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壮族民间流传有大量的布洛陀神话叙事。布洛陀的形象既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又再现了壮族集体精神的塑造和升华。从“布洛陀”的释义来看，他与骆越族群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洛”或许就是“骆”的民间写法。在他身上，带有壮族早期社会首领的身影，又表现出典型的“越巫”特征，同时还象征着历史上壮族麽信仰与早期政权的相辅相成。他是壮族古国、方国时期的大巫师和级别最高的祭司。这些隐含的历史身份在布洛陀神话的叙事平台上以共时的形态出现，展现了壮族文化的深厚积淀。

　　关键词：神话叙事 布洛陀身份 首领 巫师 祭司

　　作者：李斯颖(1981——)，女，壮族，广西上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壮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布洛陀是壮族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的叙事有散体的神话，也有韵体的经诗、口头歌谣等。仅从已搜集、整理的布洛陀神话和经诗来看，就有《壮族神话集成》[1]中整理的30则、《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统计的39部广西经书[2]、《壮族经诗译注》[3]中收录的3部云南经书等。在此之外，民间流传有大量的经诗抄本，凡是壮族布麽多有布洛陀经书，而在壮族民众中口头流传的布洛陀神话更是难以计数。以这种广泛的影响来看，布洛陀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迄今为止，还未在汉文典籍中真正发现关于“布洛陀”的记载，找不到布洛陀作为壮族深厚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献佐证，这也使得外界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笔者结合自身的田野调查经验，进一步将布洛陀与壮族历史文化相联系，在此抛砖引玉，探索布洛陀的多重历史身份，向方家请教。

　　一、“布洛陀”的释义

　　1、布洛陀身份的田野发现

　　根据笔者在广西田阳、云南文山等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可以整理出壮族布麽对布洛陀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如：

　　广西田阳玉凤镇布麽覃安猷认为：布洛陀很聪明，力大无穷，能送鬼驱邪[4];

　　广西田阳县琴华乡琴华村布麽周仕长认为：布洛陀无所不知，洞察世上的一切[5];

　　广西田阳县田阳县坡洪镇百合村岩屯布麽周天益认为：布洛陀能送鬼驱邪[6];

　　广西田阳县田州镇布麽黄达佳认为：布洛陀很聪明，是布麽的祖师爷[7];

　　广西田阳县坡洪镇天安村布麽陆文功认为：布洛陀是护佑布麽法事的神灵[8];

　　云南文山州广南县贵马村布麽梁正功：布洛陀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9];

　　云南文山州广南县贵马村布麽沈章贵认为：布洛陀是住在树下的神，保佑村寨风调雨顺[10];

　　云南文山州广南县贵马村布麽权安科认为：布洛陀是个聪明的人，他懂得识文断字、风水地理，把生命寄在树下而成仙[11];

　　云南文山州广南县小广南村布麽陆茂盛认为：布洛陀是最聪明的人，管鬼神[12];

　　云南文山州马关县马尾村布麽代天富认为：布洛陀是位无所不知的神，布麽有疑惑都要请教他[13];

　　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八布乡布麽张廷会认为：凡事不知道的都要去问布洛陀，他是壮族侬支系的神。[14]

　　依托民间麽信仰而存在的布洛陀，被布麽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有神力，洞晓一切，能指导、护佑法事活动。在普通民众看来，布洛陀是世上最聪明的长者。但在调查之中，鲜有人能够说出“布洛陀”三个发音的字面意思。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壮族人民“近取诸身”，选择了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涵义进行理解、传承和阐述，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其他涵义已经淡化或丢失。但结合壮族的历史发展，探索传承至今的各种神话叙事，参照专家学者们的既有研究，依然可以找出关于“布洛陀”的深层内涵，挖掘出其更深层的文化意义。

　　2、“布洛陀”释义

　　在壮族文化的背景下，本人试图根据田野经验并结合专家的研究，从神话叙事中进一步整理出关于布洛陀的线索。

　　“布洛陀”是壮语读音的汉字写法，也曾写作“保洛陀”、“保罗陀”、“布洛朵”、“布罗陀”等等。学术界曾将这三个字对照壮语进行了阐释，目前学界关于“布洛陀”三个字的释义主要包括：

