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玛纳斯》等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在党中央文化政策的正确指导、政府的支持、各级文化机构的关照和参与、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学者的辛勤劳动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文本化的成果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精美的、艺术的口头史诗传统。本文梳理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文化政策介入下史诗《玛纳斯》文本化的进程，并且揭示作为史诗文本化的最佳成果《玛纳斯》，汉译本的出版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民族交流和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文本化 　

　　一、研究背景

　　文化事业中的国家话语和民族、文化政策的引领是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也是提升文化自信、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等事业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各项民族文化政策有效保护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促进文化事业转型发展。这反映出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保护更加科学、全面、 系统，具体体现在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从外源协力到内部动力的深层激发及从民族层面到国家层面的地位提升。

　　史诗《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由《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台》8部构成。史诗主要讲述了主人公玛纳斯及其子孙八代英雄的传奇人生，彰显了勇敢、智慧、团结等三大主题。柯尔克孜人把演唱史诗《玛纳斯》的歌手称作玛纳斯奇。据资料显示，20世纪初叶以来，我国境内涌现出100余名玛纳斯奇。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出自阿合奇县的居素普·玛玛依。他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位能完整的演唱史诗《玛纳斯》8部内容的史诗歌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杰出的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史诗《玛纳斯》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其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组织调查组对玛纳斯奇[①]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史诗《玛纳斯》开展了3次记录、整理、翻译工作，出版了《玛纳斯》8部柯尔克孜文本及部分史诗文本的汉译本。［12］（P52）

　　史诗《玛纳斯》拥有悠久的传唱历史、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宏伟的史诗篇幅、富有的民族文化知识，是我国民族民间史诗中的一颗无比璀璨的明珠。无论是史诗《玛纳斯》发现和刊布，还是《玛纳斯》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后期开展的两次针对性调查实践，又或是《玛纳斯》的整理出版和翻译等工作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语言调查”“民族识别调查”“双百方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国家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的推行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诗《玛纳斯》的传承在国家话语体系里完成，其传承方式体现于史诗文本化过程以及文本化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史诗书写文本。史诗《玛纳斯》在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的扶持下转变其口耳相传的传播和传承方式同时开启他“第二次生命”[②]，并通过译成汉文开启其拥有更强大传播力度的“第三次生命”[③]。2009年9月28日，史诗《玛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史诗《玛纳斯》进一步成为柯尔克孜族最典型的文化标签，被视为柯尔克孜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众多文化扶持政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玛纳斯》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时代意义。在非遗热度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参与史诗传统在当代语境中流传和传承，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大大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发挥主导作用，施行各类政策性保护措施在史诗文本的记录和出版、史诗演唱艺术和文本的传承、与时代交流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当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了史诗有声的“活态演唱艺术”和有型的“史诗书写文本”。鉴于此，笔者试图聚焦于国家话语的动态历史过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政策及与其相关的史诗搜集、整理、出版和翻译实践为切入点，观察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文化政策对史诗《玛纳斯》文本化的影响与成就，以此作为阐释与肯定文化政策在史诗《玛纳斯》文本化中的作用，并讨论非遗保护政策巨大成就之一——史诗《玛纳斯》汉译全译本出版的意义。

　　二、国家话语：“文化政策”介入下的史诗文本化

　　所谓“文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本”指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其意义是多重的和可变的。正如文本是特定的符码和惯例所构建，由此而得到阐释和理解。并且可以拓展到多样交流模式和艺术形式所表达意境。因此广义的文本及其意义具有一定的可感性质。而狭义的文本则指书面的沟通形式，特指书写材料，伴有一种权威性和可视意义。［1］（P1363）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文本概念，美国史诗学者弗里(John M．Foley)和芬兰民俗学家杭柯(Lauri Honko)等学者，相继对口头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他们依据创作与传播过程中文本的特质和语境，从创编、演述、接受三方面重新界定了史诗的文本类型，并细分为3类：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Oraltext）、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2］（P122）如果从创编、演述、接受三方面来界定文本类型，史诗《玛纳斯》的文本类型大致细分为三大类，即纯粹的“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及“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其中“源于口头的文本”和“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属于本文所分析的书面文本，如现场记录本、歌手撰写本、整理本、出版本、翻译本等书写文本。这些史诗书写文本都是玛纳斯奇传唱的史诗内容被记录成文的版本，也就是已成为“文”的文本。这里所说的“文”包括柯尔克孜文、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等“文字符号”。玛纳斯奇传唱史诗内容成为文本的过程就是史诗的文本化，这个过程通过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以及翻译得以呈现。

