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布洛陀是壮族民间信仰中的男性始祖神，是壮族神话中的创世者，亦是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的主神。与壮族属同一语族的侗族，其始祖母神萨岁，“护佑侗乡”，在侗族村寨中受到广泛祭祀。布洛陀与萨岁作为族群中地位最高的神祇，存在一些相似与差异。通过对二者历史文化背景、神格特点、民间叙事等的比较，可以发现壮族与侗族在信仰及文化上的不同发展历程。

　　关键词：壮族 布洛陀 侗族 萨岁 信仰 叙事

　　作者：李斯颖(1981——)，女，壮族，广西上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壮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布洛陀(Baeuq roeg daeuz)是壮族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位男性始祖神，民间流传有关于他的大量神话。民间宗教祭司“布麽”亦使用古壮字，在经书中记载了他的诸多神迹，包括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安排秩序和排忧解难等。萨岁(Sax sis)是侗族民间所崇信的一位至高无上的始祖母神，南部侗族地区仍供奉其“神坛”，认为她能护佑村寨的平安，民间亦流传有她的大量传说。二者分别作为壮族、侗族的最高神祇，有其相似与差异性，他们的相似根源于其共同的文化源头，差异性则与其各自的发展史有密切的关系，在文中将展开分析。

　　一、壮族、侗族同为骆越后裔

　　壮族、侗族都是百越族群的后裔，其中一大部分是骆越族群的子孙。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于壮族来源的看法都较为一致，认为他们主要来源于百越中西瓯、骆越两大部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徐松石曾说过：“僮”或称为“西瓯”“骆越”。[1]1980年编写的《壮族简史》中曾论述过：“分布于广东西部和广西境内的西瓯、骆越等支系，则同壮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主要来源于土著的西瓯、骆越”。[2]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中说：“在众多的越人种属之中，壮族乃渊源于西瓯、骆越人。”[3]

　　对侗族的来源以“骆越说”的支持者最多。按《侗族简史》，“侗族属骆越支系”。[4]侗族先民的居住地包括了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一带，隋唐时，侗族先民“经过梧州沿桂江和浔江、柳江向北偏西迁徙，经广西罗城等地到达贵州榕江一带，然后逐渐分散到湘、黔、桂三省(区)边区各县，发展成今天的侗族。”[5]其中，侗族来自于江西的说法体现了民族发展过程中，江西汉人融入侗族的历史事实。《侗族文学史》中也提到，“侗族和壮、布依、仫佬等兄弟民族都是从古代百越的一直发展而来的。秦汉时期称为‘骆越’。”[6]侗族的学者曾撰文说明：“侗族是古越人的后裔, 具有骆越的文化特色……。原居于岭南之梧州一带,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 沿将江而上, 落居于湘黔桂交界地区, 并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7]

　　侗族先民主体虽属于骆越后裔，但他们与壮族、傣族等其他壮侗语民族分化的时间很早。范宏贵先生认为是“在秦汉或秦汉之前”[8]。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侗族先民就在不断地西迁，但其迁徙主流应从唐宋时候开始，直至明清时最终形成新的骆越后裔民族——侗族。

　　如上所述，这些历史背景使壮族、侗族的文化既保留了同根共质的部分，但其各自的发展经历使他们最终作为两个独立民族而出现，展示了更多的独特性。这些特质深深烙印在壮族、侗族文化之中，在布洛陀信仰与萨岁信仰中都得到了深刻表现。

　　二、壮族始祖神布洛陀与侗族始祖神萨岁的比较

　　(1)神格特点的比较

　　在壮族、侗族民间信仰体系中，布洛陀、萨岁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是其中最主要的神祇，处于神灵崇拜体系中的最顶端。二者信仰的若干表现形式、影响力和演化过程，都体现了民族性格和文化发展的特质。

　　布洛陀是壮族的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道德神、智慧神[9]。在相关叙事中，布洛陀掌管人间，与管理天界的雷神、管理水界的“图额”是兄弟，他巧妙地分开了天地，创造了人类，才有后来诸神创造世界、人间英雄布伯与雷王的斗争。他是壮族神话中最早出现的神祇之一，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最高，因此成为了壮族民间宗教中的主神。