　　“布”：祖公(覃乃昌，2003);老人(周作秋，1984);人(周作秋，1984);

　　“洛”：鸟(周作秋，1984);知晓((覃建真，1964));山谷(周作秋，1984);绿色、生命、灵魂(王明富，2003);宏伟、兴隆、壮大、巨大(王明富，2003);

　　“陀”：首领(周作秋，1984;法术与施法、诅咒(覃乃昌，2003);全部(覃建真，1964);单独的(覃乃昌，2003);摘取、到来、朝向、吩咐(王明富，2003);

　　“洛陀”：合称可作山名来解(熊远明，1994)。

　　目前学者们对“布洛陀”的整体释义主要包括：

　　无事不知晓的老人(覃建真，1964)

　　山里的头人或老人(周作秋，1984)

　　鸟的首领(周作秋，1984)

　　布麽的祖公(黄桂秋，2003)

　　居住在山间弄场的通晓并会施法术的祖公或居住在岭坡谷地中的通晓并会施法术的祖公(覃乃昌，2003)

　　原始森林里最古老的一棵大树(王明富，2003)

　　智慧祖神(张声震，2004)

　　“布”也常写作“佈”、“公甫”、“褒”等，其意思较为清晰，《古壮字字典》中对“布”(boux)的解释为“雄性”、“个(人)”的意思，[15]《壮汉词汇》中将baeuq(布)解释为“翁;家公”，[16]结合布洛陀神话内容引申而来，“布”为“男性长者”之意。但本人认为“洛陀”二字的释义仍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

　　从现有的经书和口传神话等材料之中，亦能找到“洛”、“陀”二字的几种壮语读音。

　　广西百色市东兰县坡峨乡(壮语北部方言红水河土语区)的读音为：pau5 lo4 to2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百兰乡(壮语北部方言右江土语区)的读音为：pau5 lo：k8 to2

　　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义圩乡(壮语北部方言右江土语区)、田阳县玉凤镇(右江土语区)、坤平乡的读音为：pau5 luk8 to2

　　广西河池市巴马县燕洞乡(壮语北部方言桂北土语区)的读音为：pau5 luk8 to2

　　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壮语北部方言红水河土语区)的读音为pau5 lo4 to2

　　百色市东兰县四合乡(壮语北部方言红水河土语区)的读音为pau5 lo4 to2、pau5 lok8 to2

　　云南壮族侬支系西畴县(壮语南部方言砚广土语区)的读音为：pu11 lk44 to44

　　云南壮族沙支系(壮语北部方言邱北土语区)的读音为：pou31 lK35 to44

　　云南黑师宗县耳雨灯寨壮族(壮语北部方言邱北土语区)的读音为[17]：pou24lə31tuo31

　　在以上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洛”、“陀”二字进行一些分析。

　　(1)洛即“骆”之异体

　　比较以上读音可以发现，布洛陀的“洛”字和历史上记载的“骆越”的“骆”字读音相似，且具有相同的偏旁。将骆越语翻译成古汉语并记录到汉语典籍的过程中，允许存在一些出入。如《逸周书·王会》中，曾有“秦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之句。清时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骆”和“路”发音相似，字体相似，这是汉文典籍记音上存在的差异。《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集解》有“徐广曰：驺，亦作骆”。可见“驺”、“骆”通假。在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中，就使用了“雒田”、“雒将”、“雒侯”的说法，这里的“雒”也被认为是“骆”。当然更多的典籍使用了“骆”的写法，《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说“越骆之菌”，《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有“瓯骆左将”、“瓯骆兵”的提法，等等，在此不一一表述。因此，“骆越”的写法一开始不可能完全统一，而是在中原文化逐渐对其产生了认识之后才倾向于使用“骆”这一字眼。如覃乃昌先生所述：“骆越是耕种骆田的越人部落群体……神话中的布洛陀就是居住在这种岭坡谷地中耕种骆天的人们的祖公或首领。”[18]布洛陀的“洛”很可能是“骆”的民间写法。

