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格萨尔史诗通识读本——朝向地方知识的现代性阐释》一书的序三）

　　意大利社会文化学家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提到的所谓人类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英雄依旧是每个人心中不朽的坐标，英雄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英雄史诗”所折射出的智慧的光芒尚烛照着今天人类文明的天空。尤其是它留给我们诸多的精神产品，包括坚强意志、高远理想、利他思想、超凡的智慧、无我的精神和正义的意识均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滋生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和过分推崇物质生产及技术理性的痼疾面前显示出一种别样的优越性。有趣的是，历史总是在一往无前的进程中不断回眸自己的过去，每每在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之后，重新反思、并加以调整自己，修身养性，乔装打扮，再次启程远航。

　　历史不但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反观人类的足迹，而且也往往留给人类一大笔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在海量的人类早期文化和精神遗产中，史诗便是少数几个荟萃诸多古老文明元素和人类原始文明基因的熔炉之一。正如维科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间的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这就是在“口头传统”语境下远古人类所共同秉持的诸多智慧和理念（心头词典mental dictionary）,如格言、谚语、神话和史诗等，这种公用的“心头语言”通用于古代的一切族群。史诗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口传社会不同族群间本已存在的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神迹：跨越时空的同质性思维模式、普世性人伦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以及人类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的智慧和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遥远的年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与史诗的文化样态中相遇。居住在地球不同空间中的人类凭借这些同质性文化，不仅找到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流和和谐相处之技，而且还觅得人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相处之道，因此也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思想基础。尽管如此，由于种族、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些闪光的智慧和思想日后未能被不同族群和种族所分享，正如荷兰学者任博德在《人文学的历史》中所感慨的那样：“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世界不同地区-从中国到印度再到希腊-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但似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知识的分享”。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文学是一种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步兴起的主要学科，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一直到19世纪，人文学在西方世界被视为自然或社会科学的婢女，史诗作为人文学领域的马前卒，也同样遭到冷遇，在人类文明对话、交流和互鉴方面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又因“英雄时代”的终结和“人的时代”的开始以及受到理性思想的启蒙，人类将自己置于自然界对立面，并不断追逐物质利益，放弃对其精神家园的应有的呵护，也逐渐忽略了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事实。历史走到今天，在冷战思维下形成的“文明冲突论”等妨碍人类发展进步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面对人文学科江河日下的局面，面对当下支离破碎的精神家园，人类又开始在古老的文明中寻找新的精神养分，以便治疗和拯救业已千疮百孔的人类的道德体系、价值构架和自然生态系统。所幸的是，在人类历史留下的斑驳文化样态中包含着丰富的琼浆玉液，足以让遍体鳞伤的人类文明躯体得到滋养。随着本世纪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其关于《格萨尔》等三大英雄史诗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一系列论述的深入人心，使国人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明有了新的反思和认知，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因此，包括史诗在内的人文学科这一古老的文化样态也在万众瞩目中再一次尽显其积极向上的本色，为人类复归其“命运共同体”本位保驾护航，亦为构筑人类文明对话互鉴发挥堡垒作用注入了无尽的动力。

