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洪水与人类再殖神话保留了对先民迁徙与发展的历史记忆，是对早期人类生活的隐喻与追溯。其异文的不同叙事特点与中华多民族进入中国的迁徙路线有着不少契合之处。结合神话、基因及考古等多方面的发现与信息，推测该神话的最初形态为早期东亚人的葫芦生人与兄妹婚母题。此后，该神话在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中衍生了人与天女婚配、雷公报复与兄妹婚、石龟（狮）避水等母题。母题的演变与发展亦有着中华民族基因进化遇到“瓶颈”时带来的“过滤”效应。这一规律有助于探讨母题产生的历史时期，揭开神话中的层累关系。

　　[关键词]中华民族；洪水与人类再殖神话；多民族迁徙；分子人类学

　　一、多学科视野下的世界神话共同起源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分子人类学，综合了遗传学、计算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多门学科的成果，引领学术界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如今，分子人类学研究以人类基因组为研究材料，提出全世界现代人类的“非洲共同起源”说，认为现代人类都是六万四千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类后裔。

　　在分子人类学及其他多学科的证据支持下，神话学研究也将人类最早的神话回溯到了现代人类尚未走出非洲的时期。早在那个时候，现代人已可发声，产生了早期的语言。根据对全世界语言的比较与提炼，研究认为早期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已包含对神衹、创世、神话内容的指涉。哈佛大学的麦克·威策尔教授在世界各地神话材料的基础上构拟了公元六万五千年前、现代人非洲共同祖先的神话——泛古陆神话（Pan-Gaean）。泛古陆神话有六个主要母题，包括一个遥不可及的、多余的最高神，他直接或间接创造的人类、人类的狂妄自大，人类遭受的道德惩罚和大洪水，以及一系列创造了人类文化的造物主或计谋之神（trickster）。[①]这一早期神话在“非洲夏娃”时期可能就已经存在。此后，泛古陆神话随着现代人类的祖先走出非洲，分成南、北两大体系，即劳亚古陆神话与冈瓦纳古陆神话。

　　劳亚古陆神话得名于南非地质学家杜德瓦（A.L.Du Toit）提出的原始古大陆“劳亚古陆”，包括欧亚大陆、北非、波利尼西亚和南北美洲四大区域的神话，产生年代为公元前四万年前或更早一些。通过整理与比较劳亚古陆神话各种文本的内容，威策尔概括出一个叙事线（Story Line），包括15个神话素（Mythemes）。[②]冈瓦纳古陆神话得名于原始古陆“冈瓦纳”，它的内容主要流传在次撒哈拉非洲、澳大利亚、安达曼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地区。它的出现早于劳亚古陆神话，并可上推至公元前六万年。它与劳亚古陆神话存在较大的差异，有自己独特的关注点。它往往不去追问宇宙和世界的形成，整体内容缺少原初创世和最终毁灭两大部分——尤其是“真实的”创世故事（出现于无/混沌），并且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叙事线（从创世到毁灭）。冈瓦纳古陆神话最关注的是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或人类的起源及其状况。它的叙事线雏形由六个主要的母题（阶段）组成，体现了该地区人类的“宇宙进化论”。[③]

　　根据上述观点，中华民族的神话最早也从非洲而来，属于从冈瓦纳神话分化而出来的劳亚古陆神话的组成部分。在现代人群进入中国之后，他们的神话叙事依然保存了哪些母题、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增加了什么新内容，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深入。笔者尝试以洪水与人类再殖神话[④]为例，借鉴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综合流传至今的丰富神话材料，探寻中华民族洪水神话的世界性特征与个性，解读其独特发展历程。文章之所以选择洪水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作为全球性的神话母题而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它也是麦克·威策尔教授提出的人类早期非洲祖先神话中古老稳定、一脉相承的重要母题。“劳亚古陆和冈瓦纳洪水神话共享某位神衹或超人类的惩罚主题。这种惩罚通常由某一个或一些早期人类所犯下的某种错误而引起，通过暴涨的大雨来执行。一些人靠漂浮物或船逃生，通常逃到了一座或更多的高山上。在一些例子中，新一代的人类从幸存的原始人进化而来。纵观这些主要的相似性，我们不得不视洪水神话为早期的神话，它真正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神话，并属于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之前的泛古陆时期。”[⑤]这样的结论有着坚实的多学科研究结论作为支撑，可以为重新审视与探讨洪水神话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将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展开。

