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研究在壮族与百越的基因探索中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发表了一些颠覆学界以往认知的新观点。基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论,梳理并再现壮族族源神话中隐藏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将有助于达成对壮族发展脉络、多民族关系等内容的新思考。

　　关键词： 分子人类学; 壮族; 族源神话; 民族发展; 民族关系;

　　族源神话是壮族人民世代相传的叙事，主要讲述壮民族或民族某个支系的由来。它能传承至今，是族群生存发展需要的结果。族源神话传递着本族群的重要历史信息，告诉族人自己的出处、现状的成因，甚至未来的走向。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族源神话与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出相呼应、相契合的状况。将这类神话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行对照，能够挖掘族源神话中更多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一、壮族先民以红水河流域为中心的扩展

　　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红水河流域是壮族先民聚居、发展的中心，壮族先民从此向四处迁徙，壮族人的南、北部差异在遗传学上并不成立。“南部壮族群众与北部的壮族群众在遗传形态上十分近似，不管是在主成分分析还是分子方差分析，都没有充足证据表明两者的分组一致。甚至在地理与主成分分析结果的复合研究上，也并不能推导出南北向的发展轨迹，语言上的南北差异并不能充分说明生物学上的南北存在差异”。[1]大约2万年前，壮族祖先从红水河流域往东西扩展，方向是古邕州南北两部和桂林北部，最远到达左江、右江以及云桂边界。

　　在红水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文化与民俗遗存等都证明了该区域的悠久历史。根据考古发现，红水河流域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都有丰富的人类生活痕迹，稻作农业生产萌兴较早。其中，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以来宾市麒麟山人最为闻名，距今已有五六万年的历史。1当时的麒麟山人已会打制石器，并以鹿、猪、鸟、螺、贝等为食。在20世纪90年代前，在红水河流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6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48处。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物向我们证明早在至今1万多年前，红水河流域的人们就已经开始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加快。[2]在这一带流传的壮族族源神话常以该区域作为壮族人往外迁徙的中心，讲述壮族人如何从红水河这块祖先之地分离出去，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呼应。例如，《木棉、榕树和枫树》说伏依兄妹繁衍的人类太多，无法挤在一起生活。于是，人们打算迁徙到各地区。壮族的三房长老商量之后，让大家到山上种了木棉、大榕树和枫树。种木棉是要纪念布洛陀的战士，他们为了保护布洛陀在红水河开辟的祖宗田地，手持火把与外来的皇帝作战，牺牲后变成了木棉树。种榕树象征着壮族子孙的繁荣昌盛。种枫树是因为布洛陀战士的血把枫染红了，把枫叶包的糯米饭染黑了，所以壮家人年年用枫叶染糯米来蒸饭以示纪念。壮族子孙往外迁徙时都要在新的村寨边种这三种树，作为族人相认的标志。“现在，凡是你们走过有这三种树中任何一种树的村庄，请你们进去问一问，村里住的一定是壮族同胞。”[3](P420）这则族源神话将壮族子孙迁徙与发展的起点放在了红水河流域，并以三种树来作为子孙相认的记号，与分子人类学对壮族从红水河流域向东西扩展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红水河在壮族人民心中地位特殊，相关文化历史悠久。被视为壮族始祖的布洛陀、姆洛甲、岑逊王等在神话中都有开辟红水河的功劳。姆洛甲开辟红水河时就曾经历了千辛万苦：“她搬动石山，用脚拱土，用手扒泥。搞得脚板开裂变成五趾，手板开裂变成五指。手指头、脚趾头磨破了，女米（即姆，笔者注）洛甲就用贝壳来做手指甲、脚趾甲，继续扒。她扒呀，扒呀，不知流了多少汗，也不知流了多少血，终于把河道挖成了。”[3](P25）姆洛甲又想办法，用竹篙戳破了雷王的天塘，让河道里有了水，形成了今日的红水河。布洛陀在疏通红水河的时候，“脚被一块石头割伤，血流不止。人们都叫布洛陀休息，但他为了疏通这河道，一直沿着河岸往上走，一直走到天峨这地方，终于走不动了。他实在太累了。他靠在一块石头边休息，一靠就起不来了。他的血一滴滴流下河里，把河水染红了，这就是今天的红水河。而他的身躯也化成一座山，这山就在百龙滩的旁边哩!”[3](P47）这些族源神话人物的特殊行为强化了红水河的神秘特质。

