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批评家在使用“史诗”这一术语时，是指一部大体符合下列“尺度”的诗作：以崇高风格描写伟大、严肃题材的叙事长诗；主人公是英雄或半神式的人物，他的行为决定一个部落、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史诗故事多具有神奇幻想的色彩，也有一些直接取材或描述真实历史事件的。学术界近年逐步在史诗分类方面形成了共识，认为史诗可以分为：1）民间口传史诗；2）文人书面史诗；以及3）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以传统为导向”的、或“准书面”的史诗。流传至今的口传的或有口头来源的比较著名的外国史诗有：古巴比伦的《吉尔迦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盎格鲁—撒克逊的《贝奥武甫》、古日耳曼的《尼贝龙根之歌》、古法兰西的《罗兰之歌》、冰岛的《埃达》和西非洲的《松加拉史诗》等。在文人书面史诗中，大家公认的有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但丁的《神曲》，英国弥尔顿的《失乐园》等诗作。芬兰的《卡勒瓦拉》则是典型的“准书面”史诗。
虽然今天所见最早的史诗文本，是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但荷马史诗公认是西方文学的滥觞，影响最为巨大，研究成果也最多。归在荷马名下的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大约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1]。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荷马史诗在希腊获得了广泛传播，在每年一度的“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上行吟诗人们争相竞赛演唱荷马史诗[2]。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荷马史诗文本，有比较复杂的形成过程。有人统计，在当时至少有上百种不同的抄本流行，[3] 可见其流布盛况。在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们的著述中，多有对荷马史诗的述评，在古希腊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中，也有很多直接反映荷马史诗人物和情节的作品。在西方的史诗演述传统中，再没有谁能够有荷马这样的名气，赢得他那样的赞美了。不过，一路数来，欧洲文化传统中，史诗佳构颇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日耳曼人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兰西人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等等，皆可称千古绝唱。印欧语言文化的紧密联系，也直接间接引发了西方学者对印度史诗——特别是《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研究兴趣。
随着欧洲启蒙运动之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扩张，东方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之一。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文明，也进入他们的视野。 阿拉伯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史诗传统，东亚和东南亚农业文明中的史诗演述等，都成了他们争相描述的对象。国际性的史诗学术视域，跨越了西方韵文传统的格局，生发出了新的规范、新的尺度和新的气象。
西方的史诗学术史，历史悠久，著述极多。著者的个人兴趣和眼界，自然会影响到对代表性人物和学说的臧否。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勾勒一个极为粗疏的轮廓，交代几个大的关捩点。希望这样的描述，有助益于只是想从面上对史诗有所了解的读者。
二
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中，都发现了史诗演述传统，相应的史诗研究也蔚为大观。从古希腊文论家们开始的史诗研究[4]，迄今已经积累起了卷帙浩繁的著述。不过，纵使不同民族史诗的语言、形态、特征等各异，但历史上的史诗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一个是对史诗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归纳总结，一个是就具体史诗作品进行一般社会历史的、主要是“语文学”[5]的考释。语文学的史诗研究，作为在漫长的史诗学术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方法，在围绕荷马展开的研究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因而，这里若是以“荷马问题”[6]的解答作为线索，颇能够看出史诗学术发展的大体脉络和走向。
文学史上对史诗性质的探讨，始于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曾论述过荷马史诗。但是较为系统论述史诗特性的，首推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对当时最为流行的两大艺术门类——悲剧和史诗——的存在意义和各自特性的理解。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的其他几位批评家，转而对文人的“拟史诗”作品推崇备至。不过，他们的论述大多缺少新见。公元4世纪的批评家如塞尔维乌斯·奥诺拉托斯和马克罗比乌斯都对维吉尔及其后的个别文人史诗给予很高的评价。
