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是一则在中国乡村广为流传的农谚。二月仲春，春暖花开，万物生机勃勃，大地欣欣向荣，农民开始春耕春播，也憧憬着五谷满仓的丰收光景。谚语中提到“龙抬头”，春耕的农谚跟“龙”这种神秘的生灵有什么关系呢？“龙抬头”又是什么意思？这则谚语世代流传，早已变成了一句老生常谈，早已没有人去理会它的来历，也没有人会去考究它提到的“龙”和“龙抬头”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妇孺咸知的俗谚，正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段失落已久的“故事”。

    龙在华夏先民的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史传说中最古老的神明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很多都是人首龙身，神话传说中常见龙变幻莫测的踪迹，古代器物中更是在在可睹其夭矫蜿蜒的身影。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和象征体系中，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都被饰以龙章、冠以龙名，比如龙衮、龙旗、龙位、龙颜、龙威之类，最高统治者俨然就是“真龙天子”。民众生活中更是常常见到龙的踪迹，曾几何时，供奉龙神的龙王庙曾经遍布神州的乡野村镇，有龙王庙的地方，必有以龙泉、龙潭、龙池、龙湖、龙井、龙湫乃至龙山、龙镇、龙洞等以“龙”命名的地名，这些地方必定流传着关于龙的传说，告诉你龙曾经在此逗留或者潜藏。传统的岁时节日也与龙密不可分，正月十五舞龙灯，二月初二引龙回，四月八日龙出水，五月端午赛龙舟，五月二十分龙会，人间的节日直成为龙的庆典。可以说，对于龙的崇信和敬畏，关于龙的神话和故事，早已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认同感，成为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绵绵不绝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

    但是，迄今为止，龙的文化渊源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由于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话语纷繁歧互，导致古往今来关于龙的解释众声嘈杂。近世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出土古物中千姿百态的龙形图象层出不穷，使龙的研究变得益发令人眼花缭乱。但是，那些器物和图像要能跟文献记载相参互证，必须首先经过识别和解读，才能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然而，那些出土的动物图像中，哪些是龙？哪些不是龙？仅仅因为它们具有长而弯曲的身形或者爬虫的形态，就断定其为龙吗？凭什么说这些出现在上下几千年、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千姿百态的“龙”，就是汉语古代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龙呢？考古时代星布四方的华夏先民诸族群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至少是相通的龙崇拜吗？谁敢说今人视为龙的古物图像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龙，而不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象征物？只要这些问题依然被置而不论，出土器物就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适足以令研究者左盼右顾，无所适从。

    更有一班研究者，既缺乏通达的人文素养，又缺乏健全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不明“天人之际”，把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纷纷从化石考古学、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入手探究龙的原型，或以龙为鳄鱼，或以龙为巨蟒，或以龙为蜥蜴，或以龙为长颈鹿，甚而至于以龙为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巨兽恐龙，各种非常奇怪之论，争奇斗艳，层出不穷。然而，诸如蟒蛇、蜥蜴之类“无德无能”的动物缘何能够成为先民崇祀、敬仰的对象并被世代流传而为神话？人类又缘何认识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动物恐龙？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尽管标榜科学的旗号，却全然不顾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和人情世故，可服人之口不可服人之心，置之不理可也。而且，即使诸如此类关于龙的“科学”探索，果真找到了龙的生物原型，也无助于人们理解华夏民族的龙崇拜，更无法解释古往今来的那些关于龙的风俗和叙事，因为，龙崇拜及其风俗和叙事，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历史的效应，而非自然的造化，因此，对其来龙去脉，就只能求诸人间，而不应索诸自然。

二

     龙作为华夏先民信仰和崇祀的神物，作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其形象被描绘于古代华夏的王者之旗上。《诗•周颂·载见》说：“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鲁颂·閟宫》说：“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 前两诗为周人祭祖之颂歌，《玄鸟》则为宋人祭祖之颂歌，周人和宋人祭祖时高举龙旗，足见龙旗为其民族及其王者权力的象征。龙旗即绣有龙纹的旗帜，《周礼·春官宗伯·司常》所谓“交龙为旂”是也，《礼记·乐记》也说：“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可见龙旗是天子之旗。天子之旗称为龙旗，天子之服则称为龙衮，《礼记·礼器》云：“天子龙衮。”龙衮是织有龙纹的祭服，《礼记·玉藻》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龙卷”亦即“龙衮”，郑玄注：“画龙于衣，字或作衮。”直到清代，天子之旗仍绘龙章而称龙旗，天子之服亦绣龙纹而称龙袍。这飘扬于王者龙旗、盘桓于王者龙衣之上的龙，作为天子权力的象征，自然就是作为图腾象征的龙。

