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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古代种子神话中的稻作文化现象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8-05  作者:王宪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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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关于种子起源的神话是各民族特别是南方民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南方民族神话的种子起源中又以稻种起源居多,反映出其丰富的稻作文化背景和多层次的文化内涵。神话所反映的稻作文化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稻谷栽培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
【关键词】神话;种子;稻种;稻作文化
 
稻作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类型,它的痕迹在久远的神话时代就有所反映。神话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又是实实在在的“人话”,不仅具有原始艺术思维的古朴奇特,也映照出人类文明的蹒跚步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P29)有关种子的神话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是不言而喻的。
 
一、异工同曲:种子神话是各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文化现象
 
   种子神话又称种子起源神话,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古代神话的一个重要类型。不少民族都有相当丰富的种子神话,并且有多种表现形式,所涉及的“种子”也多有不同,目前见到的五谷杂粮几乎无所不包。“文化”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概念,有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等不同层次,但毋庸否认,“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有人才能有文化,事实上,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地域的人们往往既有文化共性,又具文化个性。一般来说,文化又与人们自身的生活生产紧密结合,种子起源的神话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观照,人类早期的活动可以通过神话内容表现出来。总体上看,各民族又以记述稻种者居多,有的地方称“稻”为“稻谷”,“稻”、“谷”不分,故一些称为谷种神话的作品常常叙述稻种的来历。据目前统计的81篇种子神话(包括异文)中,关于稻种起源的神话为63篇,占种子神话总数的77%。至于我国南北方种子神话的数量比例方面,南方稻作民族的神话明显多于北方,北方民族由于以渔猎或游猎为主,如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等,种子神话相对较少,即使出现了这类神话,也大多是后来出现农耕经济之后的产物。中原地区在古代也曾出现大量的种子神话,但内容以五谷居多。
各民族的种子神话具体内容上可能千差万别,但在结果上却有异工同曲之妙。据目前搜集到的种子神话情况看,涉及到41个民族,占到我国民族总数的73%。考察一下我国各民族种子神话的流传情况,不难发现,今天仍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南方地区,不仅搜集整理出的古代神话资料颇丰,而且在当今的民间仍有大量的神话故事流传。如高山族卑南人有海鲸送粟的神话和两个兄弟从地下把粟谷种子藏匿在生殖器里获得种子的神话;布依族有《茫耶寻谷种》神话,说古时候世间无稻谷,人们派后生茫耶到遥远的神洞去取,茫耶历尽艰险,战妖斗魔,终于找到了神洞,取得谷种,因疲劳过度途中倒下后,由小狗把谷种带回家乡;门巴族神话《猴子变人》中说,是天神赐给人类鸡爪谷、玉米和青稞;土家族的《鸡公大仙》认为,是天上的鸡公同情人类,把天神墨特巴粮仓中的稻谷扒撒给人间;藏族的《大地和庄稼的由来》说,天神降别央从西南方一个叫甲呷儿杜基佃的地方为人类找来粮种;还有壮族的《谷种的来源》、仫佬族《凤凰山和鬼龙潭》、水族的《谷神》等等。不一而论,即使北方的达斡尔族也出现了关于谷种的神话,说达斡尔族的先民并不种地,是一只狗从东海跑来,尾巴上粘来谷种,人才开始播种。当然,这是达斡尔族出现农耕经济后产生的神话。
