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刘宗迪先生提起要出版程憬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遗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向我咨询旧事。现将笔者《文坛旧事》一书（武汉出版社2005年）中《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汪曾祺》中的一节发表于此，供有兴趣的朋友参阅。——刘锡诚  2006年4月3日

 往事如烟

     40年前，我认识了汪曾祺先生。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翻译过苏联学者的几篇理论文章，投给《民间文学》杂志，就是经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汪曾祺的手给发表的。从北大毕业后，踏进王府大街乙46号当时的中国文联大楼，与他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他虽然还没有后来在文坛上的成就和名声，但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曾经师从沈从文先生，在写作上深得沈先生的真传和称赞，青年时代就发表和出版过《邂逅集》等文学作品。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市文联，一面编《说说唱唱》，一面写作，文采独具，才华超群，在北京文坛上是大家公认的才子。在单位里，我们朝夕相处了一年多，我一直把他尊为写作上的老师。

    大约是在1957年的上半年，他收到了已故神话学家程憬（程仰之）先生的遗孀沙应若女士从南京寄给他的一部程憬的遗稿《中国古代神话》，请他帮忙出版。程憬于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中央大学教书，不幸于50年代英年夭折。他粗略地翻阅过书稿以后，给当时主持丛书编辑工作的陶建基先生写了一封信。陶先生又转给了主持研究工作的路工先生。我来单位报到后，路工先生就将程憬的稿子和汪曾祺先生的信一起交给我来处理。我看过稿子后将其送给文学理论家毛星同志，请他代为审阅，他接受了；后又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这本著作写了序言。汪曾祺用毛笔书写的推荐信，就一直由我保存着。全文是这样的：

 建基同志：

这是前中大教授程憬（此人你或当认识）遗著《中国古代神话》原稿及校样——此稿似曾交群联出版社，已付排印，不知曾出书否，由他的夫人沙应若寄来给我的。我与沙应若初不认识，她来信说是顾颉刚叫她寄来的。

我拆开看过，只看了个模样，未看正文。你翻翻看看，这一类的书我们出不出？若可以，似可找公木、顾颉刚校阅一下。

程夫人沙应若在南京第八中学。

关于这部稿件的情形，可问问顾颉刚先生。

曾祺（1957年？月）

    我接手这部书稿时，正值反右斗争的后期，汪曾祺虽在反右中侥幸躲了过去，却在第二年的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经过再一轮的批判后，给发送到了农村，从单位了除了名。所以他并没有看到程憬遗稿的处理结果，也没有可能亲笔复信回答沙应若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拜托。接下来便是反右倾、文艺界小整风、下放农村搞四清运动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从农村回来没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文革”初期就受到冲击，被揪出来、被隔离，这部由铅排校样和毛笔手稿混合组成的文稿，从此就不知下落了。我被多次被抄家，自认为稍有问题可能会带来灾祸的笔记本和文稿，也都偷偷地在厕所的马桶里付之一炬。接着交出了在和平里的宿舍，带着老婆孩子全家下了干校。剩下的东西都寄存在一位朋友家里和爱人单位文学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室里。1996年我的老伴马昌仪听顾颉刚先生的大女儿顾潮说，程憬先生这部书稿和顾先生的序言都保存在她那里，便借来看，但遗憾的是书稿只剩下了半部，其余的半部不见了。最近我在整理新时期初期作家们给我的一些书简和“文革”前留下来的资料，竟然在我的劫后旧稿旧物中找出了汪曾祺这封被尘封了整整40年的信件，不禁悲从中来，使我回想起过去了很久的许多往事来。

    在我所供职的单位里，特别令我敬重的，就是这位文质彬彬的作家兼编辑汪曾祺，那时年仅37岁，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平时他都是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行行行书小楷，清秀而透着灵气。但是他写完一张张的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于是废稿堆成了一个个小山。但是我很纳闷，对在写作上的这种刻苦磨练很不理解，只是到了后来才悟出，曾祺先生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学的大家，才华固然十分重要，与当年孜孜不倦的苦苦锤炼与追求也是分不开的。

    那时，他在编刊之余，常写作些民间文学论文和故事，那是份内的工作，如他曾写过关于鲁迅先生的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还曾用曾芪的笔名改写过一些民间故事。他也写作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正是这些散文随笔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灾难。他平时谈吐幽默，在那个不平凡的夏天，用“抽烟看云”和“铜绿气”一类的诙谐俏皮语汇讽刺单位里那个共产党员，因而受到批判，在1958年春天，被补成右派，遣送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去劳动改造。这个不知掩饰自己锋芒的书生，从此被赶出了文艺队伍。但他的才情和形象，却从来没有从我的感觉中消失。

    1962年突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他在劳动中写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我心中甚喜，预感到这个才华出众的作家重新回到文坛的日子也许不远了。但是我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传来的消息说，虽经老舍先生的极力保举，当时原单位的领导人，却仍然拒绝接受汪曾祺回原单位工作。后来，他到了北京京剧团，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涯。即使在那样的年代，我们一帮年轻人都对那位胸怀狭窄的领导人表示不满。20年后，我曾在一篇论述汪曾祺作品的专文中，对汪曾祺这篇小说作过论述，指出其在他全部创作历程中的转折意义。不敢说做到了知人论世，却抒发了作为一个老相识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认识和情感。这次在四川笔会上，汪老又对我说起那篇作品，他说，发表在那个时代，仍然受到当时“左”的文艺教条的影响，笔墨也没有放得开。

1920年在杭州一师任教时的程憬与晨光文学社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