　　古壮字只是起到了记音的效果，而壮语方言之间的差异、地域区别、历史演变等原因也使古壮字无法统一起来，导致经诗抄本中同一个发音使用了不同的字。古壮字主要借用了汉字的偏旁部首，其产生的时间应该在汉族文化传入，尤其是秦始皇“书同文”的政策之后。而目前能看到的汉文典籍中，最早出现“骆越”一词的是《吕氏春秋·本味篇》，而且史料记载不多。汉文典籍使用“骆越”的写法，其影响力不一定达到骆越内部和底层大众那里，这样就有可能在民间形成了关于自称“骆越”的其他写法，如“洛”、“罗”、“录”等。用汉字记载地名、族名等存在的差异和变化屡见不鲜，如清代文人黄君钜《武缘县图经》记载：“武缘之水以三江为大，三江者南流江、达蒙江、大揽江也。南流江(参考诸书)又名何滤江，亦作可滤江，皆渭笼、武离一音之转，即古骆越水。”可以看出，“何滤”、“可滤”、“渭笼”、“武离”都是“骆越”或“越骆”的历史叫法，使用了不同的汉字记音，但发音都有相似之处，才会出现“一音之转”的情况。[19]戴裔煊先生曾说过，“老挝与lao，非中国或欧洲本有之名称，根本出于音译，与中国最早所称之‘骆’为译同一之音。其他为‘陆梁’、‘俚’、‘僚’、‘黎’，皆从此出”。可见，“骆”有着多种写法和发展之读音。[20]另一个百越支系西瓯的“瓯”也有“区”、“沤”、“欧”、“呕”的写法。百越的“越”也曾写作“粤”。在《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中，“布洛陀”的写法也不一致，只有《庅口兵佈洛陀》中较多地使用了 “布洛陀”三个字。“洛”的写法又有近十种，包括“罗”、“录”、“渌”、“六”等。因此，至少不能完全排除“洛”、“罗”、“录”、“渌”、“六”为“骆”的记音写法的可能性。

　　同时，布洛陀文化中的鸟图腾信仰和骆越文化所体现的鸟崇拜相一致。布洛陀经诗里曾写到天下十二个种族、“二六个部族”，其中就包括了鸟部落、鸡部落(禽类)。在神话《布洛陀四兄弟分家》中，布洛陀有四兄弟，老大是雷王，老二是蛟龙，老三是老虎。布洛陀是老四。他们互相比本事。布洛陀用火把雷王赶到天上，蛟龙钻进水里，老虎逃进森林，人类不再受大自然和各种野兽的欺凌。[21]布洛陀和以“鸟”形象著称的壮族雷王是兄弟，这证明他亦带有鸟图腾的基因。骆越典型的铜鼓上亦多有羽人、鹭鸟、渡船的纹饰。《越绝书·记地传》谓：“禹忧民救水，到大越……教民鸟田。”又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鸟)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鸟田”直接来源于鸟图腾崇拜，是骆越早期的信仰。布洛陀和骆越的鸟信仰表现出同一性。

　　从地域上看，骆越后裔分布的区域和布洛陀神话叙事流传的地区具有重合性。宋蜀华先生认为，“骆越活动的中心地区大体相当于桂西南左右江流域，黔东南(属汉代牂牁郡)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22]而布洛陀叙事的流传中心正是广西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和云南文山州。布洛陀叙事不可能脱离地域和族群文化而凭空产生，这种重合是文化上的延续所致。只有在骆越悠久的文化培育下，该叙事才得以传承至今。

　　在云南文山壮族土支系经诗《德傣掸登俄》里，还有“雒王”一词出现：“雒王听有理，派人抓蚂蚁，抓蚂蚁上堂，雒王问蚂蚁……”[23]同时，还写到一位英雄罗扎。黄昌礼先生等撰写的《布洛陀与文山壮族文化》里认为，“‘雒’、‘洛’、‘罗’同音，罗扎和罗妞创世的传说，又与流传在广西一带的布洛陀、么渌甲的创世传说如出一辙，为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的雒王、罗扎其实就是布洛陀……”[24]不论布洛陀是不是雒王、罗扎，叙事上的同一性表明了其背后强大的骆越文化背景。“雒”、“骆”、“罗”、“洛”有着必然的文化根源，布洛陀应为早期骆越信仰体系的神祇。