种子神话可以分为诸多类型。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种:(1)天神赐予型。如独龙族的《美嘎朋》说,天神将女儿嫁给人间的美嘎朋时,把谷种带到人间;拉祜族苦聪人的《阿娜、阿罗造土地》中说,天上派天神撒树种,派仙姑撒粮种;佤族的《大蛇吐万物》说,天神战胜吞掉万物的大蛇,使万物重返人间;四川藏族的《种子的来源》说,一个人间少年与天女成婚,天女被逐下凡时天母及姊妹馈赠了种子,等等。(2)人神给予型。仫佬族的《达伙》说,稻谷、玉米种子都是人神达伙从玉皇大帝那里带回人间的;纳西族的《崇搬图》说,人神利恩与天女结婚,从天神那里带回了万物种子;侗族的《五谷神》说,稻、麦、豆、黍、稷皆为人神所赐;白族的《稻子树》说,田公不怕艰难,从白胡子老爷爷那里得到稻子树;高山族曹人的《五谷的来历》说,太古时代人类的祖先从长老达穆那伊那里得到了种子;普米族的《直呆南木》说,洪水之后,九姑娘到天上要了种子,等等。(3)动物带来型。如独龙族的《创世纪》说,狗将谷种从天界带到人间;苗族的《狗取粮种》说,一只黄狗从西方的恩国取得谷种;壮族的《九尾狗》说,狗在远古时有九条尾巴,布洛陀叫它到雷王那里偷得谷种,等等。(4)神与动物结合型。如傣族、德昂族的神话说,勐神从老鼠那里得到谷种;哈尼族的《尝新先喂狗的由来》说,天神摩密的女儿变成一只母狗贬到人间时带来种子,又一说法是狗从天神处为人类盗得谷种,哈尼的头人把女儿嫁给了它;水族的《翼洛》说,神犬翼洛受神农之命到西方恩国偷谷种,神农将女儿伽价公主嫁给了它,等等。(5)祖先或巨人播撒型,如汉族神话中说伏羲或神农教给人类种五谷;仡佬族认为是祖先开荒辟草,造福人间;独龙族的《巨人朋得共》说,谷物的种子是从巨人的口袋中撒出来的,等等。
关于种子神话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还有其它一些说法,如有的研究者分为自然生成型、飞来稻型、动物运来型、尸体化生型、英雄盗来型、祖先取回型、天女带来型、穗落型和神人给型等。并且认为,由于历史的和地域的原因,自然生成型、飞来型、穗落型和神人给型多在壮傣和南亚语诸民族如壮、傣、侗、佤等族中流传,而动物运来型、尸体化生型、英雄盗来型、祖先取回型、天女带来型多在彝语支诸民族如哈尼、彝、怒、拉祜等民族中流行。【2】如果从各民族所操系统支或生活生产区域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深层次的问题。
关于稻种的来历,不仅在各民族神话中相当丰富,即使同一个民族也往往有不同的稻种神话。傣族神话中就有麻雀救谷种、向鼠王找谷种、会飞的谷子等不同方式。以哈尼族为例,也可看出种子神话的多种版本。其一,《英雄玛麦的传说》中说,玛麦乘飞马上天盗回稻种,因仙女的追杀,从空中落地而死,从马腹中摔出稻种撒向大地。其二,《塔婆取种》中说,始祖塔婆从龙王那里得到三节竹筒,里面装着五谷的籽种。其三,狗取稻种,如在元阳、红河两县流传两种说法,一是狗从烟沙神那里取来稻种,大头人把美丽的独生女嫁给狗,于是哈尼族把嫁为人妻的女子统称“克玛”,意为“母狗”,以表敬意。二是天神摩咪之女因偷盗稻种给人间而被天神罚为一条狗。【3】其它地区还有一个版本说,远古洪水泛滥,机灵的狗从大树上的“比苦鸟”那里抢来一穗谷子,使哈尼人种上了水稻。【4】其四,鱼体化生稻种,说人类到处寻找谷物,终于从一条大鱼的腹中找到,这种故事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哈尼族图腾的大鱼腹内藏有各种生命种子;二是原来洪水发生时被淹没的五谷都被大鱼吞没,洪水后遗民从鱼腹中找到五谷种子。一个民族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稻种神话,一方面与不同的地域生产方式和民间信仰有关;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也可能有不同的神话来源。对此不再赘述。
 
二、五彩纷呈:稻种起源神话表现出的丰富文化内涵
 
俗说“民以食为天”,无论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还是处于野蛮时代的原始人类,对于食物的追求都是生存的根本。随着原始人类摘采、渔猎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化,逐步出现了粮食作物种植技术的萌芽,也正是这种萌芽,使人类向农耕经济产生了质的迈进。同样,神话的形成与人类早期生产的发展一样,是步履艰难,极其缓慢的。当然,对神话发展演化的细节研究起来并非易事,但在神话流传的过程中,总会保留其中某些稳定的内核,即种子起源母题,这些母题就是我们今天访古问今的重要线索。