    但先秦旗章上的龙并非如后世龙旗、龙袍上张牙舞爪的蜿蜒巨龙，而是天上焕若连珠的龙星。《礼记·郊特牲》述王者郊祀祭天的仪仗，称“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这龙旗上象征天道且与日月同辉的“龙章”，自然只能是天上的龙。古人把沿黄道的周天星象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座，是为二十八宿，用为天文观测的参照系统，二十八宿又按东、西、南、北四方，划分为四组，即所谓“四象”：东方苍龙、南方朱鸟、西方白虎、北方玄武，《郊特牲》中的龙与日、月并举，这龙只能是星空的龙，即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的东方苍龙。

    王者之旗上的龙为龙星，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也有明证：

    《仪礼·觐礼》说：“天子乘龙，载大旂，象日、月、升龙、降龙。”也把龙与日、月并举，当然只能是龙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龙不止一条，而是两条，即升龙和降龙。上古时代，苍龙星象在春天黄昏从东方升起，在秋天黄昏向西方降落，龙星升降恰与春去秋来相吻合，故古人分别用升龙和降龙作为春、秋二时的象征，这龙旗上的升龙就是象征春天的初升之龙星，降龙则象征秋天的下降之龙星，二龙对峙，日月同辉，这实际上就是历代造像中“二龙戏珠”图案的雏形。前引《周礼·春官宗伯·司常》云：“交龙为旗”，“交龙”当是升龙和降龙二龙相交，这一格局立刻就会让我们联想到汉代画像石和帛画中屡见不鲜的伏羲、女娲人首龙身“交尾图”，这是后话，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周礼·考工记》详述王者所乘之车的结构，“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车的各个部位皆象征天数，而高高飘扬于其上的龙旗“以象大火”，大火即苍龙七宿之心宿，更足以表明旗上之龙即龙星。由于大火为龙体之一，大火纪时和龙星纪时又蝉联相继，因此，古人谈及时令，往往把龙和大火混称，不加区分。《易纬通卦验》卷下云：“立夏，……龙升天。”郑玄注：“龙，心星也。”可见，古人对于龙与大火并不硬作区分。

    《礼记·曲礼》谓天子出行载四旗，四旗各居四方，“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即天文之四象，中央的“招摇”（牧夫座γ）亦为星名，郑玄注云：“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招摇为靠近北斗星斗柄的一颗星，随北斗之运而旋转，不同季节指向不同的方位，古人观察招摇星所指的星象和方位就能判断季节和时辰，《曲礼》五旗，招摇之旗居中央，四象之旗拱卫四方，正构成了上古天文学宇宙观的象征。这里的青龙之旗，作为四象之一，尤可为龙旗上所绘之龙为东方苍龙星象之明证。

    总之，王者所载的龙旗，龙旗所绘的龙，就是华夏先民作为其族群和权力标志的龙，也必定就是华夏苗裔世代敬奉的龙的原型，此龙远非后人心目中活灵活现、张牙舞爪的神兽巨龙，而是夜空中的皎皎龙星。 

三

     天上星象渺茫玄远，可望而不可及，似乎与人文世界藐不相干，缘何会被华夏先民描绘于旗帜上奉为图腾般的圣物？此中道理本不难理解，但是，对于早已不再仰望星空的现代人，要说的清楚，却未免费些口舌。