　　回顾新中国70多年来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翻译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史诗《玛纳斯》的文本化同样是党和国家各类文化保护政策的成功实践，是我国多民族学者持续参与研究和保护的成果。期间产生名目繁多的史诗文本（如记录本、手抄本、油印本、铅印本、出版本和翻译本）见证了口传史诗向文本转型的过程，构成了史诗《玛纳斯》在新时代非遗语境中的文本传承，开启了口头传承与文本传承并行发展的新阶段。

　　（一）建国初期的文本化：1949—1966年

　　自1949 年到 1966 年是民间文艺大发展的 17 年。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国家加强民族团结工作，推出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群众对国家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不断增强。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 简称第一次 “文代会”) 召开后，解放区“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民间文艺研究受到高度关注。[④]1956 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 8 月，党和国家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 8 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⑤]。其中，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成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别赴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语言调查，同时开创了创制文字工作。期间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口头传统受到了格外的重视，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文本化也因此起步。

　　1956—1957年期间，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先生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做语言调查时为当地民间独特的娱乐方式——史诗等口传文学所吸引。胡振华先生在乌恰县黑孜维乡首次记录下一些史诗文本，并提出各级政府和学界应对盛行于柯尔克孜民间的文学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观点。[⑥]虽然此次被记录的史诗未能正式出版，但是依然成为了60年代之后开展史诗文本化工作的先声，是史诗《玛纳斯》及其后续八部英雄史诗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开端。史诗《玛纳斯》的第二部《赛麦台依》部分章节正式成文刊布则在此后跟进。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搜集民歌，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这样的文化定位和文艺政策的指导下，全国发起了“采风”运动。［3］（P3）与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融为一体的史诗《玛纳斯》进一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和重视。1960年新疆作家协会所属文学月刊《天山》《塔里木》两个编辑部派部分编辑在新疆喀什、克州与正在克州地区开展语言调查的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当地文学爱好者合作编辑刊物专栏“业余文学作品”，期间在克州乌恰县黑孜苇乡阿热布拉克村发现了史诗歌手铁米尔·图尔地曼别特（Temir Turdumambet）[⑦]——他既能唱史诗《玛纳斯》，又能唱其他叙事诗。铁米尔·图尔地曼别特以浩荡的史诗故事和优美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编辑，编辑当即记录了100多行史诗歌手演唱的史诗《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中的经典章节《赛麦台和阿依曲茹克》，并译成汉文、维吾尔文，分别发表于《天山》《塔里木》。［4］（P510）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最初被记录和刊发并非是偶然事件。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开展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一个成功实践。在这一阶段，人们记录的《玛纳斯》文本虽然不是很多，但开始有文本被刊发于省级刊物。口耳相传的柯尔克孜族史诗首次以文字形式进入了公众视野，并开启了纸媒传播。铁米尔·图尔地曼别特的唱本《赛麦台依》的首次出刊为《玛纳斯》等柯尔克孜族口传史诗文化的转型发展揭开了序幕。

　　1961年至1962年期间，周恩来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建设事业中做出一系列指示，强调文化和艺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1961年6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拟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5］（P439），对国内文化政策有所调整和改革。文艺工作者广泛投入到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工作中，他们边记录边翻译，出版了大批民歌集。在这些文艺政策的关照下，地方文艺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⑧]在此形势下，柯尔克孜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正式迈向文化历史的舞台。