　　此外，骆越的“骆”，被视为“山麓、岭脚”[25]，宋蜀华先生在《百越》中曾有论述：“骆越后裔的壮族称山麓、岭脚之间为‘六’(Lok)，‘六’与‘骆’音近。故‘骆田’就是‘六田’，即山麓、岭脚间的田。”后人多采此说。而学者们亦多认同布洛陀的“洛”为“山谷、山麓”，民间亦有“六”的写法，这都与骆越之“骆”不谋而合。可见，布洛陀之“洛”与骆越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2)“陀”的两种解释：“头”(daeuz)和“土”(doj)

　　“陀”在经文抄本里又写作“托”、“啚”、“途”、“多”等，其发音更接近于壮语的“头”(daeuz[tau2])和“土”(doj[to3])。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陀”包含了“首领”和“土人”的双重含义。

　　首先，壮语的“头”(daeuz)往往用来指称首领，如“goengdaeuz　(见bouxdaeuz)：头人;首脑人物”。[26]《隋书·地理志》载，岭南俚僚“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於庭中，置酒以招同类。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对于“都老”的释义，学术界看法较为一致，如梁庭望先生认为，“‘都老’有时书作‘倒老’，是壮语daeuzlaux(tau2la：u4)的汉语记音，都、倒(daeuz)意为首领、头领、头人，老(laux)意为大，故‘都老’意即大首领、大头领或大头人……”[27]与壮族同一语族的傣族，其语言中一些基本词汇至今仍和壮语发音十分相似，德宏傣语将“头人”、“长老”记为汉字“套”等，发音为“thau1”，亦与“陀”、“都”、“倒”的发音相近，男性头人、长老称为“布套”，女性头人、长老称为“丫套”。由此可见，壮语“头”、“首领”的称呼，在逐渐音变和译成汉语的过程中，其写法亦可能出现和傣语类似的情况，记音为“都”、“倒”，或许为“陀”、“啚”、“途”、“多”等。“洛”为“鸟”或“骆越”，有可能壮族先民为了强调“鸟”图腾的色彩和骆越的族属，而在“布陀”之间加上了 “洛”，由“部落首领”(布陀)变成了“鸟部落首领”(布洛陀)。按韦庆稳、覃国生先生编著的《壮语简志》，壮语也存在少量“修饰词素在中心词素之前”的合成词[28]，采用将“洛”放在中间，以达到对“洛”的强调，实现音节上的抑扬顿挫。

　　其次，瓯骆是岭南的土著民族，有的支系以“土人”自居。南宋《岭外代答·外国门下》中载：“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蒌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獠者是也。……四曰射耕人……五曰蜑人……”从这可以看出，“骆越种类”自称为“土人”。历史上，汉族典籍记载壮族先民自称“土人”的亦常见。最早北宋《梦溪笔谈》中载，“天圣七年，(广源州)首领侬存福归附，……率土人刘川以七源州归存福。”据《壮族通史》，“右江、邕江、郁江、浔江以南的壮族也自称为‘土人’(pu tho. kan tho)。史书记载，在云南省广南有‘土人’。”至今，云南文山州壮族中亦有部分曾被称为“土族”、“土僚”。这些地区都是布洛陀神话和经诗流传的地区，是骆越人生活的区域，因此，以古壮字“陀”、“托”、“啚”、“途”、“多”来记录表示本地人“土”的可能性很大。在此基础上，将“洛陀”合并来进行解释，即为“骆越土人”或者“土著的鸟部落”的意思。

　　此外，覃圣敏先生在《布洛陀与坤布隆比较刍议》里提出，“较早的时候，壮、泰先民可能都称之(即布洛陀——笔者注)为‘布洛’(布隆)，分开以后，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语音和构词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地理的隔阂，差异性才逐渐增大了。‘布洛陀’的‘陀’，是形容词，有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坤布隆’的‘坤’也应该是更晚的后来才加上的。”[29]后人根据壮语的表述习惯，在“洛”后头加上了“陀”，并衍生出新的“布洛陀”的寓意，即无所不知的老人。梁庭望先生对这个定义曾有详细的阐述：“后来布洛陀成了麽教主神，成了神话中的英雄神，其名字便叫 “Baeuqroxdoh”， rox是知道、懂得之意思;doh是遍及、完全、所有之意，Baeuqroxdoh意思是无所不知的长者、全智慧的神人。”[30]这和本人从田野调研中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这个释义和布洛陀的民间宗教神祇身份结合得更为密切。