　　至今，红水河流域的壮人还留存着古老的信仰观念和实践，包括对蛙的崇拜、葬蛙习俗等。在红水河中上游的天峨、南丹及周边地区的壮人春节期间过“蚂节”（“蛙婆节”）。他们把在田野中找到的第一对蚂（方言，小青蛙）葬入小棺材中，并在专门的亭子中为其守孝。守孝期间，人们向蚂奉献贡品，在亭子周围对歌、嬉戏。此后，择吉日安葬蚂，并察看旧的蚂骨头颜色来预测来年的天气和收成。该节日由来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龙王宝”神话说，一位孤独的老爷爷将蚂带回家，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后来，蚂蜕皮变成了一位英勇的年轻人，老爷爷为他取名“龙王宝”。龙王宝为乡亲们做了很多好事，深得乡亲们爱戴。后有番厥入侵国家，龙王宝应征前往与之作战，大胜而回。皇帝封龙王宝为镇殿大将军，并招他为驸马。虽然成了驸马爷，龙王宝却一直披着他褪下来的蚂皮。皇后觉得这张皮太难看，就把它烧了。谁知龙王宝和皮共存亡，皮不在了，龙王宝也死了。“皇帝得知龙王宝的死讯后万分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为了纪念这位战功显赫的爱婿，让百姓们缅怀他的功德，皇帝将火化后的龙王宝骨灰分发到各地安葬，号令各地每年正月末至二月初举行隆重的祭蛙活动。”[3](P354)另外一则解释则和孝敬母亲有关。神话说，母亲的去世使东林心里烦躁，他就把屋外的蚂用热水烫死了：[4](P116-118)

　　屋外有蚂，不解东林心。日里不停叫，夜里叫不停。听到蚂叫，东林更烦躁。

　　滚了三锅水，便把蚂浇。蚂浇死了，屋外静悄悄。谁知蚂死，反把大祸招。

　　蚂不叫了，日头似火烧。天下遭大旱，遍地哭当歌。草木枯干死，人畜尸满坡。

　　鱼上树找水，鸟下河造窝。龙王喊口渴，天下遍哀歌。找到我神祖，找到我神婆。

　　布洛陀就讲，姆六甲就说：蚂是天女，雷婆是她妈。她到人间来，要和雷通话。

　　不叫天就旱，一叫雨就下。你们伤害她，老天就惩罚。现该怎么做，现该怎么办？

　　布洛陀又讲，姆六甲又说：当然要赔礼，理当要赔情。找来蚂尸，抬她去游村。

　　送她回天去，感动雷婆心。布洛陀的话，的确真正灵。大家照着做，果然雨纷纷。

　　……

　　古人做的事，世代永流传。年年这时候，抬蚂出游。求雷婆下雨，使五谷丰收。

　　红水河流域仍存留着以女性为基础塑造出的雷婆、蚂女的形象，这一形象产生的时间可以上溯至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这一流域生活的西瓯族群对雷神与蚂的信仰是稻作农业飞速发展的结果。由于雨水、蛙鸣与水稻生产的特殊关系，西瓯人形成了相关的仪式信仰和节庆。至今，癞蛤蟆在壮语中仍被称为“gungqsou”，意思是“你们的祖先”。蛙类被壮族先民视为始祖的观念由来已久，上述两则解释祭祀蚂由来的神话亦带有族源神话的色彩。

　　壮族各支系也多流传着自己如何到达今日安居之所的族源神话。根据文字记载和口头文本，那坡被称为“黑衣壮”的壮人从隆安迁徙到了现在的居住地。他们以黄敖为自己的始祖：[5](P205)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黄姓人家生下了一个男孩，个子特别大，哭声洪亮，请首领起名为“敖”，因为是老大，又称“大敖”。“敖”为壮音，意为骏马奔腾。黄敖小时就善解谜语，长到十五岁时，身高七尺，两手长过膝盖，能挑两百斤重的担子，挽三百斤的弓……谁也想不到，他后来竟然有很多神奇的故事。

