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格萨尔史诗新实践，指向“活形态”传承的“生生不息”以及“动态性”发展的多样性。“新实践”在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新文化档案，以及格萨尔史诗陈述方式和实践层次的多样性，强调实验性、探索性和创新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头传统”，从艺人说唱到书面文本，从集体记忆到个体创作，从传承形式的创新性转化到多样性实践, 格萨尔史诗传承新实践，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属性，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文化创新、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 新实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互动共存的文化共同体。“从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角度来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首先，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是一个具有生命力让人感到温暖的意识形态，它包含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地方各民族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其次，它是一种认同，包括每个民族以及每个个体对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再次，它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它应在国家、地方（民族）、个人的认识中上升为实践的高度。”[①]格萨尔史诗作为我国口传文学遗产的经典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重要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是享誉世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史诗的多民族、跨文化传播及其所蕴含的本土文化资源和家国情怀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意义重大。

　　随着世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深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视，格萨尔史诗口头传统的研究已有了长足发展，研究路径已发生转变，一些传统的命题不断得到延展和深入，新实践蓬勃兴起，实验性、探索性和创新性传承方式得到重视和推动。研究话题也得到不断拓展，寻绎格萨尔史诗的历史轨辙、传承规律、实践方式、社会功能、现实遭际、美学品格、文化意义，如何通过迥异于传统的创新方式被更多人所接受，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对格萨尔史诗的新实践现状与多向度发展的观照与反思，能够使我们对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得益彰的辨证统一关系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 格萨尔史诗的新实践

　　格萨尔史诗的新实践，指向“活形态”传承的“生生不息”以及“动态性”发展的多样性。在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新实践陈述方式和层次的多样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头传统”，格萨尔史诗传承千年，流传地域广大[②]，形成了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史诗流传带。新时代史诗演进的新实践已逐渐走向文明互鉴的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体系，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口头演述到书面文本，再到传承形式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实践，其多元融合的文化基因谱系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内涵建设提供了新的多元文化身份，使传统文化新实践的传承延续成为可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③]格萨尔史诗的“活形态传承”以其“未完成状态”和“召唤式结构”为史诗的传承及新实践发展提供了可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口耳相传的格萨尔艺人至今依然在说唱，且在“演述中创编”。据统计，现有160多位不同类型的格萨尔史诗艺人[④]仍活跃在不同的史诗流传区域说唱。（二）不同文体的书面文本表述和跨界传播方式仍被不断地多样性转化和再创新。（三）史诗从恒定性价值的历史遗留和长久流传逐渐进入经典化过程。无论是说唱艺人每一次“演述中的创编”，还是形成于书面文本的层累性发展，史诗传统的延续性，使史诗话语结构不断扩大，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叙事内容不断累积。史诗的传承者、承载者和阐释者因为共同的集体记忆，激发了情感的共鸣与密切的心理交互关系。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与民间社区文化因彼此长期交融而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大传统”与“小传统”[⑤]、国家与民族文化体系也在经典化新实践中得以维系和强化。

　　格萨尔说唱音乐，从“岭仲”[⑥]最初以“口耳相传”承继“声音”以及口语的原生形态起，便处于历史演变的动态性流变中。“作为史诗活态演述的组成部分，音乐不仅仅是装饰，而且是交流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的重要元素。没有歌手的音声，史诗便不能吟诵。而且，没有音乐，歌手便不能表演，史诗必定是在歌唱、吟唱和吟诵中得以完成的。”[⑦]藏族民间古老的“古尔鲁”[⑧] “折嘎”“喇嘛玛尼”等说唱曲式结构，还有“堆巴”牧歌、山歌、强盗歌，等等，其“声音”曲式结构与格萨尔说唱渊源密切。格萨尔史诗目前约有180余种唱腔，基本特征是“旋律简洁、淳朴、具有吟诵性质和宣叙特征。词曲结合，旋律走向通常为单曲体回环的程式化状态，同音反复，唱腔分为叙事性唱腔、抒情性唱腔和戏剧性唱腔，这种依靠唱腔的旋律特征非常便于格萨尔艺人的记忆与演唱，让听众或接受者感受到声音之美。”[⑨]在民众生活中，格萨尔史诗原本就是用来耳听目赏的，并不是供阅读的。

