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满—通古斯语族史诗”这一提法基于“东北亚史诗带”与“满—通古斯语族史诗群”，但所涉族群基于严谨的语言学划分，仅指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埃文基人及那乃人的叙事传统。其中满族“窝车库乌勒本”、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早被学界所知，而鄂温克族史诗从名到实都需重新界定，埃文基人和那乃人史诗相关研究状况也需做介绍。

　　关键词：满—通古斯语族  史诗 跨界民族  

 

　　王国维认为中国文学终因不能凭借叙述人生和宗教需要而创作出代表国民精神的类似于荷马史诗的作品。黑格尔提到中国叙事诗或史诗不发达也持这种观点，“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8[129]

　　两位学者得出如此结论主要依据汉族的叙事诗传统。实际上，中国多个少数民族有传承千年的活态史诗传统，如“三大史诗”。地处黑龙江省的多个少数民族世代口耳相传着散韵结合的口头叙事传统，如“伊玛堪”、“摩苏昆”、“乌钦”、“窝车库乌勒本”等。这些口头叙事传统被马名超称为“东北亚史诗带”，如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蒙古（巴尔虎）等“民族古老史诗遗存的修长纽带”。其中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的“窝车库乌勒本”“伊玛堪”“摩苏昆”“乌钦”在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合著的《中国史诗传统：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精神的“博物馆”》中被统称为“满─通古斯语族英雄史诗群”，这一史诗群与“蒙古族英雄史诗群”“突厥语族史诗群”共同形成了“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

　　本文所提“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与“东北亚史诗带”“满─通古斯语族英雄史诗群”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所同者都提到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不同者在于我们严格按语言学中满—通古斯语族的分类，“东北亚史诗带”提及的达斡尔族、蒙古（巴尔虎）不属于满—通古斯语系民族，同理，“满─通古斯语族英雄史诗群”也涉及达斡尔族。而我们所指满—通古斯语族以郝庆云的相关论著为主：

　　通古斯是在种族与语族大体一致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所指的是一个相沿发展的民族系统，包括先秦时期的肃慎，汉晋时期的挹娄，南北朝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宋元辽金时期的女真，明末女真及以后的满、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部落集团或民族。2[4]

　　目前被列入通古斯族系的有13个族群：中国的满、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俄罗斯的那乃、埃文基、埃文、涅基达尔、奥罗克、奥罗奇、乌德盖、乌尔奇等，……随后，研究者又发现上述13个民族的语言还有相当差异，于是将通古斯语族分为两个语支，又称满语支，包括满、赫哲、锡伯、那乃、乌尔奇5个语群；北语支，又称通古斯语支，包括鄂温克、鄂伦春、埃文基、埃文、涅基达尔、奥罗克、奥罗奇、乌德盖8个语群。2[3]

　　这13个族群中，在新疆察布查尔自治县的锡伯族有“念说”（锡伯语为“朱伦呼兰比”）的传统，与史诗关联尚需探讨；通古斯北支中除鄂温克、鄂伦春、埃文基之外，国内研究资料阙如，我们仅知张嘉宾提及乌尔奇人称史诗类说唱文学为“雅雅宁格曼”，奥罗奇人称之为“宁曼”，乌德盖人也有类似的作品10[16-17]。因此本文所指“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仅为流传在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那乃人、埃文基人六个族群的史诗传统。将来，也许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译介的深入，还会有新的变化。

　　这六个族群的史诗传统中，满族“窝车库乌勒本”、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伊玛堪”为学界熟知，另三个族群史诗情况却少有人知，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鄂温克族有史诗吗？那乃人和埃文基的史诗传统如何？

　　一、鄂温克族史诗：由线索到文本

　　鄂温克族史诗的线索最初由马名超提供：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即中央民族大学）鄂温克族教师巴图孟和整理过长诗《十五岁的阿拉泰崇保尔夫》，发表时，认为它是蒙古族的作品，巴图孟和同志认为它应属鄂温克族的传统叙事诗作品。

　　另外的线索亦由其提供：1978年，鄂温克族学者尼·巴图孟和整理了父亲用蒙语口唱的史诗；1985年玛·赛吉日玛注释出版《英雄的巴特尔》，共收入《保日勒岱莫日根》《阿勒泰松布尔》《早生的额格尔莫日根》和《呼和特默尔札瓦》4部民间诗作，一般都认为在这些史诗在布里亚特蒙古族中世代传承。