　　布洛陀神话大部分被收录在布麽世代吟诵的宗教经诗之中，其中主要描述了布洛陀的神迹和特殊贡献。他身上既有壮族早期社会首领的身影，又带有早期神秘的“越巫”特征。他是早期壮族群体信仰与政治权利相辅相成的产物，是壮族古国、方国时期的大巫师和级别最高的祭司。

　　萨岁是侗族民间信仰中的始祖女神，在村寨中一般设有萨坛对其进行祭祀。萨坛常为用石块砌成的一个圆形坟墙，高约一米，上面无顶，顶上栽一棵千年矮，树下放有一把略略张开的雨伞，伞下堆着洁白无暇的石英(萨的象征);此外，还放有三脚鼎架、锅子、火钳、茶杯、筷子等物。据传，这是给萨岁准备的基本生活用具。萨坛前或近旁一般还设有萨场，即祖母广场，供众祭萨和娱乐。在重大节庆和村寨的特殊日子里，例如出战、聚会等，民众要前往萨坛进行祷告、祭祀，让她保护诸事顺利。村寨中常常安排有负责掌管萨岁坛的人， 初一十五烧香。民间对萨坛、萨岁也有诸多禁忌。

　　在民间，关于萨岁的来历众说纷纭。神话中，混沌初开之时，萨岁与姜良、姜古等人类始祖一起，是神仙养育的。此外，或曰萨岁为三国时的孟婆、陈隋时的冼夫人，或者是唐宋时的杏妮。

　　(2)信仰表现形式的比较

　　当前，布洛陀信仰主要体现在民间麽教活动中的布洛陀经诗演述、日常神话讲述及相关祭祀等层面。而萨岁信仰，主要体现在萨玛节、节庆村寨活动、民间歌谣以及神话传说叙事之中，其侧重点不同，传播的渠道不同，因而影响力和效果均有差异。

　　在壮族民间，祭祀布洛陀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大型的扫寨、春祭等活动上延请布洛陀，请他护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安康。如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壮族民众，在“杀牛祭祖宗”仪式上要吟唱布洛陀经诗。云南文山的壮族民众，认为布洛陀寄居在村寨最神圣的一棵树下，故而逢春季插秧、祈雨的时候，要祈请布洛陀保佑。其次，遇战争、大型的外出活动时，要请布洛陀保佑，并打卦占卜吉凶。如云南文山的壮族民众，以前在外出征战的时候，要到树下请布洛陀保佑得胜而归。现在长时间外出做生意、办事等时候，也要禀告布洛陀树，让其保佑一切顺利。此外，出现凶死、难产而死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需要布洛陀将亡者的灵魂带回来，回到祖先居住之地。

　　主持仪式和吟诵布洛陀经文的，是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的神职人员布麽。他们曾被视为壮族当中的“知识分子”，会使用古壮字，能背诵长篇的经文。他们一般都是单独活动，或带一两名徒弟。目前，各种麽教仪式举行的频率越来越低，民间宗教衰落的迹象较为明显。除了在一些偏僻的地区还保存有日常的仪式活动外，只有田阳敢壮山的布洛陀祭祀活动能达到数十万人的规模，且每年仅限于大型的春祭、秋祭。随着道公、师公活动的频繁，布麽的各种法事活动逐渐减少，布洛陀信仰的影响力也日益受到削弱。在笔者的调查当中，布麽的法事活动多和道公的活动相结合，布麽、道公在主家的同一次活动中各自为“政”，完成自己的任务。久而久之，麽、道虽然有内在差别，但旁观者和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会越来越模糊二者的界限，将之混为一谈。道公活动一般以团队的形式出现，布麽多为一人单独行动，从声势和人员构成上不占优势，导致布麽活动及其信仰面临被蚕食的危险。

　　在侗寨中，祭祀萨岁的萨坛是村寨的核心场所。祭坛一般由村里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管理。每逢初一十五，管理萨坛的人都会给萨岁上香。平日里，出远门或者需要萨岁保护的人也会来祭祀萨岁、喝“萨岁茶”，以获得她的福祉。萨岁信仰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祭萨活动“萨玛节”。萨玛节活动一般在春、秋两季进行，这是侗族地区最隆重的仪式之一。祭萨时，先由管萨人烧好茶水，给萨敬香献茶。身穿节日盛装的人们排着队前往祭祀，每人喝上一口萨岁茶，摘一小枝常青树枝插于发髻或衣服上，再跟随手持半开雨伞的寨老绕寨一周，最后来到村寨的场坪上，与萨同唱同跳同乐，气氛庄重而热烈。侗族人民以此来祈求村寨平安兴旺，人人幸福吉祥。