　　目前，格萨尔史诗说唱正在经历从“口传文化”到“书写文化”“电子文化”“网络文化”“数字化音声”的流变。随着科技的不断变革，格萨尔史诗说唱的媒介形态与时俱进，已经发生了巨变，人类对听觉的记录、保存、传播、展示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云时代”正在彻底改变传统的“声音”以及说唱的保存、复制、处理和传播。“流传千年的曲调虽然在当代格萨尔史诗的说唱音乐中得到传承，虽依然散发出无尽的声音魅力，但作为史诗传承人的新一代格萨尔说唱艺人，正面临着传统的民族说唱音乐传播方式与现代音乐表达方式等多重文化语境的碰撞与冲击。歌手、声音、传播、记录虽然存在，但特定的传统审美理念与现代化媒介的差异性，使传统的民间说唱音乐传承面临现实困境。”[⑩] 史诗听众今天对于说唱“声音”“原生态”“现场”的感受，如艺人丰富多变的唱腔旋律、吟诵性质的抒情性与戏剧性唱腔所具有的宣叙化特征，于今已然有了“耳目一新”的变化。格萨尔摇滚乐、格萨尔流行曲、格萨尔新弹唱、格萨尔交响乐、格萨尔电声乐……高科技的现代化音声系统，同样可以塑造史诗人物形象，同样可以具备自由体和格律诗般的吟唱，同样可以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格萨尔说唱音乐的新实践已经打破了单一化模式，走向了现代听觉媒介多重“复调”的新时空文化状态。格萨尔史诗作为口耳相传的说唱文学本体受到挑战抑或得到丰富，当代文化语境已经将原有文化的界限、疆界打破，说唱形态、音乐形式、旋律风格彼此借鉴，融为一体。史诗的功能与形态也趋于多样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层面探讨民间音乐文化现状的演变及新经验，运用音乐民族志与音乐人类学方法对格萨尔史诗的说唱音乐遗产进行田野调研与音乐分析，对史诗的说唱音乐文化予以多方位保护，同时加强对格萨尔史诗说唱音乐的多方位研究，已显得十分必要。

　　格萨尔藏戏新实践表现为表演民族志。格萨尔藏戏因表演形式不同分为马背藏戏、广场藏戏、舞台藏戏、寺院藏戏、傩面剧以及现当代语境下的格萨尔歌舞剧等，种类多样，其中马背藏戏和广场藏戏最具地方性特质。按表演地域区分，有果洛的马背格萨尔藏戏、格萨尔女子藏戏、佐钦寺格萨尔羌姆、甘南“南木特”格萨尔藏戏、色达格萨尔藏戏等。果洛被认为是格萨尔赛马称王崛起之地，据调查，果洛格萨尔藏戏最早始于甘德县夏仓地区，以往的格萨尔藏戏只在宁玛派寺院演出，但在历史的演进中，格萨尔藏戏发生了变革，既传承了藏戏传统，又博采众长。新时代语境下的格萨尔藏戏发展成为特色浓郁的新戏剧形式，以唱腔、面具、道具、服饰、舞蹈等“身体演述实践”为核心，开始强调在特定地域、特定文化范畴和特定现场语境中理解格萨尔藏戏“表演”。戏剧化表演实践与创新中的复合性、融合性、新生性特征，以及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正在经历新的蜕变。

　　理查德·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认为，“从根本上，表演作为一种口头语言交流的模式，存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交流能力的责任。这种语言交流能力依赖于能够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说知识和才能。从表演者的角度说，表演要求表演者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达成交流方式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展示交流的有关内容。”[11]马背格萨尔藏戏的表演者多为寺院僧人，表演分两种形式，一是仪式性表演，二是戏剧性表演，既保留着民间祭祀仪式、民歌曲调，又有现代乐器伴奏而歌之舞之……据笔者调研，果洛目前有24家民间格萨尔藏戏表演艺术团，演出非常活跃,马背格萨尔藏戏已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文化演述，传达民族历史、集体记忆和文化意象，在行为动态中将本文与语境重新结合起来，表现出了既定的程式化规则，又与神圣性、世俗性相互交织，蕴藏着各种微妙繁复的文化信息和生命镜像。”[12]格萨尔藏戏表演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区文化事象，寄寓着民众情感生活的欢乐和悲伤，引导着民众对历史文化诸多意义的追忆和理解。格萨尔藏戏正是在其动态行为——“表演”的言说中，与观众、听众和参与者进行“文化表演”的交流与互动。

　　格萨尔唐卡在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较为常见，大多为单幅画卷，内容以史诗人物格萨尔大王和18位战神、30员大将、13位王妃等近200多个人物形象为主，主要以藏族传统的绘画技巧绘制。四川博物院所藏11幅格萨尔唐卡，以数百个故事场景，描绘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雄浑壮阔的戎马一生。每幅唐卡画面均有详细的藏文题记和内容解说，整套唐卡绘制精美，保存完好，堪称稀世珍品，被称为“国家宝藏”。另外3幅精美珍贵的格萨尔唐卡，分别为法国吉美博物馆（2幅）、四川大学博物馆（1幅）所收藏，是目前研究格萨尔唐卡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藏族青年画家尼玛泽仁等在四川甘孜创作了“格萨尔新唐卡”《岭·格萨尔王》，这幅唐卡继承了藏族传统绘画风格和技巧，同时兼容藏、汉等多种绘画风格，有极大的突破、创新和包容性，体现出画家所处时代及生活环境中多种文化交融的特色，被誉为现代格萨尔新唐卡中场面最宏大、内容最广泛、绘制也较为精美的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

