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格萨尔史诗以诗为史，是一部由藏族各个时期的神话传说、历史叙事、文化记忆、风俗信仰、言辞话语等文化要素层累叠加而形成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史诗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处于流动的文本发生学现场，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语境下，成千上万的歌手根据演述需要、审美旨趣而增添情节人物，不断创编出新的史诗文本，经过历代高僧大德、先贤智者、学者文人的记录整理、研究评述以及再度创作，不断推动其经典化。格萨尔史诗是活着的经典，从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到经过记录整理的书面文本，通过文学史的书写，族际间的多元阐释，海内外的译介传播，逐步确立了其经典地位。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　口头文学　经典化　两创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活着的经典，时至今日仍然以口头和书面两种文本形态并存。“史诗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尔一生的神圣功业，以独特的串珠结构，将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和谜语等口头文学，融汇为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的‘超级故事’，经过一代代说唱艺人的不断创编和广泛传唱，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史诗演述传统。”^[①]因此，我们不能以书面文学的观念和思维定势来衡量和框定像格萨尔史诗这样的口头文学经典，而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格萨尔史诗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处于流动的文本发生学现场。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今天所能阅读到的史诗经典格萨尔，实际上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语境下，由成千上万个歌手根据演述需要、审美旨趣而增添人物情节，不断创编出新的史诗文本，再经过历代高僧大德、先贤智者、学者文人的记录整理、研究评述以及再度创作，才逐渐形成的。因此，格萨尔史诗如何成为经典，便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是口头文学文本继承、发展、革新的重大问题，也涉及到如何审视口头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问题。本文将以“两创”基本方针为出发点，从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化、格萨尔史诗在国内外的传播与影响、格萨尔史诗的内在艺术价值、格萨尔史诗的历史阐释等方面，考察格萨尔史诗的经典化过程，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内在价值与外部阐释，探讨口头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程。 　

　　一　经典凝结：格萨尔史诗的书面化 

　　一般而言，早期经典文献大多经历了“口传—写本—钞本—定本—经典”^[②]的历史过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法语的《罗兰之歌》、古印度的《摩柯婆罗多》等，都是由口头文学文本化之后，逐渐演变为文学经典。所谓书面化，是指动态的演述文本转化为静态的文字文本的过程，以格萨尔史诗而言，即对格萨尔史诗进行誊录、整理、编纂及出版的过程。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不一样，它的基本特征是“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直接的人民性和优越的艺术性”[③]。其中，口头性是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分界线。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指圣贤的述作，是由作者和文字文本构成的。格萨尔史诗是口头文学的代表，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的概念，文本的权威性是由从表演到表演的稳定性程度决定的”[④]。所以，格萨尔史诗没有“权威文本”或“经典文本”，因为演述是共时的，创造力是真实的，每一次演述都是一次文本创作的过程。 

　　根据目前可见的历史文献和民间口头传统互证互释，格萨尔史诗孕育于吐蕃王朝分崩离析的三百余年，当时吐蕃王室内部的各个势力争夺政权，最终导致王朝分裂，形成了世俗和宗教二分的封建割据局面。“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可也”[⑤]，格萨尔说唱艺人以诗述史，真实地再现了吐蕃王朝分裂时期的历次部落战争。《格萨尔·天岭卜巫九藏》描述当时的历史说：“吐蕃难化边荒地，雪域之邦疆土上，王臣九人死亡后，成为怨鬼邪魔障。东方洛赤虎目魔，南方萨当毒树魔，西方路赞牟种魔，北方白帐泰让魔。”[⑥]最为著名的《霍岭大战》，所反映的就是在萨迦政权时期，各方势力割据统治，与周边民族如吐谷浑、黄头回纥、唃厮啰、蒙古族等部落之间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在青藏高原上，随处可以看到与格萨尔史诗相关的风物遗迹，这些风物遗迹往往伴随着格萨尔王的神话传说。如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以“雅孜红城”命名的遗址共有六处，均传说是《霍岭大战》中霍尔部落的城堡遗址。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马蹄寺第三窟俗称“三十三天”，石窟内的塑像传说是珠姆王妃跟格萨尔王返回天界时留在人间的化身，马蹄殿地面上的马蹄印传说是格萨尔王的坐骑赤兔马之印。 