　　综合以上对“洛”、“陀”的分析，“洛”为“骆”，“陀”为“首领”或者“土人”，则“布洛陀”指骆越(鸟部落)的首领或者本地骆越部族的男性长者。这或许才是布洛陀这一称呼的早期涵义。以此推断为基础，布洛陀的至高地位具有了更合理、更深厚的历史内涵，“布洛陀”三个字的释义和壮族的传统文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布洛陀身份的探索

　　基于上述对“布洛陀”的释义，可以多角度地分析神话叙事中的布洛陀角色，掸去历史的尘埃，还原其多重身份。

　　1、父系氏族社会的骆越首领

　　在布洛陀叙事中，时常有“二六个部族”、“十二块天下”等说法，可见在父系社会时，壮族早期社会已有固定的部落体系。布洛陀亦像一位“百事通”长者，又透露出浓厚的氏族首领特征，有号召力，威信高，有着某些超人的能力，为整个族群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神力。

　　布洛陀履行的是部落首领的职责，他带领壮族先民经历了最初的文明发展阶段。他教会人们怎么用火、如何寻找水源、如何进行水稻栽培、如何驯服野生动物、如何制作各种文化器物。他发明了各种工具，还帮助人们消灭了威胁人类生命的各种鬼怪，制定了历法和社会管理制度、婚丧习俗、日常礼仪等，甚至还创造了世界、规定了自然的秩序。因此，他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当时人类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尚未成为主流，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共同对抗自然力量，并且推举出一名具有特殊才干的领袖，作为他们精神和生活的领袖。这位领袖，既继承了早期图腾信仰的特征，又成为一个“箭垛式”的文化英雄，为人们的敬仰和膜拜。

　　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壮族内部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财产的纷争，于是也导致了各种家庭矛盾的产生，包括父子、兄弟、婆媳、母女等之间的矛盾。布洛陀作为集团内部的首领，有足够的威信来调解各种矛盾，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氏族或部落首领的职责。布洛陀亦从首领形象的演变为祖先神的形象，如经诗《口么兵全卷》[31](P8)的“请神”篇章，请来天地、天德、北辰、祖师、祖教、布洛陀、麽渌甲、祖公祖婆、三祖五代等，将布洛陀和祖先神都放在了一起。

　　如前所述，布洛陀中的“洛”深刻表明了其骆越的族属。将二者综合，布洛陀的原型是一位骆越族群早期首领的典型形象。

　　2、从早期“越巫”到骆越古国、方国的国家级大祭司

　　在岭南历史上，越巫的地位十分特殊和崇高，巫师甚至作为统治者的祭司而存在，体现出“政教合一”的趋势。《史记·封禅书》曰：“是时即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秏。’乃令越巫立越祝祠。”作为地方政权首领的东瓯王敬鬼用越巫，可见越巫信仰具有其深厚的地域基础，受到从上至下的推崇。明朝邝露《赤雅》也记载了汉代京师的越巫活动：“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平越，得越巫，适有祠祷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鸡卜。斯时方士如云，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龟，降用夷礼，廷臣莫敢致诤，意其术大有可观者矣。”越巫可以进入“天子”之祠，为中原王朝所用，其术又“大有可观”，说明它可以登堂入室，自成体系，绝非民间末流之术。它对应的服务对象应该是越人政权系统中的最高层，而从以上两条记录可以看出，岭南越巫很早就和国家仪式、地方政权相挂钩，为统治者所重用。

　　布洛陀身上表现出明显的父系氏族社会越巫的特征。他可以与鬼、神沟通，将人的灵魂送往祖先故地，知晓如何抚慰万物的灵魂，能够将水、火、谷物、水牛等等的灵魂召回，使万物昌盛。他创建了麽教，替人们祈福禳灾。经诗里曾描写，请出布洛陀护佑法事时他有着非同寻常的神力：“我的头三个人背，我的脚四个人抬，我的身八个人担……今天早上我出门，图额(鳄神)来和我作伴，老虎做我的随行……今早我沿着山坳来，野藤因我而枯萎，今早我沿着山坡来，山坡因我而坍塌……今天早上碰着水牛，水牛角因为我而弯曲，今天早上我碰着强盗，强盗看见我落荒而逃，今天早上遇着河，因为我河水干枯我……我歇息河水静止，我吃饭河水断流……”[32]这些都展示了他作为麽信仰最高神祇的特殊身份和非凡性。