　　1961年初，新疆正式成立史诗《玛纳斯》调查组，进行史诗文本的搜集、记录、整理等相关工作。调查组由新疆作协工作人员刘发俊和太白，文学所的研究人员刘前斌3人组成，他们前往克州地区，与州党委宣传部联合开展调查工作，当时在克州实习的中央民族学院柯语班师生也参与其中。调查组分别在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克陶县、阿图什市范围内的各个乡村和牧区开展了专对史诗等口传文类的普查工作，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内调查组工作取得惊人的成绩。［4］（P510）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便是发现了阿合奇县麦尔凯其村的著名史诗歌手居素普·玛玛依[⑨]，并着重记录其唱本五部史诗《玛纳斯》，计11万多行[⑩]。 除此以外，工作组记录了20多位史诗歌手演唱的史诗《玛纳斯》，约15万行。［6］（P261）此外，抢救性搜集整理工作发现了乌恰县的史诗歌手艾什玛特·曼拜特居素普（Exmat Mambetjusup）[11]，他是首次演唱史诗《玛纳斯》包含玛纳斯及其八代子孙事迹的史诗歌手。当时工作人员记录了他演唱的《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等3部史诗。因时间紧张、记录人员欠缺、记录条件有限、史诗歌手年迈等原因，《玛纳斯》工作组的人员未能把艾什玛特·曼拜特居素普演唱的八代英雄故事完整记录下来便离开了乌恰县。工作组离开的第二年，艾什玛特·曼拜特居素普离世，他为人们留下了史诗《玛纳斯》的前三部，其中第一部《玛纳斯》丢失，只有完整的《赛麦台依》《赛依提》的部分内容得以保留，之后于2009年由学者托汗·依莎克（Tokon Isak）整理出版[12]。

　　调查组着重记录了史诗歌手现场演唱的史诗文本工作。在没有音视频录制设备情况下，调查人员采用了“多人合作”“一人记一行”“分段做补充”“艺人和记录人员互助定稿”“晚间做注释”等繁琐及艰难的工作模式，因此未能达到记录，整理和翻译同步进行的预期目标。搜集和记录工作结束后，调查组组织人力转入翻译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5部史诗《玛纳斯》。由于缺乏汉柯双语翻译人员，史诗的翻译工作只能以汉族同志和略懂汉语的柯族同志合作形式进行。［7］（P164）全组同志日夜奋战，约用一年时间将5部《玛纳斯》全部译成汉文。当时调查搜集的工作者已经注意到，民间尚有大量的史诗 “口头资料” 有待搜集、发现和采录，但是由于搜集整理和翻译目的是希望呈现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史诗作品，因此选择了语言、篇幅、艺术和内容上达到较高水平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作为重点采录和翻译对象，最终翻译了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5部《玛纳斯》。调查工作结束后，部分工作组人员回乌鲁木齐校对史诗汉译本做了校对，并整理出版铅印《玛纳斯》第一部的汉译本[13]。该译本由上、下两册组成，是首次初步展示史诗《玛纳斯》第一部整体面貌的文献资料。除此以外，《新疆日报》《民间文学》上也刊发了史诗《玛纳斯》和《凯那尼木》的两个故事章节［6］（P262）。

　　《玛纳斯》工作组的第二次调查于1964年6月至1965年3月进行，也是第一次调查的补充调查。调查组由新疆文联、克州党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组成，期间史诗《玛纳斯》搜集和记录工作得到了大力推进。首先，补充调查的调查区域从克州三县一市扩至阿克苏地区柯尔克孜族民族乡镇。再次，调查工作和任务更加具体化，初步制定补记居素普·玛玛依演唱过的5部史诗，兼搜集史诗《玛纳斯》的其他唱本、史诗手抄本等文献资料［6］（P261）。此次调查期间，为了补充记录第一次演唱时落下的史诗内容，居素普·玛玛依重新唱了史诗《玛纳斯》，使史诗《玛纳斯》扩充至6部[14]。每一部在诗行数量上相比第一次演唱有了明显的增多，计约19.65万诗行[15]。补充调查期间重点记录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史诗《玛纳斯》，同时访问其他30多位史诗歌手，并记录史诗《玛纳斯》故事章节约12.3万行，收集2l册史诗手抄本，记录了以散文演述的《玛纳斯》故事8份。此次补充调查还记录了有关柯尔克孜族社会生活、历史、习俗、部落谱系史等资料。［6］（P263）这些资料是全方位揭示《玛纳斯》演唱语境的资料，也是建国初期首次被记录的“柯尔克孜族民族志”。

　　调查结束落后，工作组人员开启重新翻译居素普・玛玛依和艾什玛特·曼拜特居素普演唱的史诗《玛纳斯》，翻译和注释工作是在1961年的译稿基础上进行。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这些现场记录本以及汉文译稿中，除了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第二部《赛麦台依》和艾什玛特·曼拜特居素普演唱的第二部《赛麦台依》和部分史诗歌手的演唱本外，其余资料带回北京后不慎丢失。此外，得以保存的部分资料及其信息在各个研究成果中的阐述并不一致，留存的调查资料由新疆文联保存。[16]大量资料的丢失给刚刚启动不久的史诗《玛纳斯》搜集、整理、出版和翻译工作造成了极大损失。