　　有关黄敖的神话叙事被分成了六个部分，包括“抓龙”“打虎”“勇擒敌酋”“理族有方”“订立友好盟约”“智歼交阯大象队”等内容。黑衣壮人认为黄敖的族人最后分成了两个支系：“黄敖在世的时候，他的部落叫敖人，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叫的。所以黑衣壮有两个支系，一个叫敖人，一个叫明人。”黑衣壮是外人对他们的叫法。明人的叫法据说来源于黑衣壮人老祖宗曾参加的反明斗争。故事说在明朝中期，黑衣壮人的老祖宗参加了韦银豹领导的反明斗争，不料想失败了，只好逃跑。路上遇到别人问起，他们便说自己是“大明人”，意思是好人、忠于大明的人，遇着了逃灾荒才迁徙而来。“这样逃到那坡县北部一带，自己叫大明人，外面人叫‘明人’，因为穿黑衣服，外面人又叫‘明绥’，就是穿黑的明人。”[5](P207）从上述族源神话中可以看出，黑衣壮人的迁徙也呈现出从红水河流域往外围、往南发展的路径。从红水河顺水而下可以进入邕江流域，到达隆安一带。

　　在分子人类学者的眼里，黑衣壮人的独特之处并不具有遗传学证据的支持。“黑衣壮族近来在媒体上宣传报道颇多，随之而来的文化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调查也不少，出现该支系是‘最古老的壮族群体’‘壮族的活化石’等种种提法。然而，笔者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提法缺乏必要的分子人类学基础，因为在Y-SNP中，黑衣壮族高频单倍型依次是O1*,02a*,C3,D1,03a5a2,N*,O3a*，在线粒体中，黑衣壮族单倍型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排列的是F1,D4,G,B4a,M*,M7b*,A，大体上看不出与侗台语族中其他群体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该支系只不过是近代因为长期的地理隔绝或观念问题在文化习俗上保存得比较好而已。”[6](P298）黑衣壮人的族源神话中出现的各类母题解释了一些生存技巧、生活习俗的由来，但内容较为杂乱，与道教的关系密切。这或许与不断南迁导致的早期叙事遗失、接受汉文化影响等密切相关。

　　二、西瓯骆越的发展与相关神话

　　历史上，西瓯和骆越长期齐名，颇多典籍记载。语言学家根据南北壮语的特点，认为操壮语北部方言的民众来源于西瓯，操壮语南部方言的民众来源于骆越。[7]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却颠覆了这一认知，认为壮族呈现出东西的差别。研究还发现了大约1万年以内壮族先民“由东部来的百越核心成分”，认为这可能是西瓯融入骆越的过程。

　　对于西瓯与骆越的分布范围，历史上众说纷纭。根据史料记载，强盛时候的西瓯地望北达桂北，东部连接桂江，西部领桂西、桂西北一带，南部达郁江、邕江、右江，与骆越错居。骆越的中心在今广西南宁一带，往南一直管辖到越南中部和整个南海，北部疆域曾到达河池市、柳州市的南端，与西瓯族群呈交错状态，东部疆域从珠江三角洲一带沿西南而下，到达广东高州、茂名市等地，并纵深到雷州半岛、海南省，西部疆域到达今云南文山州一带。因此，西瓯和骆越并存，大体呈现出西北、东南的分布格局，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左右与东西之别。由于壮族分布区域的河流多为东西之向，故西瓯、骆越先民在发展的过程中沿河流不断往西迁徙、彼此交融是正常的现象。公元前111年，西瓯、骆越与南越国一起归汉。西瓯以蛙为崇拜对象，而骆越则以对鸟的崇拜而著称。按梁庭望先生的研究，骆越是壮族先民中的最古老的部落，是百越的本支。骆越族群对鸟的崇拜又集中体现在布洛陀、姆洛甲神话中。布洛陀、姆洛甲都是在鸟崇拜的基础上塑造出的形象。西瓯从骆越中分离出来，是岭西代表稻作先进生产力的部落联盟。西瓯之称，与壮族先民赫赫有名的蛙崇拜密切相关。[8](P26）红水河流域是西瓯重要的活动之地，至今仍是壮族人民的主要居住区域，遗留着祭蛙的古老习俗。骆越的分布溯西江而上，直到文山一带，相较之下，西瓯的分布则没有骆越的广。从地域来看，被分子人类学家视为“由东部来的百越核心成分”可能是较为早期的骆越成分不断沿河往西发展的结果。如今，布洛陀、姆洛甲作为始祖信仰在红水河、右江、文山的壮族民众中传播最为兴盛，应为骆越先民不断往西迁徙的结果。

