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文化的复兴和繁荣离不开传统文化基础。神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存在密切关系，民间节日、民俗活动以及多种民间传统文化形式都可以在神话中找到渊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神话资源的教化功能、民族文化精神培育功能、文化审美与娱乐功能等都发挥出积极作用。在借助神话资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要加强对神话资源的科学分析与因势利导，注重内涵发掘与合理运用，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神话;传统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化振兴，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推动乡村文化的复兴和繁荣，为乡村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文化”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概念，其中就包含“中华传统文化”。在众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中，“神话”可以说是产生时间很早，流传时间很长，接受群体很广的重要载体。将“古老的神话”与“当今乡村文化振兴”放在一起，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这与神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关，更取决于神话本身的民间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一直与乡村文化存在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些联系引发了关于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功能与运用的思考。

　　一、神话资源与乡村文化的建设发展存在密切关系

　　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乡村文化是民间文化的主体。民间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神话资源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神话最早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史前时代，是人们通过想象或幻想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老百姓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当今文化创造的重要源泉之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传承发展中又与其他许多民间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文化价值。神话被看作人类早期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本百科全书具有不同的存在形态，既有以文献形式保存下来的神话，有口耳相传的神话，有留存在建筑物、碑刻、壁画中的神话，还有在民俗活动中以多种形式存继的活态神话，以及当今人们借助于神话思维创作的“新神话”。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神话，都可以在民间文化活动中找到踪迹，并成为支持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文化渊源。下面选取一些常见现象，考察神话与乡村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神话资源与民间节日的自然融合

　　“节日是文化的节点，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是人们沟通、调节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安抚、表达内在情感的时机。我们从岁时信仰、节日传说、节日娱乐中可以提炼出节日民俗的精神传统。我们从传统节日民俗中可以经常看到与神灵对话的仪式。”[1](P83）乡村节日活动中的神话元素通常体现在显示节日的悠久历史、神圣意义，渲染节日的文化气氛，激励民众的广泛参与等方面。如节日文化中的乡村“过大年”，历来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节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于“年”的解释是“年，谷熟也”，但如果把“年”与神话联系起来，却不再是这种务实的解释。关于“年”的说法中，较为常见的神话解释是：年是一个凶猛的怪兽，每到冬末春初的时候，就会跑到村子里骚扰危害百姓，人们偶然燃烧竹子，爆竹的声音把年吓跑了；人们听说年害怕红色和敲打的声音，于是每当年经过时，就张贴红色对联，挂出红色灯笼，众人聚集在一起点燃爆竹，敲锣打鼓，就形成了“过年”的传统。[2](P1499～1501）当然，“过年”是一个系列性的节日活动，许多地方的民俗活动中还有一个重要前奏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关于“除夕”来历的神话解释，许多地方也是大同小异，把“夕”说成是一个害人的怪物，年三十晚上要到村子里掠夺美女与财物，最后人们齐心合力把夕打死，故名“除夕”，等等。这些颇具艺术创造的神话思维解释，不仅给民间节日增加了神秘色彩，也增强了节日的神圣性，进而提升了民众对节日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成为传统节日持续传承的重要文化支撑。

　　神话资源与节日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有时同一个节日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神话解释。如端午节，除纪念屈原之外，其他说法也很多。流传于河南省方城县的汉族神话传说《药奶奶》[3](P894）叙述，端午节源于嫦娥五月五日升天到月宫往下撒药；流传于河北省顺平县的汉族神话传说《五月端午包粽子的传说》[4](P10～11）叙述，端午节源于人们模仿海瑞祭母；流传于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的汉族神话传说《端午节插艾的来历》[5](P15）叙述，端午节源于纪念黄巢起义军胜利和一位贤惠、善良的妇女救了百姓；流传于河北省承德县的满族神话传说《满族端阳节的传说》[6](P151）叙述，满族过端阳节源于解瘟疫的目的；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的壮族神话《达昊盘古庙》[7](P81）叙述，端午节源于五月初五是盘古的诞辰日，要举行集体祭祀；流传于云南省姚安县、大姚县等地的彝族神话《婚事和恋歌·说亲》[8](P128）叙述，端午节源于五月初五是药王菩萨的生日，等等。对于端午节的其他活动如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熏苍术、喝雄黄酒、赛龙舟、舞狮等，不同地区或民族往往都会有不同的神话解释。不同神话母题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乡村文化，让乡村文化的百花园繁花似锦。