　　早期的史诗文本始于口头传播，歌手在游吟传唱的过程中，把所到之处的历史、文化、神话、故事、歌谣、谚语、风俗等“编织”进史诗当中，历经千年的淘洗和锤炼，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最终形成文字文本。在11世纪，格萨尔史诗逐渐成型，在米拉日巴的诗歌中有“内政不反常，不怕格萨尔兵”的诗句。早期敦煌文献《文殊师利根轨经》（IOL Tib J380）记载：“格萨尔王想长治久安，以至于隐居在宾陀山的修行者们，也经常立下誓言向他依靠。”[⑦]《西藏王臣记》记载：“时有天竺法王，大食富王，格萨武王，英俊昌王，亦各遣婚使，来迎公主。”^[⑧]这里将格萨尔武王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并置，说明格萨尔史诗是可以与西藏正史互证互释的民间传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学文本，大多存在一种与神话传说有关的‘神化叙事’或‘神圣叙事’模式，即‘诗性思维’的参与。”[⑨]格萨尔史诗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杂糅熔铸在一起，它所传达的以史为里、以诗为表的文学传统，既包含着历史的真实，又有超越真实历史的想象、虚构与浪漫主义意味。 

　　藏文字自创立以来，一直掌握在极少数贵族僧侣的手中，普通民众很难掌握文字。随着西藏权贵和宗教僧侣对格萨尔史诗的推崇和喜爱，逐渐出现了《格萨尔》手抄本，在拉达克地区流传的《格萨尔传奇》（11世纪）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手钞本。当时的手抄本颇受欢迎，如任乃强所言：“无论何种抄本，是何卷轶，皆有绝大魔力，引人入胜，使读者津津有味，听者眉飞色舞，直有废寝忘食，欲罢不能之势。”[⑩]但在青藏高原，一方面纸张稀缺且昂贵，手抄书贵比真金，另一方面出于对格萨尔王的崇拜，手抄书的制作极其恭敬虔诚，“大抵神名用红字，散文用行书，诗歌作楷写。抄此书者，盖亦视之如经典，工作甚为庄严，非抄小说、剧本可比”[11]，因此制作极其费财费力。随着格萨尔史诗进入抄本时代，甚至还出现了以抄写史诗为职业的抄本世家，如青海省玉树州的嘎鲁世家便以抄写史诗为生，当时的藏民需要用一头牦牛才能换一本《格萨尔》手抄本回家供奉，以祈祷福运，保佑平安。格萨尔在藏区已经变成一种信仰，手抄本堪与佛经相媲美，受到信仰者的顶礼膜拜。 

　　藏族在游牧文明的时代，著书以僧侣为主，藏书印书以寺院为中心，寺院便是当时藏文化的传播中心，因此格萨尔史诗的刊印也是以寺院和僧侣为中心展开的。1661年，佐治·白玛仁增编纂整理了《格萨尔·分大食财》，后在江达波鲁寺付诸木刻，这是目前可考证的格萨尔史诗最早的木刻本。从抄书匠的书案到寺院的印经院，精准、批量、快速的雕版印刷复制方式使格萨尔史诗得以广泛传播。五世达赖喇嘛、颇罗鼐·索南多杰等上层人士都非常推崇格萨尔史诗，流传至今的格萨尔九大木刻本，便是在颇罗鼐时期（1689—1747年）由德格·夏茸召集多、康、岭三地二十多位歌手说唱《格萨尔·霍岭大战》，互相切磋、补充，再由阿旺旦增平措和陈里塔确旺杰二人于1735年誊写完成[12]。九大木刻本的刊刻代表着格萨尔史诗从抄本到刻本的文本演进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有赖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从而推动着格萨尔的经典化过程。 

　　在格萨尔史诗书面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历代高僧大德、说唱艺人、学者作家的记录、编纂、修订与再创造，产生了众多文本。比如既有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编纂修订的《格萨尔》史诗早期版本，包括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以及伏藏本在内，像德格木刻本和贵德分章本即是；也有根据民间艺人说唱而记录下来的口述记录本，如《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还有经过学者翻译编纂的现代印刷本，如《格萨尔文库》；甚至有作家进行二度创作的文学作品，如阿来的《格萨尔王》、次仁罗布的《神授》和梅卓的《神授·魔岭记》等，都是以格萨尔王的传奇一生为创作原型，以小说文体重述史诗神话，以新的艺术形式诠释格萨尔史诗新的生命和价值。其中，《神授·魔岭记》是以《霍岭大战》为蓝本改编而成的长篇小说，并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除此之外，《格萨尔王》现已经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形成了迄今为止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史诗文本。 

　　格萨尔史诗经过抄书匠的誊录整理，高僧大德的编纂修订，学者的翻译推广，作家的改写创作，不仅使其由演述文本转化为文字文本，而且呈现出书面文本的多元化传播特点。“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3]，格萨尔史诗从无形的语言到有形的文字，符号的变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完整地接续了口头传统并不断实现新的转化与发展。格萨尔史诗文本化的过程，是一个使其不断被扩充、修订、润饰、再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改变了史诗民间草根化的粗陋面貌，使其变得奇诡，谐趣横生，脍炙人口，但并没有就此抛弃原来的演述方式，而是口头表演与书面传播并存，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使目不识丁的文盲和满腹经纶的文人都成为了格萨尔史诗的受众。这也为格萨尔史诗的广泛传播和经典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