　　二、中华民族早期的族群分化与洪水神话研究

　　在多学科研究者的努力下，人们对于东亚人群尤其是中华民族来源有了新的认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对涵盖东南亚、大洋洲、西伯利亚和中亚的163个人群的12127位男性样本进行了Y染色体基因研究。基于大量的数据处理和缜密的探索分析，实验室提出，从父系角度来看，现存的东亚人都是从非洲迁徙而出的现代智人的后裔。现代人从南亚迁徙到东南亚的时间大约为五至六万年前。[⑥]之后人类向北方迁徙。早亚洲人首先进入东亚，晚亚洲人也在三四万年前到达东南亚地区，发展成为东亚人的主体。晚亚洲人在东亚演化出了各类原始语系，包括西南部的南亚（孟高棉）-苗瑶原始系群，东南部的南岛-侗傣原始系群，西北部的汉藏-乌拉尔原始系群，北方形成了叶尼塞-古亚原始系群，东北形成了阿尔泰原始系群。

　　复旦大学的这个实验室还重点对中华民族多民族的族源进行了研究，提出中华民族主要是晚亚洲人的后裔。大约在两万年前，晚亚洲人进入中国并逐步北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叶尼塞、汉藏、苗瑶、侗傣四个系群率先在中国内地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其后，这四个语系的人群与古亚、乌拉尔、南亚、南岛及阿尔泰的人群彼此之间交流、融合，形成了现代的中华民族分布格局。研究在族群分离的时间节点上也取得了突破，认为东亚人进入中国南方的时间大约在27000年前左右。具体来看，中华民族先民分南北两条道继续扩散到九州。一是东线从北部湾进入扬州区域。这一支人群形成了百越祖先族群。此后，他们向南迁徙，形成了南岛语族群；往北也曾到达徐州、青州及幽州。百越族群发展了稻作文化，创造了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目前，广西柳江人是已知的最早东亚现代人。二是西线从缅甸进入梁州区域，发展出了孟高棉、藏缅、汉等族群。两支迁徙人群继续北上，与中亚等其他人群相遇，融合成为西北与北方的族群。[⑦]

　　中华各民族传承的洪水神话异文与族群目前分布的复杂状况有不少呼应之处。它们以其独特魅力与多样性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者多，成果丰厚。对于中华民族洪水神话明显的区域性表现，学者观点较为一致，但对这些区域性特征的形成却众说纷纭，涉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及语言学等诸多理论流派。陈建宪曾梳理过相关的学术史，对梁启超、钟敬文、芮逸夫、闻一多、鹿忆鹿等学者的观点进行过总结。如梁启超曾认为中国的洪水神话的特色来源于中国人不屈服于自然、意欲“以人力抗制自然”的理念，故而没有上帝惩罚的观念。钟敬文指出中国洪水神话与中华原始的文化因素“梦应”、“预兆”等的关联。芮逸夫提出东南亚洲文化区的“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并推测它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闻一多则认为中国的洪水神话与龙图腾有关，与部落战争有关。神话中常出现的葫芦正是伏羲女娲的原型。鹿忆鹿则总结出中国的洪水神话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洪水与生人母题、伏羲与女娲二神是后来才合二为一的。[⑧]王宪昭曾指出，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数量多于北方地区，这是自然环境影响、文化背景差异、民族及其支系文化发展等原因的结果。[⑨]吴晓东认为中国的洪水神话是旱与雨斗争的隐喻。[⑩]

　　神话作为中华民族先民语言中的精髓，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的内容仍有待解读。“语言一直都是记忆，而且是先于特殊的形式构成之前的记忆，是集体经验和集体方向的储存器，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获得”。[11]以仪式、口耳相传方式世代顽强传承至今的中华民族神话，是保存人类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其中关于上古社会文化的叙事与隐喻仍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将尝试结合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对中华多民族源流的研究成果，挖掘洪水神话对民族迁徙、发展历史的记忆与重述，阐释中华民族洪水神话的民族区域特点及其成因。

　　三、中华民族洪水神话的发展

　　如前所述，东亚人通过东南亚北上进入中国而分化出不同的族群，中华民族先民在分化之前应共享最初的洪水神话叙事。笔者将在这一前提之上，选择洪水神话中的葫芦生人、雷公报复与兄妹婚、石龟（狮）避水与地陷、人类与天女婚配等主要母题完成进一步考察。