    先民务农，春耕秋收，夏耘冬藏，故古人特重时令。群星璀璨，回转于天，与一年四时的循环相终始，特定的星象在一年四季的方位各不相同，根据其所在的方位，就可以判断当时的季节，因而星象成为古人观象授时的最直观也最准确的标志。正因为星象与民生日用息息相关，茫茫夜空中那些璀璨迷离的群星，对于古人而言，就显得尤其熟稔而亲切。顾炎武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并非夸张之辞。周旋轮回的星空与四时流转的农时休戚相关，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高悬于苍穹之上的钟表和历书。在群星之中，最受关注的自然首数日和月，太阳暑来寒往，标志季节流转，东升西落，导致昼夜晦明，月亮阴晴圆缺，标志日期推移，自然是众望所归。除日、月外，最受关注的当数东方苍龙星象，日、月、龙，被古人并称“三辰”（《左传•桓公二年》），先王龙旗上，龙星与日、月同辉，也足以表明龙星的重要性。古人之所以对龙星情有独钟，这是因为，上古时代，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龙星的出没周期和方位正与一年中的农时周期相始终：春天春耕开始时，龙星在黄昏时显露其明亮的龙首；夏天作物生长时，群星璀璨的龙星在黄昏时高悬于南方夜空；秋天五谷收获时，龙星在黄昏时开始掉头向西方地面坠落；冬天万物伏藏时，龙星也深深地潜入北方地平线下而隐没不见。龙星星象和农时周期之间的这种“天作之合”，比太阳运行与寒暑变化之间的关系更为彰明昭著，古人不难发现，并据以治历明时，作为农业生产和生活日用的时间依据。

    那句广为流传的农谚，“二月二，龙抬头。”说的就是仲春的苍龙星象。每年仲春时节，暮色苍茫之际，在整个冬天都消失不见的苍龙星象再次从东方天际绽露其璀璨的光华，就像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巨龙重新钻出地面，抬起头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由于仲春节气在农时上的重要性，因此，龙星升天的天象深受农耕先民关注，在古代被用为一系列物候现象和岁时活动的标志，并因此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龙的传统观念和民间俗信，一直流传到现在。

    二月仲春苍龙抬头的日子，也正是冬眠的昆虫惊蛰的日子，《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因此，龙星昏见，就被作为惊蛰节气的标志，直到现代，有些地方还把惊蛰节成为龙节。龙星见则昆虫出，仿佛天上那条光华四射的巨龙就是号令天下百虫的首领，故《说文》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春升秋降、变幻多端的龙自然只能是与时谐行的龙星。东方诸宿之被称为龙星，并被想象为龙形，可能就与其作为惊蛰的标志有关。满天星斗，纷繁迷离，本无一定之形，如何组织星象？把那几颗星划为一组？把它们想象为何种形象？如何为之命名？原无客观之依据。命名缘乎意义，因此，古人对星象的想象和命名，视其缘何关注星象、理解星象、因此赋予其何种意义而定。人们仰观天文，无非是为了察乎时变，因此，星象的形象和名称的来历，宜由其与时序的关系求之。龙星升天则昆虫出，古人因此就按昆虫的形象对之进行想象和命名，将之构想为虫的形象并命名为“龙”，“龙”字的初文就是虫的象形。

    龙星升天，昆虫惊蛰，春蚕也蠢蠢欲动，蚕妇桑女们该开始采桑育蚕了，因此，古人又视龙星为蚕候，古《蚕书》说：“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周礼·夏官》郑玄注引）月值大火，指月亮恰在大火宿，这里的“月”指望月，即月中的满月。月望之日，日月在天空中遥遥相望，早晨，日出于东，则月落于西，黄昏，日坠于西，则月生于东。仲春之月，正是龙星中的大火星初升之时，因此，望日黄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皎皎圆月和荧荧三星一起升上东方天际，月华与星光相映生辉。自夕至晨，大火三星伴随着圆月走过夜空，到拂晓日出时分，又一起坠入西方。古人每当看到这种“月值大火”的天象，就知道该是浴蚕种育春蚕的时候了，因此，在古人的观念中，就把蚕和龙联系起来，把蚕视为“龙精”。由此又有“龙化为蚕”的观念，《管子•水地》说：“龙生于水，被无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

