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民族神话图腾的交融与演变探微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8-05 作者：王宪昭
【摘 要】关于神话中图腾现象的研究，是探讨神话产生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发掘神话中的深层问题非常必要。北方民族图腾神话的交融与演变与氏族、部落或民族迁徙、变化、融合具有明显的关系，图腾原生意义的延伸与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图腾的多元与趋同或并存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客观体现。
【关 键 词】神话；动物图腾；交融；演变
历史上的民族并非静态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推进而处于动态的分化或融合之中。北方民族神话中关于图腾的交融与演变也是如此，体现出这种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一般由多个氏族、部落发展而成，最后才逐渐形成一个或几个主图腾。既没有一个民族始终只有一个图腾，也没有一个民族的图腾始终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内涵。
一、图腾的变异体现了氏族、部落或民族关系的变化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民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广博的兼容性。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往、交融的历史很多有据可考。《国语·周语》中记载，公元前九六五年，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曾考证出“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他们以以白狼、白鹿为图腾：又据《多桑蒙古史》第二章提出的：“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蒙古被他族灭。”可知“他族”是周穆王无疑。因此，“史料足以证实蒙古民族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社会阶段的北狄之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1】 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设想，穆王自洛阳西巡时，蒙古“草原游牧地区，当时可能是一条中西交通的道路。”【2】 当时民族间的交流已非常普遍。
《国语·晋语》中说：黄帝生有25个儿子。其中有姬、酉、祁、己、滕等14个儿子得其姓，即以直接的血缘关系繁衍，并形成12个胞族。后来《路史》中又将“黄帝之宗”扩充到43个。不管怎样情形，黄帝的如此庞大的后代绝非一姓一族，因此，黄帝被追溯为中国汉族和众多北方少数民族的先祖也在自然情理之中。《山海经·大荒北经》写到：“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为犬戎”。《山海经·大荒西经》进一步补充：“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表明我国西部和北部一些民族的先祖与黄帝有某些联系。《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还说：“黄帝生禺号，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号处东海，是惟海神”，则足以表明黄帝与我国上古东夷各族也有交往抑或血缘关系。
究竟民族间的交流与神话中图腾的表述有无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用下面的一个例子作为证明。中外学者曾对满族广泛流传的喜鹊图腾神话进行过长期探讨。晚清民主主义者陈去病认为佛库伦吞朱果而孕的神话比附了中原《大雅》、《商颂》的商族神话。指出：“夫以实考之，彼固明明女真之苗裔也，而必遁于怪诞者，岂其血统犹非，胡金之流衍，而别感于其他孳气邪？”【3】当然，他自身的民族偏见是不言而喻的。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谈到这则神话，说这是与商族传说相似的满族起源传说。日本学者稻叶君甚至说：“神鹊与玄鸟。朱果与堕卵。简狄三人行浴。与三天女行浴同一神话。”【4】 上述观点影响了我国的许多神话研究学者。简狄神话与三天女神话的主体情节相同，只不过人物、地点发生了变化。如《淮南子·地形篇》说“简狄”在不周北，不周山今属青海东部一带。穆库什克人讲的三天女行浴地点在今天的黑龙江北部，燕子、喜鹊都是善飞的候鸟，上文已证黄帝与我国上古东夷各族具有血缘联系，故喜鹊堕朱果受燕子堕卵的影响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因此而否认女真先人神话原创的可能性，象因为崇拜鸟而产生的卵生神话，不仅我国北方夫余族、高句丽族等流行，我国南方傣族、苗族、瑶族、纳西族、哈尼族、侗族也有，并且印度、叙利亚、芬兰也有类似的神话。
