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格萨尔史诗作为藏族“活形态”的口头传统和文学遗产，在长期的流传和演进中，形成了一套口头与书面文本不断互动的宏大叙事系统，以及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格萨尔史诗流传带。在新时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方式不断走向丰富与多元，有效地连接了历史和现实、时间与空间。其内容与形式经过淘洗和锤炼，正在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道路，并通过文明互鉴而深度融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系，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构筑起了广阔的文化空间，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性重要文类，关于史诗研究的范式转换和审美理性思考，对建构中国特色的多民族文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　活形态传承　共同体意识　研究范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文化共同体。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藏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作为我国著名的英雄史诗和口传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重要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享誉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比于世界其他英雄史诗，格萨尔史诗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一是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藏族民间说唱艺人经常用三句话表述格萨尔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界地狱完成业果。”格萨尔作为天选之子，遵从神意，从天界降临人间，降妖伏魔，扶弱抑强，完成大业，最终返归天界。史诗的主干结构由“天界篇”“降魔篇”“安定篇”三大部分组成，包括十八大宗[①]、三十六中宗、七十二小宗。这些叙事篇章，经过艺人的说唱演绎，拓章为部，部外生部，不断绵延传续，滋芽引蔓，最终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2019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三百卷《〈格萨尔王传〉大全》[②]，共计1.3亿字，五千多万诗行。二是流传地域广、民族多。在我国，格萨尔诗史主要分布于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七省区，在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普米族、纳西族(包括摩梭人)、傈僳族、白族、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布依族、撒拉族等13个民族中广泛流传。而在国外，格萨尔诗史的流传遍及印度河流域、俄罗斯的布利亚特和卡尔梅克、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地区、不丹、尼泊尔东部地区以及锡金的雷普查人。由此，形成了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格萨尔史诗流传带。在今天，格萨尔史诗遗产逐渐走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道路，通过文明互鉴而深度融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系，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构筑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活形态传承”。古希腊《荷马史诗》经历了大约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完成了从口传到文本的固化，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后也实现了从口传到文本的固化，而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日耳曼英雄史诗《贝奥武夫》则早在16世纪就已经固化为书面文本。但格萨尔史诗时至今日仍在民间口头说唱，其得以传承的语境、艺人等生态系统还处于活态流动中，新的说唱、新的部本还在不断产生……格萨尔史诗始终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和“召唤结构”。因为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故而其根系发达，枝繁叶茂，同时因为僧侣、学者参与其记录传抄、调查整理、研究评述，因此形成了口头与书面文本不断互动的宏大叙事。此外，格萨尔史诗的说唱艺人更是类型多样，主要有神授艺人[③]、圆光艺人、顿悟艺人、吟诵艺人、掘藏艺人、智态化艺人[④]等，这种现象在世界史诗演唱类型中也是十分罕见、独具特色的。目前还有一百六十多位不同类型的民间说唱艺人，以他们惊人的记忆力、超时空的想象力和优美的说唱技艺，仍活跃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草原牧场，不断说唱、书写和创作着格萨尔史诗，成为本土知识、民间文化、集体记忆、诗性智慧和母语表达的重要载体。格萨尔史诗历经千年，口头传承与书面文本传承从未断流，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这样一部活形态史诗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就有必要推动当代史诗研究的范式和传承实践中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转型。 

　　一　“活形态”特征与“英雄”经典化 

　　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格萨尔史诗所表现出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精神谱系、文艺创造的动态性、多样性和整体性，在多民族话语体系之间互动流传，至今不断。所谓“活形态”即“动态性”是生生不息，绵延传续，可持续发展的特性，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不仅与历史有关，也与当代有关，更与未来有关。 

　　格萨尔史诗的“活形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口耳相传的说唱艺人依然在“演述中创编”史诗；二是不同文体的书面文本表述和跨界传播日趋多样化，并被不断地再创造、再创新；三是史诗作为长期活态流传的具有恒定性价值的历史遗留物，正在逐渐走向经典化。无论是说唱艺人每一次“演述中的创编”，还是形成于书面文本的层累性发展，史诗中那些壮志未酬、英雄泪满襟的故事，常使说唱者、倾听者和阐释者一同进入想象的状态，由此去感受声音、语词及语境的意义。由此，史诗的结构不断扩大，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叙事内容也不断累积。因为共同的集体记忆，史诗的传承者和阐释者广泛参与其中，从而激发情感上的共鸣，由此建立起密切的心理交互关系，这为实现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群体而构建共同的意义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开放性的未完成结构，可以随时召唤接受者能动地参与进来，通过想象以再创造、再创新的方式，完成“典范型叙事模式”[⑤]，使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与民间社区文化彼此交融。古往今来，无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就这样介入了“经典化”的叙事，并不断地积淀下来，成为文学经典的有机构成。 

