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往往会形成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对于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龙”就是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共同文化记忆，龙图腾可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文化符号和标识。

　　龙图腾源于中华民族古老文明

　　所谓“图腾”，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最早强调的某特定群体与“图腾物”之间存在一种血缘关系，由于这种血缘而使图腾物与这个群体的名称、文化认同、习俗等密切结合。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物也逐渐由“血缘关系”的表达演变为“文化关系”的阐释，因此后世所说的图腾往往与人们的身份表达联系起来，有时也会把“图腾”与“崇拜”相提并论，其本质反映的是一种文化情感。

　　图腾有动物、植物，也有无生命物。古人为了表达图腾的特征与存在，往往会通过神话传说对图腾物进行艺术化的表述。例如，人与龙的婚姻或女子感龙而繁衍后代，也是表达龙图腾的一种常见方式。

　　关于龙图腾的产生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人们把龙图腾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的综合体的说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闻一多认为龙图腾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并在《伏羲考》中提出“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显然，龙图腾产生的基础应该与中华早期的蛇图腾崇拜有关，无论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随着蛇图腾集团吞并与融合其他许多氏族、部落，将蛇图腾扩展演变为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图腾的社会化规律，这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龙图腾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建构。

　　有些神话传说也试图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龙图腾的产生作出描述。如有则题为《八大酋长比武》的神话叙述，轩辕氏被推举为盟长后，把七大部落酋长邀来，并把八个部落的图腾旗帜融合兼并。轩辕氏提出，以蛇为主体，以鱼鳞为蛇鳞，以鱼尾为蛇尾，再加上马头、鹿角、鹰爪，组成一个新的图腾，叫作“龙”。《龙凤传说》神话解释说，黄帝打败蚩尤后平定中原，统一了三大部落和72个小部落，黄帝根据各部落献的图腾创造了新的图腾“龙”。《天帝颛顼》神话中则说，颛顼在“绝天地通”之后，把各部族的图腾合并为一个新的图腾，称作“龙”。

　　毫无疑问，龙图腾的选择与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一方面“龙”之所以被奉为图腾，有个重要前提就是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和能力，值得尊崇；另一方面，当“龙”成为强大群体的统一的图腾名称之后，要经过群体的长期文化积淀来实现对它的崇拜与认同，使之最终成为一种神圣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某种具体物一旦成为图腾，其自然属性就逐渐淡化，而抽象出来的神圣性则会不断加强。

　　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来源丰富多彩

　　中华多民族龙图腾崇拜来源丰富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古老文献或民间叙事中，许多中华民族文化祖先的产生与体征往往被描述成与“龙”有关，形成了传统文化中的龙图腾印记。

　　盘古作为开天辟地的大神，也是被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文化祖先，与“龙”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释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引《三王历》记载“盘古龙身人首”；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南宋罗泌《路史》引《地理坤鉴》记载“盘古龙首人身”；流传于浙江省东阳市的神话《盘古王开天》中说，盘古长着鸡的头，龙的身体；流传于福建省永春县的神话《盘古分天地》中说，盘古是一个长着龙头蛇尾的男子汉；等等。

　　按时间逻辑，排在盘古之后的家喻户晓的文化祖先伏羲、女娲与“龙”关系不必多说，从中国许多地区出土的不同时代的画像石、木刻、帛画中可足见其蛇体、龙身的文化共识。

　　接下来看神农、炎帝与“龙（蛇）”的关系。《列子》中描述神农氏“蛇身人面”。《玉函山房辑佚书》记载神农“人面龙颜”。流传于湖北省随州市的神话《烈山神农》中说“妇女安登梦龙生神农”。流传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神话《神农吃茶》中说，神农的身像龙，长个牛脑壳。流传于山西省长治市的神话《炎帝与“三黎”的故事》中说，炎帝人身牛首，人面龙颜。这些描述虽说有细微差别，但足以说明神农与“龙”的关系。

　　至于黄帝与“龙”的渊源更彰显出悠久的文化传统。《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黄帝之民，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西汉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轩辕，黄龙体”。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记载黄帝“龙颜，有圣德”。明代陶宗仪《说郛》记载轩辕“龙身而人头”。流传于河南新密市的神话《三帝下凡》中说，黄帝生下来身似龙体，手足像龙爪。流传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的神话史诗《黑暗传》中说黄帝“四面龙颜天生成”。

