗的认识, 因为个案研究对世界各地口传史诗的再发现, 而实现了划时代的飞跃。对于史诗的界定, 不再仅仅是文学史家的任务, 更不是古典学的独占领地。

　　超级故事以其长篇的形式、诗学的力度、神话和历史内容, 为集团或个人的文化认同铺平了道路。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 这个表述保留了以往关于史诗的一些基本认识, 即史诗是关于历史上的英雄及其业绩的长篇叙事诗歌, 但是去掉了“诗歌”的限定。因为, 史诗未必都是以诗体来演述的。就印度西里人的史诗来说, 除了诗歌本身之外, 它还以其丰富的内涵展示出丰富多彩的人物和事象。这种丰富性, 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反复出现的形象和行为: 诞生、订立婚约、婚礼、成年礼、享宴、葬礼等, 这些事象把史诗的叙事统合起来, 与史诗的受众的个人经验相互作用,其结果便是, 史诗的文化意义大大超越了某一个史诗文本的局限。的确, 在界定史诗的时候, 人们不能够回避其宏大性、甚至优越性的特质, 史诗在书面的和口传的诗歌中地位是很高的。当然, 史诗的崇高性部分地来自于它的文化语境和它的独特功能, 这些都可以从史诗文本背后的诸多要素中看到, 如集团的认同、传统观念和基本价值观念, 在史诗受众那里, 英雄的所作所为成为一种典范, 是人类力量、是历史和神话的象征结构, 失去社会认同和集团共享的叙事是不能归属于史诗这个类型的。民俗学强调口头传统叙事与特定社区或族群的联系, 强调它的独特功能。就史诗这一样式来说, 它最为充分和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意志和愿望, 史诗对于历史上英雄的怀念和赞颂, 便直接地表达了一种族群文化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可以是族群的、宗教的和文化的。

　　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因为文明史的渊源不同而形成和保持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 所以表现在语言艺术层面上的史诗, 它们在类型上也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就史诗而言, 不仅具有文明史的不同, 同一个文明中的史诗还有历史时代的不同, 同一个时代里也有各个族群之间的史诗传统的不同, 同一个族群之内的史诗也还有历史时代和地域特点的不同。从类型学的意义上来看待世界各个民族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史诗, 我们会发现异常丰富的史诗传统和异常丰富的史诗类型, 它们在语篇结构、仪式语境和传承方式上有着类型上的不同。欧洲文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之上的。因此,欧洲文学中关于史诗的概念是基于古希腊史诗和后来的中世纪史诗而逐渐形成的。史诗被定义为表现重大主题的长篇叙事诗歌, 是以形式化的、高雅的文体来讲述的, 以一些英雄或半神的人物为中心的, 他们的行为决定了一个群体、民族或人类的命运。英雄的行为即战争中的英雄业绩, 漫长艰难的探险之旅是史诗叙述的主要内容。神或其他的超自然角色对人间事物很有兴趣并起到决定的作用。与此不同, 东方文学中的印度史诗, 它在内涵上是以印度文化传统为依据的。史诗被认为是以歌、诗、节奏性的散体来讲述故事的一种叙事, 有些部分并非吟颂的。诗学上表现为程式化的修饰性的文体。战神的、人类的与魔幻的、非人间的要素相互结合, 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分别,男女主人公死后被神化, 他们常常要跨越人神之间的界限。史诗围绕战神展开的叙事多以战争、搏斗为中心, 表现报仇、收复失地、恢复失去的权力等内容; 在史诗中, 权力、社会责任、社会统一和延续被看作是生死攸关的。因此, 史诗以英雄的自我牺牲和自杀为中心。史诗赞颂个人行为, 即便这些行为危害集团或社会的稳定; 英雄或女主人公被其所在的集团所驱逐,他们一直很顽强, 他们主要依靠智慧而不是武艺, 主要冲突是探求爱情, 目标是自由。神们为了自己的和宇宙的利益而介入人类事务; 如果出现了麻烦, 神则会把这些灾难转移到人间; 于是, 英雄以及我们人类便成为替罪羊; 史诗将人类的、社会的、性的和伦理的问题归罪于神的意愿, 是神带给人类罪恶、死亡, 将人类推到社会的、道德的和性的冲突之中; 男女主人公都逃脱不了他们的命运; 人类的苦难在所难免, 命中注定。总之, 印度史诗在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观和史诗主题方面, 显然不同于古希腊史诗。