　　但布洛陀并非只是一般的、具有神力的越巫，结合经诗文本中的叙述，可以发现布洛陀已经上升为地方政权“王”[33]的大祭司和巫师，他的身份体现出政治和宗教信仰高度结合。《麽请布洛陀·造火》中，人们食生受冻，“王才觉不对，王才感不好……去问布洛陀，去问麽渌甲，布洛陀就讲，麽渌甲就说，造火有何难，造火很容易……”[34]布洛陀作为一位先知，为“王”和天下众生提供了造火的办法。《麽请布洛陀·造禳解》中也叙述：“初不懂造彭(禳解)，王家乱如麻，王家斜如簾，王家倒如篱，王家堕如幛，王家散如网，王独子生病，王幼孩患疾……王才觉不对，王才感不好，去问布洛陀，去问麽渌甲，布洛陀就讲，麽渌甲就说，家有十样坏，家有百样妖，……你未曾禳解，栏下牛角裂，……你不立神龛，你不搭祭台，你不安祭坛，你不行彭所(禳解)……” [35]接着，布洛陀告诉王怎样搭神台、使用怎样的祭祀方法。禳解之后，王家才恢复了安宁和谐。就是这样，布洛陀解决了“王”家的问题，并创制了壮族布麽的禳解传统，世代流传至今。他的禳解方法 “制给后世人，沿用到这代，我们比照做，世代人遵循，一代代喃诵，彭(禳解)就是如此，所(禳解)就这样做，(禳解后)做万事都好，什么都成功……”[36]并且，“择日建仓起屋有经书，也来自布洛陀，择定葬坟吉日有经书，耕田和种地有经书，也来自布洛陀，架桥和筑坝有经书，打醮和祭祀有经书，也来自布洛陀，搭桥修阴功有经书，修桥补命有经书，也来自布洛陀。”[37]由此可见，布洛陀和地方政权的高度结合，主要表现在他作为掌权者的最高祭司和巫师，负责祭祀、占卜、禳灾、问询、传达神旨意等工作。布洛陀经诗里频繁出现“王才觉不对，王才感不好，去问布洛陀，去问麽渌甲”的句式，包括找水、寻火、寻稻谷等等解决基本生存之道的办法，往往都是“王”为百姓代言，王为百姓向布洛陀祈求解决的办法。只有将经诗中这些出现的“王”理解为壮族早期地方政权的领袖，而布洛陀作为与之相对应的、最高级别的大祭司和巫师，这样经文中的问答才情有可原。以《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的《麽请布洛陀·造火》[38]为例，该篇章有205句，王与布洛陀、麽渌甲的问答共出现了4次，可见早期宗教信仰对政权的辅佐关系十分明显，二者高度结合。

　　弄清了“王”和布洛陀之间的关系，我们尅进一步探究经诗中反复提到的“王”究竟源出何处。结合考古材料可以发现，早在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两江镇独山战国岩洞葬、灵川县富足村岩洞葬中出土了带有“王”字的青铜矛，这显示出地方政权的集中和统一。《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之言：“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这时候就已经有了“王”的称呼。在这期间，壮族曾经历了古国、方国的时代。苏秉琦先生指出：“在四五千年前，两广地区就已有古国社会形态出现”，[39]郑超雄先生提出，“商周时期是岭南方国社会的初创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岭南方国社会的兴盛时期;西汉是岭南方国的衰变阶段。”[40]这段期间也是史书记载的西瓯、骆越活跃期。专家学者倾向于把骆越定位为一个大的岭南方国，而仅非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梁庭望先生认为“西瓯、骆裸国”之王“肯定不是酋长。……两国势力甚大，已远远超过部落联盟阶段，因之能与秦抗衡数年。”[41]郑超雄先生等提出了西瓯骆越是“吞并战争中坐大的……方国”[42]概念。结合以上意见，笔者认为布洛陀经诗中提到的“王”，应该是壮族早期古国、方国政权的统治者。骆越族群在与早期中原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接受并使用了“王”作为地方政权领导者的称呼。正因为有古国、方国的存在，布洛陀经诗中才大量记载了“王(vuengz)”和作为早期宗教代表的布洛陀之间的往来，这一字眼的频繁出现才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释。

