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中，神话资源在从“述”到“作”的演变过程中，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种类繁多的艺术创编对神话的当代重述与资源转化，展现了神话叙事进入日常生活领域的有效路径。不同形态的艺术创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还兼顾多种媒介之间的“对话”。面对神话“遗产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应该立足本体，关注文化景观、主题街区、主题展览等丰富而多元的艺术形式，真正实现神话跨界发展的开放与主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关键词：非遗保护;神话发展;遗产化;资源转化

　　

　　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本土化实践，传播媒介及传承场域的变化带来了神话在内涵及外延上的拓展，其在口头、书面、影像、声音及景观间的“流动”，推动了神话的价值转化及意义生成。大禹神话、盘古神话、西王母神话等陆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相关叙事及实践活动中，神话在民间形式、官方政策与民间话语的博弈中逐渐向着“空间化”“景观化”的趋势发展。围绕文化符号的取舍、叙事策略的调整及神话空间建构，非遗语境中的神话资源转换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衍生路径，还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意涵，于细微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述”与“作”：神话的“遗产化”取径与呈现形态

　　非遗语境中神话资源的现代转化经历了一个从“述”到“作”的演变过程。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中对口传叙事的资源整合，到保护者与传承者对神话本身的“创作”，这种演变影响了神话“遗产化”的路径选择，也暗含着神话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那并不稳定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划分有效“归并”了神话的“述”“作”传统，各类别均有所侧重，如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聚焦其“文学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等类项目则聚焦其“生活性”“资源性”等特性。在“遗产化”的过程中，神话资源被有目的地加以搜集、提炼与重组，其中叙事的意义被凸显，但从本质而言其依然保留着原初的样貌。

　　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有关神话的各类艺术改编及神话主题的艺术创作与文化创作种类繁多。随着互联网兴起诞生的各类网络产品，如网络小说、移动音视频、游戏等，令人目不暇接。再如影视改编中的“哪吒”“敖丙”“杨戬”“妲己”“姜子牙”“白蛇”“青蛇”“花木兰”“孟姜女”等神话人物的“接受”与“重塑”；以“哪吒”为例，《哪吒闹海》《封神榜传奇》《哪吒传奇》《哪吒·魔童降世》《新神榜：哪吒重生》等作品中对神话的反复讲述，叙事主旨也从哪吒保护陈塘关百姓的献身精神发展为高呼“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新时代精神(1)。

　　与此同时，围绕神话展开的文化景观建构也成为新的非遗现象，如文化景观和文化社区的建设、文创产品的研发，还有与神话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成功申报，等等，都凸显着神话的独特文化价值。如大禹神话园作为武汉的“城市文化符号”，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再造经典，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对当代文化建设都有重要实践价值和典范意义(2)。再如乌蒙山区的贵州海坪彝族文化小镇，再造了彝族九重宫殿、支格阿鲁、希幕遮、六祖分支等神话景观，彝族史诗和神话元素被大量借用，这种“借用”消解并重建了神话原有的价值认同意义，转化为一种全民共享的文化产品，凸显了民族地区景观建设对文化内核的承继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3)。

　　一方面，诸多优秀的艺术创编善于从不同向度和维度书写神话，将民众的日常生活纳入神话叙事，显现出对平凡生活与真实情感的观照，其较易激发不同国家民众在生活和情感层面的共鸣与共情；同时对以神话主题为核心的共识性话题（如民俗、医药、婚姻、教育等）的开掘，更易生成一股无国界的、可有效作用于现实的启示力与鼓舞力，一系列积极向善的价值观内核也更易达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海外对中国的好奇度与期待值也在增加，神话叙事中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扎根现实的叙事映射出我国特有的时代变迁、社会风貌及人民精神，神话的跨界发展有利于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具象、立体及相对全面的中国形象。