　　100 多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著述, 主要包括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 斯) 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研究, 还有土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裕固族、赫哲族等其他北方民族的史诗研究。南方史诗主要包括羌族、纳西族、苗族、彝族、壮族、瑶族、白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布依族、侗族等民族的史诗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 这正是史诗研究未来的生长点。在中国, 《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被并称为三大史诗。在南方的彝、苗、壮、傣等30 多个民族中, 蕴藏着大量内容比较古老的史诗、关于文化英雄的史诗和迁徒史诗。关于中国史诗的形态或类型, 人们根据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 提出“原始”、“创世”、“英雄”、“民间”、“民族”、“神话”等史诗类型, 根据长度来划分大、中、小型史诗类型。这些界定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一些特性。

　　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在接受西方的史诗观念时,主要还是取例西方, 同时又赋予了很强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 史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史诗的起源、历史演化等问题, 成为主要问题; 中国史诗研究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重新起步, 绝大多数的著作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 探讨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的产生时代, 史诗被认为是艺术生产的古典形式。民间文学研究者根据以往的专业知识, 认为史诗是在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20 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 史诗研究逐步被纳入口头传统研究的新的视野。中国以往的史诗研究大都是描述性的、文艺学的和外部特征的研究, 即比较关注史诗的起源、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 试图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 把史诗作为文学史的经典来看待。这相对忽略对史诗传统内部机制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的史诗研究者在进行史诗文本分析的过程中, 主要借鉴了民俗学的类型研究方法。民俗学的类型观念, 发端于人们对民间文化事象在传承过程中所体现的一些特点的认识, 即它们一方面具有雷同性, 另一方面具有变异性。18~ 19 世纪民俗学领域出现了以进化论为导向的人类学派、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和历史- 地理学派, 后来, 这些民俗学的历史重建理论逐渐为结构语言学的共时性研究所代替, 类型学研究即为一例。对于芬兰历史- 地理学方法而言, 所谓类型即情节类型, 它打破了历史关系和影响关系研究的局限。像汤普逊的“母题”, 普洛普的“功能”、荣格的“原型”、列维- 斯特劳斯的“神话素”、邓迪斯的“母题素”、洛德的“主题”这样一些概念, 它们的提出者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不外乎是在口头传统中寻求大家共认的形式, 即比较口头传统视野下民间口头叙事的共同层面。许多蒙古史诗研究者运用了类型学的方法。波佩( Nicholas Poppe) 1933 年提出,蒙古史诗可以划分为“单结构的”和“多结构的”两个类型。[ 4] 仁钦道尔基根据母题的排列组合方式总结了蒙古史诗的故事范型, 提出单篇型史诗, 即婚姻型史诗和征战型史诗两个类型。瓦·海希西( Walter Heissig) 把世界民间故事的“A T 分类法”运用到突厥英雄史诗和蒙古英雄史诗的分类中去, 以母题为单元对英雄史诗进行了分析。海希西编制了蒙古史诗结构类型( 题目、主题、情节) 的分类。后来, 研究者把蒙古史诗划分为英雄、出征、婚礼和归来等14 个情节类型。[ 5] 新时期尤其是近10 年来, 中国三大史诗研究,包括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 斯) 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研究, 逐渐关注口传史诗的地方传统特色, 体现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 特别是在类型学研究的几个基本方面, 即专门化的诗歌语言、故事范型、文本类型、艺人类型、表演形式、田野研究等, 出现了新的学术探索。人们从西方古典史诗到活形态的当代史诗传统中, 看到了史诗在文本形态上的嬗变。约翰·迈尔斯! 弗里( John Miles Foley) 和劳里·航柯( Lauri Honko) 等人, 相继对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做出了理论上的探索, 他们从创编、演述、接受三个方面重新界定了口头诗歌的文本类型。总之, 围绕口传史诗的一些基本问题, 学者们着手从民族志背景阐明了口传史诗研究材料获得的基本途径、科学方法, 从艺人的创编和演述来重新阐述有关史诗传承、接受和传播问题, 揭示口传史诗的叙述形态和文本类型。