　　蓝洪恩在左江流域搜集到的神话《神弓宝剑》与西瓯、骆越的交融有关。神话里说，“从前，南越王赵佗得到汉皇帝送他的一把宝剑。这剑身上有宝石镶嵌成的‘和揖百越’四个字，到夜晚这剑就闪闪发光，确实是个宝物。南越王把这宝剑转送给西瓯国，西瓯国又派他的王子把宝剑送到骆越国去。各国用它表示友情，愿意永世和好。”西瓯王子和骆越公主彼此爱慕，便结为夫妻。后西瓯国国王病危，王子刚回国探望。不料国王病逝，王子便留下来处理国丧。乌龟精趁这个机会假扮王子取走公主的神弓，导致骆越国进攻西瓯国。西瓯王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被迫自刎而死。骆越公主和国王这才明白是乌龟精从中使坏。骆越公主用“和辑百越”的宝剑杀死了乌龟精，替王子报了仇。[3](P469-472）神话反映了西瓯、骆越之间亲密往来，两大部族亦有可能互为姻亲，彼此互相帮助和守卫，国民之间的迁徙和往来亦较为频繁。这些由越人建立的地方政权之间亦存在着各种矛盾、各种冲突此起彼伏，比如史书记载“瓯骆相攻，南越动摇”，这与神话叙事中西瓯与骆越的冲突互相呼应，使神话叙事带上了浓厚的历史色彩。

　　三、族源神话中的壮、汉民族交融

　　中国境内长期相处的各民族之间常见文化交融。以麦作生产为主的中原汉族与南方以稻作生产为主的百越民族，由于耕作方式的相似而有了更好的交流基础，彼此之间通婚现象较为常见。这在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中也有揭示。“历史上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釆取‘羁縻政策’，使得众多来自北方的军人、流官迁入，同时壮族内部也经历多次的南迁，因此导致了基因库的混杂。在笔者的研究结果中，属于东亚北方人群特征单倍群的O3，在壮族人群里面也有相当的比例。但是经过STR网络结构图的绘制，发现单倍群O3并没有区分出明显的组群，也没有明显的中心，因此单倍群O3应该是历代东亚北方人群进入广西和当地壮族融合留下来的痕迹，属于壮族人群遗传结构中外来的遗传成分，这和历史的记载也是相符合的。”[6](P311）壮族人的族谱上多有来自中原的说法，有的是为了避免受到歧视的托词，有的确实是有汉族祖先成分。无论何者，这都使得壮族、汉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命运共同体”，文化与血缘上的交流从古到今均不曾中断。这在壮族族源神话中也有所反映。

　　在古代，壮族先民没有姓氏之说，记录在汉文文献中的越人首领“译吁宋”“毋波”等，都没有姓氏。然而，在神话中出现了姆洛甲为壮族人民“分姓”的内容，这与文化交流有关。神话中说，姆洛甲想不出给壮人分姓的好办法，着急得生了病，大家纷纷拿着礼物前来探望：

　　有的送桃子，有的送柚子，有的送新米，有的送鸟女米洛甲（即姆洛甲，笔者注）看到这些礼物，分姓的法子突然跳出胸口，身上的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一骨碌爬起来，高兴地说道：“仔女们快聚拢来，我给你们分姓！”说着，她按各人所送的礼物分姓：送桃子的就分给他姓陶(桃)；送柚子的就姓朴(壮语“朴”即柚子)；送谷米的就姓侯(壮语“侯”即谷米)；送盐巴的就姓韩(壮语“韩”即咸)；送鸟的就姓陆(壮语“陆”即鸟)；送马的就姓马；送牛的就姓牛……有个人什么礼物也没有，手里提着空篮子来，米女洛甲也给他分姓蓝(篮)。最后，米女洛甲宣布：“那些还不会走路，今天不能来领姓的娃仔，就和我共个姓，姓黄(王)。”大家都分到了姓，正要高高兴兴地往回走，突然从炊棚里传来“笃笃笃”的响声，原来是煮饭的那个人故意敲起砧板，他气呼呼地说：“我辛辛苦苦帮你们煮饭，为什么不分姓给我?！”这时，米女洛甲才想起，原来漏了他还未分姓，于是说道：“你整天和砧板打交道，就分你姓覃吧，合意了吧?”(壮语“覃”即砧板)那个人高兴地说：“成！”