　　（一）葫芦生人母题

　　葫芦生人是中华民族洪水神话中的一个特殊母题，在孟高棉语民族中流传较广。孟高棉族群至今分布于中华民族先民北上通道的入口，“可能最接近整个东亚人群的起源系群” [12]。通过考察他们的洪水神话，可以上溯东亚人早期洪水神话的部分内容。

　　中华民族属于孟高棉语民族的只有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他们的的洪水神话以葫芦（石洞）生人为特色。佤族布饶支系的神话里说，人从山洞（葫芦岩）中出来，后洪水泛滥，神仙把万物放在葫芦里，水退之后，神仙砍开葫芦，人才能出来。[13]布朗族的洪水神话中也常见葫芦生人母题。在王宪昭搜集的5个布朗族洪水神话中，有3个提到葫芦生人。其一为大河里的肉葫芦堵住了入海口，天神派天鹅啄开葫芦，葫芦中走出人类、飞禽和走兽。其余2则洪水神话则说兄妹婚后生下葫芦，葫芦里走出了各民族的祖先。而德昂族的7个洪水神话中，都说是葫芦是避水工具，从葫芦中走出了人类。[14]

　　黎族也有着与东亚祖先最接近的遗传结构。晚亚洲人在经过东南亚时，安南山脉将孟高棉族群与侗台语族群的先民分隔开来。侗台语先民往东迁徙，最早从中分离出来的是海南岛的原住民——黎族和仡隆人，他们居住在海南岛上的历史已超过1万年，被认为是“现代人最初迁移群体的直接后裔”。[15]黎族当中也有瓜类生人的母题，说造物主伟代决定重新创世，于是发了一次大洪水。事前，他把人和各种动物都雌雄配对放进大瓜壳里。洪水退后，人和动物才从瓜里出来。[16]此外，中国少量民族也保存了葫芦生人的母题，包括傣族、阿昌、彝、哈尼、基诺、拉祜、傈僳等。有的葫芦生人神话混合了兄妹婚的内容，说兄妹婚后生下葫芦。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孟高棉、侗傣语族群也共享葫芦生人这一母题。如笔者在越南奠边府亮村（Mban Liang）黑泰人中[17]曾搜集到一个“葫芦生人”的神话。神话说一开始，世界上的民族都在一个葫芦里，谁都想先出来。第一个出来的是克木等族群。他们出来后就到山上去生活，以砍柴、狩猎为生，没有文字。第二个出来的是赫蒙族，他们也到山上生活，受叶子的启发产生了文字。中国人出来了之后，仿照鸡在地上划痕的样子，创造了横着写的文字。泰族人是后面才从葫芦里出来的。

　　总体来看，葫芦（瓜）生人母题在沿东西线进入中国的古老民族中都有发现，尤其是在孟高棉语族的人群中十分兴盛，可见这一母题在中华民族先民尚未分开迁移之时可能就已存在。这一母题的产生或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背景。中华民族先民曾停留的东南亚及北部湾地区，江河湖泊众多，葫芦生长茂盛，葫芦果实用途广泛，常成为渡河、浮水的工具。同时，葫芦也带有母体的隐喻，与人类早期生存的山洞意象叠加在一起，就产生并传承了“葫芦（洞）”生人的说法。

　　（二）雷公报复与兄妹婚母题

　　雷公报复与兄妹婚神话母题特别注重讲述洪水的起因是由于人祖与雷公的斗争，导致雷公发洪水淹没天下。此类型的洪水神话多包含兄妹婚母题，并以难题考验、生下怪胎、剁碎怪胎变成人类等母题而闻名。神话中的葫芦常常只作为避水工具，极少有葫芦直接生人的神话。在王宪昭搜集整理的27个苗族洪水神话中，有17个以葫芦或其他瓜类作为避水工具，有20个兄妹（姐弟）婚母题，1个兄妹婚母题，1个父女婚母题。他搜集的15个瑶族洪水神话中，有8个神话以葫芦作为避水工具，有7个有兄妹婚母题，有2个姑侄婚母题。兄妹婚后所生或为怪胎或为冬瓜，被切碎变成人类或多民族始祖。这些苗瑶民族的神话中均无葫芦生人的母题。[18]陈建宪认为此类型神话分布区“以黔东南雷公山为中心向四周幅射，主要见于黔、桂、湘三省操苗瑶壮侗语的民族及与他们杂居的民族中。”[19]可见此神话母题与苗瑶语民族关系密切。苗瑶语民族先民是孟高棉语民族先民越过巫山到达荆州的后裔，他们创造了大溪文化传统。大约在一万多年前，苗瑶族群从孟高棉族群中分化出来，“云贵高原的丛林和峡谷是孟高棉和苗瑶之间的过渡层”。 [20]相较之下，孟高棉语民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定比例的兄妹婚情节，而几乎没有对洪水起因的描述。可见雷公报复导致的洪水起因，或许是苗瑶语民族神话叙事的新发展。