　　（二）神话资源与民俗活动的密切关系

　　民俗作为特定的民间群体中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也是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沿袭遵守的文化规则以及习惯性的行为方式。许多民俗活动与神话元素或神话叙事具有相互依存性。神话往往为民俗的产生与存继提供重要的母题，成为民俗内在精神与文化意义的重要支撑。诸如民俗活动中的婚丧嫁娶、庆典祭祀等，一般会有规范性仪式，从其中的许多仪式中都能找到神话叙事的依据。如文身，在人类发展史上原是一种民俗，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淡化了早期的神话叙事，甚至只重视其外在表象而忘掉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以文身中的动物为例，据史料记载，古代吴越一带生活在海边或河边的民族曾经流行身刺龙形以逃避水中龙、鱼之害的习俗。他们认为，在身上文出本族图腾物图案或者与水中害人动物相同的图案，就会得到这种动物的保护而不受伤害。有些民族认为祖先是龙，就在身上文出龙的形象，有时还把牙装饰成龙齿。由此可见，文身并非今天有些人认为的是表象的审美，而是一种强烈的民间信仰，具有重要的身份标示功能。再如，神话资源支撑下的与农事相关的民俗活动非常丰富，立春时节鞭春牛，二月初二“土地诞”，“四月八”祈求甘雨，稻谷熟后尝新米，收获季节祭五谷，还有为耕牛过生日，尊崇农具，择日子播种等民俗，都通过神话建构出人与土地、人与生产、人与牲畜之间的和谐关系。农耕知识，生产与节气的关系，以及与农事相关的表演性和娱乐性的娱神活动、祈愿禳灾、感恩酬神等，无不显示出神话与农业民俗的密切关系。

　　在婚丧嫁娶、人生礼仪等习俗中也可以找到古老神话叙事的印记。如许多地区民间长期流行的结婚时拜天地的习俗，源于古老的天地崇拜与天地人关系。新娘蒙上红盖头或者迎亲者往新郎脸上抹灰的习俗，在灾难后幸存的兄妹婚繁衍人类神话中有具体解释：兄妹为了繁衍人类不得不结婚，又违背道德伦理，所以就蒙上红盖头或涂抹面部，表示不再是血亲成婚，以骗过神灵问责或掩饰内心羞愧。葬礼中应用到的神话依据更多，如死者断气时的处理、报丧时的禁忌、吊唁时的礼仪、入殓时的服饰、入葬时的方式、灵牌的存放、送魂招魂仪式等，每个步骤与礼仪都与对神灵的态度有关。如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布依族发丧礼仪，第一天为“开坛”，第二天为“传客”，第三天为“转场”。“转场”结束后，寨邻亲友就开始准备出丧。摩师和孝女在家，把大门关上。孝男在外，从大到小列成队伍，绕幡竿三圈，然后走到大门前用布依语叫“开门”。经过演绎与死者永别后，摩师放倒幡竿，帮着拆除客坛，寨中儿童收拾纸火，炮手添药，亲友齐心协力将灵柩捧出房中，放于门外的板凳上，再用杠绑在棺材上，摩师诵完“送丧经”，发丧令下：“起！”铜鼓声终止。锣声、鞭炮声、哭别声跟随棺材上山，死者儿子在前，扛着望山钱，烧着引路香，丟着买路钱，边退边走，逢险磕头，逢水搭桥，直把抬棺人引到安葬处。1这些民俗采集于20世纪末期，但从当今一些丧葬习俗中仍可以看到类似的影子，许多细节表现出的神话叙事与神话思维是不言而喻的。