　　从秦代开始，岭南纳入秦朝版图分置郡县，壮族先民才逐步接受汉族的姓氏文化，出现了关于各种姓氏的记载。上述神话将姓氏的出现上溯至姆洛甲造人之后，为姓氏文化增添了神秘色彩，更展示出壮汉文化交流的重要。

　　环大明山壮族地区盛行的断尾龙神话，有着图腾崇拜的色彩，被认为是“岭南群体所展现出的自我意识和中原的文化意识的相互交织”。[9]该神话母题最早见于南朝沈怀远所编《南越志》中，至今仍流传于壮族民间。南宁市上林县流传的断尾龙——特掘神话说，上林县石门村有个寡妇到河里挑水，有一只小蛇不断地随着水瓢的水进到她的水桶里。于是，她就把小蛇带回家，当作养子。有一次，小蛇帮寡妇干活，尾巴被菜刀砍掉一节，成了秃尾龙。寡妇就叫他“特掘”。后来，特掘越长越大，寡妇只好把它放到河里去养。寡妇年迈了，特掘还常常卷起风雨，给她送来鱼虾等。后来寡妇去世了，特掘把她的棺材搬到山上的大岩洞里，化成了石头。从此以后，每年三月三期间，特掘都会回来给寡妇扫墓，这时候刮风下雨，就是特掘回来了。2这则叙事看起来是一个解释三月三来源的神话，其实来源于壮族先民的蛇崇拜。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断尾蛇“特掘”又演变成了龙，成了断尾龙，而赡养它的寡妇则有了“龙母”的美誉。

　　以蛇为崇拜对象，视之为祖先，是图腾崇拜的重要内容。《淮南子》曰：“（越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高诱注曰：“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蛇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东汉应劭亦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伤害也”。[10](P143）百越先民以自己为“龙子”，是蛇的后代。断尾的意义与越人凿齿的习俗颇为相似。汉文典籍中对壮族先民“凿齿”之俗的记载颇多，它既有成年礼的功能，又有尽孝之用。如《太平寰宇记》载唐代贵州（今贵港市）“有俚人，皆为乌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齿”，邕州（今南宁市）“悉是雕题凿齿，画面人身”，钦州（今钦州市）“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博物志》亦云：“僚妇生子既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拔牙标志着身体和心理的成熟。《炎徼纪闻》则记载，“父母死,则子、妇各折其二齿投棺中,以赠永诀。”以身体的一部分，比如牙齿、指甲、头发等作为与亲人诀别的特殊物品。[11](P21-22）在有的神话版本中，特掘的断尾完成了从蛇到龙的转变，故断尾与成年礼的作用一致。他对养母所尽的孝道也与断尾有着呼应。将“蛇”置换为“人”，这则神话其实脱胎于解释壮族先民祭祖与相关自然景观、传统习俗由来的族源神话。

　　除了西江流域的环大明山的壮族地区、梧州、悦城等地，在山东胶东半岛一带的汉族地区，断尾龙神话亦十分盛行，主角被称为“秃尾龙”。目前最早记录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文登县志》的神话说：“县南柘阳山有龙母庙。相传山下郭姓妻汲水河崖，感而有孕三年不产。忽一夜雷雨大作，电光绕室，孕虽免(娩)，无儿胞之形。后每夜有物就乳，状如巨蛇，攀梁上，有鳞、角。怪之，以告郭。郭候其来，飞刃击之，腾跃而去，似中其尾。后其妻死，葬山下。一日云雾四塞，乡人遥望，一龙旋绕山顶。及晴，见冢移山上，土高数尺，人以为神龙迁葬云。后秃尾龙见，年即丰。每见云雾毕集，土人习而知之，因构祠祀之。”[12]断尾等母题与大明山流域的断尾龙神话相似。有学者认为，岭南地区的断尾龙神话与龙母信仰流传到江浙地区，进而影响到淮河流域，并沿着运河北上，传到了山东地区的胶东半岛而形成了秃尾龙神话。结合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壮、汉文化与血缘的交流在历史上颇为频繁，而神话的彼此交流也可以更为直接而不经历如此复杂的、缓慢的传递。在断尾龙神话盛行的上林县，李姓壮族人的族谱上就记载本族人从山东演乐堂（野鸭塘）而来，始祖克信公于明代洪武年间来此为官，后又回到家乡把自己的老母亲等亲属带回上林县，在此颐养天年。3李氏家族后人还曾派人到山东寻亲，可惜未果。对壮族遗传基因的考察显示历代北方人曾多次南下与壮族先民融合，上林县李氏家族的祖先中融入山东来的始祖血缘是十分可能的。通过类似的血缘关系实现异地交流，将断尾龙神话直接传播到山东地区也是可能的。