　　（二）改革开放之后文本的积淀和厚发：1978—2005年

　　1969年末至1978年之间是柯尔克孜族史诗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处于暂停状态，期间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没有开展史诗的搜集、记录等田野工作，已被记录的史诗文本也没引起学界的太大注意，1961—1965年期间被记录的部分宝贵资料不慎丢失。1977年起，文艺界落实党的文艺政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左”倾思潮，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各项文艺创作活动开始回复正常[17]。有组织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工作从 1978年开始得到了恢复。这一时期，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先生再次筹备抢救《玛纳斯》的工作。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高度重视，中央民族学院、新疆文联、克州州政府等单位的关怀和支持，再次安排人员和资金共同组织了《玛纳斯》工作组，将史诗歌手居素普·玛玛依接来北京，在北京进行了近一年的记录工作，补录被丢失的资料［7］（P617）。

　　1979 年开始，全国盛行文化普查、搜集记录、整理出版等工作，实施了“十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民族民间文艺类集成的搜集、出版工作纳入重点工作日程。1979年末，史诗《玛纳斯》记录工作转移至新疆乌鲁木齐进行。至1983年，居素普·玛玛依演唱了史诗《玛纳斯》的8部内容[18]。除了史诗《玛纳斯》以外，工作人员对艺人演唱的其他英雄史诗的搜集和记录力度也逐渐加大。比如，《库尔曼别克》《艾尔图什提克》《阔桌加西》《克孜萨依卡勒》等史诗也被记录成文。

　　20 世纪 80年代，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工作人员完整补录了居素普·玛玛依完整的演唱的史诗《玛纳斯》8部内容，比前期丢失的史诗资料内容多了2部。1983年“民间文艺类集成”搜集工作仍然持续进行，并进一步开展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1984年新疆乌鲁木齐召开首届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工作计划要点》，提出之后5年内以抢救、收集民族古籍为重点，同时组织整理、翻译、出版《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哈萨克民间长诗集》等30种各民族的重要古籍。[19]借此历史机遇，史诗《玛纳斯》的记录资料到达60多万行，并且筹备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经典唱本出版工作。1984年至1989年，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负责整理出版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至第五部的内容资料本（共9卷）。1989年，史诗的柯尔克孜文出版工作正式纳入正轨，同年出版了第一部，次年出版了史诗第二部；1992年至1995年，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后六部先后出版，即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史诗一至八部《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凯涅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台依》。［8］（P172）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再版居素甫·玛玛依唱本史诗《玛纳斯》第一部的汉文翻译本(上、下册)[20] ，共计23万行。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居素甫·玛玛依唱本的吉尔吉斯文版（18卷），该版本在吉尔吉斯广受欢迎并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出版过程中，新疆《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玛纳斯》史诗柯尔克孜文编委会、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文联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8］（P164）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出版取得很大的进展。史诗经典唱本《玛纳斯》八部资料被记录成文，出版后一连几次再版。此外,这一阶段史诗《玛纳斯》的个别故事章节的译文在《新疆日报》《民间文学》《民族文学》《新疆文艺》《塔里木》《启明星》等汉文、维文、哈文、蒙文杂志期刊上陆续刊布，个别精选章节还被译成了日文、英文、土耳其文、德文、俄文等外语在国外期刊杂志上发表。[21]居素普·玛玛依唱本18卷《玛纳斯》的柯尔克孜文、其中第一部的汉译本正式出版以及后期在国内众多报刊上刊布的史诗文本引起我国各民族读者的关注，同时也使全国民间文艺界的专家学者投入到了研究《玛纳斯》的队伍中来。不过，史诗《玛纳斯》汉译全译本的较晚出版，使得史诗《玛纳斯》的研究和转型受到一定影响。

　　（三）非遗语境中的《玛纳斯》深层文本化：2005年至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提出的 “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是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2006年全面开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搭起了一个崭新的平台。2005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201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2]等文件推动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民俗学、文学、戏曲学、艺术学、人类学、建筑学等多学科在这一话语统领下交融共筑，形成了学术新视域，如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仪式、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以及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23]