　　衣食住行民俗中的神话阐释比比皆是。如与女娲神话有关的一些习俗中，流传于中原一带的神话《女娲捏泥造人畜》这样解释正月前几天的习俗：女娲第一天捏出鸡，第二天捏了狗，第三天捏了羊，第四天捏了猪，第五天捏了马，第六天捏了牛，第七天捏人时，泥人捏好后没晾干，天下了雪，女娲怕泥人冻坏，就用树叶包起来，所以，古时候的人穿树叶，现在则是穿衣裳；神话还对每一天的习俗做出了相应解释，如大年初一是晴天，人们就说今年要多喂鸡，这一年的鸡不会生病；初七这天是人的生日，家家户户都吃面条，称作“长寿面”。[2](P1192～1193）北方很多地方广泛流传着“冬至饺子夏至面”的民俗，就有神话解释说，女娲抟土造人，冬天时，怕用黄土造的泥人耳朵被冻掉，女娲就在黄土人耳朵上扎眼用细线拴住，线的一端放在黄土人口内，意思是让他咬住带线（馅）的耳朵，于是就有了冬至吃饺子可保护耳朵的习俗。[9](P57～58）神话与民俗的关联不仅让民俗变得兴趣盎然，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会极大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增强民俗传承的持久性。

　　（三）神话资源与多种民间传统文化的互动

　　民间传统文化类型丰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民间信仰、图腾崇拜、民间禁忌等。以民间信仰为例，许多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地域性、分散性、群体性等特点。有研究者认为，“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0](P87）它既植根于乡土社会，又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主体是有关神灵、鬼魂、祖先、圣贤以及对某些动植物、自然现象的信仰，如玉帝、王母、三官、土地神、火神、门神、财神、灶神，三皇五帝、注生娘娘、孔子、关帝爷信仰等，一些有名气的地方性历史人物以及某些文学作品中的神话人物如唐僧、孙悟空等，也可以进入信仰体系之中。

　　通过某些民间事象规范人的行为时，往往会借助于神话，使之上升到民间信仰的高度，如“十王地狱信仰在我国民间普及程度很高，仅次于观音菩萨信仰，佛道二者经千年冲突交融，异中求同，对生与死的看法各异，形成了不同的生死观。由于十王地狱之概念是配合中国本土道教与佛教的观念而成，加之中国民间神话故事认为地狱有十八层，共有十殿，这种思维及其伴生的信仰行为，被称为十王信仰”[11](P232）。在我国多地流行的十王信仰及鬼神信仰起源于远古社会的自然崇拜，天地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阴阳生死等人们对生命的眷恋与对死亡的恐惧，通过地域神话巧妙地表达出来。表达这些信念的同时又包含了许多劝人行善的行为规范，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规劝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南方地区一些十王水陆画注解文字中标明的“忠奸善良判断分明”“岳飞永法为神”“秦桧奸极永受地狱”等内容都融入了大量民间神话故事成分。

　　（四）神话资源与其他民间活动的密切关系

　　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如绘画、剪纸、说唱、歌谣、舞蹈等艺术形式中往往会涉及大量神话元素，有的表现了神话主题，有的展现出神话意象，还有的需要用神话进行解释等。如年画系列中的门神画，不仅激发了丰富多彩的民间绘画和雕刻艺术，而且借助门神表达出追求平安吉祥的愿望，烘托出人神同乐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广大乡村腊月二十三张贴的灶王像背后也有许多启迪生活的有趣神话故事，说是送灶神“上天言好事”时，还要放炮，炒麦芽糖，用麦芽糖祭灶神，让灶神甜嘴，到上天多说这家人的好话。由此可以发现，无论是民间语言艺术，还是可视性图像，都可能成为一种呈现神话故事的艺术形式，这些形式通过形象生动的载体，多维度展现了神话的内涵，也为老百姓带来良好的艺术享受和文化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神话资源在民间的表现是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有时同一种现象会有不同的神话阐释。如元宵节、中秋节、火把节等节日庆祝活动，就经常以神话故事为主题或缘由，人们通过神话叙事表达或寄托美好的愿望。以火把节为例，该节日在汉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傣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不同民族对火把节的解释会有所不同，有时同一个民族对火把节的神话解释也会因地而异或因时因事而异。如流传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的彝族神话传说《火把节的来历》[12](P828～830）叙述，害虫成群结队地飞到田野吃庄稼，人们组织起来，点燃火把，排队在山前山后、田边地角把害虫烧死。那天是六月二十四日，就形成了六月二十四凉山彝族火把节。流传于云南省禄劝县的彝族神话传说《彝族火把节》[13](P43～44）叙述，天王派灾神撒下许多害虫吃庄稼。农历六月二十四人们举火把烧死害虫，遂形成火把节，纪念除害成功。流传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彝族神话传说《火把节的传说》[12](P827～828）则叙述，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每家每户都要杀牲口祭天，打火把向天神恩体谷兹赔罪，以求免灾。流传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关于火把节的彝族神话传说则各具特色。如有的神话叙述，彝族六月二十五晚上火把节，庆祝用火烧死害人的妖魔喏吒王[13](P42～43）；有的神话叙述，彝族六月二十五晚上火把节，纪念观音老母帮助百姓解除痛苦[13](P44～45）；有的神话叙述，彝族六月二十四火把节，纪念为民除害的鲁班师傅[13](P45）；还有的神话叙述，彝族六月二十五火把节，纪念天上下凡的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日子[13](P46～47）。这类情形都说明了神话与民间文化联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可见民俗活动往往都是复杂文化现象的综合体，如节日中会包含祭祀，祭祀中会体现信仰，为表达信仰会讲述相应的神话传说故事，讲述神话也会成为节日活动的一部分，等等。