　　历史上，壮汉文化的交流十分兴盛，壮族先民曾把舜的神话改编为长诗《唱舜儿》，汉族四大传说在壮族民间也广为流传。文化的交流不会只是单向传播，而是一种互通、往来的模式，故分姓、断尾龙等神话母题在不同地区的出现，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四、壮族族源神话中的多民族共同起源

　　在族源神话中，多民族的共同起源有着彼此血缘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基础。这类叙事包括了多民族出自一个葫芦或为同一对始祖之后等。这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遥相呼应的局面。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发现了历代北方汉人南下不断与壮族先民融合的持续过程，“壮族、傣族、广西汉族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人类的“非洲起源”说，壮族与汉族、苗族等东亚人群的先民一起从非洲迁徙到达亚洲，在北部湾形成了岭南多民族的祖先。“中国南方的族群分化开始于大约2万年前后，族群之间特异性的分支开始形成。到了1万年以后这种差异在文化上被放大，遗传的交流就更少了，终于形成了族系的差别。这时，中国南方形成了侗傣、苗瑶、孟高棉等各有特色的族群系统。……从这个长时段看，百越与苗蛮显然同源”。[1]借助分子人类学的新成果来解读壮族世代传承的族源神话，更新了我们对这一神话的认知。例如云南文山壮族布傣支系的神话说洪水里逃生的兄妹俩结为夫妻，生下一个“磨石儿”。他们把婴儿剁成几块，第一块变成汉人，第二块变成侬人，第三块变成傣族，第四块变成沙人，第五块变成布傣人，第六块变成苗族，第七块变成仆拉人。[13](P49)

　　姆洛甲作为人类的母亲，她给12个孩子准备了分家立业的12种工具，让孩子们第二天自己挑选：

　　第二天早上，老大第一个起身，他最喜欢犁头，就把犁头扛走，到田坝去犁田，从此他变成“布板”(壮人)。接着，从老二到老幺十兄弟同时起身，拿东西的时候，大家互相推让，弟弟让哥哥先拿，哥哥让弟弟先拿，谁也不先动手。后来他们想了个法子，大家用脸巾蒙起眼睛，摸对哪件算哪件。结果，老二摸对弓箭，变成“布斗”(猎人)；老三摸对书本，变成“布哈”(汉人)；老四摸对背篓，变成“布傣”(傣人)；老五摸对丫子，变成“布淋”(渔人)；老六摸对竹子，变成“布苗”(苗人)；老七摸对甘蔗，变成“布星”(讲汉语蔗园方言的人)；老八摸对粳谷，变成“布农(壮人)；老九摸对糯谷，变成“布垌”(侗人)；老十摸对蓝靛，变成“布努”(布努瑶人)；老幺摸到南瓜和小米，这两件东西搁在一起，他以为是一件，一起拿走，变成“布条”(瑶人)。

　　然而，最小的孩子什么也没拿到，继续跟姆洛甲住在一起。由于什么都不会，姆洛甲把扫把安插给他当作尾巴，变成了山上吃野果的猴子。12个兄弟中有壮人、汉人、傣人、苗人、侗人及瑶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母亲”，有着血缘上的关系。这是对广西世居民族“北部湾起源”的一个回应，但其中已夹杂着壮族对后迁徙而来的其他民族的认知。

　　综上所述，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从新的角度阐释壮族族源神话。虽然凭借目前的科学技术依然无法证实族源神话里隐藏的每一项具体历史信息，但通过细致的爬梳，族源神话所具有的合理性、历史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对族源神话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如今的民族关系，为提倡多民族和谐共处提供更为坚实的证据和宣传途径。它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民族如同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家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原载《百色学院学报》，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