首先,稻种神话反映出各民族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取精神。一般而论,各民族神话中关于稻种的来历,具体情况往往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取稻种的主人公不同、取稻种的经历不同和取稻种的结果不同。但从整个叙事过程看,各民族又似有异工同曲之妙。如傣族的《九隆王》说,古时候猎手蒙伽独被毒龙害死,他的小儿子光头九隆战胜毒龙,从龙女那里得到了一粒青黄色的种子,他把种子撒向山坡溪谷,顿时长满了庄稼。瑶族神话说,先民们“穿树叶”,“吃野菜”,饥寒交迫,谢姑婆将卜罗陀密藏家禽及包谷、稻谷等种子的岩洞告诉瑶民,瑶民请野鸭和老鼠帮忙,历尽艰辛取回种子;独龙族《创世纪》里说,一个叫美嘎朋的青年战天斗地,才迫使天神将女儿嫁给他,于是得到五谷种子;纳西族《创世纪》也说谷种是从忍利恩战胜了天神子劳阿普后从天上带来的。此外,怒族、藏族还把谷种的来源与其它事件联系在一起,但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仍是其神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神话不仅描绘了人类先民征服自然的壮丽图景,而且折射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艰难过程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其次,稻种来源类型的交错杂糅反映出民族的交往、融合和动态发展。历史上各民族长期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状态,必然出现文化的交互熏染,呈现出许多值得深思的故事情节,在这多彩纷呈的故事中,暗藏着这样一个趋势,即凡在文化上与西北高原民族有渊源的南方民族,稻谷起源多为外来,其中不论动物运来、天女带来、英雄盗来、祖先取来抑或是死体化生而来,在文化渊源更趋同于当地的壮、傣民族;而南亚语诸民族的种子神话则多以原生为主,属于自然生成、飞来、穗落或神人给型。这些类型在外在表象之下,反映出深层的民族关系,映照出历史上民族的交往与迁徙情况。据粗略统计,史籍记载的我国古代民族有160多个,而实际存在过的民族支系肯定数量更多,即使今天识别出的56个民族的族源问题,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领域。这其中不难找到我国各民族多源多流、同源异流、异源合流、源流交叉的复杂关系,从中也能非常清楚地体察出各民族自古以来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无论是母系氏族制的衰落还是取而代之的父系氏族制的繁荣,都没有停止过民族的交往与融合。南北民族之间具有客观的相互联系,既有多元性区域发展的表现,又有内在联系与统一性的特点,这与种子神话的流传是相吻合的。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民族的迁徙、融合会导致它对新的农耕经济的适应。历史上,汉族有迁徙史,其它民族亦然。如仅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就有三次大规模南迁,其一是西晋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其二是唐代中叶的天宝至德年间到唐末时期;第三次是两宋之间。仅从靖康元年到南宋灭亡,移民人数就达500万之多。又如苗族的迁徙也有史可考,传说早在5000多年前苗族先民始居黄河中下游地区,蚩尤为首领,后与神农部落和轩辕部落在中原涿鹿交战,出现融合与南迁;第二次是“三苗国”从洞庭湖、鄱阳湖向西北甘肃、青海一带以及湘、鄂、赣、皖边的大山区迁徙;第三次是秦汉时,其主体向贵州腹地和云南迁徙。同样,稻作文化的传播也与之相关。“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晚期,以植稻为中心并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不仅已较普遍地分布于我国南方各处,而且以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迁徙和民族文化交流为背景,稻作文化也渐次渗透入东南亚地区,甚至南洋各岛屿也开始出现了水稻的种植。”【5】虽然一些情况不得细考,但稻作文化的流传正像神话所反映的稻种情结一样,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现象,是客观历史使然。