　　一个村寨举行祭萨活动，大家会邀请周围寨子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来参加活动的队伍和本村寨的民众一起，盛装起舞，在场坪上围成圆圈，手拉手跳起舞来，齐声高唱赞颂萨岁的“耶歌”，纪念萨岁，与萨岁同乐，获得她的赐福。这种边唱边舞的形式，称为“多耶”，气氛古朴而热烈。到了吃饭时间，家家户户把一张张方桌连接起来，在村街上摆起长长的宴席，尽情宴饮。宴毕，大家又汇聚到场坪上，载歌载舞，以唱琵琶歌和多耶歌为主，与萨玛同乐，并祈求家庭幸福，村寨丰收、安宁。

　　(3)信仰叙事内容的比较

　　关于布洛陀信仰的叙事，可以按体裁分为韵文经诗和古歌、散体神话传说两大部分，各有特点。目前，布洛陀神话叙事最集中的展示之处，是壮族古壮字经文手抄本——布洛陀经诗。作为壮族早期原生叙事，布洛陀神话与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密切结合，被麽教神职人员纳入其经典当中，逐渐形成了布洛陀经诗，主要以布麽口头演绎与手抄本记录的形式活跃在壮族民间。

　　布洛陀叙事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天地形成之初到人类生活起居的安排，都和布洛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布洛陀指挥诸神分开天地、创造世界万物，才有了今日的山川河流、鸟兽花草;其次，他指导人类找到水源、学会取火、种植水稻、制定立法和管理者，人类才能安心地生活;再次，当人类遇到灾难或困难时，都会向布洛陀求助，布洛陀为会他们寻求解决的办法，恢复人类世界的平静。摘录布洛陀经诗里“天地分离”的一段，叙述如下：世界一片混沌，天地像磐石一般紧紧贴在一起，布洛陀派出两只蜾蜂和两只拱屎虫不停地啃啊啃，磐石裂开，一片上升为天，一片下降为地。于是，天上形成彩云住着雷王，下降的一片住着图额(水神)，凡人住在中间的那一片。那时天比地还窄，布洛陀抓起地皮往上提，皱巴巴的变成高山河谷，天地才吻合，天下始有田峒山川。造出来的天漏洞像斗笠，住在天上的神怕天空崩塌，用锡去补天，用铜去焊天，造出太阳、月亮、星星，天下始有年月与昼夜。经诗中唱道：“破石头为两边/劈石头为两块/一块升往上面/造成天装雷王/造成云朵相连/造成天地出来/造成星星繁密/造成雷公怪样/一片落往下面/成下界装图额……造高高低低的山坡/造纵横起伏的山坡/造出深深的山坳/造出宽宽的田峒……”世界才有了今日的模样。[10]

　　又如经诗《麽请布洛陀》抄本里，布洛陀指导人们造火：“前世未造火/前世未制火/吃生肉如同乌鸦/吃鱼生像水獭/吃谷子像猴子/吃血肉像老虎”。人们祈问布洛陀、麽渌甲，才懂得造火的方法。“你割木为段/你砍木为节/两人来拖拉/两人放艾花/木块放下面/木块放上面/木拖去拉来/木擦去擦来/出第一粒火星/被萤火虫拿去/出第二粒火星/草蜈蚣拿去/上升的变雷火/下降的变鳄火/出第三粒火星/溅起到膝盖/拿艾花来捂/拿火把来吹/造火就成火/制火就成火”[11]。布洛陀和麽渌甲又告知人们只要用七根木为“公”，九根木为“母”，围在火种四周置于家中，再舂泥安好火塘架，供奉灶神，就能烤鱼煮肉，人家兴旺似火。

　　散体的叙述如“布洛陀四兄弟分家”：布洛陀有四兄弟，老大是雷王，老二是蛟龙，老三是老虎。布洛陀是老四。他们互相比本事。布洛陀用火把雷王赶到天上，蛟龙钻进水里，老虎逃进森林，人类不再受大自然和各种野兽的欺凌。[12]