　　之后30年间，较少有学者根据此线索做进一步探讨。2008年，《蒙古英雄史诗大系》第二卷“布里亚特体系史诗”中“两次或多次征战型史诗”收入《宝尔勒岱莫日根夫》，经蒙古族学者辨识，即《保日勒岱莫日根》。2009年，在彭苏格旺吉乐主编的《呼伦贝尔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收入《阿拉泰孙布尔》《宝日勒岱莫日根》两部史诗。《阿拉泰孙布尔》《宝日勒岱莫日根》极大可能为鄂温克族史诗。

　　本人因循这一线索，请蒙古族学者翻译了《阿拉泰孙布尔》《宝日勒岱莫日根》，本文所依皆基于翻译为诗行的史诗。其中《宝日勒岱莫日根》共六节，3000多行。“宝日勒岱”在蒙语中为灰色的之意。按照文本内容提炼情节如下：

　　第一节：年迈父母生子求大师起名得宝日勒岱，后又生一女起名乌云其其格，宝日勒岱擅长射箭，得宝马。哈拉都汗抢走妹妹，宝日勒岱听宝马的话得马鞍和装备；哈拉都汗派人通知父母让莫日根将猎物上交，并听取喇嘛建议要害死保日勒岱，将其扔进大海。

　　第二节：父母转述哈拉都汗的要求，宝日勒岱骑马救妹妹，被占卜喇嘛骗入陷阱装入袋中，黑褐色公牛将他拉到黑海，路上遇到老鹰及其他飞鸟要救保日勒岱未成功。宝日勒岱在袋中得知这一切决心要报仇。

　　第三节：占卜喇嘛算卦后要残害银鬃花马，花马急智逃脱，找到妹妹，妹妹请求十五头的蟒古思帮忙未成功，蟒古斯追赶妹妹三年五年未果。花马抓住化为小鸟的三仙女之一，请求它们帮忙，老鹰来协助，但是哥哥已经变成小婴孩。仙女和妹妹将哥哥抚养长大，决定返回故里。妹妹牺牲自己做哈拉都汗儿子的妃子，宝日勒岱屠宰黑色公骆驼，用计谋杀死汗的儿子。

　　第四节：兄妹二人回到家乡，找不到父母，老翁告诉他父母被汗害死。宝日勒岱准备复仇，汗不相信占卜喇嘛的预言，不相信宝日勒岱复活。汗的三个魂魄被杀死宝日勒岱，他找到父母骨骼后，返回家乡。

　　第五节：宝马劝宝日勒岱日勒岱出征，发现神鸟凤凰的儿子三兄弟，从毒蛇手中救出三兄弟；宝日勒岱日勒岱看见天上的仙女，三仙女许配给三兄弟。十五头颅蟒古思，已经把她带回去

　　第六节：宝日勒岱日勒岱救出妹妹乌云其其格，在三仙女的帮助下妹妹恢复容貌。

　　《阿勒泰松布尔》共1912行，分为三个诗段。

　　第一节：在世界正中央，诞生就有盛名的阿勒泰松布尔要和哥哥一起去山上打猎祭祀苏力德九天，发现奇异的现象后去请教姐姐。姐姐占卜发现弟弟看到陶丽米丽琴洗脸，姐姐无法阻止弟弟向西北出征。出征前，获得棕色枣骝马和软骨弓。

　　第二节：占卜师陶丽米丽琴派出牧驼老人给阿勒泰送礼物表心意，阿勒泰和宝马变装成乞丐来到套干陶布琴可汗的宫殿，阿勒泰向可汗表达了要娶妻的需求，陶丽米丽琴猜中了谜语。

　　第三节：阿勒泰赢得考验婚三项比赛——骑马、射箭、摔跤；举办婚礼。几年过去了，阿勒泰忽然意识到家乡出事，赶回家乡。姐姐被抢，父兄都不在。父母成为奴仆，阿勒泰变成占卜师与父母相认，杀死十五头巨黄蟒古思及小蟒古思，救回父母，举办婚宴。