　　非遗语境中的神话资源大致呈现为以下样态：一是影视、戏剧作品中的神话叙事立足文学本体，在改编文本的选择、主体故事的重述、艺术精神的把握、诗化风格的展现及象征意义的揭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如神话粤剧《合浦珠还》“将非遗项目与戏剧形式相结合，扩大了非遗项目的文化传播渠道”(4)。再如纪录片《山海经奇》取材于《山海经》中的神异传说，从那些貌似荒诞不经的神话中挖掘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精神血脉”，该片运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以传统美学中的蕴藉之美“重述”神话，动画、舞蹈、光影、皮影等多元艺术形式的融合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5)。二是实景演出中的神话演绎利用“表演”和“景观”作为中介，将神话跨媒介地转化为综合性艺术形态并与地方文旅IP相互链接，推动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印象·刘三姐”以“刘三姐”传说为“起点和素材”，并将表演主题确定在“刘三姐”这一文化符号上，展现“歌圩场景和唱歌传歌”，寻找“共美、共识”的交接点(6)。三是文化景观建构中的造景、年画、扎制、戏曲、民俗节日、木雕技艺等涵盖了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此维度中的神话叙事文本内容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并以高度包容性的框架提供文化交流的更多可能。如武汉“大禹神话园”、楚雄“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湖州“嫦娥生态博物馆文化园”、蚌埠“大禹文化广场”、绍兴“夏禹文化园”等，神话被利用、转化为构建地方文化的有效资源，人们亦在文化想象及地缘叙事中回溯“历史”，“记忆中的个体经验叙事经由重述、表征与再创造等公共性阐释成为代际之间感知复杂情感，建构文化凝聚力的重要路径”(7)。

　　在神话“遗产化”的过程中，蕴含口头传统的“述”和展现文化整合、传承的“作”相互缠绕，这二者在非遗语境中呈现为并置关系。围绕神话“述”与“作”的权力关系及话语生成，在当下形成上述不同样态，但这些样态最终的演述核心都要回到神话本体，才能具有科学理性辨析的前提。

　　二、文化的继承：神话的当代重述与资源转化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神话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只不过此时并未明确冠以神话之名，后因其重要的资料学意义而得以搜集并保存。从文字书写到史学考证，再到影像呈现，其中的文化记忆得以延续与传播。此时的大众媒介就已经呈现出对神话的巨大“编创”能力。在歌谣运动、通俗文艺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等影响中国文艺进程的运动中，神话均有“发声”。此后，在新中国话语体系及民族政策的探索实践的影响下，神话的“本体生长”与跨界发展并行不悖，并在民俗学、民族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的支撑下，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并日益成长为一种融合多种媒介手段的文化样态。

　　如围绕流传于中国西南的地域性传说“刘三姐的故事”，先后诞生了彩调剧《刘三姐》、歌舞剧《刘三姐》、电影《刘三姐》及前文提到的“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不仅保留了民间叙事的神话色彩，还带有现代性的艺术内涵。2018年上演的彩调剧《新刘三姐》更是以其“兼收并蓄”的美学范式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其通过音乐景观“唤醒”了与“刘三姐”相关的情感记忆(8)。再如嫦娥神话，从影视剧到网络游戏，再到地方景观、主题公园等，嫦娥神话中蕴含着的宇宙观和日月信仰的核心价值，作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源泉，被进一步挖掘与凸显(9)。随着文化艺术与工业生产、商品消费的发展，去中心化、不确定性及多元化等理念在神话叙事策略及审美指向上得以凸显，并围绕神话的艺术改编形式发生了较大转变，而且逐步从文字、影像记录为主转化为声音讲述、景观建构、舞台表演、影像实践等形式。这一转化过程涉及文化资源的继承、重述、改编、转述及挪用，人物、主题、元素、情节等被选择的“文本”（text）在媒介内部或不同媒介之间经由组合、叠加或演变，产生“新的意义与逻辑”(10)。如近年来的《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侍神令》《封神·朝歌风云》等，这些根植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构建着“东方魔幻主义”话语机制下的价值观与神话宇宙(11)。