　　藏缅语民族的洪水神话中普遍也有兄妹婚母题。藏缅语民族先民是中华民族沿西路迁徙时从云贵高原继续往东北发展形成的族群。他们首先到达四川盆地，发展成为彝族的祖先。1万年前，这一支继续北上，在羌塘高原形成了古羌人族群。相较于孟高棉语民族，藏缅语民族将葫芦作为避水工具或葫芦生人的母题却很稀少，但还留有些模糊记忆。如彝族神话有洪水后葫芦直接生人的神话，也有的文本把葫芦生人放在兄妹婚之后，说兄妹成亲后妹妹生下一个葫芦，从里面走出了人类及万物。[21]葫芦母题的减少或许与环境的改变有很大关系。而兄妹婚母题却依然兴盛。以王宪昭搜集到的5个羌族神话为例，4个洪水神话异文都说，猴子打翻或倒下金瓶（盆）的水导致洪水泛滥，后姐弟或伏羲兄妹成婚，生下肉坨或肉块繁衍人类。[22]根据中华民族先民东线的迁徙路径，苗瑶语民族与藏缅语民族先民分离之后彼此之间进行神话交流与融合的可能性很小。故此，可以推测他们在进入云贵高原分离之前就共享着兄妹婚母题，导致后裔民族中兄妹婚、姐弟婚、姑侄婚等二人婚配繁衍人类的多种说法普遍存在。沿西线迁徙的早期先民对洪水起源或许还没有进行阐释，因此，其后裔民族对此母题的叙述差异较大，不少神话中洪水起因不明。

　　从东线进入中国的百越族群后裔也流传着大量的雷公报复与兄妹婚神话母题，尤其是壮族、布依族、侗族、仡佬、仫佬、毛南等民族的洪水神话，与此类苗瑶民族的神话大同小异。王宪昭所搜集的6个壮族神话中，4个以葫芦为避水工具，5个有兄妹婚母题，婚后所生肉团或怪物被剁碎后变成世界上的人。和苗瑶民族的洪水神话相似，兄妹婚中的兄妹常为伏羲或盘古兄妹。然而，在壮侗语民族中也有特例，比如水族、傣族。水族是百越族群中的核心成员，历史悠久。[23]水族虽然和苗族杂居在一起，有对女性雷神对信仰，但在王宪昭搜集的4个水族洪水神话中均未出现雷神，只有兄妹婚母题。[24]傣族信仰南传佛教，虽无雷神信仰[25]，依然传承着兄妹婚母题。除此之外，起源于中国的百越族群台湾高山族，直接从中国大陆迁徙到达台湾。[26]高山族的洪水神话中虽然没有出现雷神，但兄妹婚的母题却普遍存在。[27]

　　可见，从东线进入中国的百越民族后裔，包括分布在桂北、黔南、黔西南湘南一带的壮、布依、侗、毛南、仫佬、仡佬等民族，与相邻的苗瑶语民族共享独特的雷公报复与伏羲（盘古）兄妹婚型洪水神话。根据基因组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南方民族分化之前，百越与苗瑶或许同源。[28]这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何共享雷公报复与兄妹婚类型的神话母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民族都受到汉族道教文化的深厚影响，雷神信仰浓重。因此，该类型洪水神话具体的产生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此外，傣、水、高山族等没有雷公报复的母题，而以洪水后兄妹婚母题为叙述重点。由此，推测兄妹婚母题是百越族群洪水神话的早期共同母题。

　　纵观中华民族先民东线与西线迁入人群后裔多形态的洪水神话，兄妹婚母题是他们所共享的一个重要内容，应在他们分化之前就已存在。洪水起因、避水工具等母题形态各异，有地域性的特点，或许在东亚人进入中国之前未产生该类共同母题，故而为各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与阐释空间。

　　（三）其他类型的洪水神话母题

　　除了上述葫芦生人、雷公报复与兄妹婚等神话母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比较典型的、具有地方特点的洪水神话母题有中原汉族的石龟（狮）避水与地陷、西部藏缅语民族的人类与天女婚配、台湾高山族的木臼避水神话母题等。中国西北及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较少，且受到基督教《圣经》和伊斯兰教《古兰经》洪水故事影响较多，在此暂不进行讨论。