    春光明媚的陌上桑间，于是就常常见到采桑女忙碌而袅娜的身影了。“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诗经·豳风·七月》）仲春天气，风和日丽，春色旖旎，也正是少年们春情勃发、多愁善感的时节，桑间濮上，紫陌红尘，于是就酝酿出数不清的因缘际会，流传下说不完的风流故事。先王顺应天时人情，在仲春之月举行春社，一为祭社稷、劝农桑，二为祀高媒、会男女，“仲春会男女，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媒氏》），给青年人提供公开交往寻求配偶的机会，男女糅杂、放浪形骸的春社节因此就成为古中国的狂欢节和情人节。龙星升天，因此也就成了恋爱季节开始的标志，《诗经·唐风》中的《绸缪》是一首民间恋歌，歌中唱到：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三星，就是龙星中的心宿，因为心宿是由一大两小三颗星星组成的，故又称三星。郑玄说诗所谓三星“在天”、“在隅”、“在户”，指大火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分别表示不同的季节：“三星在天”，春天，心星暮见于东方天际；“三星在隅”，春夏之交，心星暮见东南方天空；“三星在户”，夏天，心星暮见于正南方夜空，正对门户。一对恋人，在龙星升天的春天邂逅相遇，自春徂夏，物换星移，标志了岁月的流逝，也见证了人间的儿女绸缪。

    春社既然也是以“龙抬头”的日子为准，因此，龙也就成了春社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由于春社节既为春耕开始的节日，又为恋爱的节日，因此，在世俗信仰中，后土之神也获得了双重性格，既是农事和丰收之神，又是母性和生殖之神。

    在古代神话、民间故事以及民间俗信中，龙总是与雨水分不开，直到清末民初，每逢天旱，地方官吏都要率领地方乡绅和百姓到龙王庙祈雨，这甚至被当成官员的仁德政绩而藉民众的口碑或龙王庙前的石碑而被世代传颂。实际上，在历史上，龙的形象除在典章制度中作为王权的象征而被标榜于天子的服饰旗章上之外，在野史笔记和民间俗信中，龙主要是作为一种行踪诡秘、喜怒无常的水兽的形象而出没的。龙这种原本子虚乌有的神异生物，何以总是与雨水形影不离？这仍要到龙星纪时的传统中寻求答案。上古时期，龙星在春天初见，在整个春天中，组成龙星星象的六个星宿角、亢、氐、房、心、尾，依次从黄昏的东方地平线升起，首先是龙角，即角宿，然后依次是亢、氐、房、心诸宿，到了春夏之交的四月，龙尾，即龙星中的最后一个星宿也升了起来，至此，这条光华灿烂的星空巨龙，才彻底摆脱大地的羁绊，腾空而起，翱翔于东南方的夜空。四月，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多雨的夏季开始的时节。此时，农作物茁壮生长，正需雨水浇灌，如果天旱，就必须举行“雩祭”，“吁嗟求雨”。雩祭祈雨，是上古时期四月份的常祭，而四月正是龙星升天的日子，因此，这条飞腾的巨龙就成了举行祈雨仪式的时令标志，《左传·桓公五年》 “龙见而雩”， 杜预注：“龙见建巳之月（按：即夏历四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龙星升天是雨季开始的标志，相反，龙星潜地则是雨季结束的标志，《国语•周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这说的是秋末冬初的物候和晨睹天象，此时，龙星潜藏，黄昏时分已经看不到龙星了，倒是在拂晓时分，可以看到龙星诸宿在东方闪耀着泠泠清辉，但也只是灵光乍现，待到旭日东升，龙星也就在纷纭朝晖的掩映下遁形匿迹了。龙星在黄昏的整体潜藏和在拂晓的崭露头角，标志着连绵秋雨的终结和凛冽寒冬的开始，《国语》所谓“辰角见而雨毕”是也。可见，龙星的升降周期正与雨季的启闭周期相吻合，因此，在古人的心目中，龙星就成了雨水的标志，龙星升天，则雨水滂沱，龙星潜藏，则云收雨歇，龙就这样和雨水难分难解的联系到了一起，俗说流传，在民众的观念中，龙就成了主管雨旱丰欠之神，而璀璨的龙星列宿，也就摇身一变，成了腾云驾雾的飞天巨螣。

