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诗的发现对史诗研究的影响巨大，甚至可能对传统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范式带来根本性突破，为史诗发生学、史诗分类学的研究带来重大变革。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苗族活态史诗 《亚鲁王》，直到2009年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才意外现身，同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并被文化部列为2009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2011年，《亚鲁王》荣列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学术事件。活态史诗《亚鲁王》的发现和出版，为史诗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路径，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至今仍在苗族丧葬仪式中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而是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文化活动等融为一体的原生态文化，它与宗教祭祀、巫术、音乐、舞蹈等活动紧密结合，集唱、诵、仪式表演于一体，体现了艺术起源的原生态特征。它涵盖了神话、仪式、历史、语言、宗教、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具有多元文化价值、多元文化视角。这一特性决定了对《亚鲁王》的研究必然要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展开，必然是跨学科、多元视角的、对话的。跨学科、跨文化的人类学与跨学科、跨文化的史诗《亚鲁王》的结合，必将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史诗研究路径。

　　二是田野研究。目前的文学研究大多限于历史文献和文字文本，而文本背后的广阔田野一定程度上被忽略。活态史诗《亚鲁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并恰当处理好文本与田野之间的关系。《亚鲁王》没有手抄本，在苗族丧葬仪式中面对亡灵唱诵，这些特点决定了相关研究必须从具体而微的田野作业开始。在田野作业中进行现场录音，考察歌师表演过程中的眼神、表情、手势、嗓音变化、肢体语言、乐器技巧、音乐旋律等展演风格，把握每一个史诗传承人的成长经历、个人职业、习艺过程、性格特征、展演实践以及当下的生活状态等，进而深入到史诗传统内部的运作机制中去阐释史诗的历史、民族和文化价值，同时在史诗的展演场域中研究史诗田野、史诗传承人、史诗传统法则、史诗展演的生命情态。

　　三是山地史诗研究。从史诗类型看，以跨海征战、海上漂泊冒险作为叙事中心的荷马史诗呈现的是海洋文明的文化形态，是海洋城邦类型的史诗;发端于我国北方草原的《江格尔》、《玛纳斯》和《格萨尔》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点，是北方草原游牧型的史诗;世代在云贵高原山区流传的《亚鲁王》则是山地文明的集中体现形态，可以说是山地史诗的范型。世居崇山峻岭中的苗族，生产和生活都要受到山地生态环境的制约，从衣食住行到生活习俗都打下了山地的烙印。自古以来，苗人总是不停地念“山字经”，在山上采集野菜、野果，在山中捕捉鸟雀野兽，在河里捕捞鱼虾，以天然洞穴作为栖居之所，用山上的石头制造工具。之后，在山地条件下开展经济活动，逐渐发展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山地经济。《亚鲁王》既呈现苗民对山地的独特认知，也展示了他们对山地经济的经营智慧，体现出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等迥异的文明形态，是南方山地史诗的新范型。

　　四是文明探源研究。以往的神话研究以文学视角为主流，无法拓展到文字记录以外的广阔领域。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神话必然对特定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编码和建构作用。《亚鲁王》蕴含了很多有关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的神话，如造地造山神话、造日造月神话、鸡鸣日出神话、射日射月神话、公雷涨洪水神话、造乐器造铜鼓神话、萤火虫带来火种神话、蝴蝶找来谷种神话、马桑树天梯神话等。对此，可以运用由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会通而成的比较神话学，对相关神话叙事、神话思维、神话传说、神话表象、神话仪式展开研究，并结合考古新发现，从跨学科整合的视野找到人类思维和文化编码的真正源头，进行中华文明源头的探索。

　　长期以来，“文学的”史诗观在中国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一定程度上导致现代中国学术语境中史诗定位的褊狭化和虚幻化。对现代中国几代学人习惯已久的文学本位史诗观进行批判性反思，重新构建一种跨学科的活态史诗观念，对史诗进行多重维度的研究，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深化对多民族文学互动关系的认识，启迪本土诗学理论的深化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13XZW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