　　《格萨尔》是关于格萨尔这位英雄人物的神圣叙事。自公元11至12世纪开始在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不断向外辐射，逐渐拓展到青藏高原以外的地区和民族中，在区域和地缘层面形成了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两部分，呈现出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巨大的史诗流传带。格萨尔史诗不仅在我国境内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纳西族、羌族、门巴族、珞巴族、普米族、白族、独龙族、傈僳族中流传，在境外的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印度的拉达克、尼泊尔、不丹、锡金、外蒙古、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也有流传，成为一带一路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互鉴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重要例证。《格萨尔》滥觞于青藏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逐渐孕育出了以史诗演述人（艺人）、故事文本和史诗语境（史诗形成和延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为构架的活态史诗文化生态系统。其中青藏高原空灵的自然语境和质朴的人文语境为艺人的创作和演述提供了灵感、生命价值和道德空间，也为艺人的代际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文化和物质基础。后来历史、神话和艺术文类在不同时期的介入，使史诗故事文本经历了从历史神话化、神话艺术化的过程。正如杨义先生所说：“在漫长时代中，由于获得多种文化因素的哺育以及艺人的心魂系之的天才创造，由原来有限的几部，滋芽引蔓，生机蓬勃，拓章为部，部外生部，仅降伏妖魔部分就衍生出十八大宗、十八小宗、尽情地吸收整个民族的丰富智慧，终在篇幅上长达百部以上”。史诗的演述者-即通俗意义上的“说唱艺人”便是实现这一过程的直接推手。他们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的史诗文本记忆的承载者和传承者，其类型有神授、园光、掘藏、顿悟、智态化和吟诵等。但在格萨尔的早期阶段，不曾有个体演述人，史诗的演述尚处在集体性记忆阶段，进入个体记忆时代还是较为晚近之事。史诗演述者身份的变迁是后来随着一系列藏区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而产生。尤其是佛教在三江源地区的传入，不仅使处在神话化阶段的史诗文本化蝶为蛹，成就了宏大的叙事，而且使处在集体记忆阶段的格萨尔的演述形态跨越到个体记忆阶段，才有了与世界其它史诗迥然不同的多类型演述形态。由此可见，在活态格萨尔史诗的发展过程中，语境、艺人和文本构成了彼此互动，相互关联的完整生态系统，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语言的壁垒使史诗这样一种蕴含人类文明普世意义的文类，长久以来仅仅流传于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族群中，也使更多其它民族只能置身其外难窥堂奥。回望200多年前，俄国人帕拉斯、法国人亚历山大达卫尼尔、石泰安(R.A.Stein)、美国人罗宾廓尔曼（Robin Kornman）等西方学人先后将《格萨尔》这一被流传地的民族冠以“仲”（sgrung）的古老的本土性文类逐渐从“史诗”的视角加以观照，向世界其他民族译介并予以通俗化表达，使这一尘封已久的古老文化样态开始向外界展露出其无穷魅力。在国内，任乃强先生早在1944年发表在《边政公论》第4卷上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一文成为国人了解格萨尔的开山之作。其中道：“余于民国十七年入康考察时，即沃闻“藏三国”为蕃人家弦户诵之书。渴欲知其内容，是否即三国演义之译本，抑是摹拟三国故事之作？当时通译人才缺乏，莫能告其究竟。在炉霍格聪活佛私寺中，见此故事壁画一巨幅：楼窗内有男妇相逼，一红脸武士导人援梯而上，似欲争之。通事依格聪活佛指，孰为藏曹操，孰为藏关公，谓关公之妻为曹操所夺，关公往夺回也。此其事与古今本《三国演义》皆不合，故知其书非译三国故事。最近入康考察，由多种因缘，获悉此书内容，乃知其与《三国》故事，毫无关系。顾人必呼之为“藏三国”者，亦自有故。”可见，用三国演义这一家喻户晓的通俗故事导读《格萨尔》，使当时的主流社会和民众在对《格萨尔》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起到了望文生义、融会贯通的效果和作用。这应该是格萨尔史诗冲破民族和语言疆域向外界传播的最初的方式，也是非母语通俗性读物的初始形态。

　　光阴如梭，时间瞬间又过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再次汇集众多学者的智慧，博采众长，编写这部《格萨尔》通识读物，这是时代赋予学界的新使命，也是《格萨尔》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本书的开篇序言，在以上已完成对本书写作意义、《格萨尔》文脉和肌理的概述、以及相关历史的回顾之后，拟对本书写作理念和初衷、本书的角色和任务、缘起、以及写作的基本遵循和规则等几个方面逐项分述如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多极化浪潮风靡全球，新轴心论者提出文化多样性，意在促进文明对话。一个学科或一种文化与外界的对话接轨，首先离不开术语的接轨。后来西方世界通过借助epic（史诗）这一特定的术语，进一步摸索到了《格萨尔》的文脉本体，发挥了“柳暗花明”的效应。对于《格萨尔》这一重要的“文类”及其属性有了全新的认知。在这种语境下，于2001年10月17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与会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将我国的《格萨尔》诞生1000周年等全世界47个项目列为2002年-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的周年纪念名单。《格萨尔》是我国列入该名单的唯一项目，这一文化也再一次脱离了本土语境，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和接轨，有了本土之外与他文化直面的历史机遇。这次《格萨尔》与世界的对话与接轨，不是异质文化间的简单对话，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重复性流布，而是不同文化间质的格义和交流，是一种古老东方文明代表作与它文明之间在新世纪对话与互鉴历程的肇始。2006年和2009年《格萨尔》先后被列入国家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使格萨尔史诗从一种民间流布的文化单元向政府间认可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文化范例华丽转身。