　　纵观历史，在人类早期笃信神灵的社会之中，就连中国中央王朝地区亦奉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原则。布洛陀作为壮族早期古国、方国之“王”的大祭司，也不足为奇了。“政教合一”或相辅相成的历史现象数不胜数，布洛陀的多重身份中应包括其古国、方国祭司的重要角色。结合前面对“洛”字的释义，“洛”既包含了鸟图腾的崇拜，有“山谷”的涵义，又是“骆越”之“骆”的一种记音形式。拂去历史的迷雾，布洛陀既源出骆越，他作为骆越方国统治者“王”的专属祭司和巫师便是一种必然。

　　3、巫师(祭司)与首领身份的合并与分离

　　在人类社会早期，巫师往往同时扮演着部落首领的角色，而首领亦带有巫师的性质。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巫师成为专职的掌权者，如国王;有的则发展为专属的祭司;二者身份有交错。《金枝》里有专门的章节描述这种情况，现摘录其结论如下：“在世界很多地区，国王是古代巫师或巫医一脉相承的继承人。一旦一个特殊的巫师阶层已经从社会中被分离出来并被委以安邦治国的重任之后，这些人便获得日益增多的财富和权势，直到他们的领袖们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神圣的国王。但是，伟大的、以民主开始而以专制告终的社会革命，是由一次产生王权概念、促进王权作用的知识革命相伴随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巫术的谬误愈来愈清楚地被头脑精明的人们所认识，巫术也就逐渐被宗教所取代。换言之，巫师让位给了祭司，祭司则放弃了那种直接控制自然进程去为人们谋利的企图，而寻找一种达到同样目的的间接途径，这就是诉诸神的权威去为他完成那些他已不再幻想可以由自己来完成的事情。于是国王们，也就从当巫师开始而逐渐趋向于把执行巫术换为祈祷和奉献牺牲的祭司的职能。” [43]在壮族布洛陀信仰的背后，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历史发展的变化。

　　在壮族氏族社会时期，氏族、部落的首领和巫师角色有合二为一的情况，直到宋代还存在。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十》中记载了僚人(壮族)首领主持占卜仪式的场景：“(僚)无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馀但称火，岁首，土杯十二贮水，随辰位布列，郎火祷焉。经夕集众往观，若寅有水而卯涸，则正月雨二月旱，自以不差。”由此可见，首领“郎火”不但是村民推选的领袖，还兼有巫师的职责。这类首领的形象常常被夸大和神化，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郎火的祷词虽已不可考，但想必和今日的布洛陀经诗性质一致。巫师身份既使领袖具有神秘感和威严感，也易成为口传文学中具有神奇本领并统领部族的始祖原型。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巫术向系统化发展，掌权者“王”(vuengz)才分离成为单一功能的行政领导者，越巫则成为了沟通人、神、鬼三者的精神领袖。正如《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所述：“自春秋晚期到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前的二百年间，瓯骆方国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的人员日益众多，君、将及相关的贵族阶层;担负戍守职责的常备军及亦农亦军人员;采矿、冶炼、铸铜的特殊人群;宗教职业者等。”[4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具有首领、巫师等多重身份的神话人物布洛陀，也日益清晰地成为壮族麽教信仰的主神。

　　综上所述，壮族早期的麽信仰与壮族社会的政权曾经高度关联，作为巫师的布洛陀在早期可能同样是一位部落首领或者领袖。毕竟在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中，掌握了神的语言的人往往发展成为社会思想和实权的控制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布洛陀日渐成为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中的主导神。尤其是古国、方国之后，政权和宗教日益分离，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汉武帝将岭南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唐后，中央王朝在岭南地区推行羁縻制;宋朝开始推行土司制度，明、清 “改土归流”，壮族地区的社会制度中陆续出现了布洛陀经诗篇章中所提到的从事社会管理事务的土司(saeq)、官(guen)等等，巫师和祭司则发展为今日壮族社会中的布麽。