    总之，古往今来，关于龙的一系列传统观念、习俗及叙事，大抵都在龙星纪时的古老制度中有其根柢，龙星纪时习俗，作为农耕先民广为遵行的时间制度，深深地影响了先民的经验和知识。康德认为时间是人类知性用以连接和组织经验的“先验模式”，一切经验都在时间中发生和消失，并因其时间关系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关系，比如说，先后相继者为因为果，同时生灭者必有因缘，一成不变者则具同一性，如此等等，正是时间引导着人们对现象之间关系的领会，因此，也决定着人们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和建构。康德揭示了时间对于人类知识的基础地位，自属洞见，但他把时间当成先验的，则未免武断。在逻辑或形态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时间是先验的，但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时间和人类的一切“知识型”一样，皆非先验，而是人类的文化建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有不同的时间观，可能按照大相径庭的时间节律、尺度、脉络和周期对事物的关系和进程进行勾连和组织，从而赋予同一个事物或现象以大相径庭的地位和意义。因此，要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于世界和命运的理解，首先理解其时间观、尤其是其赖以建立时间观的依据，就至关重要。龙星纪时是上古时代华夏世界广为遵行、长期流传的时间制度，龙星是先民纪时的基本依据，昭回于天的龙星，引导着先民们对于时间和岁月的理解，因此，也就必然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和关于生活经验的叙述，星象、昆虫、蚕桑、雨水、婚姻等等，这些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现象，在古人的意识和叙事中，却由龙星纪时制度这一条时间性纽带而紧紧地勾连在了一起。

    由于时间知识和历法制度的准确与否，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对于世界秩序和意义的理解，引导和规范着人间世俗生活的节奏、逻辑和法度，时历的合度与否更直接影响农事的丰欠、经济的成败，关乎国家盛衰、天下兴亡，因此，对于古人来说，旨在治历明时的天文观测活动就获得了严肃的宗教和政治意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与人文、星空中的“自然律”和人心中的“道德律”，原本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天上的龙星，也就不仅仅是高悬于夜空与人类毫不相干的自然现象，而是与人间生活休戚相关，成为人文教化的一部分，并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而针对它的观象授时活动，也就从一种单纯的天文观测活动，演变为一项庄严的政治仪式和宗教典礼。先秦文献中艳称的旨在敬天承运的郊天大典其实就是脱胎于原始的天文观测活动，《礼记·郊特牲》云：“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郊所以明天道，道出了郊祀仪式与天文观测之间的渊源关系，因为所谓“天道”，就是指天运时变的规律，日月循环、星转斗移就是其具体体现，《吕氏春秋·当赏》说：“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只是因为天道运行，才有四时流转，也才有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因此，日月循环、列星回转作为大自然造化力量的体现，也就成了天之神性所在，故《荀子·天论篇》云：“列星随转，日月递昭，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郊天大典上高高飘扬的龙星之旗，肇示出龙星在郊祀仪式中的崇高地位。昭回于天的龙星，作为天道的象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间秩序和王道权威的依据，也成为人们崇拜和敬祀的对象，而龙星观测活动，也就成为王者奉天承运、沟通神灵的宗教典礼。

    龙星既然被华夏先民作为崇奉和敬祀的对象，它那灿烂的星光、夭矫的星象，就不再仅仅是彪炳夜空的自然现象，而是被醒目地描绘于共同体的旗帜上，成为华夏先民的共同记忆和自我认同的神圣象征，被华夏民族当成了世代相承的吉祥，在传统文化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天文学上岁差的缘故，龙星在一年中间升起的日子越来越晚，其出没见伏的周期渐渐与一年四时的农时周期相错，从而逐渐丧失了作为时令标志的功能，龙星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更重要的是，后世天文学发达，有了制度化的历法和成文化的历书，“老黄历”流通民间，成为民众纪时令、趋农时的书面依据，上到王官儒生，下到农夫野老，再也不需要靠“仰望头顶上的星空”以了解“自然律”了。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制度和知识背景的变迁，让星空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星空从人间生活赖以展开的背景，变成了玄远神秘、渺不可及的宇宙，成为诗人和哲学家仰望冥思的对象，也成了天文学家观察、探索和研究的未知之域，天文和人文、星空中的“自然律”与尘世间的“道德律”渐渐一分为二、分道扬镳了。星空中那条曾经光彩夺目的巨龙，也随着星空的高飘远举而悄然远逝。地上的众生尽管还一如既往地崇拜龙、传颂龙，龙的故事既已迷离和诡异，在世人的心目中，龙的形象也渐以模糊和神秘，原本皎皎可见、历历可数的龙星终究幻化为云山雾罩、神出鬼没的古怪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