　　根据藏文文献以及藏族地区留存的《格萨尔》古籍、遗迹、遗物和所谓家族后裔的佐证，公元11—12世纪，格萨尔王是真实存在过的部落英雄和历史人物。“格萨尔”即“莲花花蕊”之意，是藏族古代的象雄语，意指“英雄豪杰”，这个语义随原始苯教沿用至今。也有研究者认为，“格萨尔”是“嘉色勒”的古代读音，是公元11世纪统治河湟地区的藏王角厮啰；还有研究者认为格萨尔就是“郭赛尔”之意，意为“少年英雄”。有资料显示，“格萨尔”一词最早出现在敦煌文献中，记载势力强大的藏王曾经征服了五个“格萨尔”，这里的“格萨尔”是指部落、小邦的国王或统兵英雄。17世纪上半叶，班禅罗桑次智木认为，格萨尔卒于公元842年。关于格萨尔的诞生年，《格萨尔王传》的不同版本有庚子年、癸巳年、虎年等说法。对此，史书文献、高僧大德、学者专家等众说不一，并没有定论，但一致认同格萨尔是11世纪初期青藏高原辽阔草原牧区叱咤风云的一代天骄。 

　　《西藏王统记》记载格萨尔王曾到唐长安迎文成公主一事。《拉达克王统记》记载：“此时，玛域为上拉达克格萨尔后裔所居有。”[⑥]《安多政教史》记载：“黄河上游，都是岭格萨尔统治地方。”[⑦]事实上，格萨尔王的原型当来自于11世纪初期康巴藏族地区的所谓康地岭国君臣的事迹，其中亦有历代吐蕃赞布和各邦国国王的过往历史和英雄业迹……这些源自古代的历代君王、部落英雄的“元叙事”，经过民间艺人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逐渐演绎为传奇、神话和歌谣。经过千余年的口头演述、层累性发展，铸就了格萨尔诗史宏大的叙事话语。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部落英雄，逐渐由人变为半人半神，直至神性与人性共融，通过口耳相传，流传并融入多民族的文化生活之中。从原始神话、英雄传说发展到经典史诗，从口头演述的部落英雄故事、神奇传说发展到手抄本、石刻本、木刻本、印刷本等文本化的叙事，英雄史诗呈现出从历史性到神圣性、从口头说唱到文字书写的转变。这个过程复杂多元，并非线性的演进。当本原事件的语境、时间、“文化场”、创作主体等发生变化后，经过二度、三度及多次转换的元叙事被不断复现、补充和展开，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充实与剥离、上升与陷落、雅化与俗化、征实与想象、虚构与演绎？意义总在历史的开放性中呈现其创造性与创新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诗经》在孔子那里被用于道德伦理教化，在汉儒那里属于汉王朝的意识形态，而在顾颉刚的那里则是文学的经典。格萨尔史诗亦是如此。活形态非物质文化的“基质本真性”，使英雄史诗虽然走过了漫长的原始神话和英雄传说时期，已经发展成为经典史诗，但其内在的英雄气度、家国情怀、诗性智慧等属性却并没有在流变中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内在的“规定性尺度”也并没有发生转化。 