　　从近现代的民间资料来看，布麽与政界往来较少，亦很少享受到经济或政治方面的特殊优惠，与掌握政权的社会管理者来往也不多，往往同时是社会普通的劳动生产者。但时至今日，民众眼中的布麽依然在民间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作为神的代言人，他们是壮族民间信仰领域的特殊阶层。壮族社会中这种政、教分离的现状，考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汉族文化的介入，统治者以中原儒家“不事鬼神”的思想巩固上层统治，逐渐削弱了壮族传统的信仰体系势力。麽信仰只能以民间活动为主要传承方式，与政权保持了“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的态度，注重壮族人精神层面的需求，最终形成了当下麽信仰以民间形式存在的局面。

　　综上所述，壮族神话叙事中的布洛陀具备多重身份特征，他既带有壮族早期社会首领的身份特征，同时也是 “政教合一”的骆越古国、方国掌权者“王”的祭司和巫师，而“麽”信仰则是具有全民基础的壮族早期民间宗教雏形。布洛陀的多重身份有重合、有分离，结合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布洛陀已形成麽信仰中的主神，至今在壮族民间仍有其深厚的民众基础，表现形态多样。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05期，经作者授权在此发布。

　　[1] 农冠品编注：《壮族神话集成》，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目录1—11页。

　　[2]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43页。

　　[3] 何正廷主编：《壮族经诗译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2006年11月14日广西田阳县玉凤村亭怀屯，李斯颖搜集。

　　[5] 2006年1月10日广西田阳县琴华乡琴华村，李斯颖搜集。

　　[6] 2006年1月10日广西田阳县坡洪镇百合村岩屯，李斯颖搜集。

　　[7] 2006年11月16日广西田阳县田州镇，李斯颖搜集。

　　[8] 2006年11月15日广西田阳县坡洪镇天安村，李斯颖搜集。

　　[9] 2010年8月9日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贵马村，李斯颖搜集。

　　[10] 同上。

　　[11] 同上。

　　[12] 2010年8月14日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小广南村，李斯颖搜集。

　　[13] 2010年8月18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马尾村，李斯颖搜集。

　　[14] 2010年8月20日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县城，李斯颖搜集。

　　[15]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古壮字词典(初稿)》，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壮汉词汇》，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17]参考中央民族大学侬常生的调研资料。

　　[18] 《布洛陀：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19] 参考谢寿球：《寻找湮没了的一代文明——骆越古都文化遗存考察报告》，收于《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第4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年。

　　[20] 转引自：江应梁《百越族属研究(节录)》，谢启晃、郭在忠、莫俊卿、陆红妹编：《岭外壮族考》，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21] 农冠品编注：《壮族神话集成》，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第49页。

　　[22] 宋蜀华著：《百越》，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

　　[23] 何正廷主编：《壮族经诗译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8页。

　　[24] 黄昌礼、陆庆怀、陈秀云、侬孝芬、张邦兴著：《布洛陀与文山壮族文化》第4页。

　　[25] 宋蜀华著：《百越》，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

　　[26]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壮汉词汇》，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54页。

　　[27] 梁庭望著：《壮族文化概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28] 韦庆稳、覃国生编著：《壮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26页。

　　[29] 2011年广西田阳布洛陀文化研讨会：《布洛陀与坤布隆比较刍议》，第4页。

　　[30] 2011年广西田阳布洛陀文化研讨会：《<麽兵佈洛陀>密码诠释》，第2页。

　　[31]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6-99页。

　　[32]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五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433-1436页。

　　[33] “王”虽然是汉字，但在岭南地区有深远影响，在“王”之前、或者同时存在用以表示“首领”涵义的亦有其他壮语词汇存在，如“侊”、“郎”。

　　[34]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35] 同上，第78—82页。

　　[36] 同上，第84页。

　　[37]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38]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第一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9-62页。

　　[39] 转引自：郑超雄著：《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62页。

　　[40] 同上，第209页。

　　[41] 梁庭望著：《壮族文化概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42] 郑超雄、覃芳著：《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43] [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王培基校，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44] 郑超雄、覃芳著：《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