　　神话传说叙事中作为炎黄后裔的尧、舜、禹，同样承继了古老的龙图腾基因。如关于唐尧，郭世谦在《古史传说考》中引用考古发现提出“陶寺六座大墓中共出土了四个彩绘龙盘为尧的部落图腾”。关于虞舜，春秋、战国时代史官编纂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记载“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这里的“大虹”具有龙的象征。关于夏禹，《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死，其尸三年不腐，用吴刀将其腹剖开，生黄龙，即大禹”。

　　正如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提出的“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团族”。段宝林在探讨“龙”、龙图腾与龙的传人文章中认为，“历史记载、考古事实等都证明，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人祖伏羲、女娲，到炎帝神龙氏、黄帝轩辕氏，直至夏禹一族均为龙图腾——龙之传人”。甚至后世许多帝王的产生也建构出与“龙”的联系，如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媪孕生汉高祖刘邦时的情形是“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为了表达刘邦是龙的传人而把其出生归因于其母感应蛟龙。后世中龙被人们尊崇，成为一种身份或权力的象征。

　　许多少数民族的古老神话传说和多种文化传统也同样把“龙”作为本民族的重要图腾。如苗族、瑶族、畲族广泛流传的盘瓠神话，不仅把祖先盘瓠描述成“龙犬”“龙麟”，并且还传说盘瓠与高辛帝喾的三公主联姻繁衍后代，在血缘关系上与“龙”联系在一起。过竹在《苗族神话研究》中认为，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龙”，有龙公龙母、龙子龙孙之说。傣族神话《姐等贺的混等王》中说，龙女产的蛋生出的男孩长大后成为勐卯的君主，故以“龙”为图腾。李缵绪在《白族的龙神话和“本主”神话》一文中提出“龙是白族的原始图腾”。三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撰的《三穗县民族志》中认为“侗族以龙蛇为图腾”。再如壮族神话《龙母》中与阿南结婚繁衍人类的龙女、德昂族神话《龙女人祖》中作为人类祖先的龙女、彝族神话《祭龙的根由》中的造出人类的“龙”、藏族神话《九龙山的传说》中的“龙生九子”，这些记载都表明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普遍性。

　　中华龙图腾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古老华夏文明中的“龙图腾”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识。从本质上讲，中国各民族对“龙”的接受与认同源于对中华文化祖先的龙图腾信仰以及“龙”文化建构。

　　中华民族文化祖先都带有“龙”的特征，这些文化传说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与龙图腾的构建与表达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吉、儇、依是也”，把流传的许多姓氏都纳入黄帝文化体系，时至今日许多少数民族改称汉姓也认同了这种传统。《论语·颜渊》记载春秋时期的孔子曾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展现出当时对多民族融合关系的高度关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不仅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圣贤明君作为黄帝子孙，还把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国也列为黄帝之后，同时把匈奴、闽越等蛮夷也列为黄帝苗裔，这说明汉代时官方已把古代各民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民族谱系中，秦汉时期“黄帝子孙”等称谓已出现并得到认同。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历代传承中，因为黄帝等文化祖先以“龙”作为文化标识，“龙”与“文化祖先”在文化符号上具有可以互换的特点，所以中华民族有时又称为“龙的传人”。

　　许多民族民间叙事与文化记忆认同龙图腾，并宣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主要是由于华夏族（炎黄集团）形成之时，确定了以“龙”为图腾的族源标志所导致的客观现象。这从后世的史书方志中也可略见一斑，如《晋书》记载“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辽史·世表》曰“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清光绪年间《土默特志》记载“夫土默特，内蒙古之一旗也。相传蒙古为黄帝远裔”等，由此导致的广大少数民族在认同黄帝的龙图腾时，许多少数民族不仅把盘古、伏羲、女娲、炎黄等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祖先融入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叙事中，而且在本民族文化祖先塑造方面也极大地体现出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内在关系，其叙事往往与“龙”或龙图腾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不仅如此，许多民族还把龙图腾符号应用到日常生产生活与民间习俗中，延伸出很多与“龙”有关的民间文化现象，表达出对“龙”形象的认可和热爱。诸如侗族的山羊古称“龙羊”，云南大理彝族因竹崇拜而称之为“龙竹”，四川阿坝羌族每年六月二十三祭龙王。广西防城港京族祭祀时首先拜请海龙王，青海互助县土族供奉四龙王，云南省施甸布朗族崇拜祭祀木龙公主。还有许多民族的龙节、龙会、接龙、舞龙，以及有关龙的雕刻、剪纸、绘画、龙灯、龙舟等，都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有关龙图腾、龙崇拜的共同文化记忆与牢固的文化认同。这也从古老文化记忆与现实文化实践中，印证了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客观事实。

 

原文首刊于《中国民族教育》2023年第6期。