　　截至目前，格萨尔新唐卡依然层出不穷，成绩斐然。藏族著名画师仁青尖措，从小受藏族传统绘画的熏陶，后又师从中国著名画家朱乃正等，系统学习西方画派。他将西方绘画艺术融入藏族传统唐卡艺术，创作了《格萨尔王与三十大将》，引起很大反响。仁青尖措在新勉唐画派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绘画艺术，给古老神秘的唐卡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13]，既是传承，也是突破和创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格萨尔千幅唐卡》，使不少读者因此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格萨尔世界、全新的唐卡世界。总设计师噶玛嘎孜画派的国家级传承人拉孟绘制创作的新唐卡《格萨尔王大将》，融合传统与现代，画布制作独特。使用天然矿石粉、黄金等贵金属原料，布料、颜料使用考究，色彩搭配、构图布局、绘画手法特色浓郁。拉孟创作的格萨尔新唐卡，其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已逐渐被各界专家学者关注。

　　现代意义上的广义的格萨尔绘画包括格萨尔唐卡、格萨尔新唐卡、格萨尔壁画、格萨尔藏绣、格萨尔油画、格萨尔水墨画、格萨尔动漫画、格萨尔瓷板画、格萨尔连环画等等。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体和各种影像方式不断出新，高科技数码动画、高仿真虚拟技术飞跃发展，又一个“图像时代”正深刻地改变着当下的文化生态。用图画方式阐释格萨尔史诗的英雄世界，通过非语言文字的视觉性符号传播文化、承载观念和表达思想，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倘若我们将优秀传统文化灌注到这些创新性新实践中，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二、 格萨尔史诗的多向度发展

　　格萨尔史诗生于民间，传于口耳，是与多种类型文学相对举的元文学形态。所以称为“元文学”，并非狭义的文学，而是像种子一样滋芽引蔓，生机勃勃，可以生长或长入多种艺术传承形式，它广泛地联系着地理环境、乡土情调、民间心理、民俗事象、民众信仰等人文历史遗传和民众生活实践。重述神话或史诗题材的各类文本文体，把说唱传统、神话叙事思维重新纳入审美创作实践，给格萨尔史诗注入了新的内容、新的想象力、新的风格。格萨尔史诗的诸多文本实践和“故”事“新”编，开启了人们对古老史诗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了格萨尔史诗在当代语境中更为广阔的诗性表达。史诗的历史性、思想性和审美视野也得以扩展，格萨尔史诗由此更具有人文色彩和人性的温度，蕴含了史诗新形式多向度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知识论述。

　　格萨尔史诗的多向度发展，从最早的口述记录本到手抄本、木刻本、誊写本，再到整理本、翻译本、改编本、创编本、作家文本（小说诗歌散文）等等，多种类型的书面文本，既是对格萨尔史诗演变过程的记录，又是对格萨尔史诗多向度发展的文化表征。以格萨尔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介入书面文本的多样性实践时，无论文人作家、僧俗艺人或现代绘画、现代媒介的“数智文明”，都重新注入了诗性思维和理性因子。依托电子传媒、互联网创作的新文本、新图式，虽然仍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书面文本已经内合于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向，已经蕴含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因子和个体化书写的新形式，内化于口头传统发展脉络中的自我延伸，并朝向数字化动态演述转变，呈现出新思维方式和现代审美意象。

　　格萨尔史诗艺人格日尖参、丹增扎巴等创编的近50本格萨尔史诗文本，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梅卓的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次仁罗布的中篇小说《神授》，夏加的现代长篇叙事散文诗《天子•格萨尔》等等。作为对传统格萨尔史诗的重构和再创作，是新时代语境下神幻叙事文学的新形式。如同《水浒传》的成书经历了从零星的史书记载到民间传说（水浒人物故事）、水浒戏、民间说唱（如《大宋宣和遗事》等）到施耐庵《水浒传》的过程；《西游记》的成书经历了从唐玄奘的西行取经和撰写《大唐西域记》到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到神魔小说《西游记》的过程，这些文化经典的形成与被称为“藏三国”“藏西游”的“格萨尔史诗”的形成、传承殊途同归。格萨尔史诗神话传说、英雄故事，经文人作家、僧俗艺人的新创作、新实践，虽然仍以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书面文本已经内合于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向，蕴含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因子和个体化书写的新形式，成为好听的“中国故事”。