第三,稻种起源神话中的动物崇拜。许多民族的稻种起源都与动物有关,其中帮助人类获得种子的动物又以狗、鼠居多。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取得稻种的动物具有图腾的性质,极有可能早期在某一氏族或族群中把这种动物作为图腾来看待,认为与其具有血缘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动物也可以称为祖先。如鱼是哈尼族的图腾,于是鱼就成了万物的创造者和始祖,男的叫直塔,女的叫塔婆,塔婆从龙神那里得到装着稻种的竹筒,哈尼人才有了饭吃。瑶族也是如此,作为一个以犬为图腾的民族,关于狗寻谷种的神话非常普遍,有的地方直接把狗说成是盘瓠,如《盘王献祭》就唱曰:“唱起盘王好计谋,盘王献计造犁耙,犬王过海偷谷种,黄龙含水喷禾花。”【6】(P49)从中可以看出,狗寻谷种神话就是稻作文化和犬图腾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第二种情况是,随着民族变化,动物图腾性质被逐渐淡化,神话故事中更强调动物自身的特点。以鼠为例,不少地区或民族一旦涉及到稻种,往往与老鼠联系起来,但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老鼠偷食稻谷,而是把鼠作为带给人间稻种的使者。如在江浙吴地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说鼠经历千难万苦,从天上为人类寻回稻种,人类为了报恩答应除夕夜让鼠结婚,还在鼠嫁囡时,以佳肴敬鼠。【7】在常州市的武进县一带,除夕节敬鼠,准备鼠饭时还要加上鱼肉。杭州嫁鼠日的情形是“除夕夜,分岁后,每家取剩余杂食少许,置盘中,……安顿厨下或壁角间,使鼠食之,名曰鼠粮。”【8】(P559)这些地区对鼠的敬仰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色彩。哈尼族《湘窝本》(意为开田种谷的来源)中说,人类栽种作物是受到老鼠打洞的启发,因为草籽掉进老鼠洞后,老鼠用后脚蹬土把草籽埋好,使长出庄稼结出籽实,这样人便学会了栽种。这种情节当然是后人联想的结果。同样,“狗”作为灵性动物在许多民族的种子神话中出现,也有其客观历史根源。随着人类由流动性的渔猎采集经济向结群而居的农耕经济的过渡,狗作为较早被人类所驯化的动物之一,在生产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狗不仅是人们保护自身财产的忠实卫士,而且在辅助人们出行游猎等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湘西、黔东北苗族都有《狗取粮种》神话。傈僳族的《粮食种子的由来》中说,洪水淹没人类之后,只剩下两兄妹和一只狗,狗到天上用耳朵带回粮食种子。侗族有两种说法,一说狗渡海到东方盗谷种;另一说是,燕子与蛙去南海取谷种,燕子半路上睡着了,青蛙取回谷种的途中,狗帮着背谷种渡河,谷种掉入水底,蚂蟥帮着到水底捞回。【9】(P66)我们不难推知,先民们对狗的熟知与他们的许多想象联系起来,再加上狗的机灵、长毛、会游水等特征,便自然与稻种来源合为完整的因果逻辑关系。
第四,稻种起源神话中的祖先崇拜。古代神话的产生具有相当大的实用性,与人类自身的许多直接利益和重大活动相结合,他们对生产问题倾注了最大的关心。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化英雄神话中,就是文化英雄形象与种子神话的结合。诚然,在这类神话产生之初,关于文化英雄的神话和有关种子的神话可能是互不联系的文本,后来,人们为了对本族文化的强化,才渐渐产生了这种有意义的“创作”,强调祖先在获取稻种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取代的作用。先看反映原始农业初级阶段的情形。如佤族的《兄妹成婚》中说,洪水之后,葫芦里逃生的两兄妹从海底找来了谷种;哈尼族在《哈尼阿培聪坡坡》中说,教会人类种作的不是动物,而是女能人遮努,她“摘来了饱满的草籽,种进最黑最肥的土壤,姑娘又去背来了湖水,像雨神把水泼在籽上。草籽发出了粗壮的芽,草籽长出了高高的杆。当树叶落地的时候,黄生生的草籽结满草杆。”显然这个遮努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也极有可能她的原型就是母系氏族时期的女酋长。这则故事还讲到另外一位女能人遮姒,她为了使从事农作的遮努能够按节令种植,发明了历法。【10】许多文化英雄都与稻种有关,表现出该文化英雄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再如哈尼族著名英雄玛麦,骑金马飞上天宫向天神讨种,天神把自己的女儿稻谷仙姑嫁给他。新婚之夜,玛麦偷了稻种跑了,但因金马被仙姑砍断双翅,他和金马摔死在地上,从此人间有了稻谷。【11】因此,文化英雄在稻作或农业经济中的地位与神话的祖先崇拜是统一的。
   