中世纪的文评家们在史诗学术上没有太多精辟的见解，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从伊西多尔在《词源学》（6世纪）和苏伊达斯（10世纪）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在文类（genre）的分类概念上没有形成十分清晰的观点，不是把史诗与历史混为一谈，就是把史诗作为一种集戏剧和叙事为一体的混合类型（如狄奥梅德斯、伊西多尔和比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有维达的《诗艺》（1527），但理论建设仍然贫乏。直到亚里士多德《诗学》重新被发现，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特里西诺（1528~1563）的《诗学》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些重要段落作为标准，开始对到当时为止的意大利文学成就加以阐述。随后，安东尼奥·明图尔诺《诗的艺术》〈1564〉，卡斯特尔韦特罗《亚里士多德〈诗学〉诠释》（1576），塔索《论英雄史诗》（1594）等都对史诗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这些论述中，虽不乏某些真知灼见的光芒，但总体而言，论题相对狭窄，对于深刻地认识和阐释史诗，贡献不大。
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可以提到的成果有芒布隆的《论史诗》（1652）、拉潘的《诗学感想集》（1674）、布瓦洛的《诗论》（1674），以及勒·博叙的《论史诗》（1675）等。这些论述受到当时理想主义思潮的影响，旨在为史诗制定规范，并强调道德原则和宗教理想。对后世有一些影响的，当推伏尔泰的《论史诗》（1733）。
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及以后，可以提及霍布斯的《〈荷马史诗译本〉序》（1675）、德莱顿的《英雄诗辩》（1677），以及马尔格雷夫的《诗歌论》（1682）等。再往后，还可以提到海利《论史诗》（1782）和凯姆斯《批评的成分》（1762）。不过，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引述这些著述了。布莱克威尔其人和他的《荷马生平及著作探究》（1736）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被不时提及。
德国在18和19世纪这一时期关于史诗理论的探讨，以歌德、席勒、谢林和黑格尔等人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歌德和席勒合作撰写了《论史诗和戏剧诗》（1797）。谢林以其《艺术哲学》发生影响（1802），黑格尔则在《美学》等著述中，对史诗有比较深入的阐释。在20世纪中国史诗理论不多的思考中，往往能看到对黑格尔的引述。有些研究，更是建立在他所奠定的理论基石上。只是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颇让一些中国学者耿耿于怀。[7]
三
20世纪以来，随着人文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史诗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古典学所擅长的语文学方法得到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新的转向也开始出现。丹麦民俗学家Alex Olrik（1864~1917）的《民间叙事的史诗法则》（“Epic Law of Folk Narrative”），[8] 就是通过比较大量不同类型的材料，试图总结出一整套民间叙事的基本法则来。鲍勒（C. M. Bowra）对世界史诗传统的大规模总结，也颇为引人注目。他的《从维吉尔到弥尔顿》（1945）以及《英雄诗歌》（1952）堪称代表。不过，鲍勒的研究，还是基于“文学学”的视域，观点的方法，难脱窠臼。
以另外一些人为代表的新研究方向，夺城拔寨，显示出很大的冲击力。几个重大的事件，成为该动向的标志：其一，哈佛大学教授艾伯特·洛德的《故事的歌手》于1960年首版[9]，标志“口头程式理论”（也叫“帕里—洛德理论”）形成。其二，聚集了全球最有影响的史诗学者的“伦敦史诗讲习班”，不间断地活动了8年之久（1964~1972），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10] 其三，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核心阵地《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学刊于1986年在美国面世。
在这个新方向上，北美是重镇。有哈佛大学一脉传承的几代学者，他们是米尔曼·帕里、艾伯特·洛德和格雷戈里·纳吉。还有《口头传统》学刊的创始人和主编、著作等身的约翰·弗里。在欧洲，我们可以提到芬兰和印度史诗专家劳里·杭柯，德国突厥史诗专家卡尔·莱歇尔等人。
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出身于古典学阵营的青年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对古典学领域里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意欲解答这个千古悬疑——谁是荷马，他是何时以及怎样创作出被我们叫做“荷马史诗”的诗歌的。关于荷马，历来聚讼纷纭。从生活时代距离荷马较近的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到稍晚的犹太牧师弗拉维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生于公元37／38年），二人都没有能给我们提供多少具体的信息。18到19世纪之间，在欧洲古典学领域，“分辨派”和“统一派”都试图对“荷马问题”做出解答，只不过观点相左：前一派提倡荷马多人说，其主要依据是：荷马史诗里存在的前后矛盾之处，很难认为是发生在由一个人构思完成的作品中；荷马史诗中使用的方言分别属于古希腊的几个方言区；荷马语言现象所显示的时间跨度，远超过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等等。[11] 而后一派持荷马一人说观点，他们力主荷马史诗是某位天才独自完成的作品，却又拿不出太过硬的证据来。他们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学术上也不够严密，其学说更多地建立在主观臆断之上。还有一些介乎两端之间的态度，认为荷马史诗不是诗人荷马独自完成的，但他在史诗定型中发生过相当大的作用。我国也有人采纳此看法。[12]