比较晚近的史料和有关的文化考古也可以说明这些问题。如我国北朝时期是北方民族政权活跃的时代，从当时北方的生产形态看，也是北方民族产生和发展神话的时期。有的研究者在分析北朝神话时提出：“北朝的主流神话是拥有中央政权的民族统治者的帝王神话，虽其内容与传统的中原神话异，然其性质和结构模式与中原神话悉同。从性质上讲，它只是秦汉以及先秦帝王符瑞神话的变种，它夸张帝王出身的神异以示其非同寻常，系神权天命来接受政权，故从本质上讲它是政治神话，对其王朝的存在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就其结构形式看，它同于远古中华图腾神话的模式，往往由其母与神物相交相感而生。其最近的源头，乃是纬书中的感生神话，北方诸民族政权的帝王神话，可视为感生神话直接影响的产物。”【5】 能否坚持这一结论，关键是能否找出有力的论据。某些考古发现可以作为佐证。其一，关于夏商之际夏家店文化的考古，它的地域分布主要在燕北辽西地区，结论指出：“当时的辽西地区，除了大量接受华北平原一带的先进文化因素以外，还广泛地吸纳其它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如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衔接的小河沿文化晚期，其彩陶器座上的八角星纹图案，来源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曲腹钵、侈沿曲腹双耳盆，则来源于黄河中游的海生不浪文化，同时兼容并蓄了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原地区的有生文化因素，因此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6】 同样，在北方产生神话的时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以降，随着全球性气温的渐次下降，洪水的高峰时期已经过去，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黄泛区域，逐渐地变成了膏腴沃壤。与此同时，燕北辽西一带则随气候的日渐凉干而逐渐地失去当初的优越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辽西一带的古代居民相继向南部的中原一带内迁，其具体表现就是小河沿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古文化的衰落和带有浓重的小河沿文化遗迹的午方类型文化在冀中一带出现。”【7】又如，处于内蒙古东部与辽西山地的内蒙古敖汉旗赵保沟文化关于“龙”的文物有这样的情况：“野猪首牛角龙 的身体中支分出扇面状的翅羽（又，鹿龙也有翅羽），应是应龙有翼的初本。此外，龙之有角，也是应龙的原本。”【8】 这与《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大荒东北隅中”关于应龙的记述以及《周易·乾》中“飞龙在天”的本原相吻合。尽管从地域上看，只是局部，甚至与东北的某些少数民族只可能有间接的联系，但其中的影响关系或者称为某些暗示的东西却是不容忽视的，它能够使我们从历史悠远的民族交流、交往中寻找出神话的某些类似性和关联性。
二、图腾原生意义演化的多种形态
图腾出现之后，往往与其它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图腾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在北方诸民族神话中都出现了图腾意象的俗化和变异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种图腾对另一种的侵入或同化。如在甲骨卜辞的叙述中，商王朝对龙族不是讨伐就是追杀，大有灭之后快的味道，甚至到了周代，商人的子孙们还在炫耀先祖降伏龙族的武功。在一块商代的玉佩图案上，二凤脚踏二龙，显示出鲜明的民族歧视的特征。龙凤相斗是商代的神话主题之一，体现出夏、商两个民族间尖锐的矛盾冲突。而到了周民族崛起并一举消灭殷商，龙凤冲突从总体上才告一段落。不过，周朝的崇龙在后世得以发扬光大起来，但凤的意念也未消逝，只不过作了配角罢了。
二是图腾报恩型故事对原图腾地位的下移。这方面动物图腾较为明显。图腾出现的原本意义本是一种崇拜与标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周围世界支配能力的提高，原来所崇拜的图腾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发生了明显变化，甚至出现了动物向人的报恩型母题。这种情况在北方民间故事中都有反映。如西北诸民族关于鹰图腾的变异，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会魔法的国王和年轻的猎人》中首先猎人救助了鹰，然后神鹰将猎人载上了七重天；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宝刀》中神鹰为了报答人的救命之恩，才驮着英雄老四飞越了火海，战胜了魔王；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英雄艾里·库尔班》和柯尔克孜族民间故事《七汗的故事》等许多作品中都有这种因果关系。原来作为图腾的动物报答人类的方式各有特色，如柯尔克孜族民间故事《英雄的青年》中，“像毡房一样大”的神鹰受恩于主人公后，亲自带主人公前往梦寐以求的花城；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孤儿与国王》中，神鹰为了报答吉克依的救子之恩而使他拥有了许多金币，吉克依最后还被人们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使百姓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众多神鹰报恩母题的作品中，一方面极力描述神鹰这些非凡的形象特征和鲜明的超自然品性，表现出对鹰之神力的崇拜；另一方面，人们似乎更注重如何利用这种其异乎寻常的能力。无论故事情节有怎样的不同，但基本结构模式一般都是 “英雄遇难－－杀巨蟒救图腾（鹰）－－得到图腾的帮助－－英雄成功或完成使命”。这种情况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有时，随着神话向传说、故事的演变，特别是在次生神话及志怪作品中，原来所图腾的动物也可能出现变异。其中常见的报恩型故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报恩的动物被生活中熟知的其它动物代替，另一种是报恩者变为具有预见性质的人，多数以老人特别是老太太的身份出现。