　　纵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中具有宏大的史诗性质的文学文本，都是在长期的流传演进中由民众集体创作而成的，是群体的创造物，并不断受到多种文化元素的滋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文化精英的，等等。也就是说，群体意识会潜移默化甚至无孔不入地渗透于经典化的过程中。从历史真实到民间传说、故事歌谣、戏剧演出，再到经典化文本，一种文化事象、文化因子如英雄故事一旦形成，即便可能会偏离历史本来的样子，甚至与历史的真实无关，但仍然会在传承流变的过程中渗透到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发挥着传承文化的功能。这些文化因子广泛地联系着民间心理、民众信仰、民俗事象、乡土情调等民族历史文化要素。譬如以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三国文化，除了正史如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及《世说新语》等笔记杂谈外，还有民间艺人的“说三分”“三国戏”和大量的三国民间故事（如“柴堆三国”等）、三国文化遗存，以及与之脉络相连、相互裹挟的三国民俗文化。到了宋代，出现了“说三分”的记录本和整理本《三国志平话》，其价值取向、情节框架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过很大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出自罗贯中之手，但无疑也是多种文化元素通过多元互动而产生的结果。《三国志演义》小说成书于元末明初，但是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修订、创编、演绎，直到今天也没有停下来，如清代毛宗岗、毛纶对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的增删和修订无疑提升了小说的经典化程度，而在现当代语境下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创编或演绎也从未停止，如各种版本的电视剧、电影等等。《三国志演义》被认为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而《水浒传》所讲的故事原型在历史记载中却寥寥可数，《水浒传》的成书经历了从零星的史书记载到民间传说（如水浒人物故事）、水浒戏、民间说唱（如《大宋宣和遗事》）再到施耐庵《水浒传》的过程。《水浒传》中如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人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这些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显然是在长期的传承流变中由民众共同创作完成的。《西游记》的成书，经历了从历史事件即唐玄奘的西行取经和撰写《大唐西域记》，到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戏剧演出，再到神魔小说《西游记》的过程。同样，《封神演义》的成书也是从历史记载到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如《武王伐纣评话》）、戏剧演出，再到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这些文化经典的产生、形成与被称为“藏三国”“藏西游”的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经典化过程殊途同归，这些历史故事、英雄故事、神话传说已经作为好听的经典化的中国故事成为了中华文脉和中国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中，积淀着深厚的英雄主义传统。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各民族的诗文典籍、民间传说、小说戏曲，乃至现实生活中……英雄的故事到处在生长。英雄主义不只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群体无意识心理，更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行为范式，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气慨，一种雄浑阔达的人生境界。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曹操煮酒论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文子·上礼》说：“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⑧]唐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将“雄浑”放在二十四诗品之首：“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尽管这里讲的是同乎自然本体的诗歌境界之美，与作为最高或较高阶层人物的品格褒词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英雄”属性，更接近于胆力过人、能成大业，在战争与灾难、危机与惊险中出类拔萃，具有生而不凡的超自然力，又含有人神合一的某种“规定性尺度”，实际上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特有文化心理是相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⑨] 这正是对中华民族英雄主义传统和精神的诠释。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应是西方英雄概念的来源，史称“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进一步扩展研究的疆界——世界第一部英雄史诗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⑩]，其内容是苏美尔人近五千年前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的传奇故事，其后在霍尔萨巴德遗址（Khorsabad）出土的英雄雕像，被称为“吉尔伽美什像”（现藏于卢浮宫，馆藏编号AO19862）。古巴比伦语版《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第一块泥板就始于对吉尔伽美什的赞美——“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国王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城墙的建设者，是不可战胜的英雄和战士，是半人半神有永恒生命的追逐者。可见，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英雄史诗总是在英雄的诞生、征战、胜利或者战败、死亡与生命的循环之间[建立起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性寓言结构，并在一定的民族社会文化中形成特有的文化心理模式和命运意识。 

　　史诗英雄的“元神话”结构，最早由美国神话学家戴维·利明提出，他把史诗英雄的生命分为八个部分：诞生，成年，隐修，磨炼，死亡，地狱，复生，神化。美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研究了世界各地民间传说中的神话原型后，把神话英雄史诗与人类潜意识心理联系起来：“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险，进入超自然奇迹的领域，他在那儿遭遇奇幻的力量，并赢得决定性胜利，然后他的神秘历险带着给予同胞恩赐的力量回来。”[11]他提出英雄冒险模式，即分离—传授奥秘—归来，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英雄史诗都具有类似的结构模式，都有四个共性作用，即神话学、宇宙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荣格说：“原始人对于显而易见的事物并不感兴趣，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中有一种不可压制的冲动，要把所有外在的感官经验同化为内在的通灵事件。看到日出和日落，对于原始人的心理来说是不能满足的，这种对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代表某个神或英雄的命运相连，而这一神或英雄归根到底只存在于人的灵魂中。”[12]由此可见，人类英雄的故事总是拥有许多遥远的相似处，关乎面对未知的勇气、情感、智慧、成长与好奇心，关乎对命运求索的恒定性价值观。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千年流传的史诗是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家国情怀的高度融合，是世界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理想世界的向往和憧憬。 

　　经典是一个持久、广阔而强大的话语场。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构成中，经典不但能够巩固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也能创造、创新文化传统，塑造人的精神气质，参与人的行为方式，影响人的心灵结构。经典不仅具有传承文化传统的功能，更具有保持和传承文化精神的功能。文化经典是有别于历史、政治、经济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承载者和心灵世界的记录者，如先秦诸子、唐宋诗词、明清小说对中国文化精神风貌的影响，《圣经》和希腊神话对西方人心灵世界的建构，《浮士德》之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默契，等等。而英雄史诗所代表的继承性“传统”和“遗产”，在文化序列中同等重要。史诗用最古老的说唱艺术，简朴的韵散体形式，把人的情感、经验和智慧调动起来，去认识世界、编织神话、感受生活，从而超越人自身的感知局限，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桎梏，以达于无限。 

　　格萨尔史诗的经典化，不仅在于持久传承中的普遍性和原创性，还在于史诗早已溢出文学本身，经久不衰地产生着新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既有文学性的审美价值，又有一种伦理力量以及社会性意义，成为社会化的精神产品。正如卡尔维若所言，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