帕里对“荷马问题”的索解，引发了古典学领域的一次大地震。他和他的学生兼合作者艾伯特·洛德（Albert B.Lord，1912~1991）共同开创了“帕里-洛德理论”（也叫“口头程式理论”）。这个理论的创立，有三个前提条件和三个根据地：三个前提是语文学、人类学和古典学（特别是“荷马问题”）；三个根据地是古希腊、古英语和南斯拉夫史诗演述传统。十九世纪的语文学，特别是德国语文学的成就，以及西方人类学的方法，特别是拉德洛夫（Radlov, Vasilii V）和穆尔库（Murko, Matija）的田野调查成果，开启了帕里的思路。通过对荷马文本作精密的语言学分析，从“特性形容词的程式”问题入手，帕里认为，分辨派和统一派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而且也“必定”是口头的。为了求证他学术推断的可靠程度，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若干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现场实验”（in-site testing），他们证实了拉德洛夫的说法——即在有一定长度的民间叙事演唱中，没有两次表演会是完全相同的[13]。 通过对同一地区不同歌手所唱同一部作品记录文本的比较，和同一位歌手在不同时候演唱同一部作品的记录文本的比较，他们确信，这些民间歌手们每次演唱的，都是一首“新”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一首与其他歌有联系的“一般的”歌（a song），又是一首“特定的”歌（the song）。口头史诗传统中的歌手，是以程式（formula）的方式从事史诗的学习、创编和传播的。这就连带着解决了一系列口传史诗中的重要问题，包括确认如下事实：史诗歌手决不是逐字逐句背诵并演述史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程式化的典型场景和程式化的故事范型来结构作品的。通俗地说就是，歌手就像摆弄纸牌一样来组合和装配那些承袭自传统的“观念部件”（idea-part）。由此可知，堪称巨制的荷马史诗不过是传统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灵感的偶然闪光，等等。
今天看来，20世纪中期，注定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时期，在人文学术领域尤其如此。在《故事的歌手》面世大约两年后，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分别身处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五位学者，发表了四种论述，不谋而合地将“口承文化”的属性以及它与书写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4种论述是：传播学家麦克鲁汉（M. McLuhan）的《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1962），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作家伊恩·瓦特（Ian Watt）的论文《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以及古典学家哈夫洛克的文章《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1963）。[14] 关于口头传统与书写技术之间关系的探讨，为后来的口传史诗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理论支点和更为开阔的视域。
大约同时期，也就是1963年10月29日，在伦敦大学的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College）举行了一个题为“历史与史诗：其相互关系”（History and epic: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的研讨会，会上大家倡议建立一个研讨史诗的讲座系列。于是，著名的“伦敦史诗讲习班”（London Seminar on Epic）得以建立。从翌年6月22日开始首次活动，到1972年3月21日末次活动，历时8年。在牛津、剑桥和伦敦这个三角区域之间，史诗研讨机制建立起来了，研究不同传统的史诗学者纷纷来到这里，宣读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同行交流和沟通。作为该讲习班的创始人和主席，伦敦大学的德语教授哈托（A·T· Hatto）对该讲习班的活动和成就，有精彩的回顾，见由他主编出版的两大卷成果《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Traditions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 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London, 1980, 1989）。该讲习班宣称，它们的学术工作，联系着史诗学界前辈们——突厥学创始人拉德洛夫，古典学者多米尼克·孔帕雷蒂（Domenico Comparetti），俄苏学者日尔蒙斯基，以及英国的鲍勒爵士等。帕里和洛德也名列“前贤”之中。这个有23位成员的讲习班，一共邀请来宾作学术报告31次，内容涉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古希腊、俄国（欧洲及亚洲部分）、西班牙、泰国、苏美尔、芬兰、古代法兰西、蒙古、东南欧、罗马尼亚、斯瓦希里（非洲）、古印度、日本、古代阿拉伯、中东等。其地域涵盖了“冰岛－乌干达－泰国－蒙古”，可见大部分欧亚地区都在谈论范围之内。其中一些报告人并不是该讲习班成员，该讲习班也不可能将所有杰出史诗学者一网打尽。不过，今天看来，其学术活动仍然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是在学术范式的建立和热点问题的追踪上，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史诗学术的水平。