　　汉族洪水神话比较突出的是石龟或石狮载兄妹避水母题，并与地陷成湖母题相结合。洪水后兄妹婚配，通过捏泥人或者切碎畸形子再殖人类。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汉族与羌族同出自古羌人族群。在七八千年前，部分古羌人沿着渭河、黄河往东迁徙，到达雍州、豫州，逐渐发展成为华夏族，发展了粟作农业。五六千年前，华夏族与羌族分道扬镳，逐步形成了汉族先民。[29]从汉族、羌族神话母题中多有伏羲（盘古）兄妹婚母题来看，羌与汉族祖先可能很早就共享对伏羲（盘古）的信仰。随着汉族先民吸纳其他到达中原地区的人群而逐步形成汉族共同体，其神话也形成了新的特点。中原汉族的洪水神话对洪水起因常语焉不详，在王宪昭搜集到的25个汉族洪水神话中，仅有9个提及洪水原因。其中，又只有1个提到雷公，说因为雷公想淹死盘古兄妹而降雨。有3个神话以葫芦为避水工具。8个神话有伏羲、女娲兄妹婚母题[30]。尽管雷神在汉族道教中的地位崇高，是一位重要的天神，与氏族的起源相关，却没有成为神话中常见的洪水发难者。葫芦作为避水工具的记忆依然存在。从迁徙地图上看，汉族先民处于东亚人类早期迁徙的一个末端，他们在中原地区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创造了以裴李岗为代表的文化。其洪水神话带有浓厚的汉文化道德标准，将洪水神话与地陷成湖母题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中国西南部藏缅语族群的洪水神话核心是木柜避水、人类与天女婚配母题，以纳西族《创世纪》为代表。[31]人类与天女的婚配成为洪水后人类再殖的主要方式。以这一母题为核心的洪水神话文本被陈建宪称为“藏缅亚型洪水神话”。这是藏缅语民族对中国洪水神话发展的新贡献。可以看出，随着东亚人在西线迁徙路上越来越往北，葫芦生人神话母题日益减少，而人类与天女婚配母题盛行。此类神话更为注重洪水起因，即兄弟（妹）“几个白天开荒夜晚平复，他们发现是一老头（或其他人和动物所为），老头告诉他们由于天神相争或惩罚人类即将发大洪水”。 [32]人类的多代更迭也成为一个重要特点。

　　综上所述，结合中华民族先民进入中国的迁徙与发展路线重新审视各民族如今传承的洪水神话，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先民的此类神话曾共享葫芦生人、兄妹婚等母题。此后，随着先民迁徙往东北、北部与南部推进，中华各民族逐步在该神话中注入具有独特民族品格与个性的新母题，形成了包括藏缅语民族的人类与天女婚配、苗瑶壮侗语民族的雷公报复、汉族的石龟（狮）避水与地陷成湖、台湾高山族木臼与织布机避水等母题。

　　四、神话传承的“丛林过滤”效应与时间分层

　　虽然神话属于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它的传承与发展也可试用分子人类学的“瓶颈理论”进行观察。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基因组在遗传过程中因为复制错误而产生各种突变，没有危害的突变会在群体中积累起来。当环境发生改变时，有的突变由于不适应而减少甚至消失，适应新环境的突变得以增多。“当群体小到一定程度……有些突变的频率可能突然波动到零，这些突变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在遗传学上叫做瓶颈效应。”[33]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基因组上逐渐形成新的多样性，展示出新特点，与发生瓶颈效应前的旧基因组差异性日益扩大。以此理论来考察中华民族先民的洪水神话，随着人群在东、西两条迁徙路线上不断前进，该神话中的母题随着人群的前进而遭遇了诺干次的“瓶颈”，使得不同支系先民曾共同传承的某些母题经历了多次“漂变”和丢失，新产生的母题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强化。其中，葫芦生人母题在苗瑶语民族中已基本消失，雷公报复型洪水起因异常丰富。相较而言，藏缅语民族仍留有葫芦生人母题的些许记忆，人与天女婚配母题得到青睐。汉族先民从自身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出发，结合陷湖传说完成了对洪水与人类再殖神话的再加工。汉族与羌人共同的伏羲（盘古）信仰在洪水神话母题中多有体现。