　　任何一部传世之作，都有它之所以顶天立地，经久不衰的理由。总体而言，一部传世之作一定是一部既体现了人类文明和智慧闪光的经典之作，又是一部对人类社会和日常人伦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的“通俗文本”。宗白华先生所言极是，他说：人间第一流的文艺作品多半属“雅俗共赏”的。像荷马、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文艺，拉斐尔的绘画，莫扎特的音乐，李白杜甫的诗歌，施耐庵、曹雪芹的小说，不但是在文艺价值方面属于第一流，就在读者及鉴赏者的数量方面也是数一数二，为其它文艺作品所能莫及的。《格萨尔》就是这样一部史诗，它的民间性构成了其最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和通俗性，但它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的信息和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帕米尔高原及其相关族群的文化符号。我国政府在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遗名录的材料中的阐述代表了当下学界对《格萨尔》文化价值的新的评判和认知。其中认为：《格萨尔》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它是人类口头艺术的杰出代表和藏族族群记忆、母语表达、地方知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藏族传统文化原创活力的灵感源泉。这也是对格萨尔史诗所做出的符合当代意义的新的定义。尽管《格萨尔》不是一部精深论及某一专门学问的经典，但其中不乏含有诸多经典中所论及的要义。同时，它虽也未必具备其研究必然导致的跨学科交融的要素，但它愿意收留那些叩响多学科、新型学科交叉交融之门的过客。 可见，在其显现层面沾满了乡土气息和泥土味的同时，在其隐形层面却包涵着“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历史文化意蕴和精英文化的诸多元素和特点。因此，近几年我们在不同场合一直在强调如何才能读懂《格萨尔》的问题。对格萨尔史诗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史诗故事文本的字面意义上，那样只读懂了这部史诗的一半，要彻底读懂这部史诗，还要下功夫去理解故事文本的另一半，即其背后的隐喻世界、象征世界和意义世界。我们不仅要读懂作为内容的格萨尔史诗故事本体，更要读懂其中作为形式的神话、历史、艺术等诸要素的来龙去脉和史诗之为史诗的特殊性，这样，才可以说读懂了这部史诗的全部。从史诗鉴赏的角度讲，史诗受众或读者分为普通和专业两种，普通读者在理解史诗文本时只关注自己生活体验范围内的东西和与他自己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范围内的东西，包括史诗文本所表现的内容，故事情节、生命事迹等，而却较少涉猎或考虑史诗之为史诗的特殊性，不甚理解史诗的表现形式，即其艺术价值、生命意义和象征系统等，正如歌德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秘密。至于史诗的表现形式需通过”分析、批评、反省“等才能获知，它超出了普通读者的视域，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所不能及的，是属于职业者的专利。作为一本通识读物，既要关注到普通读者的需求，又不能丢弃专业的高度，放下学术的身段。遵循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器相济“的理念是本读物编纂的初衷。

　　《格萨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或多或少受到传统包袱的影响。传统《格萨尔》学术不仅受到我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影响，还自然受到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藏文化传统学术的桎楛。这种传统直到近现代，一直被囿于前现代学术的藩篱中。在一种主张主客观浑然不分的非理性、诗性思维方式的框架下运行，与理性、批判性和分析性的现代学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学术传统下的运行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在新时代语境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格萨尔》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要突破这一瓶颈，唯学术和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马首是瞻。自《格萨尔》被列入人类非遗名录以降，这部在青藏高原流传千年的史诗逐渐受到国内外学人的关注。从概念到研究范式、再到学术实践都与国际学界开始了全面的对话和接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办，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承办的每年一届的“国际史诗讲习班”，从世界各地招贤纳士，一批国际一流的学者为讲习班授课，为中国的史诗界带来了新鲜的学术空气，促进了中国史诗学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同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结构主义思潮下的语言学、民俗学、神话学、新历史主义、阐释、艺术人类学、民族志学以及口头诗学等新型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在史诗研究及其学术实践中越来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7年，《格萨（斯）尔》、《江格尔》和《玛纳斯》，凭借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和学术影响力，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优势学科“登峰战略”计划。在我国相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均开设了格萨尔学科专业，为格萨尔研究积累人才储备。在这种语境下，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从政府、学界到民间形成了多重、多结构和多样化的《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局面。《格萨尔》在理论建设、人才储备和成果的推出等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起色，尤其在学科转向和学术范式转换方面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学术范式的转换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于格萨尔史诗的认知从“作品”逐步跨越到“文本”；对其研究方式从“叙事”转向“话语”；研究对象从“史诗本体”渐次转向“史诗语境”方面；研究视角从“书面传统”转向“口头传统”；学术范式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本读物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旨在充当体现本学科发展动向的当代晴雨表。