四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古典学的重镇，也是民俗学的摇篮。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口头文学研究，经历了以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 帕里和洛德为代表的四代学者的薪火相传，形成了一个半世纪的学术传统。接力棒现在格雷戈里·纳吉教授手中。他是古典学系教授、著名希腊文学专家、口头诗学理论家、印欧语音韵学家。哈佛大学是“口头程式理论”的发祥地，其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成就了纳吉。今天，他已是哈佛第五代学者的代表和跨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理论权威，其学术研究涉及古代希腊文学、神话学、修辞学、语文学、比较文学、口头叙事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他立足于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高度关注古代希腊诗歌文本的口承性及其表演传统的复原性比较研究，在口头诗学理论的拓展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学和希腊文化研究的范畴，对历史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学术期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创办者（1986年创刊）、当今美国口头传统研究和史诗研究的权威约翰·弗里教授，研究领域涵盖古希腊史诗、中世纪英语（盎格鲁─萨克逊语）文学和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等领域。1986年弗里在密苏里大学建立起“口头传统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一直担任中心主任，被视为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领军人物。从弗里的著述中可以发现，他早年热衷于运用和实践“口头程式理论”，并提出了许多新鲜见解。近年的学术成就，更多地集中于口头诗学法则的完善，并将“讲述民族志”、“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20世纪最为重要的民俗学理论，创造性地熔铸于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中，先后系统地提出了“口头传统的比较法则”、“表演的场域”、“传统性指涉”等学说，从而构造出独具学术个性的口头诗学体系和口头诗歌文本的解析方法。顺便说，在对伦敦史诗讲习班的成果作总结时，编者提及刚刚创立不久的学刊《口头传统》，希望它成为以后国际史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阵地。今天看来，这个当初的“愿景”没有落空，这份刊物现在已经成为口头传统研究领域（许多论题是围绕口传史诗展开的）最重要的学术阵地。
20世纪活跃的史诗专家，还有芬兰民间文学家、比较宗教学家、民俗学家和史诗领域的专家劳里·杭柯。他早年致力于比较宗教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范围包括民间医术、民间信仰、神话与仪式、挽歌、民间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芬兰民俗学学术史。他在史诗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斯里史诗的文本化》（1998）等多种。 杭柯后期在印度开展的田野工作和研究侧重于口头诗歌的学理性问题，以及重新评价《卡勒瓦拉》作为传统史诗的作用等。他关于“准书面”（semi-literary）史诗的研究，关于史诗歌手的“大脑文本”（mental text）问题的总结，以及史诗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等，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五
我国最初对史诗有所讨论的人物，可能是蒙古族学者（一说藏族）松巴·益喜幻觉尔（1704-1788）。他是青海省互助县佑宁寺僧人。他和六世班禅白丹依喜（1737-1780）于1779年以信件方式讨论过格萨尔有关问题的看法。后来松巴将有关专题汇集成册，题为《关于格萨尔问答》，收入甘肃拉卜楞寺所藏松巴全集中（《问答》之部第11-16页。）[15]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史诗研究，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晚。最早对史诗这种文体发表议论的，恐怕是章太炎。稍后的胡适等人也有所议论，并称之为“故事诗”。较早刊发介绍性文字的，当推任乃强先生。他1929年考察西康藏区，历时一年。在1930年12月《四川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题为《藏三国》和《藏三国举例》两文，向外界介绍藏族史诗《格萨尔》。
从18世纪以来，西方的学者就开始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例如，有统计说俄国的帕拉斯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蒙古民族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1771-1776年），是今天所见最早的成果。1804-05年，在里加出版了《卡尔梅克游牧记》，德国旅行家别尔格曼在卡尔梅克地区旅行，记录了蒙古史诗《江格尔》的两个片段。大约从1851年开始，西欧的蒙藏史诗研究突然勃兴，司卡特、舒特等人的专论，在《柏林科学院论文集》上连续发表。稍后的英国和俄国，比较有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渐渐多了起来。例如英国施拉根维特，德国的施夫纳和拉德洛夫，俄国的波塔宁和弗拉基米尔佐夫，芬兰的兰斯铁等，皆为大家，成就卓著。
与我国西部族群的史诗研究有关系的学者，在20世纪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是苏联的日尔蒙斯基，以及稍后的查德威克和哈图，哈图是伦敦史诗讲习班的主持人。近年的执牛耳者，则非德国学者卡尔·莱歇尔（Karl Reichl）莫属。他的代表作《突厥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体结构》（Turkic Oral Epic Poetry: Traditions, Forms, Poetic Structure,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2） 列入弗里所主编的一套影响很大的丛书中，于1992年在美国出版。他的研究，既有传统突厥学的重视语言材料、重视田野调查的特点，又大量吸收了口头程式理论和其他晚近理论的养分，从而形成了视野开阔、材料扎实、论述稳健的风格。