第五,稻种神话与后世的宗教习俗具有密切关系。宗教仪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该民族神话内容的再现或强化,其主旨在于表达人们对某一方面神灵的尊崇。南方诸民族几乎都有新米节,并且在古代过新米节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这一方面说明神话与宗教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神话中稻种起源母题对现实生活的深远影响,如云南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古老宗教仪式中都有祭谷魂习俗,每年插秧、秋收时都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独龙族在谷穗抽芽和成熟时要进行护谷魂祭祀;侗族每年谷雨后的第五天也要举行敬秧神仪式;高山族不仅有播种祭、收割祭,还要行初食祭粟礼;佤族以及高山族布农人古老的猎头祭主要是用以祭谷;苗族“六月六”举行农仙节,特别是黔东南在农历六月的卯日要过“吃新节”;布依族六月六扫田坝祭五谷;基诺族的乌尤支系每年农历三月撒谷种时要由每家的主妇操办“叫谷魂”仪式;景颇族的芒拾嘎即“叫谷魂”,要在秋收时举行;拉祜族在谷物下种和五谷成熟时也要“叫谷魂”;布朗族有祭竹鼠的习俗;哈尼族在农历7 月新谷金黄时要举行“新米节”,并且过扎哈特“十月年”时,要用黄花染糯米饭舂成金灿灿的大粑粑祭祖先,等等。种种宗教仪式或习俗中,都往往包含着一段有关种子来源的神话,要传诵几则神奇跌宕的故事,这些神话故事就自然成为民族历史的观照和稻作文化的映射。
 
 
三、亦真亦幻:稻种起源神话与一般意义上稻谷栽培的辨异
 
神话是一种民间文学样式,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过的自然界和人类生活本身,其设想的稻种起源是主观的;而作为农业生产意义上的稻作技术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因此,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是,二者都关注了同一个主体,表现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探索。不同之处在于神话并非真正的历史,尽管神话学历史学派非常坚信神话的历史真实性,但从上面种子神话的论述完全可以看出,神话带有明显的幻想色彩;而稻谷栽培则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的实用技术,表现出人们不断认识事物本质和发现规律的探索历程。如反映稻作文化的神话中经常出现“狗”的形象,湘西苗族狗盗谷种神话渗入了一些盘瓠神话的成分,充满对狗的敬仰;而在贵州西部苗族中,狗盗取谷种的神话则演变成了解释狗吃屎原因的传说,说是人派狗去天上盗取粮种,要它向神讨取“五尺长的果、五寸长的秆”的粮种,狗摔了一跤,记错了,只取回来“五寸长的果,五尺长的秆”的包谷种。人们为了惩罚他,便让它吃屎。【12】在贵州东北部的松桃县苗族地区还流传着《小狗犁地》的传说,兄弟俩分家,哥哥霸占了财产,只给弟弟一只狗。后来弟弟用狗犁地,狗死之后仍不断给善良的弟弟带来好处,而给可恶的哥哥带来不幸。【13】(P209~215)显然,这些神话以及在神话基础上衍生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属于艺术审美的范畴,它主要作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相反,稻谷栽培则属于自然科学,是人类生活活动和生产进步的客观写照。如果把神话等同于真实的稻谷栽培,就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同样,如果把稻谷栽培历史强加到神话里面,必然会扭曲神话的本质和内涵。