　　当前，有关布洛陀的散文叙事、风物传说等逐渐失去其特定的原先的信仰色彩，部分对布洛陀的特定祭祀逐渐演变为对其他神祇或模糊对象的祭祀。因而布洛陀的影响力有下降趋势。

　　相较而言，侗族民间除了祭萨的活动，还有各种关于萨岁的神话传说、史诗与歌谣。在侗族民间，萨岁的传说流传广泛，既有散文叙事的萨岁传说，亦有韵文体史诗《萨岁之歌》。

　　关于萨岁的传说，其叙事梗概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耐河口(Bags Nyal Nais)上的平端寨(Xaih Bingc Xuik)有一位孤苦伶仃的侗族姑娘叫仰香。她刚满八岁，就去给伯父放羊养鸭。平端寨有一位穷苦善良的老人名叫贯公(也称“款公”，即侗族古代社会自治和自卫组织——款组织的头领)，他见仰香可怜，就指引她到六甲寨去找她的舅舅九库。仰香来到六甲寨上，殊不知舅舅已被迫逃到外乡。仰香在投亲无著的情况下，被当地官家财主李怂庆收为家奴。李家有个长工名叫堵囊(Duc Nangh)，仰香与他同命相怜，年长月久，便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财主李怂庆见仰香人才出众，聪明漂亮，遂起歹意，欲娶之为妾。堵囊得知，救出仰香，一同逃到螺蛳寨上(Xaih Louv)，并被好心的天巴奶奶(Sax Qinp Bas)收留。他们夫妻二人男耕女织，与天巴奶奶一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不久，仰香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叫婢奔(Beix Benx)。婢奔十八岁那年，有一天，她同父母和众乡亲到九龙山上去挖鱼塘，挖得一把九龙宝刀。财主李怂庆得知此事，借口说挖鱼塘毁了他家的坟山地脉，于是派家丁打手到螺蛳寨打死仰香，妄图夺取宝刀。堵囊和婢奔父女与螺蛳寨上的乡亲一起奋起反抗，赶跑了李家打手。贯公得知此事，知道李家一定要前来报复，于是他星夜赶来献计献策，并将一把神扇送给婢奔。他还联络附近几个村寨与螺蛳寨进行联款，并帮助婢奔攻下六甲寨，杀死仇人李怂庆。在这次联款作战中，婢奔见螺蛳寨青年石道(Xig Daox)为人忠厚，作战勇敢，武艺高强，便同他结为夫妻。后来她又生下索佩(Sox Piuip)、索美(Sox Muih)两个女儿。

　　财主李怂庆的管家王素假装投降，骗取信任，害死石道，结果被婢奔查明真象并杀死王素。李怂庆的儿子李点郎在朝庭做官，得知父亲被杀，田地被分，便启奏皇上派来八万官兵进剿侗乡。李点郎知道婢奔的宝刀厉害，指人人死，砍山山崩，便派人伪装成远方男青年到婢奔家中与索佩、索美行歌坐夜，并趁机偷走了九龙宝刀。婢奔因失去宝刀，抵敌不住，便率领众人退守九层崖(Nanh Jus Ganv)。李点郎用重兵围困九层崖。婢奔的神扇也因沾上狗血而失去了神力。她虽然率众与官兵殊死拼搏，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她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纵身跳下悬崖，牺牲于弄塘凯(Longl Dangc Kaip)。婢奔死后化作神女，继续率领侗乡人民与官兵作战，终于杀死李点郎，击败了官兵。从此，婢奔也就成了侗乡人民的保护神、英雄神——萨岁。[13]