　　二、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多种功能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千百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一直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占据突出位置。乡村民间作为中华民族神话产生与传承的沃土，神话在其间，在世世代代不断传承中记录着历史，传递着生产生活经验，也伴随着民间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教化功能

　　在民间通过神话资源对人的品格进行塑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般性教育，更多的是通过神话进行直观案例式的感化。这个功能往往借助于特定的文化场景，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出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在各地广泛流传的“二十四孝”叙事，有些是画图的形式，有些是讲唱的叙事，有些是剪纸雕刻等艺术形式。每一则都利用神话思维，发挥出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这一神话系列在教育人行孝道方面会有许多共性情节，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母题链，大致可归纳为：“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母亲辛苦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儿子对母亲不尊不孝（虐待、打骂等）→儿子受动物母子之爱的启发幡然悔悟→儿子以反常行为表达善待母亲→母亲误解儿子自杀→儿子雕刻母亲像→民间形成供奉父母像习俗”。如哈尼族神话《祭母》叙述，哀牢山上一个寡妇艰难地将儿子抚养长大，儿子经常打骂母亲。一天儿子在田间犁地，看到老麻雀给小麻雀喂食的情形，幡然醒悟，当老母亲送饭时，儿子上前迎接，母亲以为儿子又要打自己，投河自尽。儿子追悔莫及，把在河中打捞上来的一段木头当母亲遗体带回家供奉起来。上天看到了他的孝心，便不再降罪于他。寨子里的人也谅解了他，并将其母亲去世的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日定为祭母的日子。[14](P164～165）这类母题链在各地大同小异，其核心是通过想象的神话思维，将人的生前死后放置在一个可以带给人反思的共存空间。这不单单是为不孝者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通过夸张化的艺术情节冲突，实现了人与神之间的互动，如通过母亲雕像流泪、供奉考妣习俗的产生等，将现实生活与想象中的精神世界有机结合在一起。这种民间神话资源的运用表象上看只是一个情节跌宕的故事，事实上却蕴含着民间自我教育的智慧，让人耳边随时能响着“子欲孝而亲不在”的警钟，这也正是很多神话在民间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经久不息的原因之一。

　　（二）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培育功能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这些优秀精神一般都可以在古老的神话中找到原型，许多民间活动也正是利用这些神话资源，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和优秀品格。如民间广泛流传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很好地诠释了劳动光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女娲补天、神农尝草、阏伯盗火等神话传说，反映出热爱生命、为人免灾除难的奉献精神；有巢造屋、黄帝制衣、嫘祖养蚕、仓颉造字等神话传说，颂扬了勤于思考、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还有粮食种子因人浪费粮食而变小、腊八粥的来历等神话传说，倡导了爱惜粮食、反对浪费的勤俭节约精神。神话作为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反映，所孕育的传统文化精神是多元的，之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对其念念不忘，其根本原因就是其中许多积极向上的内容会给人强大的精神鼓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15]这种追梦精神成为激励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时时处处得以体现。如民间社火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如劳动精神、团结精神、协作精神、创造精神、勇敢精神等。为了集体荣誉，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斗志，鼓舞着一代代人，因此许多优秀的社火在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显示出教育意义。

