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观《玛纳斯》史诗一百六十多年的调查、搜集、研究的史，国内外学术界对这部史诗的研究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中国《玛纳斯》学从20世纪60年代初启航，也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在各民族学者筚路蓝缕，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玛纳斯》学研究道路，在世界《玛纳斯》学界展示出了中国学者的实力和成就。重新审视以《玛纳斯》为代表的口头史诗的本质特征和传承机制，深入讨论、总结口头诗学的传承脉络，夯实中国特色史诗学理论的基础，进一步挖掘、利用史诗中所蕴含的丰富学术资源，在“两创”原则指导下更好地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史诗遗产，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新时代三大史诗创新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玛纳斯》学 学术史 两创 创新发展

　　《玛纳斯》是一部活形态的，以口头方式演述、传播的史诗。其文本是通过一代代史诗歌手在“表演当中创编”而产，并经历千年而传承至今。纵观《玛纳斯》千年发展史，史诗从演唱艺人口中被记录定型成为纸质的书面文本之前[①] ，是经过无数史诗歌手反复演唱，在口头传统 “限度之内的变异”中传承发展逐步得到完善，并在特定的语境下，在歌手和听众的互动关系以及在周围听众的审视监、督规、范当中完成的[②]。 进入21世纪，随着以居素普·玛玛依为代表的《玛纳斯》国家级传承人先后离世，人们再也无法亲眼目睹史诗大师们那滔滔不绝、行云流水、生动感人的史诗演唱活动，原生态的史诗演述“现场”也逐渐成为了无法复现的历史。带着这种遗憾，我们不得不对以《玛纳斯》为代表的口头史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任务， 这为以《玛纳斯》为代表的口传史诗在今后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想让《玛纳斯》史诗摆脱本民族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传统传承方式，使其深度融入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洪流中，就必须借鉴最新的理论成果对《玛纳斯》史诗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学理研究，运用现代文艺手段对其进行创新性改编，运用现代艺术及科技手段用歌剧、舞剧、电影、电视剧、动漫等予以呈现，让古老的史诗贴近当代民众生活，使其真正成为接地气，被全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欣赏的优秀文化遗产，让传统史诗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当代化、生活化、审美化、创意化发展道路，真正体现出其人民性本质。在推进《玛纳斯》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进程中，理论的创新是前提和基础，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借鉴国内外口头诗学理论，尝试从《玛纳斯》学术史批判的视角对相关学术史重新加以审视和总结，为探索我国《玛纳斯》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一．早期的学术发轫

　　关于《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叶。哈萨克民族志学者乔坎·瓦里汗诺夫和德裔俄国语言学家拉德洛夫是世界史诗《玛纳斯》学的两位先驱。前者除了搜集记录史诗的传统章节“阔阔托依的祭典”之外，还对史诗的人文价值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玛纳斯》史诗是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的神话、寓言、传奇、民歌、格言于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玛纳斯一人身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它似乎就是草原上的《伊利亚特》，反映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性格与特征、天文、地理、宗教和医疗知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③]”后者拉德洛夫则是国际史诗学界第一位对柯尔克孜族的伟大口头史诗遗产《玛纳斯》进行系统而全面地搜集、翻译、研究的西方学者。他通过对保存和发展这部史诗的传承主体玛纳斯奇[④]的口头创作与演唱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高屋建瓴的学术观点，对后世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敏锐的眼光现场观摩和审视史诗歌手的演唱活动，并对史诗的民间口头传承特点、史诗歌手演唱艺术、史诗的程式化特征提出了准确、科学、极富启发意义的学术观点。他在自己1885年编著出版的欧亚各民族民间文学丛书《北方诸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典范》第五卷[⑤]的导言中讨论了《玛纳斯》史诗的口头性本质，“触及了诸如歌手表演、即兴创作、口头传统的叙事单元既典型场景（commonplace）、听众的角色、口头诗作中新旧叙事因素的混杂、叙事中前后矛盾所具有的涵义、现场语境对歌手创作的影响、表演中与叙事相伴随的节奏、文本的演述和记忆等口头诗学的一些本质问题，并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启示后人、富有真知灼见的看法[⑥]”。他早在19世纪提出的这些理论见解，无论是对《玛纳斯》史诗和柯尔克孜口头传统的研究，还是对于其他民族同类口头史诗、口头传统的认识和研究，都是令人振奋的重大发现。这一点从口头诗学旗帜性人物既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的评价中可见一斑。根据他的评价可知，拉德洛夫的《玛纳斯》田野调查报告甚至影响了世界民俗学界，并为20世纪中叶以降的口头诗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影响世界民俗学界的民间口头诗学新学说“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理论）”的滥觞[⑦]。 毫无疑问，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拉德洛夫对于《玛纳斯》口头性的认知与评价是极为精准而科学的。他的观察和研究直接触及到了《玛纳斯》史诗歌手在演唱创编过程中对于史诗文本创造的内部运作机制的把握和运用以及在即兴的“表演当中的创编”中以程式、主题及故事范型作为口头文本创编技巧等口头诗学原理，并且对口头史诗文本的产生、发展、变异和传播规律等做出了科学总结。遗憾的是，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际史诗学界并没有对他的这一发现引起足够重视能够重视。无论是西方的古典学，还是其他口头传统领域的研究，都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以来的文化学研究理论的禁锢，对于口头史诗乃至人类口头传统的认知和研究仍长期徘徊在以书面文学方法和尺度审视、衡量的层面。直到20世纪上半叶，拉德洛夫这篇关于《玛纳斯》史诗口头创编问题的富有见地和启发意义的研究报告才引起美国的 “荷马问题”[⑧] 古典学家的关注，进而引发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的创立为世界民俗学界带来一场革命性变革。帕里和洛德通过将《玛纳斯》史诗的田野资料同荷马史诗、南斯拉夫的史诗传统以及其他欧洲史诗加以比较研究之后，寻绎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思想和观点，并最终形成了他们科学规范的学科体系[⑨]。帕里明确树立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富于创新的类比研究方法，既文本之外的传统口述生活现实的调查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人类学论证方法。[⑩] 对此，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约翰·麦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指出：“回观其1930年起刊行的著作，特别是就1930年和1932年的奠基性论述而言，帕里常常参考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ii Radlov）的著述，也就是那些在中亚的突厥（语民族）人之中所进行的田野作业的第一手资料。它们对帕里学术思想的演进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比学者们所曾意识到的要大的多。”（《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第21页）

　　尽管拉德洛夫的研究具有如此深厚的科学意义，但以他的学术观察和观点为标准的对传统口头史诗的常识性认知至今仍没有成为《玛纳斯》学界的普遍共识。尽管口头诗学领域已经产生足够丰硕的学术成果的今天，有些学者依然没有厘清口头史诗与书面文本之间复杂微妙、彼此交融的互动关系，没有从口头诗学的立场出发去研究和阐释口头史诗传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和摆脱仅仅围绕史诗文本内部研究的羁绊，从而无法准确、科学、深刻探究和总结其作为口头史诗的文类属性、本质特征、传承形态、文本范式、创作规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