　　纵观侗族民间，萨岁信仰从各种规模的祭祀、禁忌以及口头传统等立体呈现，氛围浓厚。在黔东南，有萨岁山，又名“弄堂概”，位于黎平县肇兴乡宰柳寨山脚下溪间，海拔400米，四周群山环抱，层峦起伏，景色壮丽。传说“萨岁”统领侗族义军抗暴，交战失利后，最后悲壮地纵身跳下悬岩，殉难于“弄堂概”。萨岁山乃是“萨岁”的原型“婢奔”与官军决战升天之处。“萨岁”是侗族至高无上的神灵。在南部侗乡，侗寨建萨坛都要从萨岁山上捧一把土回去，以示把“萨岁”的神灵请到他们的侗寨。逢年过节和特殊的日子里，人们都要在各自的村寨里祭祀萨坛，祈求萨岁保佑。在仪式活动之中，民众唱萨岁歌，传诵萨岁的神迹，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在期间增强了信仰意识，增长了民族文化知识。

　　从地域分布上看，萨岁信仰从萨岁山开始，以各个村寨的萨岁坛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点有面的网络。其依托于年节，且以集体活动为主，这使信仰的根基更为扎实，更利于抵御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萨岁信仰虽然没有形成严密的宗教制度，但组织萨岁祭祀的寨老、负责掌管萨坛的人员等等，都起着维系、传承、宣传萨岁信仰的重要作用。口头传统的演述也对民众起着耳濡目染的教育功用。但近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年轻人外出打工等等诸多原因，祭萨的活动和规模日渐缩小，在村寨中萨岁信仰普及的程度也逐渐降低，但其依然是侗族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

　　从叙事内容上来看，布洛陀神话叙事以世界和万物的来源、人类生活为主要关注目标，布洛陀以全知神的视角在指导着人民的生活，其神性特征更突出，解决的更多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各种问题。而萨岁虽然身为神祇，但她有其人间生活，面临各种人类可能面临的危难，其叙事和侗族的迁徙和现实生活有更紧密的联系。其中更深入人心的，是她作为侗族个体对抗各种恶势力的精神，在这点上和每位侗族民众都产生了直接的共鸣。因此，布洛陀信仰的叙事内容突出的是布洛陀的神性，而萨岁叙事突出的是侗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光辉。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布洛陀信仰逐步以民间宗教为主要依托，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壮族民间信仰系统，宗教经文整合了布洛陀神话的主要内容，搭建起一个较明确的神灵体系。随着民间宗教势力的衰落，仪式活动数量规模减少，布麽人数锐减，布洛陀信仰也随之面临更快衰落的困境。仅仅是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复兴，不足以支持布洛陀文化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相较而言，侗族的萨岁信仰依托于以侗寨为单位的、特定时间段的民族节日与民俗活动，使之受众面更广，传承的范围更大，形成无形的网络，因而信仰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就更为持久，叙事的延续也更有保障。但与此同时，受现代化冲击，关于萨岁的民俗节日与活动逐渐演变为广义的集会行为，原先的信仰意义受到削弱，民众关注的焦点转向各种具体的集体娱乐活动，萨岁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淡化。简而言之，由于传播途径的单一化，维系信仰网络的缩小，以及社会现代化程度日益加快等，布洛陀信仰比萨岁信仰面临更大的危机。

　　(4)文化内涵之比较

　　在分析布洛陀和萨岁之神格、信仰表现形式及其叙事内容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比较二者的文化内涵。布洛陀与萨岁信仰叙事中多有对社会现实的吸收与影射，使之具有了民族历史与文化生活经验的诸多研究价值。

　　布洛陀信仰中首先反映了壮族先民鸟图腾崇拜的观念。布洛陀(Baeuq roeg daeuz)的“洛”(roeg)，在壮语里是“鸟”的意思，“布洛陀”可被解释为 “鸟图腾首领”的意思。在叙事之中，布洛陀具备更多鸟首领的特征，如与鸟形象的雷王是兄弟，他所率领的天下部族之中，亦有鸟、鸡等禽类部族。

　　布洛陀神话还描绘了丰富的早期社会生活内容。壮族先民在氏族公社时期已进入早期农耕社会。他们不仅对早期采集、狩猎时期接触的自然环境有深刻认识，对初期农业生产中接触的各种自然现象和动植物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种植庄稼的生产活动使壮族先民更为注意有关的太阳、雷雨等自然现象，仔细地观察和研究了稻谷等庄稼及鸟类、蛙类等相关的动植物。由于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壮族先民在“万物有灵”和“形象、行为之间神秘互渗”观念的支配下，对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得出了迥异于今天的答案，在布洛陀神话叙事中，壮族先民将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主要三类：征服、受制与互不侵犯。