阿尔泰—蒙古史诗研究领域，享誉国际的人物，多在俄苏。先有尼古拉斯·波佩（二战后移居美国）后有聂可留朵夫和其他学者。欧洲的学者中，首推德国的瓦尔特·海西希。他关于蒙古史诗母题系列的研究，影响很大。他的若干著作和专论，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讨论了蒙古史诗的各方面问题。他精通蒙古语，对蒙古材料极为熟稔。他由于在蒙古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不列颠皇家亚洲学会院士称号。
中国的史诗研究，在几个方面为国际史诗学理论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择要而言，一个是丰富了史诗的类型——对中国南方诸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的总结，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再者，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和史诗传承的丰富性，以及大量活形态史诗传承，引起了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解读史诗的努力，例如，仅以藏族为例，史诗演述能力的习得（例如藏族“神授”艺人）和歌手传承文本类型的多样性（例如藏族的“掘藏”文本），对全面认识史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事例。又如，在对史诗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上，在对史诗演述中若干“要素”的认识上，在史诗文本类型和属性的观察和总结上（例如彝族史诗中存在的“公本”和“母本”，“黑本”和“白本”，以及与“口头论辩”相联系的史诗演述活动），为史诗学的深化，提供了有益探索。质言之，中国诸史诗传统为观察史诗形成、传播、发展、变异、文本化、歌手的作用和风格等环节，提供了极为多样鲜活的材料，为史诗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我们不准备介绍特定民族史诗传统的专项研究成果，而更偏重在史诗理论和方法论上有贡献的代表性人物，乃是因为史诗是人类表达文化中的一个大项，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对在全世界各地传唱的史诗数量有个大概的估计。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不过，从大的地方着眼，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若干基本问题的阐释上，20世纪的国际史诗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从伦敦史诗讲习班那时开始，关于史诗的文类界定问题，视域更为开放了。以往以西方标准为终极标准的理念，得到校正，此其一。其二，对史诗进行“文学学”研究的方法，已经被远为多样的新方法取代。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史诗研究，更多地把史诗看成是一种“传统”而非一件“作品”。口传史诗的演述，也被理解为一种综合的民间活动事相，有复杂的运作方式和社会机理，而非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取悦听众的演出。对史诗文本的理解，也因为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理念的介入，而形成相当深入细致的学理思考。其三，一则史诗故事的一次演述，与歌手的“大脑文本”是什么关系，与其他歌手的其他史诗演述是什么关系，与神话、英雄哀歌（lament）英雄挽歌（elegy）英雄叙事短诗（lay），乃至传说等等其他文类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具有怎样的特征，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解索，都带有强烈的20世纪的时代色彩。其四，以传统为本，以歌手为本的“讲述民俗志”倾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近年的史诗研究走向。对于史诗的诸多“基本尺度”的重新考量，就带有颠覆经典文学学研究的意味。什么是一个“大词”或程式，什么是一个“诗行”，什么是一个“典型场景”或“故事范型”，什么是程式的“频密度”，这类问题的提出，带有强烈的指向性，是从多少被边缘化的传统出发，对需要改写的“核心理念”发出的冲击。其五，口头史诗从现场创编、到意义生成和传递、再到听众完成接受的整个过程是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中完成，这就给口传史诗的文本解读和意义传递，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以及从信息发送者到接收者的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解，带来了新的角度和契机。
总之，在西方的人文学术格局中，史诗研究一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大师辈出，成果无数。反观我国，活形态的材料蕴藏相当丰富，学术研究却起步很晚，积累也不深厚，未来的道路还是很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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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课题隶属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课题。
注释：
[1] 详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也有译作“泛雅典赛会”的。古希腊历史上一个十分古老和重要的节日。每年在雅典举行一次。行吟诗人们纷纷颂唱荷马史诗也是节日活动之一。后改为每4年举行一次。