　　伊兰琪将《宝日勒岱莫日根》分为24个母题：英雄的出生；英雄的妹妹；英雄的骏马；英雄外出狩猎；英雄的妹妹被抓；英雄去营救妹妹；英雄被诡计陷害；妹妹和宝马营救哥哥；妹妹智斗蟒古思；三仙女帮助；英雄复活；英雄和妹妹智斗汗王的骆驼和儿子；英雄父母被抓；英雄大战哈热德汗罕；英雄去找三仙女；英雄救出凤凰的三个儿子；英雄经历三仙女的考验；英雄将三仙女带回家乡；英雄妹妹被蟒古思抓走；英雄去蟒古思的洞穴救妹妹；英雄杀死蟒古思的三个灵魂；英雄救回妹妹；英雄和兄弟姐妹回到家乡；英雄的妹妹成了仙女。7

　　笔者觉得过于细致，可以合并为1）英雄的身世；2）英雄营救亲人；3）英雄死而复生；4）英雄父母被抓；5）英雄与三仙女；6）英雄救出凤凰的三个儿子；7）英雄杀死蟒古思的三个灵魂；8）英雄和兄弟姐妹回到家乡；9）英雄的妹妹成了仙女。

　　英雄的助手主要有他的妹妹、三仙女和凤凰母亲。妹妹和三仙女得知宝日勒岱被扔进大海之后，变成鲨鱼和鹰把海里的宝日勒岱救回了岸上。凤凰母亲为了感谢宝日勒岱的救命之恩，送给了他拧系着三个角的绣有美丽花朵的绸缎头巾，并嘱咐他如果路上遇到生命危险的话，就把这头巾拧系的角每次解开一个。在她的帮助下，宝日勒岱轻松通过了找寻三仙女的考验。三兄弟获救后，变身成了英雄的形象。三兄弟没有对宝日勒岱做出直接的帮助，但是他们的母亲用神奇的丝绸头巾帮助宝日勒岱逃出困境，也相当于是三兄弟对宝日勒岱的帮助。

　　宝日勒岱的对手有哈热德汗罕和蟒古思。哈热德汗罕虽然以王爷的形象出现，但是他心狠手辣，身边有坏喇嘛用黑暗魔法辅佐他，加之他和魔鬼一样有三个栖息在不同地方的灵魂，所以哈热德汗罕其实是魔鬼化的人。蟒古思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很常见的魔鬼形象。十五个脑袋的蟒古思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妹妹乌仁其其格为了救被扔进大海里的哥哥而利用了蟒古思；第二次是宝日勒岱把三仙女带回家却发现妹妹被蟒古思抓走了，于是去找蟒古思复仇、救回妹妹。蟒古思和哈热德汗一样都有三个栖息在不同地方的灵魂，只有三个灵魂都破灭，它们才会死掉。

　　《阿拉泰孙布尔》的母题相对简单，可分为：1）英雄的出生；2）英雄的姐姐和哥哥；3）英雄出征；4）英雄娶妻，完成三项比赛；5）英雄返乡战胜魔鬼。

　　马名超提到的另2部诗作《早生的额格尔莫日根》《呼和特默尔札瓦》及《十五岁的阿拉泰崇保尔夫》因尚未翻译，具体情况还不可知。

　　鄂温克族有史诗是不容置疑了，那么，埃文基人、那乃人的史诗情况如何呢？

　　二、跨界民族的史诗

　　张嘉宾、郝庆云等学者都认同鄂伦春、鄂温克与埃文基人为跨界民族，赫哲族与那乃人为跨界民族。近年来，因多位懂俄语的学者的热心译介，学界对埃文基人、那乃人的史诗之名及文本有了初步了解。

　　首先，史诗称谓。张嘉宾将埃文基人史诗称之为“尼姆嘎（或干）堪”，白杉在译著《西伯利亚鄂温克民间故事和史诗》中将其翻译为“尼玛堪”，李颖在博士论文《俄罗斯较少民族埃文基史诗研究——以<衣饰华丽力大无穷的勇士德沃尔钦>为例》称之为“尼姆恩加堪”。李颖提到该词词根有智慧、萨满的意思，在参照前人翻译的基础上，并根据西里尔语字母与汉语音译的对应规则，将其统一为“尼姆恩加堪”5。本人更认同李颖的观点。