　　同时，在氏族社会时期，壮族先民就已形成一定的社会生活网，每一个人在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地位和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布洛陀神话叙事中，形成了对应的形象系统和社会组织体系，各类人物形象也附上了社会性质的象征和隐喻。布洛陀神话所叙述的社会制度、惯例、原则等都对规范整个氏族的社会关系、维系各种习惯法和制度、树立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等起到重要作用。如布洛陀的形象，是氏族社会里智慧长者的代表，是社会中最有威望、最有人生经验、得到众人推举、具有神奇力量的首领和巫师的综合体。布洛陀开辟了世界，造出了万物，安排了世界的秩序，随时以和蔼可亲的面目替人们排忧解难。他作为父系氏族部落首领的形象代言人，凝聚了壮族先民整体的向心力，成为氏族成员的精神依托。

　　除了映射氏族中的重要人物，布洛陀神话叙事还生动隐喻了围绕氏族首领而展开的各种社会关系。比如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的各种关系，包括父子、婆媳、母女、兄弟、姐妹、夫妻、妯娌等关系，这在各类布洛陀经诗文本中都有体现。布洛陀带领众神造天地的情节，反映了早期社会单纯的劳作关系。他派盘古王造天地，派老君制阴阳，派天王氏修天，派地王氏造花草树林，派九头蛟龙神造河，派大水牛造田垌，派四脚王造人，派九头仙姑造猪，派四手王造屋、派九头鸟造果等等。大家共同劳动、集体生存、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可见，早期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壮族先民以优秀的人物为核心，以集体劳作作为共同生存的基本方式。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布洛陀叙事还反映了社会制度礼仪的变革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如布洛陀经诗中有“阿吝葬母”的故事，阿吝改变了古时候集体分食死人的习俗，并隐含了丧葬礼仪的初立。故事中阿吝以牛肉代替母肉分给大家，这一描述与今天“杀牛祭祖宗”的祭仪也有着一定关系。人际关系变化最明显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部落纷争的阶段。如布洛陀经诗中有三兄弟争夺黄莺印、斑鸠印、青铜钱箱、美貌女子、聪明男子的描写，是部落战争的隐喻。布洛陀、雷王、图额三兄弟比试武艺、显示本领，布洛陀靠智慧打败雷王和图额当上大哥，成了人间的主宰，这既象征地反映了人在自然界中努力成为主宰的斗争，也隐喻着同一母部落分化出不同子部落以及这些部落之间的纷争史实。

　　与此相似，有关萨岁的神话反映了侗族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据资料，侗族先民因躲避战乱及瘟疫，在历朝历代屡屡南迁。隋唐时期，侗族先民曾在今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梧州、湖南与湖北交界的洞庭湖一带居住。唐朝初期，侗族人民溯江沿河到达今贵州、广西、湖南交界及湖北西南一带居住至今。侗族在迁徙的过程中，要对付欺压他们的各种恶势力，安营扎寨，解决基本的生存、生活问题，萨岁叙事与侗族的迁徙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珍贵的侗族古籍《东书少鬼》中记载了萨岁的不凡经历，她是一位率领侗族先民迁徙定居的优秀女性首领。归利《嘎萨岁》说，“当初‘宁王’生‘萨岁’，年及十四要，‘萨’管村子，此树荫荫要‘萨’护，六畜牲畜让‘萨’管，山川田塘好禾谷。”月寨《嘎萨岁》记载，“当初‘萨岁’，住在‘木秀’郡内，‘木秀’郡县，出至此地来，牵祖母上河，绎络络，来到‘孖约’，祖母登上岸。”高盈《嘎萨岁》叙述了她管辖地方的权力：“‘萨麻天子’管地方，首先管人，次管寨，三管牲畜牛马鸡鸭和猪羊。”归利《嘎萨岁》记录了她管理下侗乡的兴盛情景：“‘萨麻’出军，管此地，出军刚到，闹沉沉。人民耕作，禾谷登，人丁满村。老辈唱歌，即如此。金银满柜，牛满栏。”[14]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萨岁在14岁时就显示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管理侗乡事务，维系社会秩序和公平，她带领人们迁徙到适宜生活的地方，使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她是护佑侗族先民的最高的首领。