　　推动和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和发展需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拓展和改造，使其符合时代的要求，满足群众的兴趣，才能实现以全新的表现形式传播和发展。自2005年全国范围之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克州地区三县一市也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项目申报要求挖掘和申报了多批非遗项目。2006年，史诗《玛纳斯》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我国成功申报史诗《玛纳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遗保护给史诗《玛纳斯》文本化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各地区各部门在史诗《玛纳斯》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做出了出色贡献。此前两个阶段，历代以来以口耳相传的口传史诗，虽然已有了初步的文本化形式，不过只是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得以生存，依靠少数史诗认知群体和听众维持生命力。当时，绝大多数史诗文本以柯尔克孜文出版，未翻译成汉文。由于语言障碍，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广大读者在阅读史诗《玛纳斯》时遇到不少困难。如果没有完整的汉译本，必然会影响史诗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影响史诗的当代传承和发展。不仅普通读者难以阅读这伟大的史诗并领悟其故事和艺术魅力，就是专门从事史诗研究的科研人员中，除了精通柯尔克孜语的极少数学者能够对史诗《玛纳斯》做学理性分析，其余科研人员也难以阅读其文本和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在新疆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等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下，自2004年起克州人民政府、州文联、州文化局、宣传部、克孜勒苏出版社共同开启了《玛纳斯》汉文全译本的出版工程。[24]2022年4月，史诗《玛纳斯》8部18卷汉文全译本首次以完整的汉文版形式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玛纳斯》在流传范围以及接受群体方面的局限。

　　三、史诗《玛纳斯》汉文全译本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

　　史诗《玛纳斯》是我国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史诗。从其流传历史和内容来看，其与中亚等其他地区流传的《玛纳斯》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史诗《玛纳斯》在我国克州为焦点区域流传数世纪，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传唱传统的内容同时彰显了地方文化色彩。然而，只有我国柯尔克孜族聚住地区的史诗歌手演唱了史诗《玛纳斯》8部内容，并且作为活态口传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史诗《玛纳斯》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汉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能扩大史诗的流传地区和读者群的范围，而且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民族交流和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史诗《玛纳斯》汉文全译本的出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实践。居素普·玛玛依用柯尔克孜语传唱英雄《玛纳斯》的故事，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一份丰功伟绩。译者们把这份民间文学宝库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使其拥有了更广大的受众群体。汉文全译本的出版是时代的需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议的成功实践。史诗《玛纳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息息相通、交流交融，秉承中华文化崇仁爱、重民本、于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征。通过汉文全译本的出版，史诗《玛纳斯》将走出“柯尔克孜族”民族文化圈，向全国范围内发展，使之其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得到传播和发扬。通过阅读汉文版《玛纳斯》，能让各民族读者更好地了解柯尔克孜族史诗及柯尔克孜族的文化和习俗，从而达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共有、共享和共传。

　　其次，史诗《玛纳斯》汉文全译本的出版是我国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成果。柯尔克孜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史诗等口传文化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吸取营养、生长和发展，形成了典型的“中国《玛纳斯》”格局。柯尔克孜族用自己的语言千年传唱史诗《玛纳斯》，成就“中国《玛纳斯》之经典”。从文化的根本属性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根基贯穿于史诗《玛纳斯》的伦理体系。在史诗《玛纳斯》中，柯尔克孜族游历史文化与中华传统美德思想水乳相融，构成了史诗中的思想与文化价值取向。史诗《玛纳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有的文化遗产，其汉文全译本的出版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共有、共赏、共享、共传，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融。

　　再次，史诗《玛纳斯》汉文全译文的出版成书是开启柯尔克孜族史诗等口传文学作新发展之路的起点，也是实现民族文化遗产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成功实践。史诗《玛纳斯》汉文全译本的出版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实现中华文化多样性和整体性的翻译工程。这是加强柯尔克孜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抵抗外来不良文化渗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之，史诗《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口传文化的精粹，是柯尔克孜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各族人民交流和交融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文化”集汇。在党和国家正确文化建设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在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学者的辛勤努力下，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翻译等各项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史诗《玛纳斯》汉文全译本的首次出版是我国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大成果。我们坚信，像史诗《玛纳斯》这样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必将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介绍：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1985年8月、女、柯尔克孜族、新疆克州乌恰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业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诗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初刊于《百色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