学者	时间	出版物	史诗篇目
伊·格奥尔吉	1775	《通古斯的故事》	（未见翻译）
瓦西里耶维奇	1936	《埃文基（通古斯民间文学资料集）》	《索都·索尔旦措·索勒达尼》《基利德纳坎“灵巧的人”》《中间世界的乌姆斯尼江》《尼玛堪》
瓦西里耶维奇	1966	《埃文基历史上的民间文学：英雄故事和传说》	12个故事
罗曼诺娃与梅列叶娃	1971	《雅库特埃文基民间文学》	19个《伊尔基斯莫姜勇士》《孤儿纽恩古尔莫克》《勇士达姆纳尼和交罗玛交奴伊甘》
梅列叶娃	1990	《远东西伯利亚文学集—埃文基英雄故事》	《力大的索达尼勇士》《衣饰华丽无比的勇士德沃尔钦》
瓦尔拉莫夫夫妇	2003	《东部埃文基的英雄故事》	《奇纳那伊谢——埃文基人的祖先》《多尔加纳伊》《门葛伦加—勇士》《孤单单一个人出生的乌姆斯利孔勇士》《加尔巴利钦》《伟大的埃利内加勇士》《哥哥奥尔多内加和他的妹妹纽古尔莫克和乌妮亚普图科》
	2008	《埃文基英雄故事的类型》	《纽古尔莫克老奶奶》
梅列叶娃	2013	《中间世界的多尔甘敦》	最长的史诗，16060行

　　张嘉宾提到尚未看到任何一部宁格曼，《四十岁的哥哥和他的浣熊妻子》仅提其名，具体内容并无介绍。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张松翻译了那乃“宁格曼”部分篇目，其中“木都厄莫日根”“阿尔哈·奥迪努莫日根”“科皮阿鲁莫日根”“莫日根”“老头哈拉通”“嘎利尔丹和嘎尔毕尔丹”“看家狗莫日根”“野猪的儿子”“勇敢的莫日根的儿子”“勇士—男孩”“兄弟中的小弟弟”“两兄弟”“女仆的弟弟”“菜园主的女儿”应为英雄故事。

　　由此，鄂温克族、埃文基人、那乃人的史诗都已进入学术讨论话题。那么，“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之研究现状如何呢？

　　三、“满—通古斯语族史诗”称谓及研究概况

　　在漫长的岁月中，“满—通古斯语族史诗”并未以史诗的样貌出现，多以该民族的独特称谓为世人所知，这些从不同民族独立发展出来的叙事传统形成一定影响后，又形成聚合的力量，在该族群世世代代口耳相传。2006年，赫哲族“伊玛堪”与鄂伦春族“摩苏昆”作为“曲艺”，满族说部作为“民间文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这些项目都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从目前看到的文字资料、影像资料来看，“伊玛堪”、“摩苏昆”的演述场域、生境和文化生态系统曾经是鲜活的，现在却很难看到现场史诗演述。我们简历介绍这六个族群史诗称谓及研究概况。

　　1、满族“窝车库乌勒本”

　　“窝车库乌勒本”为满族说部之一类，另两类为“巴图鲁乌勒本”“包衣乌勒本” 。“窝车库乌勒本”主要文本有《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奥都妈妈》《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尼山萨满》。在前辈学者的搜集调查中，发现萨满教对满族文化的影响很深，满族说部的很多文本尤其是“窝车库乌勒本”仅在萨满之间秘传，很难为萨满之外的群体知晓。若萨满祭祀中断就会使得该说部陷入失传困境。

　　2、赫哲族“伊玛堪”

　　“伊玛堪”最早记录于凌纯声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学界公认其中的14则故事为“伊玛堪”的散体叙事，即《葛门主格格》《木竹林》《木杜里》《莫土格格》《满斗》《什尔大如》《阿尔奇五》《香草》《萨里比五》《沙日奇五》《亚热勾》《西热勾》《武步奇五》《土如高》《杜布秀》为英雄故事。《葛门主格格》后以《坎特莫日根》之名继续传承，《木竹林》《木杜里》《莫土格格》《满斗》都有相同名字的“伊玛堪”。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8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及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的席卷下，“伊玛堪”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其独特的说唱方式也引发了多方讨论。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表如此界定“伊玛堪”：“赫哲族独有的以赫哲语表现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历史悠久，世代传承。说唱内容包括赫哲族历史上的英雄故事、萨满求神、渔猎生活、风俗人情和爱情故事等，具有鲜明渔猎文化和地域特征。”