　　萨岁崇拜是侗族历史上信仰和崇拜积淀的反应。其一是土地崇拜的积淀。侗乡人们在新寨建立时候，都会从弄堂概背来之萨岁——以“土”为代表，同时，，师公以四方土地神所在方位来决定萨岁偶像和取来之“土”的安放位置，这带有浓厚的土地崇拜的成分。其次是生殖崇拜的反映。萨神的女性身份也体现了女性在侗族历史中曾起过的重要作用。祭祀萨岁的萨玛节，“萨”是祖母，“玛”是大，“萨玛”即大祖母。对萨岁和萨岁象征物的崇拜，表现为对母权的尊重和对女性在人类繁衍中的神秘崇拜。此外还有图腾崇拜等观念的积淀。

　　相较而言，布洛陀与萨岁信仰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布洛陀为形象代表的壮族进入以父系为主的社会制度阶段，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衰弱，体现在神话叙事中就是布洛陀权威的确立，比之更早的女神女米洛甲地位的下降。侗族的萨岁信仰仍反映了侗族历史上女性曾拥有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意识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女性为尊的思想。其次，布洛陀神话的内容主要在于造世、造人、发展农业生产、确立壮族内部秩序等，表现的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内容与文化;萨岁神话表现的主要是民族抗争的英勇历史，颂扬本民族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增强族群的凝聚力，这使萨岁的叙事更具悲剧感。由此可见，民族信仰与叙事亦脱离不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语境，渗透了民族精神的特质，并作为一种表达民族情感与展示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形式，被予以提炼、提升，被赋予了民族不同的理想色彩。

　　三、小结

　　通过比较壮族布洛陀信仰与侗族的萨岁信仰，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表现领域、叙事内容和文化内涵上都有诸多不同。其一，二者信仰表现领域的不同。布洛陀信仰的表现领域相对集中，布洛陀神话叙事与民间宗教的结合已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影响，承载其叙事的仪式种类包括各种大型和小型的仪式法事，凸显了布洛陀信仰的神圣特征。而侗族的萨岁信仰，显得更为立体而层次丰富。对萨岁的崇拜主要通过各种节日和仪式上对萨坛的祭祀、喝“萨岁茶”等表现出来，与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其次，不同的信仰叙事内容源自于民族发展历程的差异。布洛陀叙事所涉及的文学类型更丰富，其异文的数量也更多。这同时与壮族1600万的人口(2000年)基数及其悠久的文化积蕴有很大关系。从内容上来看，布洛陀神话叙述活人的世界，还叙述死者的世界、神鬼的空间，其叙事的拓展面更大。它通过不同世界的鲜明对比，增强了信仰的庄严性。侗族民间对萨岁的叙述，则集中在萨岁对抗官兵、保护侗族人民的内容上，使萨岁始祖母的身份更显得亲切、慈悲，使侗族民众对其产生更强烈的认同和崇敬之感。其三，二者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壮、侗两个民族审美和历程的差异。布洛陀叙事突出了一个稻作农业民族的成长，萨岁叙事更侧重于对民族迁徙和生存的描述。总而言之，二者分别作为骆越后裔壮族、侗族的始祖神，其差异性更突出地体现了壮、侗两个民族因为发展道路不同而形成的文化独特性。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06期，经作者授权在中国民族文学网发布。

　　[1]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民族学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2] 《壮族简史》编写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壮族简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8页。

　　[3] 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88页。

　　[4] 《侗族简史》编写组、《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侗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页。

　　[5] 梁敏、张均如著：《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6] 《侗族文学史》编写组：《侗族文学史》1988年，第2页。

　　[7] 张民：《“侗亦僚类”质疑——兼证侗族族源与迁徙》，《贵州民族研究》 1985年04期。

　　[8] 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9] 覃乃昌：《布洛陀文化体系述论》，《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03期。

　　[10]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11] 同上，第51-52页。

　　[12] 同上，第49页。

　　[13] 摘自邓敏文：《“萨岁”其神及其人》，侗族文化与祭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湖南怀化—贵州黎平2001年。

　　[14] 张民：《关于侗族“萨”神的调查报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编：《贵州民族调查·之九》，1991年内部出版，转引自：席克定：《侗族“萨岁”试论》，《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