　　面对现今更为复杂的全球化图景，神话的当代重述与资源转化一方面极力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觉中分享着全球化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这表现为现代“重述”的融汇性、叙事选择的“跨文体性”，以及技术介入之后呈现出的文化意义上的互文。创编者们从神话中汲取养分，通过重述、改编宣扬自己的文化理念，这不仅要考虑文本本身的特性，还要兼顾多种媒介之间的艺术转换，为中华文明提供自我阐释的文化空间。少数民族神话《尼山萨满》的“游戏产业化”即为有效例证。《尼山萨满》以满族《尼山萨满传》为背景架构，描述了一位名叫尼山的满族少女运用神力深入冥界，寻找无辜孩童灵魂的故事。游戏中对神话故事的“取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的融合可谓相得益彰，为玩家们带来了绝佳的视觉体验。游戏的背景音别出心裁，主角通过敲击手中的神鼓，模拟出“跳萨满”仪式场景，得以穿行诸界，降服妖灵(12)。再如米哈游自主研发的开放世界冒险RPG游戏《原神》中的“璃月”便是以东方美学传统为蓝本的奇幻城池，其中“嵌套”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语言文化等展现了文化记忆中神话的接受、重述与再造。如服饰中的“盘扣”设计及方胜纹、回纹等吉祥纹样，长衫尾部的龙鳞设计更是融入了龙文化元素。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河流水域、山川风物、桥梁寺庙、行业风俗、民俗仪式等紧密结合。寓庄于谐、质朴无华的民间叙事承载着民众对日常生活、民俗信仰及朝代更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在过场动画“人间至味”谈到此地洪水肆虐，冲毁了初民聚居之处“归离集”，居民在灶神的保护下南下迁回“璃月港”，“后来数百年，大地上有灾难与疾病，灶神不再频繁出现，而是将全部力量汇入土地，用以平息种种灾害”。耗尽力量的灶神逐渐变小，与人类告别，“自己去往山林，久久地睡去”。“灶神悄然消失后，每天清晨，商贩早早地开始摆摊吆喝，人们外出采买，生火做饭……与过去每一日并无区别，因为璃月啊，从来都是如此。”(13)这里的神话叙事将重点放置在神的“奉献”与人的“探求”这一主旨的挖掘中，面对困境，神祇主动护佑世人，成功营救人类后，他便消散力量融入土地之中，作为世人安身立命之本，“炉灶之魔神”寄寓了自古以来人们对神性的想象，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采五色石以补苍天、神农遍尝百草的无私奉献，到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宿命追寻，这种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和理想信念的坚守不仅成为滋养中国人民精神的沃土，还蕴含了世界大同的博大智慧。这种融入神话元素的游戏作为一种“柔性”的文化输出形态，“通过不经意的、高参与度的、强渗透力的、富体验性的互动模式”，有效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输出(14)。

　　三、神话跨界发展的反思及展望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神话承载着建构国家形象、弘扬正能量、凝聚人心的重大使命，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精神载体，围绕神话的种种艺术改编形态更是承载历史文脉的现实存续。尤其是在工具理性泛滥的现代社会，对神话的重述能够召唤人们去重温往日的神性与梦想，进而建构更为合乎人性的精神世界。

　　近年来，神话的跨界发展备受瞩目，其逐渐从文学、影视层面扩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近来中国奇幻电影的景观重构到上海“探秘山海经”沉浸式艺术展，再到诸多国潮艺术作品中对传统神话动物纹样的运用和河南卫视频频出圈的国风舞蹈，随着其热度的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传播、文化接受、文化消费及神话自身传承发展的诸多问题。如神话“遗产化”过程中以神话为噱头，挂羊头卖狗肉，在创作中奉行“主题先行”，不了解民众的真实需求；部分艺术创作及文化创作存在迎合猎奇、窥探等不正常需求的弊端，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故事和内容本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无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外，对文化符号的选择也过于陈旧，无法引领民众透过表层叙事领会其内在的精神理念。