　　神话中的民族文化精神也会表现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等方面。神话资源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的体现，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会发挥应有作用。神话可以使人们对民族文化产生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从而增强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闻一多谈神话时，认为它“是原始智慧的宝藏，原始生活经验的结晶，举凡与民族全体休戚相关，而足以加强他们团结意识的记忆，如人种起源、天灾经验，与夫民族仇恨，等等，都被象征式地糅合在这里。它的内容是复杂的，包含着多样性而错综的主题”[16](P62）。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神话在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各民族大团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许多民族的神话都生动具体地表达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在许多人类再生型神话中都有非常生动形象的描述。如洪水型人类再生神话一般会描述大洪水后幸存的一对兄妹结婚或幸存的一个男子与天女、仙女等结婚，生育出以兄弟相称的许多不同民族。当然，也有神造人时同时造出多个民族，动植物生的子女成为不同民族，同一个母亲感生特定物繁衍不同民族等多种说法。这类神话一般是以几个民族或若干民族支系的来历为叙述的核心，通过塑造多民族的产生来强调民族的共同文化根源，表达出“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历史渊源的最有力证明。众所周知，中国人又称“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这些名称背后也离不开神话的阐释功能。如《山海经》中记载的“黄帝”，本来是一个神话人物，但后世人们将神话人物历史化，让神话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发挥出更有效的社会功能。春秋时期左丘明《国语》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生而异姓。”西汉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记载：“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唐代房玄龄等《晋书·载记八》记载：“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清代光绪本《土默特旗志》卷三记载：“夫土默特，内蒙古之一旗也。相传蒙古为黄帝远裔。”种种说法，把不同姓氏、古代民族与黄帝有机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同源关系和文化认同作出诠释。

　　（三）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审美与娱乐功能

　　人们难忘乡音乡情乡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的文化美。乡村的文化之美，其根在于乡村审美情趣，其生成往往与传统文化的积淀有关，一般会表现为乡村艺术审美、心理审美、实用性审美等多个方面。淳朴而又具有文化内涵的乡村艺术审美包括很多艺术形式，如乡村音乐、地方戏、剪纸、民间雕塑、农民画等，其中就有很多与神话资源密切相关。如一些音乐的起源与祭祀有关，许多祭祀都建构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地方戏剧则往往是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的演化；民间雕塑、剪纸、农民画等民间艺术创作中对神话元素的应用更是给无数人带来文化记忆和审美愉悦。如年画中早期的门神神荼、郁垒一般是凶狠丑陋的面目，借以恐吓外来的妖风邪气，后来对门神的审美也逐渐变得艺术化，无论是秦叔宝、尉迟恭，还是关羽、赵云、福禄财神、金童玉女等，其形象变得或威武雄壮或和蔼可亲，增加了赏心悦目的审美情趣。神话的娱乐功能也非常明显。神话在生产力不太发达的时期，一般会带有明显的神圣性，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神话传承与讲述的语境随之发生变化，一些原本神圣的神话形象会变得人性化和生活化，一些与神话有关的民俗事件也会成为民众娱乐的载体。

　　此外，神话资源在增强民众文化自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每一个地区或民族的神话资源都会带有明显的乡土特色，也往往凝聚着民众的文化自豪与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反过来又会激励民众进一步传播弘扬，进而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文化自信也必然会成为民间文化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会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神话激励人心，传递正能量，引导民众更好地融入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

　　三、借助神话资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方法与措施

　　乡村文化振兴的方法与措施是多方面的，如各级管理部门的文化政策扶持、乡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土文化教育开展等，最根本的方法是科学分析、因地制宜，做到在传承中创新。