　　学术及其理论研究的前行基于对研究对象和资料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同样，让史诗担当人类文明对话互鉴之媒介，也离不开对史诗本体的认识。然而，当下除母语读者外，对格萨尔史诗的理解和认知依然停留在为数不多的浅尝辄止的译介作品上面。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多数文本仍然用民族语言文字传承、传播。显然，语言的壁垒仍然成为外界进一步理解这一古老而伟大史诗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随着人类文明间互动对话需求的日益增多，外界对于深入全面了解格萨尔史诗的期盼和热情也在不断高涨，对格萨尔史诗的译介推广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识读物的出版无疑是普及格萨尔知识最直接而又重要的方式之一。当然，这也是编写本读物的缘起。

　　本书的筹划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反复论证。近年来，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逐步推进，《格萨尔》的学术讲座和相关活动也在全国各高等院校逐渐活跃起来。自2018年底以来，我们重点选择昆明和天津两个城市的高校作为试点，分别在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格萨尔史诗的多场学术讲座和提问互动，在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进行了相关《格萨尔》文化的问卷调查，参与本活动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逾千人。本书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在这些大学所获得的问卷资料和反聩意见基础上，结合格萨尔史诗的基本命题进行设计的。应该说既照顾到了非母语读者群体的基本需求，也关注到了格萨尔史诗传统的基本学术命题。根据本书写作的实际需要，我们再采用看似笨拙实为有效的“削足适履”式的办法成立了写作小组。在海量的相关学者和专家名单中，挑选出一批学有专长，受过当代前沿学科系统训练，并在特定领域具有丰富学术实践经验，成果丰硕的人士加入本课题组。他们是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广东、山东、青海、四川等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科研和文化机构长期从事《格萨尔》研究、教学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作家。2019年7月在山东烟台鲁东大学召开了“《格萨尔》通识读物的当代书写与传播理论实践”专题研讨会，参会人员除了本课题组的成员外，还有《江格尔》和《玛纳斯》史诗方面的权威专家学者，对通识读物的写作通则，规范及体例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共识，并对本读物的写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本读物旨在推介和传播《格萨尔》文化，因此其撰写的内容必须是当代大众关注的话题，且力求讲透史诗的基本问题；其次，力求通做到通俗易懂，文笔流畅，引人入深，以鲜活的案例支撑文本，避免庸俗，避免简单的资料堆积；第三，本读物的撰写要以当代前沿理论为指导，做到视野开阔，见解独特，避免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换言之，通过对格萨尔史诗基本命题的现代性阐释，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全面展示《格萨尔》文脉的演进过程和肌理的构合机制，向读者和年轻一代推介本学科领域新的学术思想，介绍现代性学术理念下的格萨尔史诗新的学术思潮、学科体系和话语方式。这是本书写作的基本遵循和规则。

　　本读物是当代学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一部集知识性、学术性、前瞻性、通俗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普读物。我们认为，一部理想的通识读物既有学术的深邃，又有对话式的洒脱和通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有思想的收获，又能达到阅读之后快意的驰骋；在了解文本严肃思想的同时，又可领略这部史诗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元素及文明的古今对话、沟通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通过本读物让史诗极尽担当人类文明对话、互鉴之能事，着力推动民族优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扬，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诺布旺丹

　　2020年4月30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