　　3、鄂伦春族“摩苏昆”

　　“摩苏昆”是“说一段唱一段，说唱结合”的叙事诗，马名超认为“摩苏昆是一种以宣讲鄂伦春古史幻想性人物征战复仇、除魔除害等英雄业绩为主，兼有讲唱两种成分的多段体长诗的民族称谓。”从已出版的35部“摩苏昆”中，我们认为以动植物或其他为主角的说唱文学都不是史诗，而以“莫日根”命名的文本中也只有“基础篇目”《英雄格帕欠》（或《格帕欠莫日根》）《波尔卡内莫日根》《布提哈莫日根》（或《布格提哈莫日根》），《集成》中《波尔克额列莫日根》《吴达内莫日根》《格尔帕内莫日根》（之一二）具有英雄史诗的典型特征，最能代表“摩苏昆”史诗内容古老性质的标志，就是普遍采用宏大的篇章来描述英雄与蟒猊之间的严酷冲突，从根本上再现了原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从而把作品的情节产生背景推向更为遥远、洪荒的古老年代。2[8]

　　其他一部分仅存篇名或梗概或片段，如《波尔卡内莫日根》《姆格提汗莫日根》《布古德勒格吉尔莫日根》《冒日达汗莫日根》等。

　　3、鄂温克族史诗

　　在《鄂温克族文学》中，作者引用了苏联瓦西里维奇所著的《鄂温克人》提到鄂温克族中曾有过鸿篇巨制的说唱故事、英雄史诗——“尼玛罕”：“但史诗有英雄意义的故事需要唱着叙述，通过背诵或唱，用第一人称表达英雄说的话。唱完英雄的话语，讲故事的人重复，然后听众也跟着一起唱起来。通常在天黑后才讲故事，通常讲一通宵。有时对很长的经历的叙述一夜不能完成，所以，第二天晚上继续讲”。4[153]因作者引用的是苏联的著作，我们怀疑应该是跨界民族埃文基人的史诗样式，确切的证据需要结合原文才能得出结论。

　　何秀芝提到鄂温克有“扎恩达勒”（民歌）“努勒给仁”（舞蹈）和各类说唱词——“伊垫根乌春”（词歌）、“讷咩兰”（说唱词），“尼木哈西仁”（哀词）、祝福词等。并说明“乌奴勒”和“尼木哈西仁”虽然都指故事，但为活人讲故事叫“乌奴勒其乐仁”，给死人讲唱故事叫“尼木哈西仁”。可以看出：“尼木哈西仁”既有讲故事的含义，又有说唱的含义，其名词形式即为“尼玛罕”或“尼姆阿坎”“尼玛嘎坎”。乌奴勒（乌奴勒其乐仁）亦含讲唱成分。4[139]

　　5、埃文基“尼姆恩加堪”

　　雅库特地区、阿穆尔地区的埃文基人将这一文学形式叫做尼姆恩加堪，萨哈连地区称其为尼玛堪，后贝加尔地区成为乌勒古尔，其他群体把神话、英雄故事、史诗和所有其他的故事统称为“尼姆恩加堪”。“尼姆恩加堪”分讲唱和讲述两种形式，讲唱的“尼姆恩加堪”是埃文基的史诗。5

　　张嘉宾认为“尼姆嘎堪”包括四个文学体裁：1）神话，讲述天地、上界、下界、人、动物和萨满的起源或记述生产记述起源；2）童话，以动物童话为主，如狐狸、熊，还有儿童童话；3）英雄传说，夹叙夹唱，讲述时一般在内容是不容许更改，讲述人要牢记先人们的居所、生活、迁徙以及与外族的交往；4）氏族传说，以讲述传承，不播有唱段，在内容上不容许杜撰，有时讲述人要说出主人公的整个身世来。氏族传说主要讲述氏族间的往来和冲突，冲突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妇女和婚姻，也有的是由于血亲复仇。6

　　6、那乃“宁格曼”