　　首先，乡村文化振兴中要注重对神话资源的科学分析与因势利导。神话资源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积淀的文化遗产，只有在文化实践与实际应用中才能发挥出遗产的价值。这些文化遗产的产生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其实用性与适用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就像一个人继承了一座古老的房产，如果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就会带来各种不适，因此需要认真考察、鉴别、分析，对金银珠宝可以毫不犹豫地拿来使用，对于发霉变质的诸物则应该果断抛弃，这样才能创造出美好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7]一些乡村民众有时会对某些神话资源产生较为固定的接受习惯，对一些现象熟视无睹甚至不加思考或习以为常，这就需要我们找准问题，认真辨识，积极寻找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一些农村流行的结婚时闹新房习俗，如果从神话资源的历史记忆中寻找原因，就会发现这一习俗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抢婚”，如果其过度追求娱乐性与感官刺激，就会变成一种消极落后的陈规陋习，所以对神话资源的科学分析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利用神话资源之前，需要地方管理部门、文化传承者、研究人员以及当地群众联动，做好神话资源的普查，强化分类与价值分析，根据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因地制宜进行科学引导，并把乡村文化发展与乡村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正如有研究者考察民间祭祀活动时所提出的，“在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官方举办的公祭活动正逐步地从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典礼，转变成为以服务社会为主旨的现代化节日，担负着促进地方文化建设、培养当代市民精神、构建城市人文空间的重要功能。”[18]这种关于城乡文化互动的综合考虑也不无道理。

　　其次，注重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内涵发掘与合理运用。神话的产生与流传会积淀相应的文化内涵。神话被称之为“神话”，其实并不完全是关于神的话语，而是人借助于“神”说的“人话”，这些具有神圣色彩的话语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其中包含了人类长期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传递着人类集体智慧。神话之所以在民间流传不衰，是因为大多数神话的内容都蕴涵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如勤劳勇敢、集体主义、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等，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和愿意接受的；如神话中对中华民族文化祖先的塑造，通过神话叙事把勤于建功立业、勇于拼搏斗争、敢于实现梦想的丰功伟绩附着于文化祖先身上，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激发国家和民族对自身历史的自豪感，也能激发后人继承祖先优秀精神而更加奋发有为。

　　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合理运用，则需要审时度势因地而异，不能为了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利益盲目效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滥用或编造神话资源，要在科学考察分析自身传统神话资源的基础上，以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为目标，要着眼于客观实际和村落经济发展诉求，在文化振兴中巧借神话资源，让这些资源由原来的自发传承形态或零散无序状态变成一种文化自觉，充分发挥神话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文化功能，多维度服务于乡村文化建设。

　　再次，注重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神话的价值需要与当今文化实践相结合。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神话传承的选择性与发展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明确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9]这段话指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具体方式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具体实施保障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所以，只有按照这一科学逻辑，才能保证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正确应用。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春节，许多环节与礼仪都有相应的神话叙事做支撑，以其中的“拜年”为例，如果仅仅将其看作敬神敬老、人性互动的个体行为，就会降低其社会意义。如果从神话叙事中寻找拜年的本意，则会发现，神话中的“拜年”源于众人齐心协力战胜凶恶的怪物“年”后，群体之间相互祝贺平安。从这一意义上看，拜年是可以打破个体、家庭这个狭隘界定的，所以有的地方春节期间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拜年活动，政府部门向当地民众拜年，各乡镇村寨组织花车、表演队向政府及周边村寨拜年等。各种蕴含着神话资源的社火表演、民间文艺等通过拜年活动得以呈现，这种形式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又是进一步激活民众的创造力，推进传统文化传承的有效手段，为培育和谐的干群关系、村寨关系创设了良好条件。

　　神话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可以应用在神话景观建设与文化旅游方面。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展示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而神话资源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向游客展示当地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出于对古老神话资源的关注或文化认同，人们往往会对那些与神话有关的名胜古迹或风物景观产生兴趣，乐于关注神话背后的故事、人物以及隐含的文化信仰或文化精神，一些神话人物因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寓意，成为乡村文化旅游中的观光亮点。目前通过神话资源开发乡村文化景观及文化旅游的成功案例很多，甚至有些城市在有限空间内，将神话资源的景观开发作为城市文化的点睛之笔。如位于武汉市汉阳晴川阁与武汉长江大桥之间的长江江滩大禹神话雕塑群，有学者分析其意义时提出，“大禹神话雕塑的当代转化是激活地方记忆，以时间、空间、艺术等维度所建构的叙事伦理，创新发掘神话资源在空间规划中国家意志与民间英雄同构的公共表达能力”[20]。这对乡村神话资源的双创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不无启发。

　　此外，神话资源的平台建设也是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方法。当今世界，信息新技术与大数据传播已成为人们捕捉文化热点的常态，许多文化现象借助于数据平台，抖音、快手等快捷的信息媒体，得到更全面系统和立体化的呈现，这有助于更多人更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进而有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