[3] Foley, J. M. Traditional Oral Ep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24。又见朝戈金：《“口头程式理论”与史诗“创编”问题》，载《中国民俗学年刊》1999，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81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生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以《诗学》（Peri Poiētikēs）最为著名。还有其他一些成果，今仅存目，如《荷马问题》（Aporēmata Homērika, 已佚）。（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页。）尽管在古希腊时代，谈论荷马和史诗的学人不在少数，但比较集中系统论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因而，他在《诗学》中关于史诗的论述，成为国际史诗学术史的先声。
[5] 语文学（philology）：希腊人从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开始的一种学术活动，后来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术语，主要指根据文学作品和书面文献的研究所进行的历史语言分析，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小学（即今天的古典文献学）；也可指一般文学作品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更为一般的用法是指利用文献研究和文本考证探究文化和文明的历史发展。
[6] “荷马问题”是西方古典学中年深月久的悬疑之一。简单说，就是谁是荷马，他是如何创作出我们今天叫做“荷马史诗”的那些诗歌的。对“荷马问题”学术史的阐释，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但是作为这一缺陷的弥补，比较晚的一些小说和传奇故事却很丰富，很发达，生动鲜明地描绘出各种情境，充分展示出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既丰富多采而又委婉细腻，特别是在描写女子性格方面。这些本身完满自足的作品所表现的整个艺术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不得不惊赞。”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0页)
[8] International Folkloristics Classic Contributions by the Founders of Folklore, ed. Alan Dund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9] 该著中译本《故事的歌手》由尹虎彬译、姜德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5月出版。
[10] Traditions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 vol.1, 1980. vol.2, 1989. 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London.
[11] 例如维柯的相关论述就有代表性，特别是下面两段话：“至于希腊许多城市都争着要荷马当公民的光荣，这是由于几乎所有这些城市都看到荷马史诗中某些词，词组乃至一些零星土语俗话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关于年代这一点，意见既多而又纷纭，分歧竟达到460年之长，极端的估计最早到和特洛伊战争同时，最迟到和弩玛（罗马第二代国王──中译注）同时。”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7，第416、439页等。
[12] 较为晚近的例子，见《奥德赛》陈中梅译本（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的“前言”：“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为荷马的作品。鉴于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我们似乎亦可以做出如下设想，即认为《伊利亚特》是由荷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奥德赛》则是他的某个或某几个以唱诗为业的后人（Homeridae，荷马的儿子们）根据荷马传给他们的说诵和该诗的基本格局整理补删，最后基本定型的作品。”
[13] “每一位有本事的歌手往往依当时情形即席创作他的歌，所以他不会用丝毫不差的相同方式将同一首歌演唱两次。歌手们并不认为这种即兴创作在实际上是新的创造”。见Radlov, Vasilii V.: Proben der Volkslitteratur der nordlichen turkischen Stamme, vol. 5: 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ar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85.
[14] 《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美] 埃里克·哈夫洛克 （Eric Havelock)作，巴莫曲布嫫译，《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15] 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1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86-290页。松巴堪布曾说“《格斯尔传》不是佛教经典著作，而是历史人物传记，格斯尔本人曾是安木多地方的小国王”。
（本文刊于《世界文学》2008年第5期，第285－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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