　　为了规避与改进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在对神话进行艺术创编时主动观照民众的审美趣味，尤其是在符号、元素及题材的选择上侧重展现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如《封神·朝歌风云》融合了《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中的神异叙事，创造出“巨大的艺术创作空间”，但在刻画纣王从英雄走向暴君的人生轨迹时缺乏人性的挣扎，妲己这一上古妖物也在影像叙事中沦为了欲望的“镜像”，对身体过度的“欲望化”呈现，使影片丧失了故事本真的历史厚度和人性深度(15)。其次，无论是文学、影视还是戏剧、文创、主题街区等形态，都需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创编中力求挖掘神话叙事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基因，在叙事模式和艺术表达上寻求突破。如河南卫视的《洛神水赋》舞蹈取《洛神赋》之神韵，描绘洛河女神甄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美妙身姿，此舞蹈借助水流漂浮和光影变化展现古老神祇的美丽神秘。舞者“或拂袖起舞，或拨裙回转，或刚劲有力，或娉婷袅娜，水随舞动，衣袂翩跹”(16)，不断强化着神话符号，带着观众逐渐走向神话的幻想之境。再次，重视神话跨界发展所带来的思想教化作用，探索其精神性与时代性。我们需要把握神话跨界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及新要求，着力把围绕神话的艺术创编、生产及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精神文化建设相结合，使其成为树立文化自信、展示中国道路、构筑中国精神、分享中国价值、传递中国力量的重要载体。如玩家评论《原神》“文化输出”的问题时，认为游戏世界观的搭建过程，凝结着“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共同情感和共同思维方式”，游戏中对神性的描绘十分细腻，从灶神到帝君，“每一次关乎生死的选择，都以人民的福祉为唯一向度；每一位昔日老友的逝去，都未曾让他陷入泥沼，反而让他的信念更加坚定”(17)。游戏角色中魈与甘雨之间的精神传承、凝光谋求富强的奋斗、北斗不畏山海的胆气、行秋行侠仗义的侠心、胡桃不愧于天不怍于人的洒脱，映射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风骨”和使命召唤。

　　在神话的跨界发展中，我们应该从神话本体出发，搜集整理各地域、各民族的神话叙事文本，从整体上对神话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观照和全方位把握，探索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主题流变、情节变化和文化演绎。除此之外，还应该对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各类神话主题街区加以关注，从“文化场所”到“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再到“文化生态保护区”等话语表述，各类主题街区在城市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场域。以青岛“明月·山海间”为例，围绕“山海文化IP”，充分挖掘《山海经》中与青岛、海滨相关联的神话元素，“麒麟祥瑞、章鱼精灵、青山流水、明月沧海、青岛佳酿、青岛美人鱼等文化主题及各种山海主题神兽”(18)在这里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加以呈现，配合着精心设计的灯光声效，神话场景在“夜游”中得以“复现”，配合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街区神兽，令游客徜徉于神话之中，带给人们强烈的沉浸感。精湛的表演配合着想象空间，杂糅了神话文本、视觉形式、声音技术、形体表演和装置艺术，实现了对古代神话场景的“还原”与“对话”，人们的“在场”也使他们参与到神话的当代“重述”之中，实现了“真实”与“幻想”的和谐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域、各民族流传的神话及其有关的地方史籍、民间技艺、民俗节日等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作为文化场所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通过“发现”与“重构”重述文化记忆。那些融合了东方传统美学的园林景观与主题街区，叠加了新时代话题的新型民俗节庆和舞台艺术演绎，影视作品中被“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神话符号，有助于激发民众的神话记忆，为个体生命注入神话意涵。这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伴随着对其他地域文化元素的借鉴与融合能够使神话突破地域限制，变得更为丰富而多元。但我们需要警惕同质化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及民俗精英对当地神话资源的深刻认知与精准表达，将神话的跨界发展与“文化走出去”的总体战略构想相串联，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神话跨界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这就需要我们从文化自身出发，主动探究并真正做到守正创新、雅俗共鉴，从文化中汲取智慧，“活化”资源，让神话真正回归“真实”与“自然”，在一条开放性、主动性的创新融合之路上，使神话在当下语境中重新焕发生机，以包容、开放、创新的姿态填补其不足。这也是文化互鉴思想的现实反映。

　　

　　

　　基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点学科“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国内西北段）沿线民族民间文学（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MWS2024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