如鄂温克族传说《狐狸姑娘》说，很久以前，一条大河边的“仙人柱”旁住着一个本领高强的猎手，一次打猎时从恶狼的口中救出一只狐狸。狐狸悄悄随猎人到住处。猎人出门后狐狸就变为美丽的姑娘为之打扫、做饭，然后恢复原形离开。后来，猎人发现真象，抢了狐狸的毛皮，于是二者成亲，生了十子，十子各操其业。此时，我们已很难看出人与动物原形结合的形式，动物原形被隐藏，以一种意想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三是动物神力的丧失。如在蒙古族后来的神话传说故事中，动物的特性明显降低，不少动物已不具有非凡的能力，甚至出现不能尽其职责的形象。如《天神造人》中的狗因毛肮脏而成为失职的永久象征。《额日亥·莫日根》中，莫日根由于没有完成誓言变成了旱獭，花斑马没有完全任务变成了跳鼠，燕子多事被射散了尾巴。严格地说，这时的“神话”更接近于传说，动物原来的图腾意义已不存在。蒙古人这种拟人化的动物描写，尤其是把人由于没有完成其职责。或动物没有完成其应尽义务而必然受到惩罚作为主题确立起来，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他们以动物要各守本位为喻体，说明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信守自己的诺言，这种动物含义上的变化反映了蒙古人对大自然、人、动物所进行的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从而崇尚秩序、崇尚理性取代了远古时期对动物的狂热。
一、 图腾多元性与兼容性的并存
从客观上讲，图腾有个体图腾和集体图腾之分，而只有当个体图腾上升为集体图腾之后，才能在神话中反映出来。每一个氏族甚至更小的活动群体都可能有自己的图腾标志，同一氏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图腾崇拜。因此，图腾的多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不仅氏族或部落本身不断地增殖，而且氏族或部落之间的兼并和融合也会不断发生，如由于氏族或部落人口的膨胀或者自我发展的需要常常会导致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被击败的氏族或部落要接受战胜者的图腾，则原图腾或弃置或被改造，这是一个合的过程。这就会产生出更大的联盟，并为后来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每个氏族的许多特性包括萌芽状态的心理素质也被融进新的氏族和部落联盟的特性中去，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例如中原神话中的龙、凤就是古代氏族或部落大联合、大融合的产物。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论证“龙”是一种“化合式的图腾”，“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还有几个龙图腾的大团族包括夏、共工、祝融、黄帝、吴、荆蛮、匈奴等【9】 我们从北方少数民族神话中也能找到这种痕迹。由氏族低层次的心理素质发展到民族高层次的心理素质，由反映一个较狭小范围的民族的心理素质，扩大到更加广阔范围的民族的心理素质，虽然已有了质的变化，但是关于本族的图腾历史的继承性是不能割断的。
从相关动物图腾的演变过程看，即使是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取代了图腾崇拜，但由图腾形象所表达出来的民族最初的心理素质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被各民族后来产生的高一级的心理素质所吸收。如元、清两朝，蒙古族和满族的先后入主中原，在图腾信仰方面与中原地区很快达到高度的融合，一方面龙、凤图腾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本民族的原有图腾也并未丧失。这在血缘和地缘两种关系上都证明了动物图腾多元与趋同的客观性，我国多民族的多民族的事实有表现出民族间的内在的团结意识相互依存关系。从目前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来看，在产生图腾神话的时代，各民族祖先彼此间的交往非常密切，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血缘上的融合。由此而产生的图腾神话虽然历经演变，但多元性与兼容性并存，其精神实质是“多元一体”的。
【注释】
【1】苏日巴达拉哈.蒙古族族源新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0
【2】王至来.中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6
【3】【4】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82、50
【5】田兆元.论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神话认同[J].上海大学学报,2000,(3).
【6】田广林.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类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2).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24）[J]考古,1997,(7).
【8】陆思贤.神话考古[M].文物出版社,1998.295
【9】朱自清等.民国丛书(第三编甲部)[M]上海：开明书店,1948. 3—68.
原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1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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