　　那乃民间文学包括以下15种： 1）关于世界、大地、人类( 关于哈道等的神话) 起源的宇宙起源内容的神话；2）关于个别的山、岩石、湖泊、河湾及其他具有地方意义的事物的起源的病因神话；3）关于火、水、森林等的大自然的“主宰”，关于个别地方和某些种类动物( 驼鹿、蛇等) 的“主宰”的神话；4）图腾神话：关于人与动物婚媾，关于动物喂养被抛弃的儿童，而人变成了野兽，关于动物的威力，首先是狐狸，关于一些那乃氏族从动物和植物世界的起源( 虎、熊、鹞鹰、桦树) ；5）关于某些事情对自然、天气现象的变化，对人和动物的行为产生影响的神奇内容的神话；6）萨满神话：关于萨满所领的诸神－助手，关于萨满与恶神，包括疾病和死亡的搏斗，关于各氏族萨满之间的争斗，关于萨满偷走人的灵魂，等等；7）关于冥界的神话；8）向神灵的各种祈祷和祝愿；9）哀歌；10）史诗，包括对莫日根( 英雄) 和福晋(女英雄，美女) 功绩的讲述；11）故事：日常生活的，关于动物的( 童话) ，逐渐积累、添加的；12）借自外族的故事，那乃人确定的术语为说胡力；13）各种歌曲；14）谜语；15）绕口令。前七种都为神话。[俄]列别杰娃著，吴兰译《那乃人的民间口头创作》，《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第112页。

　　以上大部分类型都可被称为“宁格曼”，如大多数神话是宁格曼，但氏族起源神话例外；所有具有民族特征的作品，所有故事也是宁格曼。宁格曼可以分为若干组：莫日根英雄内容的宁格曼；福晋奇遇的宁格曼；各种动物传奇的宁格曼及保存着神话内容的宁格曼。

　　总的来看，满—通古斯语族各族群间史诗发展得很不平衡，国内以赫哲族“伊玛堪”影响最大，自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调研时记录了14则莫日根故事后，历经百年持续不断得到学者的关注，文本搜集得很充分，研究梯队一直未曾中断。20世纪中叶，马名超带领团队足迹踏遍黑龙江省，他完成的多篇学术论文汇成《马名超民俗学论集》，为该区域史诗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鄂伦春族“摩苏昆”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孟淑珍等本民族学者不间断的努力下，从搜集翻译史诗到研究史诗，付出了很多心血。满族“窝车库乌勒本”中，《尼山萨满》独树一帜，一直作为多民族间共享的传说以多种语言在东北广为流传，《天宫大战》刊布于20世纪90年代，其他文本21世纪才陆续出版进入学者视野，研究论著有《<乌布西奔妈妈>研究》（郭淑云，2013）《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研究》（高荷红，2019），其他尚未形成体系。鄂温克族史诗仅有的线索是马名超20世纪70年代调研时得到的，可惜《十五岁的阿拉泰崇保尔夫》长诗当时以蒙文发表，“鄂温克民间韵文，除有其独自的民族传统外，也在文化交往中与其周围的兄弟民族相互影响，特别是受到蒙古族韵语文学的影响”9[66]。伊兰琪的《鄂温克族史诗探究——<宝日勒岱莫日根>与<力大的索达尼勇士>比较研究》（2016，中央民族大学）是首篇专题研究论文。至于埃文基人史诗，张嘉宾曾撰文《埃文基人的“尼姆嘎堪”与赫哲人的“伊玛堪”》（1996）比较了两个族群史诗的特质。2009年，白杉翻译了两部埃文基史诗《力大的索达尼勇士》和《纽恩古尔莫克祖母和她的子孙们》，还翻译了安·尼·梅列叶娃的《西伯利亚鄂温克尼玛堪概述》，该论文对研究极为重要；李颖在其博士论文《俄罗斯较少民族埃文基史诗研究——以<衣饰华丽力大无穷的勇士德沃尔钦>为例》中概述了埃文基史诗概况，以特定史诗为例阐释其母题和形象，史诗的艺术特色及当代传承，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学术信息。那乃人史诗“宁格曼”的研究，国内多位学者曾译介过研究论文，更有多位学者探讨这一文类与伊玛堪的关系。