　　格萨尔史诗作为口头传统植根于传统，却正在实现新的诗学建构。20世纪史诗研究者鲍勒（C. M. Bowra）开始注意到原生形态的（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书面文学的）的区别，使英雄史诗的概念与内涵大大延伸扩展。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 B. Lord）把19世纪以来的民族志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领域，创立了口头传统诗学。20世纪末，劳里·航柯在世界各地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正是活形态史诗的代表。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致力于口头艺术“形式的再发现”，关注口头史诗的内在诗性规律，更注重呈现口头传统的诗学特质，挖掘史诗特有的修辞结构和审美特征。海默斯有关史诗诗歌和散文的本土传统认知，对于理解格萨尔史诗多向度发展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弗里创办理论刊物《口头传统》，建立起口头诗学的理论体系，其遗著《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维通道》，极力倡导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人文学术的格局和走势。中国的史诗研究学界正在构筑“中国史诗学体系”的“中国学派”，从口头演述——书面文本——再到“文本对象化”，进一步走向“全观的口头诗学”理论（朝戈金语）。格萨尔史诗学理论体系的探赜、范式转换，以及史诗遗产文化研究，正在逐渐走向与世界史诗文化交流互动、文明互鉴的人类文化传承体系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14]格萨尔史诗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其在当代语境下有了如此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并且可以“帮助那些沉浸在书写和文本中的学者们，使他们通过对民族和文化的宽阔谱系形成总体性认识，进而领会和欣赏其间诸多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原创力和艺术手法，重新发现那最纵深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15]。同时，隐含着对多民族文化符号相互融合的线索引导，提供给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历史记忆，帮助我们更客观、更深入地认知自己与他者文化。

　　三、 国家话语体系中的历史性文化资源传承

　　任何新实践、新形式的生成，都是对历史性文化资源的承传、选择、判断和再创造的结果。格萨尔史诗更倾向于以宏大的想象力和包容性，揭示史诗神幻世界背后的现实内在逻辑，重构包容的“历史性”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萨尔史诗已经被纳入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中。格萨尔史诗于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史诗作为文化传统、 “活形态传承”，被世界史诗学界广泛认可，“《格萨（斯）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曾先后在不同国家、地区召开七次，影响力甚广。特别是格萨尔史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中国作为缔约国，向国际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郑重承诺对格萨尔史诗进行抢救、保护和研究。中国政府在国家层面与地方政府和格萨尔学界以及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对格萨尔史诗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16]。从“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 的成立，以及相继在格萨（斯）尔史诗主要传播区域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区成立“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不同地区建立了“格萨尔研究基地”“格萨尔博物馆”“格萨尔图书馆”“格萨尔网站”“格萨尔艺人之家”……等相应机构，大大推动了格萨尔文化建设。格萨尔史诗曾先后被列入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011年)、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格萨（斯）尔》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筹保护、传承与研究”项目。2014年在青海果洛正式建立我国第一个“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区”，在西藏、青海、四川等地建立了多个“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标志着关于格萨尔史诗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已经正式纳入国家知识体系建设内容。历史文化资源的承传由此得到重视，推动了格萨尔史诗文化的理论研究与传承发展。

　　史诗只要是生生不息的活态，有艺人在说唱，有文化语境还存在，史诗就会不断创造新实践，拓展新形式，就会自觉参与地方文化生活，给民间文化空间提供新的富有活力的新创造，以彰显“活态”传统自身的生命力和民众的创造力。正是在此基础上，格萨尔史诗的传承已经形成了以民间社区为基础、史诗学界为智库、国家政府为后盾的多方合力推动的多重实践。格萨尔史诗的非遗保护、代际传承和民间社区的乡村文化建设互为表里、互相促进。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多种文类各自独立又相互转换、互文共存，催生了许多格萨尔史诗的新文体。原有的神话资源及其神话思维、诗性思维在不断地创新性重构，原始神话叙事与现代叙事艺术紧密相连的叙事方式，突破了神话叙事的单一形态，演变为新时代文化世界千姿百态的符号系统。格萨尔史诗故事一次又一次从束之高阁的神性叙事回到现实生活中，被重构成为一个个充满隐喻象征、丰富多彩的神话叙事和人性故事。神话小说虽然与史诗、传说、历史存在差异，但现代叙事的创作方式与口头文学的传承方式依然一脉相承，新的说唱、新的唐卡、新的藏戏、新的文体的讲述与神话传说一样充满了想象和神奇、思想和信仰。

　　哲学解释学告诉我们，意义永远处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承传之链中，任何一个阐释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都必须从已有的传统为立足点进入解释，而不能“天马行空”或“空中楼阁”，这是历史的实践性决定的。除了拥有一种前理解结构外，还必须先期拥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包括祖辈前人的历史文化资源。

　本文原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