稻种起源神话明显地表达出这些民族都较早地从游猎进入农耕时代,并且对水稻种植有了初步的了解。大量考古迹象表明,稻种起源神话的产生出现在渔猎采集阶段之后,由于人类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开始注意到开拓新的食物资源,采集业的地位日益突出,原始农艺露出端倪,随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整个经济和生活趋于快速发展和复杂化,具有一定规模聚落的物质基础也开始成熟。当然,稻种神话的形成也与中国栽培稻的驯化史有关。据研究者分析,“稻子栽培可能始于距今1.5万年前后,此时正值晚更新世以来全球最寒冷的时期,为克服食物短缺危机,在一些分布着普通野生稻的地区,当地居民开始对其有意识有选择地采集和培育。这类努力持续到距今1万年前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均发现原始栽培稻。至此,原始农艺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蓬勃发展。”【14】但从神话反映的种子情结看,稻种来源并非人类自身对野生稻种改良的结果,而是来源于另外某种外在的原因,无论是该族所崇拜的祖先从他处获得稻种,还是该族所尊崇的动物(有时是该族的图腾)从天堂盗得稻种,都是人们开始知道水稻栽培以后的事情。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原始农艺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难以确定,作为栽培早期的技术,又与采集、狩猎、捕捞复合型经济尚难以剥离。
从我国的稻作文化角度来论,稻作经济的资料要比神话翔实具体得多。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篇叫《七月》的叙事诗,就已有“十月获稻”的记载;《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所述是三月(或四月)种稻,即“霜降获之”;《陶渊明集》(卷3)有陶潜题为《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诗,这也许是“早稻”一词可见的最早文献,但这并非真正的早稻,只是较为早熟的晚稻;所谓“早”,是相对于“十月获稻”而言。真正的早稻是从晚稻分化出来的,在我国出现也很早,据《国语·吴语》载,春秋末年,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这“赤米”就是耐旱的早稻。【15】(P21)《广志》也登录了不少早稻品种,主要是岭南和巴蜀地区。但《诗经》、《齐民要术》所载的十月或九月获稻,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稻作的一般情形。这些技术性的稻作技术在神话中是很少看到的。
尽管如此,研究稻种起源神话并非毫无科学意义。例如以前由于学术界在亚洲栽培稻起源问题上多持印度说。【16】在探讨我国以及东南亚稻作农业起源时,不少学者往往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与印度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中。那么,我们从许多民族神话有关种子母题的实例中不难发现,稻种的出现大多都是本民族祖先智慧的结晶。从近几十年来相关考古发现中,许多学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境内野生稻分布范围相当广阔,品质资源相当丰富,栽培稻考古遗址相当密集,野生稻酶谱变化有序可循,由此可以确认中国是重要的稻作文化发源地。同时,也应看到,“虽然稻作起源于中国的观点已为学界所一致公认,但关于具体的起源中心地带却仍存在诸多争议。” 【17】(P71~76)实质上稻作的传播反映的使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诸如对东南亚稻作与中国百越稻作之间渊源关系的证据绝非仅此,而是内容相当广阔,流传深远,迄今为止在东南亚诸多民族的农业礼仪文化中,仍不乏中国古稻作文化的因素;再如与稻作农业文化相伴生的器物文化、饮食习俗等等,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这一点。从稻种神话的主体看,稻种在整个神话故事中处于核心位置,处处表现出人们对稻种的关注和重视。毋庸否认,在我国该类神话的母题链中,稻种起到关键的链接作用,并且与寻找别的物种相区别,具有明显的创作倾向和审美特色。因此,稻谷起源母题,是稻作文化在神话中的客观反映,本质上是人类进入农耕经济之后的产物。至此,基本上可以断定稻种神话首先产生于我国南方的稻作民族,并凸现了我国南方水稻栽培过程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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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理论学刊》 2005年第11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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