　　四、独特的史诗类型

　　在相对长的时间里，渔猎游牧是满—通古斯语族这六个族群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信奉萨满教，因长期混居，其文化彼此影响。他们的叙事传统都有其特定称呼，且其文本有说有唱，文本多以主人公命名，兼有着渔猎、游牧、农耕文明的特质。将其统合在一起皆因其文化间之内在关联。

　　这一点，30多年前马名超已有发现：“以‘莫日根’（中国北方）、“勇士”（苏联远东区）、“英雄”（日本北方阿依奴族）、以及“汗王”（蒙古诸部族）等通古斯语族中比较通行词语命名并以之作为主人公的长篇传奇性征战叙述文学，今天不论它们以哪种传播形式（口头的或文字的），也不论采取哪种形体（咏唱的、宣讲的或讲唱间杂的等），更不论其已存在北亚冻土带哪一国度或哪一原住民族（部族）之中，都迥非孤立的精神文化现象。完全相反，倒是从它们各自的纵向与横向文化联系上，不难看出脉脉相通的诸多内在共同点，从而形成一个跨地区、跨疆界的原始文化（属于古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类型学整体，并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其布列空间大有朝向它们东西两侧翼持续延长的总趋势。”9[247]

　　时至今日，我们提出“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亦是发现这六个族群叙事传统间的关联性，但其叙事传统并非都可以称之为史诗，如《尼山萨满》虽类属“窝车库乌勒本”，但并非史诗 ；《摩苏昆集成》35部，不足10部可称之为史诗 ；《伊玛堪集成》也是如此。

　　马名超将“东北亚史诗带”所属史诗分为六种形态 ，其中仅“蜕变中萎缩形态的史诗”和“多民族共属形态的史诗”与本文探讨的史诗一致，其他四种形态，并非本文探讨的范围。“伊玛堪”《满都莫日根》《香叟西雅丘莫日根》《希尔达鲁莫日根》《木杜里莫日根》等，“摩苏昆”《英雄格帕欠》等文本可纳入史诗范畴。9[247-248]而鄂温克族史诗则为多民族共属形态的史诗。9[250-251]

　　在中国史诗版图中，“满—通古斯语族史诗”的特质或类属如何，我们来看几位学者的观点：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合著的《中国史诗》按内容将史诗分为“早期史诗” “中小型英雄史诗” “长篇史诗”三类，“长篇英雄史诗”主要指三大史诗；梅列金斯基曾提出过类似的“国家出现前史诗”；巴·布林贝赫提出史诗分为三类，如“原始史诗”“完整史诗”“变异史诗”。通观六个族群可称之为史诗的部分文本，契合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先生所提“早期史诗”中“考验婚”“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勇士与地下恶魔斗争”等类型；从史诗文本反映内容来看，“满—通古斯语族史诗”都为“国家出现前史诗”；通古斯的民间文学中只出现了英雄史诗的萌芽，也属于“原始史诗”之列。正是因为“满—通古斯语族史诗”尚未发展成为完整史诗，又因多反映部落交战、血亲复仇等特定历史阶段的族群生产生活，其史诗与相对完整的史诗相比，有其特殊性，这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

　　余 论

　　“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作为中国史诗版图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资料的阙如、语言的障碍、学界认知的改变，之前多以单个民族的文学样式出现。遗憾的是，学界有意识提出东北亚史诗带的时候，鄂温克史诗只余其名，族属还未最后确定；满族“窝车库乌勒本”也尚未被全部发掘；那乃人、埃文基人的史诗样式也不被我国学者所知。直到20世纪90年代，撰写《赫哲族文学史》《鄂伦春族文学史》的学者因懂俄语了解俄罗斯的相关学术状况，他们开始关注到那乃人或埃文基人的史诗样式与“伊玛堪”的比较。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满—通古斯语族史诗”的研究困境：首先，囿于语言，跨境民族的相关资料主要为俄文或日文，这些论著尚未翻译为汉文，故而限制了我们全面的分析；其次，某些史诗无法确定族属；再次，无法用已有的史诗理论加以研究。

　　30多年来，虽然进展缓慢，但还是有所改变。随着研究及译介的深入，满—通古斯语族史诗将会对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学术影响。

 

 

 

 

原文首刊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