　　中国史诗研究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随着国内外史诗研究的转型, 出现了史诗观念更新与研究范式转移, 由取例西方古典诗学范式和希腊史诗范例, 实现了以口头诗学、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为旨归的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的突破。第二, 在口头传统的视野下建立关于口传史诗的新观念和新方法, 围绕史诗表达形式、演述模式、艺人类型、文体风格、主题、文本形态和故事范型以及文类, 拓展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领域, 构建史诗学的话语体系。第三,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迻译和出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学术反思, 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第四, 从地方性的民间叙事传统出发, 贯彻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技术路线, 在民俗学倡导“本真性”前提下来探求史诗的传统叙事法则。第五,从史诗形式的分析深入到史诗文本背后的文化史意义的原型解剖。第六, 从民俗学的类型学研究出发,从史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建构出发, 把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 借鉴和采用了关于口头传统诗学的多样性手法。晚近的史诗研究者主要关注以下几个论题: 试图从文化多样性角度重新界定史诗的含义, 关于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西方经典作家的史诗观念受到挑战, 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范例和诗学范式, 正在由主流话语变为一家之言。研究者从活形态口头传统中, 对史诗的传承、演述和创编, 对文本形态和语篇结构做出了新的阐释; 对特定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主要从学术史的反思开始, 它涉及口传史诗的搜集、整理、文本誊写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 对史诗文本的类型学分析,正在从形式分析深入到对深层结构和传统意义的挖掘, 对历史原型的探寻深化了史诗的文化史意义; 对史诗艺人及表演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特定史诗传统的认识, 有效地揭示了史诗叙事的基本构造和法则。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但是, 中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对于史诗的学理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中国史诗学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 在中国, 史诗研究长期以来取例西方, 中国本土的口传史诗一直被当作民间文学来研究, 因此,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中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论者还不能从文学史、比较文学、文艺学和美学的多学科视野中, 对史诗展开纵深的阐述。第二, 史诗同时具有世界性和地方性的特点, 中国多民族口头传统中的史诗, 其类型丰富, 这是民俗学的类型学研究所难以解决的课题。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还远没有到来。因此, 现阶段史诗研究的地方传统的局限性将是长期的, 一时难以逾越。进入21 世纪以后, 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 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 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 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范围, 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仍在继续。对特定史诗传统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 对史诗文本、史诗的传统形式、深层结构和传统意义的解释, 对史诗艺人及表演的研究, 都在加深人们对于特定史诗传统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首先, 中国史诗研究从初创到发展, 学科建设相对滞后, 理论思考相对薄弱, 学术规范尚在形成阶段,国际国内史诗学的学术史梳理和基本理论研究是当务之急。其次, 中国各个民族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 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我们提倡从口头传统的个案研究出发, 探讨文化语境中的史诗及其文类特点, 这就需要建立田野民族志研究的学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资料学基础。再次, 要从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出发, 加强中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或形态研究, 描绘中国史诗分布类型图谱。中国各民族史诗总数, 估计当在1000种以上。中国史诗谱型宽厚, 横跨五个语系, 含纳了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分类上更有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三大类型。史诗文本的类型复杂, 史诗歌手的类型在世界上更具特色。

　　参考文献:

　　[ 1] Webster’s Ninth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91, Springfield: Meririam- Webster I nc.

　　[ 2] Arthur T . Hatto, Traditions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 . I . The Traditions [ M ] . London: 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0.

　　[ 3]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Lauri Honko, Folklore Fellow Communications, No. 264. H 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 4] ( 苏) 谢·涅克留朵夫著, 徐昌汉、高文风、张积智译, 刘魁立、仁钦道尔吉校. 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 M] .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 5] ( 德) 瓦尔特! 海西希. 关于蒙古史诗中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 A] . 民族文学译丛( 第一集) [ C] .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 1983.

　　作者简介: 尹虎彬( 1960~ ) , 男, 辽宁宽甸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吕嵩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