　　李辉在“瓶颈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丛林过滤”效应，它有助于辨别神话产生的时期，对神话的层累进行剥离。在东亚人从东南亚往东亚迁徙的的途中，经过了大量的山岭和丛林。群体在穿越这个区域时，人口的增长呈缓慢和均匀的状态，新的基因特征只出现在新生的群体中，而不会回流到较早的母群体中，旧的基因特征在新生群体中却会丢失，这就是所谓“丛林过滤”效应。[34]中华民族先民早期神话的发展规律，可以参考其承载者的基因组发展规律。在迁徙途中形成的新族群，由于有山岭丛林阻隔以及新族群认同增强等诸多原因，与旧族群之间没有或较少往来，他们所创造的新神话内容一般不会回流到旧族群之中，因此神话内容更为鲜明，具有较高的辨识度。藏缅语民族的人类与天女婚配、苗瑶与壮侗语民族的雷公报复与兄妹婚、汉族的石龟（狮）避水与地陷成湖、台湾高山族的木臼与织布机避水等母题，都属于这类情况。

　　根据分子人类学对族群分化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估算与族群相伴而生的神话母题的大概产生时期。比如藏缅语民族的人类与天女婚配母题，产生时间应该在他们从孟高棉族群先民中分化出来之后、藏缅族群内部分离之前，即距今2万7千年到1万年以前。汉族的石龟（狮）与地陷成湖母题最早只可能出现在其先民与羌族分开发展之后，即距今五六千年前。雷公报复的洪水母题最早只能产生于苗瑶语民族先民离开孟高棉语民族先民之后、与汉藏民族先民分离之前，即1万6千年前至7千年前之间。又或者，可能产生于壮侗语族群与黎族分离后，到达湘黔桂并分离出壮、侗、布依等不同民族之前。由于兄妹婚母题在中华民族多民族中普遍存在，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产生的年代更久远，至少在中华民族先民进入中国、出现族群分离与迁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时间大约为2万年前。孟高棉语民族所传承的葫芦生人母题，同样可以被回溯到孟高棉语族群先民与壮侗语族群先民尚未分开的、在东南亚的聚居时期，时间约为2至4万年前。[35]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的便利以及战争、灾难等情况的出现，中华民族在近几千年间的迁徙与发展路径更为繁复。在这段时期，随民族迁徙、交流而发生的神话传播与融合也是需要我们注意辨别的。以汉文化的传播为例，汉族往中国南方的扩张不是文化传播和同化的结果，而是人口扩张的结果。“在汉族和南方原住民的融合过程中有相对较多的当地女性融入南方汉族中。”[36]人口的扩张带来了汉文化在新移民地区的扩散。比如汉文化传统的伏羲（女娲）信仰就被深植到了多民族洪水神话的兄妹婚母题之中，伏羲（女娲）成为兄妹婚母题的主角。这些情况需要对神话的母题作更为深入细致的辨析。如今，分子人类学对东亚人群基因的研究还需要提高特异单倍群的解析度、支系和群体分化时间估算的精确度等。无可置疑的是，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将会为神话研究带来更多元的视角。

　　小结

　　综上所述，分子人类学的等多学科的研究不但能对族群的历史进行追本溯源，还能助力神话的探索。神话本身就是人类群体特殊的文化表达方式，其中包含着对历史的多元记忆，对人类生命与生活的阐述与隐喻。通过考察中华民族先民进入中国的迁徙与发展路径，可从新的视角解读各类典籍记载中的、活态传承的神话，挖掘出更多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信息。对族群分化年代的测定，为解开神话产生的时间之谜、揭晓神话的层累关系有着特殊的贡献。

　　以中华民族普遍存在的洪水与人类再殖母题为个案，结合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可推测葫芦生人母题、兄妹婚母题或为中华民族先民所共享的早期母题。参考族群演化的时间表，我们也可推算一些母题产生的大致时间段，比如藏缅语民族的人类与天女婚配母题、汉族的石龟（狮）避水与地陷母题、苗瑶壮侗等民族的雷公报复母题等。总的来看，中华民族的洪水神话在麦克•威策尔所提出的世界早期神话体系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发展出了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无文字的社会里，沉淀在老一辈知识库里的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它不仅包含了必要求生技巧的实用经验（食物来源、迁徙路线、狩猎区域等）”，“还涉及重要的一点，即关于风俗习惯、神话、婚俗等保证身份认同的知识。”[37]神话作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承载着其他口头传统少有的历史信息，是中华民族成员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与阐释，闪烁着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火花。

　　[作者简介]李斯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中国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建设”（17ZDA161）；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建设“中国神话学”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5期，文中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